所谓乱世出英雄，东汉末年至整个三国时期的这一段乱世，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而且各个阶层都有。从横扫天下的帝王，到走街串巷的医生，名垂青史的人物一抓一大把，几乎每一个在这个时代有出镜率的人物，在后来的历史中都会被演义成一段传说。直到今天，说起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即使是对历史不熟悉的朋友，也可以如数家珍。
但是，如果要问西方人，特别是那些对西方中世纪的苦难有深切了解的人，谁是这一段时期让他们印象最深的人物，也许他们会不约而同地说出一个答案：张仲景。
说起医生，特别是东汉末年到三国的医生，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莫过于华佗先生了。正史中的记载，外加野史中的八卦，让这位老人家成了历代中国人公认的神医，甚至成了形容医生医术高明的代名词。但是，若纯粹以医学成就论，知名度不如华佗的张仲景丝毫不在华佗之下，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医学成就已经超越了国界，拯救了西方的人类。在中国的历史书中，身为医生的他有一个前无古人的崇高称号——医圣。
之所以有此地位，原因只有一个：比起华佗药到病除、可治百病的神话，张仲景是一个事实，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攻克鼠疫的人。
张仲景，生于公元150年的东汉时代，在那个年代里，医生是个低贱的职业。张仲景出身不差，他的家族是世代官宦大族，到他这一代虽然中落了，可依然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张宗汉在东汉做过地方官，张仲景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按照他父亲的设想，张仲景应当刻苦读书，将来谋个一官半职，光耀门庭。可张仲景的人生理想却“跑偏”了，他最感兴趣的书是医书，最大的愿望是做个好医生。
说起张仲景这个选择，现代人都说他很伟大，但封建社会的史家们却多认为他匪夷所思，一个上流社会的子弟，非要去做身份低微的医生，放在谁身上都是奇闻。按照很多史料的说法，张仲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家中藏书中读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典故，对扁鹊非常佩服，做医生的愿望从此开始萌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甚至差点儿因此丧命，幸亏他生活的南阳郡有一个名医张伯祖，经他的诊治，才算把小张仲景从鬼门关上给拉了回来。痊愈之后的张仲景，从十一岁开始跟随张伯祖学医，历经数年终成大器。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记录在张仲景后来的著作《伤寒杂病论》中，他在序言里说，自己家族中有十分之七的人都死于这种叫伤寒的病，而他所生活的南阳郡在东汉时期更是伤寒瘟疫的重灾区。从小到大，他耳闻目睹了这种疾病带来的灾难，也因此萌生了战胜这种灾难的愿望。
说到伤寒，后人既熟悉又陌生，也有人把这种病简单地说成感冒。但是在近两千年前的东汉，伤寒是一种意味着死亡的不治之症，在欧洲，它有一个更恐怖的名字——黑死病。伤寒并非起源于中原地区，而是来自北方蒙古草原，在西医里，它又被称为草原鼠疫病，简称鼠疫。说到这种疾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千年的历史中不胜枚举，比如在中世纪西方大规模的鼠疫灾难中，整个西欧死亡了四分之三的人口。
鼠疫传入中原起于西汉和匈奴帝国的战争，这种发于北方草原的疾病因为持续的战争被带入了中原汉地。早期的中医对这种疾病是束手无策的，所以从西汉武帝时代开始，这种疾病就周而复始地在中原地区爆发，每当有战争、饥荒、地震等灾害出现的时候，这种疾病更会大规模地爆发。根据现代许多地质学家的研究，公元2世纪左右的中国正处于地质活动活跃期，其结果就是从东汉中期开始，地震频发。而根据我们了解的地震知识，每次大规模的地震灾害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瘟疫，鼠疫就是其中的主角。如此一来，整个中华民族都遭受了巨大的厄运。仅仅以人口论，西汉中期，中国人口曾达到了创纪录的六千万人，但是在此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人口一直没有恢复到这个数字，直到举世闻名的唐朝开元盛世，才真正打破了这个纪录。人类文明中毁于瘟疫的不在少数，而鼠疫的破坏力也一次次加剧。
基于以上原因，张仲景开始了自己的学医之路。张伯祖是个非常称职的老师，不但教他医术，更常年带他在外行医。张仲景本人也勤于学习，医术进步很快。当时张仲景的一个同乡就断定他身上没有官宦之气，外加他才思敏捷，思虑周密，只要静下心来研究医术，必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医生。事实也正是如此，二十出头的时候，张仲景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张伯祖让他独自行医，根据病人的评价，张仲景此时的医术水平已经追上了他的恩师。
但从没想过做官的张仲景，在学医的关键时期却不得不暂时放下医学去做官了。其压力主要来自张仲景的家庭。张家世代为官，张仲景的几个兄弟死于疾病，张仲景的父亲希望张仲景入朝为官。在父亲的反复训导下，张仲景为了孝道，最终屈从于家族的压力。东汉灵帝在位的时候，张仲景参加了孝廉考试。根据东汉的制度，被举孝廉的人都有官做，但需要参加考试来考核能力。张仲景的考试成绩不差，因此成了长沙太守。可张仲景却把太守做成了医生，他到长沙之后，除了忙碌公务之外，其他时间就是研究医术和看病。那时的长沙属于烟瘴之地，即疾病多发的地区，经济落后、瘟疫横行。张仲景到长沙后，当地接连发生瘟疫，张仲景主动配药，并在衙门门口熬好药汤，免费分发给老百姓。到了后来，他干脆在当地的衙门里坐堂，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当地的百姓都可以到衙门求医。这种行医方法，也让他有了个“坐堂医生”的绰号。
张仲景医术的精进正是在他任职长沙太守期间，他认识了许多当地的名医，对能够帮助自己的名医，他都虚心求教。比如当地著名的神医“王神仙”，在治疗毒疮上颇有建树，他就不顾路途遥远，跑到其居住的襄阳去求教。进入公元3世纪后，北方的内战越演越烈，张仲景的官当不成了，就开始撰写自己医学生涯里最重要的著作——《伤寒杂病论》。这是他通过几十年行医的经验总结出的治疗伤寒疾病的办法，在整个中医历史中，这是第一部真正找到攻克伤寒疾病方法的书。
这套书的写作地点是岭南地区，辞官以后的张仲景长期生活在这里。中原的战火当时并没有波及岭南，这也让他有了比较稳定的写作环境。后来，他又完成了《辨伤寒》十卷。他一生著作甚多，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对伤寒疾病的研究，连后来挣扎在黑死病中的欧洲也受益匪浅。欧洲最早的治疗黑死病的方法，就是从到过中国的阿拉伯人翻译的《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学到的。欧洲学者李约瑟曾赞叹说：“他是一个拯救了欧洲命运的人。”
张仲景在其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中，首创辨证论治临床诊疗体系，这是中医学的一次伟大的划时代变革，对后世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张仲景是传统中医学的奠基人。
当代医家以及史学家在论及张仲景对祖国医学这一重大贡献时，总是强调这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给人以水到渠成之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时代背景和张仲景的个人因素。但每个人都不能脱离时代而孤立存在，正所谓时代孕育伟人。张仲景所处的时代对其著作的创作既有有利的方面，又有不利的方面。
首先，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医学发展很快，名家辈出，战国时的扁鹊，西汉时的淳于意，与张仲景同时代的华佗，都可谓妙手回春之士。众多的名医为中医学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黄帝内经》的问世也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粗具规模。与此同时，中医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段、药物种类都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这一切都为张仲景创作《伤寒杂病论》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
其次，东汉儒学的发展与士人的特征也对其影响较大。西汉儒学以今文经学为主，其治经的主旨是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到了东汉，古文经学逐渐抬头，强调考据、训诂，讲究严格的推理过程。这种学术流派的变化为学术研究从随意向严谨过渡提供了条件，而这种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是自然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与西汉的儒士相比，东汉的儒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汉儒士重学问、轻品德，追求功名利禄；东汉的儒士则崇尚节义，忠君爱民，这直接影响了士人的政治表现。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所言“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再者，张仲景所处地区社会条件的相对优越，是其功成名就的必备条件。南阳郡是光武帝刘秀的龙兴之地，在东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郡治宛城是东汉三都之一，又是工商业的五都之一。张衡的《南都赋》形象地表现出了宛城和南阳郡的繁华。
最后，东汉儒学分为两派：北学以郑玄为代表，以深芜著称；南学则以司马徽、宋忠以及其学生李仁、尹默、王肃为代表，是以约简见长。南学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较紧密，不但有利于政治变革，还有利于士人投身其他学科，学习他技。如李仁除了儒学之外，“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荆州治学特点秉承南学，这也是影响张仲景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提到的都是有利于张仲景治学的条件，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的不利方面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汉末战乱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南阳郡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就成为董卓、孙坚、袁术、刘表四大军阀争夺的对象，遭到战乱的极大破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这一地区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环境必将大大影响张仲景对医学的研究工作。
其二，在社会思想领域，东汉时期神秘主义大为泛滥，春秋战国时发展的理性主义精神在此时备受冲击。汉末政治黑暗、社会经济崩溃，人们的思想空虚无助，此时各种神秘主义思想纷纷出现：儒学开始了宗教化的过程，道家思想结合阴阳家思想和民间巫术形成原始道教，西汉末传入的佛教也颇为盛行，求仙、拜佛、信巫、占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社会思潮直接冲击了医学实践。首先，由于天命论的影响，对相术和占卜的迷信使人们得病后“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最终不治。其次，是原始道教的流行对医学的冲击，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盛行，前者“施丹符、圣水”，后者“事鬼”“人道病，蛰三省”“有病自首其过”，这些治病方法直接影响医学的实践和发展。《三国志·方技传》仅华佗一人为医生，而其他多为术士，如朱建平相术、周宣解梦、管辂卜筮，陈寿在书中称这些人“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这种社会思潮的逆转对张仲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创建有直接的不利影响。
其三，张仲景的医学研究还受制于当时较低的自然科学水平。秦汉时的科技比之后世还较为落后，在缺乏完善的科学手段、系统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完整的生物学体系的条件下，张仲景必须用医学理论的完善来弥补诊断和治疗手段的不足，巧妙运用药物协同配伍弥补单味药物的原始性。这一切都必须在今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进行。
其四，受当时医家门户之见的约束，两汉学风最重师承、门派，如《五经》治学共分十四家，每家皆有家规、学风乃至严格的师承，向别家学习和创新往往被看作对师门的背叛。医家的分派虽不可考，但从张仲景“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的感叹来看，医学的状况与儒学相差无几。因此，张仲景进行创新，以及“博采众方”都肯定会受到限制。
历代医家多以医见业，以医闻名，张仲景则不然，从流传下来的只言片语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他除了医术高明，还是一位以才闻名的士人。他有着完整的仕宦经历，担任的也不是太医令一类与医学有关的官员，而是侍中、太守一类的中央和地方高官。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在医学家中可谓绝无仅有。
张仲景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他批评那些医德小修、医风不正的医生，说“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侯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这些论述上承秦汉，下启晋唐，成为祖国医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张仲景的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而他的理论，在后世被不断完善，虽然伤寒疾病在魏晋南北朝时仍然是中国的大害，但在张仲景的努力下，这种疾病的死亡率越来越低了。到了隋唐时期，中医已经有了完整的治疗办法，中国的人口直线上升，后来的大唐盛世也因此受益颇深。
张仲景过世的时间，后来的史家说法很多，有说是公元215年的，也有说是公元219年的。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以祀之。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还有清代石刻医圣祠（公元1727年），医圣张仲景故里（公元1900年）。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明清以后屡次被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得比较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