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吾人生谈
前言
由于工作原因，我时常四处旅行，在外期间往往读不到报纸。回到家里，面对一摊旧报，又懒得逐一翻阅，有时错过了重大新闻，自己却浑然不知。
此次《ALL读物》[1]编辑部带来三份手记；三起事件之中，有两起恰巧发生在旅行期间，我都不得而知。其中一起据说曾在《社会之窗》[2]播出，既然电台采访过，先前应该也上过报纸。
编辑部最初的意思，是要连载时事评论，主要依据罪犯的手记，在当月热点中挑几件有代表性的来谈。可我将这几篇手记读完，却感到一片茫然，不知如何处理。确实，手记是当事人的记录；每个当事人固然有其独一无二的特质，但当事人的手记却未必如此。任何人做下的事情，自然带有其本人的个性因素，但未必能在手记中体现出来。手记不能体现个性，那便毫无意义。至于这几篇手记，对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算是记录了一星半点；不同当事人的性格轮廓、家庭轮廓，从中或许也能推测一二。但我总感觉，一味分析轮廓没什么意义，工作做得很辛苦，提不起干劲。一旦丧失了动笔的欲望，每天只有无所事事，望着截稿日徒然兴叹，倍感重任在肩，浑浑噩噩，苦不堪言。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问题是选错了素材。我若要理出头绪，必须得了解更多信息；信息不足也无妨，至少得让我感受到当事人的内在本质，就算只有一处也好。当事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当然超不出自身的知识水平。我所能做的，也仅仅是从我的角度出发，对故事形成一种新的理解。问题是，当事人的由衷之言我接触不到，因此实在难以下笔。比如说那个杀了人妖的少年，假如我和他见面，亲耳听他讲述，就算口述的内容与手记一致，从中得到的信息量也会大有不同。现如今只有一篇手记，不可能听到真实的声音。甚至连手记本身的真实性，也未必能够确定。犯人遭到逮捕之际，或许是审讯案情的最佳时机，却未必适合自述心境。拿这篇杀死人妖的手记来说，假如对作案事实的描述更加细致具体，同时对离家出走前的争吵也详加记叙，那么我就能够从中把握少年的个性。每个当事人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可惜手记不过是流水账，我也只能凭空推测了。如此一来，不管案件本身多么光怪陆离，只要描述仅限于心理轮廓，手记再多也不过是纸上加纸。当初欣然接下这份工作，是敝人考虑不周。
综合上述诸多因素，从下个月起，我就不用罪犯的手记了。税务局员工殴打妇女的那篇倒还有点意思，可惜只是一面之词，颇伤脑筋。这种情况，不仅当事双方的手记，连证人的手记也必不可少。毕竟犯罪内容不好处理，下个月起，我准备搞一点简单的题材：比如个人或团体之间产生纠纷，各执一词，我兼听双方说辞，然后就其中的时代特性、社会百态及人心偏向，独具一格地加以指摘，展开批判。近来佐藤春夫[3]、河盛好藏[4]两位先生文坛鏖战（《文学界》[5]二、三月号），两位之手记皆非易得，不想此时竟一并置于案上。此事作为素材，原本再合适不过，可惜大作太长，篇幅上不允许；况且我也不敢私自登载，否则两位的笔锋，下次便要朝向我了；至于去掉手记，那便破坏了一贯体例，因此也不可行。可见人生之事，十有八九难如意。两位先生的手记大作，自然算得上独一无二，而社会上一般的手记，则难有此种水准。更何况所谓国家、政党、公司的说辞，往往朦胧隐晦，神鬼莫测；下个月评论“团体”之纠纷，说不定是个更加考虑不周的决定，愈要陷入麻烦了。我决定：麻烦的事件一概不取，专挑软柿子捏。另外，所谓“听取纠纷，展开批判”，话是这么说，但我无意为人启蒙。本文说到底，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项消遣，能为您展示一种观点，供您打发时间，那便足矣。至于私人生活、闲言碎语之类，则恕敬谢不敏。
少年杀死人妖的故事
佐藤幸三（十六岁）的手记
我杀了那个男的。他是个混蛋，说自己是女人，把我彻底蒙在鼓里。一开始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但当时头脑发热，没能冷静下来看个清楚。
我跟他去了公寓，看见房间里挂着男式西装，就感觉有些蹊跷，但还是没反应过来，直到和他上了床……现在想来真是太蠢了。所以当我认清他的真面目时，猛地一下火气就上头了。他可收了我一千日元，我哪能咽下这口气。
但我当时并不是真的要杀他，只是气昏了头，这才假装上厕所，去走廊打开折叠刀，一下子捅在了他身上。刀刃入肉的感觉从手上传来，那人尖声怪叫，呻吟着倒在了地上。我抱起房间里的上衣和裤子，翻窗就跑，跑着跑着，才发现裤子拿错了。
又跑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来，裤子口袋里有一枚奖牌，刻着我的名字。完了！留下了证据，跑也是白搭。于是，我下定决心去投案自首。
那天晚上，其实我离家出走了。我在家里一直很孤独。六口人过日子：父母、二哥、二嫂、三哥和我，大哥在战争中去世了。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战争期间，我家被疏散到神奈川县高座郡，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同龄女孩，和她很要好。我对她一片真心，回到东京后也时常想念；去年八月，我瞒着家人去找她，却发现她全家已经搬走了。从那以后，我做什么都无精打采。母亲有些担心，就对我说：“虽然你年纪还小，但看你那么喜欢，还是找到她，成全了你俩吧。”
但是我三哥却说：“我还没结婚呢，他才十六。”那时他快二十岁了。然后父亲也跟着反对。
不只是这件事，我和家人吵架是常态。真正关心我的只有母亲。离家出走的那天早晨，我也和父亲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于是就给母亲留了遗书。我很久之前就考虑过出走，那天终于下定决心付诸实践。反正到哪儿都能活，死了也没关系。
我带上了当月学费和过年零花钱两千五百日元，把去年年底买的防身用折叠刀也装进了口袋里，下午三点左右，离开了家。途中我在新宿下车，心想反正是临死之人，就去看了场电影，题目叫《女贼与判官》[6]。出了电影院，我买了一包和平[7]，味道不好。
我在新宿站西口附近发呆闲逛，有个青年过来搭话道：“我这儿有好姑娘，来玩玩不？”
我想在死前尝一尝女人的滋味儿，结果他带来的，就是那个男人。
这篇手记的情节，或许能扩充为一则童话。少年以嫖娼作为黄泉路上的饯行礼，还有人妖登场，作为童话虽有失污秽，但似乎也带点斯特林堡[8]的气质。
十六岁的少年，避难时曾与一个村里的女孩结为玩伴，那时两人大概都不到十岁。后来少年忘不了女孩，重回故地，却发现对方早已搬走，故而失望至极。
直到此处，都可以称为至纯的精神世界，好似塞根先生的山羊[9]怀着《青梅竹马》[10]的恋情。母亲见少年失望煎熬，心想不如成全了两人，却遭到年已二十的兄长反对，父亲也站在兄长一边。
十六岁结婚有些操之过急，可谓是大众常识；父亲按常识行事，实属合理。然而母亲却视常识为无物，所谓“既然煎熬，不如成全”云云，正是身为人母盲目溺爱的真情流露，再加上双亲之间的分歧、争论，足以上演一出净琉璃[11]的重头戏。
童话与净琉璃中的少年与家人争吵一番，离家出走，剧情便陡转直下，出现了污秽的嫖娼，一气进入了现代风格。出走也好，自杀也罢，总之是一场惨淡的旅程，带一把防身用的折叠刀，也并非无法理解。自杀却要带刀防身，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此时自杀他杀已别无二致。在此万事惨淡，伤痛欲绝之际，悲凄之情难以自抑，自杀的想法、出走的念头，在脑海中与剪径山贼、妖魔鬼怪混为一体，再难析离。人心一旦被悲伤占据，就无暇一一分辨不安、苦痛等负面情绪。十六岁少年的心理，也绝非简单的白纸一张。
有一点很奇怪：少年虽表现出自杀的念头，却不强调刀具是自杀所用，只说是防身用品。这或许出于孩子的率真诚实，当然也有其他解释：比如他害怕被怀疑有意携刀杀人，而自杀的性质又与杀人近似，便索性说是防身用品；又比如近年来Adorm[12]才是自杀的代名词，当下的年轻人或许想不到，折叠刀也能用来自杀。随后剧情便发展到了被皮条客搭话一节。此处虽属污秽，却仍然若隐若现着童话色彩，多多少少有些风花雪月的诗意。
从前，女孩子离家出走，车站前边、大街两侧，总是候着一批心术不正之徒，花言巧语上前搭话，最后把女孩拐卖掉；至于皮条客招呼男孩子，却是鲜有耳闻。现如今，那类场所早已没有大人小孩之分。且不说主动踏访花街柳巷的情况，小孩子只是正常地走在闹市，也会被皮条客叫住。这批现代派的皮条客与流莺，拉客只认钱袋子，可谓深具务实精神。更何况流莺之中，不到十六岁的也不乏其人。
如今的少年，只在家里是少年，一旦来到街上，成人之门便会向他打开，门后的一切完全属于成人。父亲只知公司、家里两点一线，孩子却会看看电影，喝喝茶，走在父亲所不知道的繁华闹市，或许更有机会亲身见识到那扇成人之门。不过，少年亦有少年情怀，其自成体系的道德观念中，本就有一份洁身自好；就算可疑人物站在旁边招手，也不会贸然踏入成人之门。杀死人妖的这一个，那天迈入大门似乎也是头一次。为人父母有一点切须谨记：孩子比你们想象的更加稳重。喝醉了酒，就去了一趟闹市街，便着了可疑人物的道儿，以致遗患无穷，后悔莫及——此类惨剧，在父母身上极易上演；孩子却要意志坚定得多。
对孩子不够信任，过度怀疑，只能起到反效果。孩子会逐渐产生逆反心理：“既然你怀疑我，我就偏偏做给你看。”这是一种借口，有了借口，距离行动也就不远了。原因很简单，孩子身上具备洁身自好的自制力，同时也存在性欲与旺盛的好奇心。他们必然随时渴望挣脱自制的桎梏，但又不想背负罪恶感。如果此时受到父母的冤枉，随即吵起架来，进而自暴自弃，离家出走，那正是挣脱桎梏的最佳时机。毕竟，来自父母的压力是最强劲的缰绳。少年们的愿望被缰绳束缚着，静静地等待着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借此自然地——或是看似自然地——挣脱缰绳，转嫁过错。少年男女的情感心理，父母若不理解，只会更快地把孩子逼上歧路。下一篇的女孩就属于这种情况。孩子将过错转嫁到父母身上，父母则倚仗一句“棍棒底下出孝子”，将自己缺乏理解、愚蠢无能的事实转嫁社会大众的道德观念上。孩子找寻借口，转嫁过错，实际上自己仍为罪恶感所苦；父母却倚仗着社会公认的修身教诲，既免于世人非难，又得以逃避自责。
言归正传。少年跟着男人去了公寓，先是注意到房间里挂着男式上衣，心生疑窦；而后上了床，发现对方是男人，感到咽不下这口气，假装去厕所且在走廊上打开折叠刀，捅在了男娼身上。伴随着刀刃入肉的手感，男娼发出尖声怪叫，想要逃跑，随即又被刺了一刀，终于呻吟着倒在了地上。少年抱起上衣与裤子，越窗而逃。这一段观察与回忆的角度，电影感很强。也许他在应对不幸的犯罪时，只能回忆起电影里的手法。总而言之，唯有此处电影感极强，很显实（山际[13]语）。今时今日，教育界的第一能手、最大功臣，非电影而谁？
遗憾的是，我从未登门拜访过人妖，说来也是丢了巷谈师的脸面。不过有一次，我深夜寻访上野原始丛林[14]，暗暗瞻仰过一群人妖的尊容。总体而言，人妖的诡异之处视觉为浅，听觉为深。一眼看上去，或许认不出是男人；一旦声音入耳，便似让那污臭的脏水浇透了全身，叫人汗毛直立。人妖之诡异，声音为先，而少年却单凭视觉来观察、判断其性别。“注意到房间里挂着男式上衣，心生疑窦”，这一节也极具电影感，好像少年是以看电影的形式旁观、构建自己的现实，此外再不知其他方法。毕竟，一般电影中，不会出于声音怀疑对方的性别；电影中的角色感到怀疑，多从对话的内容入手。
因屋里挂着男式上衣而起疑，上了床才认清是男人；真要细究是何种情况下如何认清，着实是污秽不堪。《青梅竹马》《塞根先生的山羊》与净琉璃的重头戏正在上演，突然转入这样一幅明暗交织的怪诞画面，其情节融合了最为纯洁的童真与成人亦不忍直视的污秽，太过非现实、超脱常理，要我来说便是童话色彩。不过，与仙女、安达原鬼婆[15]一起造就了这个少年的，并不是弗兰肯斯坦之流，而是现实日本的一部分。此类事情，真真切切地存在于现代日本少年男女的生存现状中。他们或许无心地走在街上，那扇门却随时在他们面前打开。
被骗是女人，结果发现是男人，为此发火合情合理；假如此时默然不语，一笑置之，反倒令人脊背发凉。不过发火归发火，一怒之下拔刀捅人，却不是普通人的所作所为。即便心情悲凄激动，带着点自杀的念头离家出走，大多数人仍然做不出此等事来。
幼儿得知自己被骗，或许会立即拿起武器，意图报复；一旦上了小学，罪恶意识萌芽，绝大多数孩子都会选择自我控制；至于成年之后，认识到刑罚机制，就更不会做傻事了。会像儿童一样动辄诉诸武力的，只有“国家”这一团体。那些儿童之间相互报复的幼稚理由，在国家手里却是冠冕堂皇的宣战借口。所谓国家，实在蛮不讲理，既是一个任性撒泼的孩子，又是一伙我行我素的匪徒。
男人扮作女人，往重了说是欺骗，但在成人看来不值得发火。人妖走不上人生的阳关道，甚至连独木桥也过不了，只能躺在不妨碍他人的路旁道隅，虽云诡异，实则不过是荒诞。如果说人妖是一伙可笑的小丑，那放眼政界、官场、商界、教育界、宗教界、文坛、学界，处处都是妖异的猛虎长蛇。与人妖不同，他们对社会有着实际的危害，但你拿出千万把折刀也无济于事。比如政界有一种怪物，长了三五条舌头，实际上在那群怪物中还算小辈。少年长到十六岁，想来一定也与这类远胜人妖的怪物打过交道。他注意到了人妖，却没有注意到怪物，足见他并不聪明。
孩子对成人的世界一无所知，社会倾向于将此视为天真无邪。但无论何事，“无知”都不值得赞赏。知与行原本就是两回事。聪明人求知欲旺盛，如果又具备判断善恶的能力，且有意避免行恶，那或许是一种优点；假如只是对善恶一无所知，故而不曾行恶，那不过是头脑愚钝而已。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纯真变质，还不知变得何等老奸巨猾。纯真不可能恒久，不过是个时间早晚问题，而且其中还含有种种不确定因素。家长如果认识不到，麻痹大意，一旦孩子长大，遽然化身怪物，那也只能束手无策了。
十六岁这个年纪，理解力该赶上成人了，这个少年对人生的理解却极其肤浅，甚至有些蠢笨，似乎是千辛万苦才从电影中学到了一点人生的皮毛。举个例子，手记中有一段描写格外突兀：少年怀着灰暗的心情从电影院出来，买了一包和平，味道不好。这也是个电影式场面，使人想象到：主人公出于失恋或是什么原因，心情阴郁，吸了一口香烟，觉得烟也味道不好，便随手扔在地上。手记中必须交代的重要事情很多，他却将那些一笔带过，专注于场景描写与画面感的营造。换句话说，这个少年回顾人生的唯一形式，就是电影了。
少年虽因蠢笨而捅了人，但随着理解力、判断力与自制力不断提升，日后倒也未必会大奸大恶。他不被家人理解，从而感到悲伤孤独；遭人欺骗而发怒，却不想要欺骗他人。他是智力低下，而非心术不正。就连捅人一事本身，或许也是蠢笨所致；毕竟他只知盲目模仿，不会区分电影与现实。
不过，人类是感伤的动物：头脑蠢笨如斯，依然能体味到孤独，仍会为孤独而悲戚。少年其实享有充足的母爱，这不是人人皆有的福分，只是他身在福中不知福。不过，母亲的关爱本身，他总算认识得到，与那些误解、无视关爱的情况相比，少年还没那么扭曲；他只是更在意父亲、兄嫂等人不理解自己，进而对一切愤愤不平，撒娇使性。母亲的溺爱在少年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总而言之，少年虽然低能，却不是由于性格扭曲，核心问题在于溺爱与娇惯。不过话说回来，少年不被理解的那份伤痛，想必发自肺腑。不管幼稚，或是蠢笨，他的伤痛都会渗入每个人的心里，无所差别。或许越年轻，痛得越深切也未可知。一颗心灵若对伤痛格外敏感，称不上幸福，却也不算扭曲，可以说是诗人之心。少年杀人，只是由于蠢笨的头脑，而非出自奸邪的心灵。
至于杀人，也分各种情况。有一等人，自视正义，暗杀高官，以弘扬正道、惩奸除恶自许：这也是一种蠢笨，只是同为蠢笨的凶徒却也有不同之处。既然自居英雄，暗杀高官，说到底应是出于对政治理念的判断；此人具备成人理智，甚至有能力对理念做出判断，却选择了杀人，其蠢笨的背后，隐藏着粗暴野蛮、奸邪恶毒的本质。少年的情况则简单明了，被骗了一千日元，谈不上什么理由，其蠢笨仅仅出于年幼罢了。等他的智力再稍稍提升些，蠢笨的情况有所改善，大概就不会做出此等事了。两种人同样都好善疾恶。自居英雄者自以为是，对政见之善恶指点江山，最终靠杀人解决问题，却不顾杀人本身便是大恶，甚至自我陶醉于豪杰义举；这是地道的野蛮人，与文明人界限分明。少年憎恨的邪恶，既朴素又直接；所爱好的良善，同样质朴平常，带有市井色彩，并非野蛮人的装神弄鬼、自私自利那一套。少年的蠢笨尚有得救，只需再成长一些就好；有些人冷静地考虑杀人，甚至将杀人视为崇高，那才是真正蠢得没救。如果说自许正义算是疯狗，那想来发动战争之徒，与疯狗也必是一丘之貉。少年再长大些，智力正常发育，估计也不会再遵循幼儿理论，拿起武器伤人。我对少年寄有希望：愿你不失疾恶之心，早日长大成人。成人个个是怪物，你日后也恐难例外；只是要成为猛虎长蛇，貌似你没那份潜质。
女孩金蝉脱壳[16]的故事
山口公子（二十岁）的手记
我是在酒店上班时认识了吉米。当时他自称是外籍日裔，很直白地表示喜欢我，待我也很好。
二十年来，我生活得无忧无虑，在父母的宠溺下长大，甚至自己都能感到娇生惯养。可是，一到了恋爱结婚的年龄，父母就开始神经质起来，对我的行为唠唠叨叨、横加干涉。我之所以说服他们，到酒店上班，也是因为受不了家里沉闷的空气，想到自由的社会上去闯一闯。
我对吉米没什么爱意，但与他交往，我感觉自己终于解脱了出来。这一切都很开心。
我不会跳舞，所以两人一起玩时，也不过是在银座散散步、看场电影、吃个饭之类。
不过每晚，我都必须准时回家。家在镰仓。父亲规定了门禁时间，晚上八点。此前我一直注意遵守，但自从和吉米交往后，就开始常常晚归了。每次晚归，父亲都会狠狠骂我。我对此很不服气：即使只是看场电影，从东京回镰仓，肯定也要超过八点了。
离家出走是在九月的某日。那天晚上，我也和吉米在一起玩，想起要回家时，早就超过八点了。我当时觉得反正免不了挨骂，索性就和吉米又玩了一会儿。
到家时是十点。门虽然紧闭，但是灯亮着。我不断叫门，父母就是不给我开门。一气之下，我又回到车站上了车。至于目的地，当然只有吉米下榻的酒店了。
当晚，在酒店里，我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吉米。毕竟是那种情况下，或许也算是对父母的反抗。况且，他一直待我很好。
那之后我就没回过家。吉米之前说他是外籍日裔商人；和他同居之后，我才知道，他本名叫新佛典仪，父母在广岛居住。不过吉米很有钱，那段时间真的非常开心。想买什么就买，随时能看电影，住在酒店，一个电铃可万事无忧——简直就像美国电影。不过一月初，我们搬到雅叙园后，吉米也开始手头拮据了。
后来酒店频繁催账，于是吉米找我商量：做一回钟表商，弄点钱花花。听了他的计划，我觉得有戏，而且也确实想要钱。感觉当时的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不想抛弃之前的幸福生活。
我按照吉米的吩咐，二十三日那天，在八洲酒店与都商会的人见了面，拿到了六十六万日元。从酒店后门逃脱时，我的心怦怦直跳。吉米等在那里，一见到我就说：“去买件新衣服，然后到太阳酒店先躲几天，避避风头。”我照他说的做了，去酒店把钱藏了起来，躲在房间里一整天没敢出来。当时我特别胆怯、心慌，想早点见到吉米；结果来的不是吉米，而是警察。一开始我还虚张声势，对警察态度很强硬；可是冷静下来，就发现确实是自己做了错事。不管父母会怎么骂我，现在我就是想回家。今后我打算重新做人，找份英语家庭教师之类的工作。只是吉米，我感觉自己可能离不开他了……
这个故事可概括为：女儿离家出走，愚昧父母推波助澜却不自知。女儿在东京工作，让她保证每晚八点回镰仓，那不现实。真有那么担心，最好给女儿脖子上拴一条铁链，牵在身边养。看个电影，那是人之常情；而且女儿既然已经自立，当然会谈恋爱，父母要心中有数，为女儿的幸福恋爱保驾护航，才是上策。即便保驾护航，孩子仍然难免犯错；此时父母若能疏导其罪恶感，使其不致重蹈覆辙，那便是孩子成长的一大进步，也算好事一桩。正如上一篇文中所讲，就算成人之门矗立在眼前，少男少女也不会贸然迈入。孩子心中自有一副洁身自好的缰绳，许多父母似乎视而不见，只知自满于严格家教，可谓自私而粗暴；直到叛逆的孩子惹出事端，他们仍坚信尽到了家长的义务，意识不到自己才是推波助澜的帮凶。
手记中的这对父母，蠢笨得难以置信。把十点回家的女儿关在门外，任凭怎么敲门就是不开——推波助澜，至此“功德圆满”。两人社会地位也不低，肚里总该有点墨水吧，真不知道都学了些什么。就算读几本分析心理的小说，也不至于对孩子的心理一无所知，况且那又花不了多少时间。那些没受过教育的工人，也能从自我反思与身边现实中学到教训，对人的心理大体有所把握；至于一些身处管理层的人物，头衔带个“长”字，手下一批员工，很难想象居然蠢笨到这步境地。
女孩子爱看电影，喜欢跳舞，热衷银座逛街，希望有人请客；这些都无可指责。也有女孩讨厌这些娱乐，喜欢做做家务，或是读书向学；不过两者相比，并无道德上的高下之分，仅仅是个人爱好的问题。如果要我选老婆，我会选爱玩儿的女人，她们在我眼里更有魅力。这事儿同样属于个人爱好，不必多加议论。
女孩多多少少渴望自由，合情合理；反倒是定下八点门禁、为叛逆推波助澜的父母，蠢笨得不可理喻。孩子一旦找到借口，得以转嫁罪恶感，心中的野马便会挣脱向善的缰绳，向着好奇心驰驱奔腾。孩子的逻辑像赌气，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是：“既然你怀疑我，我就偏让怀疑变成现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善恶两种念头，常常处于对峙的平衡状态；要打破平衡，使恶念战胜善念，并非易事，当事人也需要下定决心。不过，一旦父母过度怀疑，孩子赌气破罐破摔，平衡就瞬间被打破了。手记中的女孩也有不对的地方：即使在破罐破摔、脱了缰绳的女孩当中，仍然是悬崖勒马的情况多，坠入深渊的情况少。当然，女孩的过错与父母的蠢笨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女孩决心成为脱缰野马，剩下的全看男方了。如果男方爱她，又有能力提供比家里更快乐的生活，女孩就会与他同化。女孩一旦跟定了谁，这些都不足为奇。明知男方是诈骗惯犯，但因为他舍得花钱，宠爱自己，所以甘心被他同化——这也不能说明女孩本性邪恶，是个坏人。普通女性只能如此：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最该受千夫所指的，是那对愚昧无能、推波助澜的父母。同化之后，性格也随之改变，或暴戾恣睢，或贤淑温雅，全看男方的所作所为。手记中的男子是个诈骗犯，表面过着奢华的生活，背后却被酒店催账，于是谋划铤而走险、绝处逢生；女孩跟了他，当然会朝着他的方向变化。我在报上看到，女孩被捕后若无其事地说：“我还钱总行了吧？”习惯了天上掉钱的无本买卖，这一嘴伶牙俐齿不自觉地就会暴露出来。社会上许多普通女性，天生并没有伶牙俐齿，却具备与她相近的潜质；一旦走入同一条歧路，想必同样会长出伶牙俐齿来。若是换作真正狡猾之人，此时反倒会假装纯良；这不是什么难学的本领，连中学生也能驾轻就熟。
手记的结尾写道：
只是吉米，我感觉自己可能离不开他了……
女孩浅薄、愚蠢的本质暴露无遗。让她感到快乐的并不是吉米本人，而是吉米通过其“手段”带来的奢侈生活。吉米被捕了，就算日后出狱，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钱当然没有，诈骗也没法再搞，因此不可能再带给她快乐的生活。参照当下，思索未来，是人类固有的能力；换作智力水平正常之人，一定会思索一番：被捕后的吉米，还能像过去那样挥金如土吗？可惜她没有这份智力，又不爱动脑思索，所以我说她浅薄透顶。前些日子佐文[17]被保释了，有一张照片，拍摄了她与母亲一起，敲击天理教[18]太鼓祈祷的画面。佐文实在蠢不堪言，这份信仰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至于手记中的女孩与佐文相比，傻气亦不遑多让。她是否具备吃一堑长一智、重新扬帆起航的能力？我持怀疑态度。如果偶然碰见了好男人，也许可以搭上他的航船；要说凭自己的本身重新扬帆，恐怕不太可能。其实，只要她不去重蹈覆辙，不再转嫁罪恶感、走上歧路，那就是万幸了。当然，假如她重蹈覆辙却不后悔，那再走上一遍歧路也未尝不可。有些女子嫁为人妇，才发现遇人不淑，生活度日如年，却走投无路、束手无策，只得整日以泪洗面；至少与她们相比，这个女孩一辈子也算无怨无悔。如此看来，此类命运问题，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面临悬崖是否勒马，或许此正是命运的分岔口。也许你具备某些潜质，但未必都会开花结果。不过，就算是这个女孩，她的蠢笨仍然开拓了命运，也唤醒了与其智力程度相符的潜质。总而言之，变聪明很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聪明的极限，同时也有勉强达到极限的潜质。
税务局员工殴打妇女的故事
竹内须惠（四十四岁）的手记
我住在东京新宿区，家有四个孩子，老大十八了，丈夫是装裱师。
说起缴税，可能每家每户都一样头疼吧；不过我家对此，别有一番辛酸的经历。昭和二十四年（1949）的所得申报，我家是六万日元，税金分作两期，分别缴纳了一千三百八十九日元。结果税务局那边又通知说，所得额其实是十八万日元。我家实际收入根本没有那么多，所以就申请重新核实，最后他们做出了修正，但还是有十五万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万七千日元的滞纳金，于是去年九月初，他们查封了我家的火盆、小饭桌和屏风作为抵押。
那之后过了大约一个月，十月十三日，那天丈夫正好不在，四谷税务局派来一个年轻人，二十二三岁，还带着三个民工，开着卡车，一看就是要回收抵押品了。
那人的态度有多蛮横，简直没法描述。我家之前的门太破旧了，所以向亲戚借钱，置办了一套新玻璃门；结果那人直勾勾地盯着门看，刚进屋就来一句：“你好……赚了不少嘛。”就是那么个语气。他们很快就开始搬了，我也帮着把小饭桌搬到了门口。
但是火盆太重，我真的搬不动，只能拜托他们。由于税务局那人的态度实在太粗鲁了，我明知失礼也顾不得许多，向他们说道：“火盆确实是押给你们了，该不会连盆里的灰和炭火也要收走吧？我们穷人买个灰也不容易，还请你们把灰倒在土间[19]上。”税务局的人倒是照办了，却弄得四周尘土飞扬，我只能拿着块布，在门口不停拍打。
接着，那人在调查报告上添了一项“玻璃门四扇”，然后让我“拿印章来”。我回答道：“丈夫不在，我不能把印章给您。而且那四扇玻璃门如果拆掉，外面一眼就能看到家里，更没法防贼了。您若势必要拆，也请等我丈夫在家时再来。”最终没有把印章交给他。
那之后我进了一趟里屋，再出来时，发现他们已经拆掉了一扇玻璃门，正准备拆第二扇。我光着脚冲出去，拼命恳求他们：“这门您可千万不能拆呀！”正说着，右眼下面冷不防地重重挨了一拳。那一拳打得我头晕目眩，之后的事情已经没什么印象了。据目击者说，我挨了那一记老拳后，还被打了五六个耳光。
目击者之中，有几个是住在附近的邻居。还有一个姓村田的年轻人，当时偶然经过，因看不下去税务局的暴行，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又回来告诉我警察很快就会赶到；不过那时税务局的卡车早已扬长而去。好歹玻璃门最后是保住了。
丈夫听到孩子们的报信，大吃一惊，连忙赶回来，又立即去警局讲了详细情况；但事情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当晚，四谷税务局的一个课长和另一个人，带着当事人上门来道歉了。课长连番表示歉意：“此次是我们的工作失误，实在惭愧不已。小伙子也是农村出身，现如今这世道，要是丢了饭碗，他就真没活路了。还请您宽宏大量，放他一马。”
当时与他们交涉的是丈夫，他说：“总而言之，我们现在也在气头上，你们改日再来吧。”就请税务局的几个人回去了。结果那之后过了十多天，税务局再也没了动静。于是十月二十三日那天，丈夫与大约三十个邻居一起，找上门去讨个说法。税务局局长接见了丈夫和四名代表，却当场反口称：“本人的部下没有过错。那天晚上派去的三人，也不是去道歉，而是为了调查实情。我还想说你们妨碍执行公务呢。”回来的路上，丈夫就决定要起诉了。
有问题的恐怕不止那个打人的员工。周围邻居都经常抱怨：税务局派下来的员工多数是年轻人，常有些言行举止蛮横无理，实在看不过眼。
因此，我一定要提出抗议：身为人民公仆，本该和颜悦色，现如今做出此等事来，究竟是何道理？
这起案件，目前法院正在审理之中，据说手记的作者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因此，这篇手记的性质就与罪犯手记不同，我们不能把它视作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加以评论。不巧的是，我手头只有这个挨打妇女的手记，既不清楚打人者的说法，也没听过证人的证词。在这种情况下，偏信这一篇手记其实并不公平；不过我写本文，原本就不是为了打一场纸上官司，所谓的法律意识，我是半点儿没有。
认定“打人”是不是事实，进而判断孰是孰非——这些都不是我的工作。不过法律这个玩意儿，原本就不可靠：只要你善于钻空子，表面上功夫做足，想要不踩红线轻而易举。收音机里播过一个相关采访，但我不听收音机，详情是向别人打听得来。据那人讲，税务局一方大体主张称：我们没打人，是那个妇女先失去了理性，结果步伐不稳，踉踉跄跄，自个儿撞了上来。我又向那人询问证词的情况，结果对方记不清楚了。所以这事儿法律最后怎么判，我是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妇女称自己脸上受了重伤，连续两个星期没法出门，但这无法成为证据——因为伤已经好了，而且她也没看过医生。至于目击者的证词，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多大程度上能够视为证据？毕竟除了口头证词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其他铁证，凭我这个外行人，实在推断不出法律的天平会倾向于何种结论。
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本案的起因，在于一名税务局员工为非作歹。把外门的玻璃纳入抵押品名单，还当真动手去拆——此等做派委实让人心惊肉跳。仗势欺人，性质之恶劣远在打人之上。户主没了玻璃门，一得担心入室盗窃，二得忍受隆冬寒风；既增加心理负担，又影响身体健康。这一伙人，扣押物品如同风卷残云，却似乎只当家常便饭，丝毫不知悔改，真可谓丧尽天良，人面兽心。至于法律是否能够处罚他们？这已经不是法律的问题了。
有一等人，基于个人立场张牙舞爪，那倒姑且不论；公职人员高举着权力大旗，胡作非为，飞扬跋扈，可就成问题了。全国百姓每天的生活，要是都跟这伙人打交道，受这伙人的管理，那怎么受得了。依我看，日本人好像不适合担任公职。一名公职人员，还是普通人时未必人面兽心；一旦挂上了公职，立刻就想着作威作福，最终要在弱者面前化作虎豹豺狼，必加蹂躏而后已。军人也好，政客也罢，只要特权在手，必会性情大变。说来也是丢人，我们今天必须得认清现实：只要台上的人还握有特权，让谁上台都没用。
也许有人会想：总不至于所有税务局员工都干得出拆玻璃门的事儿。想法本身倒是合理，但未必符合实情。比如打人与否的问题，毕竟打人犯法，所以他们还知道登门道个歉。当然了，税务局后来又声称“不是去道歉”，不过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拆玻璃门在他们看来根本不是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只能认为：拆玻璃门不过是他们的正常流程、一般措施。
“不是去道歉，而是为了调查实情”，这个说法有点意思。调查的是哪方面的实情呢？就手记的叙述来看，挨打妇女一家当天并没有上门抗议。出来与三人交涉的丈夫，也说自己正在气头上，让他们改日再来；所以那天他当然不会自己跑到税务局去。
当然了，手记里还写道：丈夫把详情告诉了警察，但事情仍未得到解决。那么说，也有可能是警方给税务局打过电话。不过若是如此，应该由警方来“调查实情”，怎么会由当事双方之一前来调查呢？警方自己袖手旁观，反倒打一通电话给当事人，委任他们自行调查——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税务局究竟从何处得到消息，又来调查什么实情，着实波谲云诡，难以捉摸。
“我们没有过错，反倒是你们妨碍执行公务”，这话同样值得玩味。既然对方犯了“妨碍执行公务”这等大罪，而且“实情”也调查完毕，那么岂非应当立即查办？但从税务局的处理态度来看，这项罪行轻缓得很，只有对方找上门来，才会顺带提上一提。另外，我最为好奇的是：那个妇女究竟在哪一点上妨碍了执行公务？
打了人，还是没打，那不是关键问题。即便真如税务局所说，那个妇女先失去了理性，踉踉跄跄自己撞了上去，这才受伤；那也没什么。她失去理性再正常不过。一个妇女单独在家，突然税务局人冲进来，开始拆玻璃门——难道还不能失去理性？他们若是猛扑上去，掐住那妇女的脖子，撬她的金牙，也许还多少有点幽默；又或者冷静地拿出剃刀，三下五除二地把她剃成光头，头发卖到假发店，搞不好也能抵上四扇玻璃门的价钱。从前的平安时代，有一个农民，办婚礼买不起酒，便找庙里的和尚借了两斗；结果没来得及还，便得了病，一命归西了。和尚来到他的床前，说道：“你这厮，欠我东西没还上，想死可不成。你要是死，就变成牛吧。到我庙里来，替我干上四年活，债就当一笔勾销了。”农民无奈，只得哭着转世投胎，变成了牛，干满四年，好不容易得以超度。平安时代，和尚也是特权阶级。扯着那农民的双臂，把他押回庙里，他也未必能每天好好耕地。和尚让他转世为牛，四年里肆意使唤，债也算讨了回来，实在是有一手。
话说回来，如果实际上打了人，却硬要说没打，那被这些公职人员占领的日本已经没救了。还是把日本打个粉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