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民的学是上不了了，家里就他妈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撑不下去的，回学校拿了书本就回来了。自从他和他妈两人逃难来草滩子讨生活，杨二起早贪黑没一天闲过，如今他死了，留给没任何血缘儿子的不仅是两间破房子，还有放羊的工作，还有整个甘水河草滩子的牵绊，家里娘俩相依为命，虽然同样需要在这片土地累死累活，土里刨食，但杨新民知道到底与之前是不同的。他真正的在杨二死的那一天得到了草滩子的认可，他就是草滩子的人，就像文件盖了章戳了印一样板上钉钉。他继承了杨二在草滩子不多的一切，可这些就是故乡，就是他能抓住的一切。他和他妈不再是依附于杨二生活的寄生虫了，是草滩子的一份子，杨新民骨子里流淌着裕固的血，可他一点都不希望自己像个游牧民族一样逐水而居，他更希望自己是棵植物，是棵坚韧的沙枣树，从此扎下根在草滩子好好活下去。
杨新民接过杨二的衣钵，身着和杨二一样老羊皮袄子，拄着棍子，开始放羊了。草滩子上的男人大都高高壮壮，脸上被祁连山的风吹的黑黑的，颧骨上还带着高原红，沙砾般的粗糙更添加了西北汉子的味道。这些男人体格大多都很好，好到能跟牛都摔跤的那种，但杨新民不是，他常年在滩上放羊但身板依旧薄弱，面皮晒得发黑但丝毫透不出红润来。他上过学，虽然只是初中，但心里能藏事所以有些沉默寡言，不像同龄的小伙子那样没心没肺的开朗。他常年放羊，肠子跟羊肠子似的又细又长，弯弯曲曲，心思也多了起来，知道很多话是不必说出来的，索性便更少说话了，让一切能烂在肚子里的都烂下去。
生活的磨难总是无穷尽的，仅贫苦这一件事就已经让生病的老娘险些丢掉性命，更遑论艰苦的放牧生活，都已经在黄瘦的少年脸皮上种上了模具一样的表情，那张黑漆漆的脸上总挂着一些恓惶，也说不上苦相，看着有些严肃和抑郁，但人还算机灵有些巧劲儿，有些活就得他来。
比如这抓羊，遇到安稳老实的羊还好，遇到烈性子羊，头上犄角顶来顶去蹦来蹦去，别说抓不到，就是抓到了也很难捆起来“下剪子”。但十几岁的杨新民就很会抓羊。所以场子里难抓的羊都喊他。“新民娃来抓羊！”这时就见杨新民磨磨蹭蹭滑到羊圈旁边，脸上非但没有骄傲自豪，反而更收敛自己的情绪，简直就是面无表情。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不乐意，其实他心里很得意但又要压制住，不要喜形于色。这就是人说他木兮兮的一部分原因。
场里人抓羊，先要把羊围堵到羊圈的一角，以防羊只受惊乱窜，然后瞅准要抓的羊，动作要快出其不意抓住羊的后腿拖着就走。但旁人这种常规抓法只能对付性格一般的羊，遇上“贞节烈羊”根本搞不定，场里另一个一米八三的大个子小伙子李喜还被羊羝了，半个月没下床。后来李喜下了床专门跑去问杨新民如何对付难缠的羊，杨新民不喜不骄，淡淡地说“就那样抓呀。”后来再问，他还是那样说，于是李喜不再追问，转而暗自悄悄琢磨杨新民抓羊的巧法子，经过观察和总结总算发现了：
杨新民也用同样的方法抓羊，但他靠近羊就是比别人轻，那种轻巧不是蹑手蹑脚的那种轻，是脚上力下得就轻巧，但又走的不快不慢还稳当。等到抓羊的时候呢，他的手又比别人都快都准；等抓到了羊后腿，他就狠狠拽羊一把，这一拽把暴脾气羊吓一跳，等羊老实了再拖着走，你瞧着他力道总是在紧箍着羊呢，但你又能感觉到那种紧里面彷佛带着呵护，怕伤了羊似的。确实就是那样抓呀，可这巧劲儿怎么形容呢，确实无法向外人道哉。李喜还发现杨新民的手可真大，以他那个一米七的个头竟然长了双匹配一米八几的手，李喜原以为这杨新民有些乖张，甚至因为他的沉默和别别扭扭的性格，多少有些瞧不起他，通过这几次看他抓羊后，再瞧见他慢慢竟有些顺眼了。
到了1975年的时候，草滩子组建了马场管理局，正是需要农工和场工的时候，杨新民在村里王老汉的推荐下当了场工，从此，他仍在草滩子放羊，连带着还要放马，但不再是他一个人，好几个青壮年和他一起，轮流着，不那么孤单也不那么累了。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拿工资了，这对杨新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
很快，草滩子马场的人就发现，除了抓羊，杨新民剪羊毛也是一绝，又轻柔又快速，给羊按摩似的就把羊毛都剪了，还不会伤着羊。这件本事，在草滩子马场简直众人交口陈赞。此外杨新民拆解羊也是一个好手，一把锋利的小刀，经过杨新民的手上上下下忙活，很快就皮是皮，骨是骨，肉是肉。别人喊他去家里帮忙，他不殷勤也不推辞，就那样平平静静地干了就走，人要留他吃饭，也不推辞端起碗就吃，人不留他，他也不恼，下次叫他找个理由慢些去，但也不至于不去，这一切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架势，瞧着竟有些仙风道骨。因为杨新民还上过学，字写得好，算盘打得也溜，慢慢的他在草滩子上的威信也竖起来了，连带着他不爱说话，倒显得他心有城府，谨慎小心。
自从他老子死了之后，他当了家，渐渐地人们也不再“驴”“驴”叫他，都叫他“新民娃”，可去了的那人，却成了他心头上的一根刺，扎的他生疼，他早已不在意那人曾说过些刺伤他少年自尊心的话了，但心里还是疼。他还没学会如何跟他老子好好相处，就已然没了机会。他也常在夜里长叹，好好的人，怎么就学不会跟家里人好好说话呢，为什么有些爱意敬意表达的那么拙劣，最可恶的是有时候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要表达。
他的亲生阿爸早已经被年幼的他忘在山上了，他几乎记不得阿爸的面目，一闭眼，都是在春暖雪地刚化了一半的牧场上，他和他阿妈，两个人颤颤巍巍地走着，饿的前胸贴后背。是那个拄着赶羊棍子的男人，穿着脏兮兮的羊皮袄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询问了几句，他妈会说一点汉话，那个男人问清了大概的名堂，便领着他们到了那个黑黢黢的土胚房里，给他们娘俩一人一个黑面馒头，烧了一壶热水，滚烫的水沏到一个破了口的大碗里，又沏了一搪瓷缸子，碗和搪瓷缸子里都放了一块发黄的冰糖，这是他所有的吃饭喝水的家伙事了，也是他家许久不来客，唯一能拿得出手来的东西了，都交代给了叫花子娘俩。
到后来，该让他的继子好好干活减轻负担的时候了，他却送他去上学，一供竟供到初中，如果他不死，他还想把他供着上大学不可，虽然杨新民一回家他就撵着他干活、言语里都是老子辛辛苦苦送你上学，你个不学好的“驴”娃，但到了周日晚上要去县里读书的时候了，他却催着自己的妈烙饼，装衣服，从皮袄子里摸摸索索地掏出几张票子，蘸上口水点了又点，心里不知盘算了几回家当，末了匀出几张给了杨新民，那是车票、一周的饭钱、零用，那也是他能给这个继子所有的东西了。
他阿爸，阿妈，他只是在心里这样叫，汉族叫爹和妈，杨二不喜欢家里出现一切跟汉族格格不入的东西，所以他们娘俩在家从来都说汉话，吃汉族的食物，渐渐地就习惯了，直到现在他才知道那样做是对的，只有融入草滩子，他们才能在草滩子根扎下去活下来。
1976年的春夜，月亮细如勾，草滩子陷入一片漆黑的混沌，场里的马都撤下来关在棚里，杨新民要例行去检查一番，顺便添夜草。睡眼惺忪的他摸黑走向马棚，马槽的位置，他闭着眼睛都能找过去。迷糊中他却听见马棚里窸窸窣窣的不知是什么动静，莫不是有人要偷马？不会这么大胆吧，莫不是又有人捡马槽里的麦秆子抖落在最下面的麦粒，但这在场里是不允许的，杨新民暗骂道，他决定抓住这个人。
杨新民弯下腰蹑手蹑从侧面靠近马棚，想看个究竟，却就着月光依稀瞧见椽子上刚挂上去一个人。定睛看去，脚是脚，腿是腿，正在扑腾，马棚里昏黄的灯光正簌簌地摇晃在那人的脸上，“是余家娃！”16岁的新民娃的心砰砰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他嗓子瞬间就干了，想扭头回家找人，但家里只躺着他那病歪歪的老母亲。他心一横，毕竟救人要紧，赶紧跑过去抱下挣扎着的余又年。
余又年嘴里低低的嗷叫着，像一头要被绑去宰掉的牲畜，手脚挣扎不断。杨新民按住他，余又年竟然哭了。这让杨新民有些不知所措，就放开他坐在一边，一声不吭。
看余又年渐渐镇静下来不哭了，杨新民起身潦草的往马槽塞了些草，“老哥，你咋哩社，我还以为有人偷马。放心吧，今天的事我不往外说，你要是有困难就找我，我没忘，上次我老子快不行的时候你帮我找过刘大夫来瞧病。你余家娃是个好人，可不能想不开啊。”
余又年又抽抽搭搭哭了，杨新民觉得这人也忒没出息了，有啥过不去的呢，何至于死呢。
杨新民不知道要跟这个大他几岁的余又年说些什么，但又不敢走开，他知道一个人要想死那是很容易的，用镰刀抹脖子、就是头撞到马槽也会死，不过这个余家娃用了上吊这一招，肯定是怕疼，听老人说上吊是最不疼的一种死法，城里的读书人不怕死但是怕疼，杨新民心里一边嘲笑余家娃，一边又有些羡慕他的矜贵。
余又年抽噎着终于开口了“我爹妈死了。”杨新民听了心里一阵堵得慌，忙问“啊？咋了啊？”
余又年哽咽着讲了经过，队里怕他出事叫人看着他，他晚上趁旁人睡了就想跟了父母去。
杨新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沉默很久，问余又年“你知道，为啥有人叫我杨驴不？”不等余又年开口，他自顾说下去“因为我跟我老子干架，别人就说我驴，不孝。但其实我原先也不是场里的人，我死掉的杨家老子也不是我亲爹。我是山上的裕固牧民，我才三四岁，家里人得了麻风病被撵上山，死的就剩我和我妈。后来从山上逃下来要饭，我妈才又跟了杨家。我老子总嫌弃我妈饭做的不可口、家里收拾不亮堂，理由多着呢，反正就老动手，然后我就跟我老子打。这不就是驴么，但是我知道我不驴，我亲爹长啥样我没印象，我就把杨家老子当亲爹。他收留我们娘俩，给我们吃穿，送我上学，我感激他，听他的话，好好干活不添麻烦，但是他打我妈我就受不了。后来他也死了，你也知道肺痨治不好，又没钱买药，受了罪了他，到最后血都咳出来，要是能换，我愿意让我得痨病。”
余又年屏住气息听着没有说话，旁边的马儿嘶鸣了几声，又自顾地踢踢脚卧倒了。
杨新民突然想起什么，轻轻拿胳膊肘子碰着余又年的胳膊说，“痨病多难受啊，我老子就生生地挨着，他难受得受不了才吃止疼药，我妈早年要饭也落下病，有时候胃里难受也想吃止疼药，我老子就抠搜不想给，我妈疼的受不了就骂他，骂到他烦了，从贴身的衣服里拿出装药的纸包包，取出一片药，咬下来半个给我妈递过去，我妈还没来得及接，他又心疼了，从那半个药片上，又掰一半给我妈。”杨新民一边说一边比划，余又年试图从自己的悲痛中，分出一丝丝为杨新民难受。
余又年历来知道底层人的穷苦触目惊心，可他们的悲痛却很少抵达伤痛的内核，那里是精神的所在，所以他们不管怎么苦熬，并不会轻易被这些苦难击倒。而他自己的家，向来不会为自身的贫苦发愁，可他们的精神所遭受到的摧残，却远远比穷苦人的病痛和贫贱所来的更重，所以心灵受苦的人，悲痛到了极点，最好的解脱不过是撒手就去了，很少有这样苟且着，像草滩子暴风雪中的牛马一样，拼命的活着，只要能活下去就是一切。尽管杨新民的话没有说开，也并不能理解他父母的选择，但他明白杨新民的意思，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个瘦弱的少年已经竭力想宽自己的心，让自己好受些。
杨新民看余又年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反倒是他自己，不用搜肠刮肚，却打开了话匣子，他索性继续说道“你看看那些逃荒的人脸都是绿的，还有饿死在路上的，我跟我妈之前要饭就是那样的。你城里人，文化又好，说不定哪天让你回家投奔个亲戚，好日子还等着你，就我守着我妈，我都觉得日子能过好，最起码能一天吃饱就是好日子。”
余又年抽抽搭搭不说话，过了会儿春夜湿漉漉的厉风卷起更多寒冷送到马棚来。余又年一哆嗦，不禁挪挪地方，拢着膝盖坐在马槽边上的草堆边，杨新民看他还知道找个软和挡风的地方坐，就知道他不想死了。拍了拍身上的麦草，道了别就走了。
余又年自己待在马棚里，风一吹起来，就没完没了的打着口哨，又哀伤又放肆，他不禁又哭了几场，想到自己尚且还没有尽孝，双亲就走了，正可谓“子欲养而亲不待”，还他的思绪一搭没一搭的四处游荡，最后就转到杨新民身上了，余又年对杨新民有点儿印象，虽然他们场里几个年轻的人没事经常在一起闲谈取乐，但因为杨新民并不常出现，他对他有印象还是因为一次打架的事。
有一次，同个场里的王老汉从草滩子农场宿舍种菜的田埂上走过去，余又年正跟几个年轻人在墙根端着碗吃午饭，那几个年轻人中，有一个叫张辉的看见了，他侧着脑袋说，“你这王老汉，我在这地埂子边上种了做鞋蓖麻，给我踩了，你老婆给我纳鞋呢吗？”王老汉自然来了气，捡起一块土旮旯扔过去：“什么王老汉你老婆，你个没大没小的东西，我王老汉是你叫的吗？你大妈给你纳的鞋底子还少哇，你个没心没肺的狗娃儿，都给我脱下来还过来。”
张辉不输嘴，“那我还给你搬过多少东西，城里给你带过几回药你自己说，今个踩了我种的东西，怎么着，还不让人说是吧！”
这时候王老汉还没说话呢，同行的杨新民扑过去，拿起墙缝里插着的铲子，大步流星过去把张辉在地埂边上种的东西全部乱翻一遍，嘴里骂，“嘴上没个把门的，谁个知道你种了蓖麻子还是舍利子，天天的就你事情多！”
“哎，你这新民娃跟你有啥关系，有你啥事？你掺合上想打架吗！”
年轻气盛的杨新民听了这话，也没吭气，立马丢下铲子跑去要跟张辉撕打，被旁边一起吃饭的人给拦住了，张辉灰溜溜的讪笑着，在一旁踢踢脚，也不再说什么。
再后来这张辉未曾在言语上对王老汉有一丝丝不敬，只是这张辉见着杨新民也不说话了。别人给张辉支招，“你这么壮，去把新民娃撂翻打他一顿解解气。”
张辉说“我怕这个别扭货跟我拼命，不值当。”
余又年对杨新民的印象也就到此为止了，他们虽在一个场里，但不在一个队里，本来也交集很少。余又年在马棚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天蒙蒙亮，他就回宿舍去了，他在马棚上吊的事也没听人说起过，可见杨新民并未拿这事当成一桩可笑可说的谈资。没过几年，他倒真的苦尽甘来，家里平了反，他就回到城里，又考上大学，他的人生算是从此回归坦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