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时我在芝加哥美国律师协会当编辑，但最大心愿是当一名小说家。我经常在早上6点钟就起床写作，晚上往往与朋友聊天到一半就突然站起来告辞，说灵感来了，得赶回家去写下来。
10月里的某一天，我与一位同事商量在万圣节前夕化装成什么样子。
“要是我扮成作家，胸前吊个打字机，你感到怎么样？”我问，“我可以像卖糖果的女孩那样一边走一边叫：想要个短篇或长篇小说吗？”
当然，我从没那样做过。
但这个想法让我萌发了另一个想法：街头卖文，在大街上应顾客要求当场编写小说。此想法看似荒谬，可是我觉得，在街上写的小说可能比在书桌前所写的更能直接地感动读者。就算不成功，至少能给我的孙子留下一桩趣闻。
我开始在自己所属的写作人团体里征询意见。“诸位，感到如何？”我看了一下四周问道，像条要人安抚的狗。
“晤，丹”，有一位朋友说，“有点怪。”
可我不介意，因为我想要的就是标新立异。
于是在1983年4月24日，那是个星期日，我带了一台1953年制造、13公斤重的打字机与一把大班椅，来到芝加哥市密歇根大街，冒着强风开张了。我把打字机放在大腿上，打字机的机背贴了个告示：“即席写小说，一分钟完成。”我向每一个过路人兜揽生意。
此举看上去似有点做心理学试验的味道。有些人嘲笑道：“真是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也有些人一脸同情的神色、也许心里在想：“准是个没饭吃的穷诗人！”有位女士甚至问我是不是想把打字机卖掉。我可一点都没泄气。
终于有对男女走了过来。“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那女的说，“但不管你卖的是什么，我要一个。”
那男的面露古怪笑容，接口说：“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东西。”我问了他们的姓名（以及几个近乎探听隐私的问题），就开始写了，把标题定为“非常特别”。
我低头打字，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路人向我聚拢，又听到背后传来阵阵低语和笑声。等我终于从打字机上拉出那页纸，抬头一看，周围竟有25人。
“读出来听听！’有几个人大声喊道。我读了，他们居然鼓起掌来。就在那一刻，我人生的路向转变了。我不知道前景怎样，但看得出这一招是行得通的。
随后我又写了一个故事，然后又一个。周围聚了一群人并没有把我吓倒，反而激励了我。就像是到了截稿最后限期，他们催逼着我写、写、写。我的生活自此起了很大变化。白天我是美国律师协会温文尔雅的编辑，晚上就成为写即席小说的人，为了文学与小费而奋力拼搏。
在那第一个夏天，我真担心自己会变成愚蠢的怪人：“丹·赫利，编故事机。扔给他一个字，他转眼间就能吐出一篇故事来。”我也害怕自己会很快就感到厌烦。然而17年过去了，我已编了无数个故事，仍兴致勃勃。
那个夏天以后，我全心全意投身于这样的小说创作。我到处去写：在大街上，在火车站内，在百货公司里，在商品展上，在酒吧里，在律师界的聚会上。
时间长了，光顾我的人逐渐多起来。他们信赖我，把私事告诉我，我则给他们故事。所有故事都不相同，内容有些是真实的。
每次我打出第一个字以前，都会给我的顾客别的东西：我双倍的关注。我仔细聆听他们的故事，观察他们的表情。
到今天，找我写故事的人已超过2．5万。我从第一天起每个故事都留复本，现在这些薄薄的复本堆起来有将近一米半高。这些复本的纸有白色的、绿色的、粉红色的、蓝色的与黄色的，色彩缤纷，记载着人生的喜怒哀乐。
我的行为尽管难免有怪异之嫌，但我总认为这样做另有一种更重要的意义：我们大家为自己编的人生故事往往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归根结底，对我们每个人一生来说，自己就是作家——编写自己人生故事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