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所引发的文学“终结说”，一定意义上使得人们开始从研究对象入手对文艺学学科展开反思。两年后，因“文学泛化”所引发的文艺学学科反思，则成了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型”。相比较而言，文学终结如果从“文学消亡”的语义理解，并不是可经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泛化”了，人们向来所认为的构成文学内核的审美已然日常生活化了，文学扩散为文学性了。相对而言，这多多少少是文学理论研究者通过经验所能得到的。[1]
在“文学泛化”面前，文学理论发生了学科危机，一如赵勇所言：“面对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各种文学与泛文学现象，文学理论又逐渐丧失了其应有的阐释能力。”[2]众多学者为此积极回应，展开反思和讨论，试图找到文学理论的出路。[3]也因此，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泛化”与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发生有着紧密的关联。
第一节 “文学泛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文学泛化”的理解，主要落在两个命题上：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二是文学性蔓延。[4]但合而言之，其意是说后现代语境下的日常生活具有审美性，审美并非“特定”文艺的专利，文学性也非由文学主导，日常生活中处处飘散着审美、艺术、文学的气息，这使我们能够观察到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趋于模糊，文学与生活的鸿沟在逐渐被填平。
这里我们仅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文学泛化”现象做考察。
“日常生活审美化”最早是由陶东风先生提出的。据说，他在2000年的扬州会议上就已经谈及此一话题。[5]但就发表的文献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出现与2002年陶东风等人在《浙江社会科学》发表的一组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文章有关。这组文章包括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黄应全《多元化：克服文学理论危机的最佳抉择》、贾奋然《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悖论》、王南《再谈文艺学的“呈现”性》等。在这组文章中，陶东风首次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关联起来，并首次将它放置在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框架内予以讨论。
2003年11月，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联合《文艺研究》杂志，专门召开“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美学学科反思”讨论会。[6]这次讨论会，标志着“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个学术话题而正式出台”[7]。
此后，“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于传统文艺学研究的影响和冲击无疑成为这一时期最受关注的学术议题之一”[8]。众多会议和刊物热议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学科反思问题。不妨举其要者如下。
第一，刊物发文情况。
2003年第6期《文艺争鸣》，刊发了题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生活论话题”的一组文章，包括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朱国华《中国人也在诗意地栖居吗？——略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条件》、阎景娟《从日常生活的文艺化到文化研究》、黄应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中西不同的“美学泛化”》、魏家川《有关身体的日常语汇的审美生活分析》、陶东风等《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共8篇文章。
2004年第1期《文艺研究》，发表了以“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为题的一组文章，包括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曹卫东《认同话语与文艺学学科反思》、高小康《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等文。2004年第2期《暨南学报》，发表了题为“文艺学学科建设笔谈”的一组文章，包括童庆炳《再谈文化诗学》、刘中树《文艺学学科建设要守正纳新、守正创新》、钱中文《文艺学的合法性危机》、蒋述卓《跨学科交叉对文艺学开拓与创新的推进》、王元骧《文艺学不应回避艺术本体的研究》、曾繁仁《当代社会文化转向与文艺学学科建设》等文。2004年第4期《河北学刊》，发表了由童庆炳主持的题为“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的专题讨论文章，包括金元浦《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童庆炳《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陈太胜《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陈雪虎《文学性：现代内涵及其当代限度》等文。2004年第5期《河北学刊》，发表了赵勇《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与陶东风教授商榷》、陶东风《研究大众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两篇商榷文章。2004年第5期《人文杂志》，发表了题为“文学理论的界限”的一组文章，包括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的“越界”》、杜书瀛《艺术与生活并未合一》、李春青《我们还需不需要文学理论》、陆扬《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文。[9]2004年第6期《文学评论》，发表了“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的讨论”的专题文章，包括童庆炳的《文艺学边界三题》、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等文。2004年第3期《文艺争鸣》，发表了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等文。2004年第5期《文艺争鸣》，发表了王德胜《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先生》、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朱志荣《论日常生活的审美现象与审美本质》等文。2004年第6期《文艺争鸣》，发表了鲁枢元《价值选择与审美理念——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再思考》、赵勇《再谈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文。2004年第6期《求是学刊》，发表了名为“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的一组笔谈，包括李春青《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设》、黄卓越《从文化研究到文学研究——若干问题的再澄清》等文。
2005年1月，《中华读书报》刊发了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艺学》、陶东风《也谈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文。2005年第2期《学术月刊》，发表了题为“作为话题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及其论争”的一组文章，包括朱立元《文学的边界就是文艺学的边界》、刘凯《“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个表征》、谢勇《现代性理论预设与多元化的文艺学学科》等文。[10]
第二，会议情况。
2003年11月，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与《文艺研究》杂志社召开“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美学学科反思”研讨会。2003年12月，在暨南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文艺学学科的拓展与边界”是中心议题。[11]
2004年4月，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重点学科与《文学评论》编辑部等召开以“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回应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效果。[12]之前，2004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13]2004年5月16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文学理论边界问题”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学者们首次面对面就“日常生活审美化”展开论争。[14]2004年6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召开“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学术讨论会，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边界问题依然是会议论争的热点。[15]2004年6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研讨会上，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也被积极讨论。[16]2004年10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应对策略”研讨会上，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也是重要主题之一。[17]在2004年10月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文艺争鸣》杂志社协办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发展状况”研讨会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范式转换问题也是热点议题。[18]
2005年1月，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和《文学评论》编辑部举办“交叉与融通：文艺学学科建设2005高峰论坛”，就文艺学的边界问题展开了讨论。[19]2005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研究中心、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南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2005：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文艺学学科边界问题也是热议话题之一，其会议综述的标题亦有“文艺学的学科边界”这一语词。[20]
综观上述文献及会议[21]，可以发现，从2003年到2005年，文艺学学科聚焦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学科反思问题上，几乎使其成了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型”。正如有学人所评议的那样：“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兴起正是文艺学、美学在当今时代为应对挑战、面向现实所做出的众多转向努力中的一个代表。”[22]围绕着“日常生活审美化”，文艺学学科主要反思讨论了两大问题：其一，文艺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其二，文艺学研究的范式的问题。但说到底，这其实是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
第二节 反思：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范式
从研究对象入手对文学理论进行学科反思，直接而言，是要探讨当今文学理论能否对当前现实生活中的文艺现象做出有效的阐释，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否要做出调整，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是否要改变。[23]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能否研究和怎么研究
早在2002年刊发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中，陶东风就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应该做出调整，要高度重视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即审美、艺术、文学已经与日常生活关联密切而“泛化”成了“文化”。对此，陶东风做了很经典的描述：“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北京音乐厅、首都剧场等），深入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中。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24]为了确证这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存在，陶东风试图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做学理分析，并引用韦尔施、费瑟斯通等人的说法进行论证。但不可否认，就社会形态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毕竟是“后现代”现象。这一点，除了费瑟斯通的书名“后现代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已然表明之外，詹姆逊也曾指出：“在六十年代，即后现代的开端，发生了这样一种情况：文化扩张了，其中美学冲破了艺术品的狭窄框架，艺术的对象（即构成艺术的内容）消失在世界里了。有一个革命性的思想是这样的：世界变得审美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本身变成艺术品了，艺术也许就消失了。”[25]
日常生活审美化就学理和语境而言，更多是国外后现代文化现象，这与我们依然由现代性诉求主导的语境恐怕不和。陶东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接着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我们能体验感受到的，即使我们从价值评价上可能会不承认，但不可否认其存在的事实。他写道：“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分明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审美的泛化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当然有人把这种“泛化”视为艺术的堕落则属于价值评价的问题，它毋宁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泛化的事实）。”[26]
2003年，陶东风发表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一文。该文认为，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特别是文化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转型以及人文教育越来越与社会接轨，当今时代产生了一批与原来的人文知识分子相异的“新文化媒介人”阶层，他们的工作是把文化艺术产业化、市场化，以实现经济与商业利益。新文化媒介人“知道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媒体力量，向社会推销审美的生活方式并把它市场化。新型媒介人阶层的这种努力得到了企业的支持，也深得政府的肯定，因为以投资于身体与生活方式为核心的所谓‘文化产业’正越来越显示出自己强大的经济潜力”[27]。新文化媒介人恐怕是当今时代的成功人士。陶东风在肯定这一群体的同时，也做了批判性思考。他希望人文教育与文化产业良性互动，即新文化媒介人自身要有人文素养，同时不要丧失基本的社会担当。陶东风此文实际上告诉我们，新文化媒介人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实践者和推动力量。这其实从一个方面论证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事实存在。
然而，由于文艺学学科存在严重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并固守一套自律论的文艺学观念，这使得它在研究对象选择方面故步自封，对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如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事实存在一概拒斥甚至否认，最终导致文艺学出现了突出的问题：“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活动，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28]对此，陶东风认为，文艺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要予以调整，同时要更新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在他看来，文化研究的方法及范式是最佳选择。“导致文艺/审美活动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是艺术本身，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在这里，自律论文艺学那种局限于文艺内部的所谓‘内在研究’方法已经很难担当这个使命。我们应当大量吸收当代西方的社会文化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文艺与文化活动的变化并对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做出分析。这是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历史性出场的现实要求。”[29]看得出来，陶东风引入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是在反思文艺学学科，其直接目的是革新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乃至研究范式。
由于陶东风的研究涉及学科研究对象方法与范式的重大问题，与学术场域的调整不无关系，因此相关的学术争鸣也就可以预见。[30]
赵勇针对陶东风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进行了个案式批评。在《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与陶东风教授商榷》一文中，赵勇认为，陶东风在研究中使用西方后现代社会理论资源时未对其做适用性分析，并且缺乏价值判断。依赵勇先生之见，“从价值判断的层面上看，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命题的深层含义其实就是对现实的粉饰和装饰。它隔断了人与真正的现实的联系，并让人沉浸在一种虚假而肤浅的审美幻觉当中，误以为他所接触的现实就是真正的现实”[31]。赵勇认为，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虚假，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为它“祛魅”，并对它进行阿多诺式的批判，可陶东风先生却采取后现代的“后撤的立场与姿态”。基于此，赵勇对包括陶东风在内的一些学者所从事的文化研究进行了批判，认为存在“批判精神的下滑”“问题意识的缺席”和“价值立场的暧昧”等问题。
赵勇还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乃后现代文化景观，这与中国现实语境不符；用后现代理论分析极具现代性诉求的现实，难免会发生错位。用他的话来说：“这种研究本身既远离了中国的现实，又很容易遮蔽、忽略或遗忘掉真正的、更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也很容易使文化研究演化为一种话语游戏而脱离开它所倡导的社会实践，还很容易使文化研究获得了一种‘全球性’却丧失了它所应该具有的‘中国性’。”[32]
应该说，赵勇对陶东风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其实二人并没有根本的冲突，至多存在对知识分子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差异，并表现出各异的大众文化研究入思方式。陶东风并不是失去了批判性，一如他针对赵勇先生的批评所言：“我的立场绝对不是站在那些中产阶级、白领或新贵阶层一边，而是站在真正的‘大众’与弱势群体一边的。”[33]同时，对于消费文化，他也看出了其“中国特色”。因此，陶东风对消费文化的立场显得复杂：一方面，他肯定了消费文化在消解主流文化中表现出来的批判价值；另一方面，他又对它可能消解民众参与公共领域的政治热情这一点深表忧虑。[3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陶东风不主张那种“批判理论”的批判，是因为他要语境化地选择立场，并具体地表达批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倡导一种具体的、结合中国的实际的社会历史批判，而不是抽象的道德批判或审美批判，这与我以前的研究范式是一致的。我认为中国的消费文化并不必然是进步的也不必然是保守的。它的政治含义取决于它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35]
不管怎么说，回到文艺学学科反思的角度看，赵勇并没有否认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倡导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乃是将文学理论学科带入文化研究，对此，他表示支持和认同。他也从研究对象的方面展开了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从文学理论的体系结构方面去考察，现行的文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文学经典的阐释的基础之上的，但由于与现实的脱节，文学理论面对当今的文学与泛文学（尤其是面对大众文化）已丧失了应有的阐释能力，一旦发言，即意味着错位和扑空。所以，文学理论只有把那种面向经典的阐释模式转换为直面现实的阐释模式，进而介入大众文化的研究中，才能拓展其生长空间。”[36]这与陶东风的意见应该是一致的。换言之，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看来不是要不要研究的问题，而是怎样研究的问题。面对变化了的社会文化文学现实，文学理论学人其实都在琢磨本学科的发展走向问题。
需要提及的是，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研究，也有从美学角度切入的，其中以王德胜为代表。2003年，王德胜发表了《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一文。该文首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了一番描述：“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康德所反对的，却恰恰在以一种压倒性优势瓦解着康德所主张的：‘过度’享受的生活正在不断软化着理性主义者曾经坚强的思想神经，‘为了口味的感官而极力营造过剩和多样性’正在日益成为一种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这样一种美学现实，极为突出地表现在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视觉性表达和享乐满足上。”[37]换言之，审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并且主要以视像的生产与消费为主，而且其品质已不再是让心灵沉醉的美感而是让身体享乐的快感。王德胜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升华为一种学理，并确认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视像与快感之间形成了一致性的关系，并确立起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视像的消费与生产在使精神的美学平面化的同时，也肯定了一种新的美学话语，即非超越的、消费性的日常生活活动的美学合法性。”[38]王德胜举了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大城市的酒吧、咖啡馆、白领社区、近郊别墅小楼、各种大型展会、高档商场等一些生活中可遇到的例子来佐证这一“新的美学原则”的确是在实际运作着。
王德胜在他颇有才气的描述中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价值批判倾向，因此引发了学界质疑。
鲁枢元的《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随即针对王德胜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39]虽然鲁枢元注意到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者们是希望通过介入研究确立对此一现象的学术话语权，而不是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实辩护，但是他依然不认同已有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原因大致有五。其一，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能完全等同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是技术层面向艺术层面的过度，是精心操作向自由王国的迈进，是功利实用的劳作向本真澄明的生存之境的提升。二者的不同在于，一是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依附；一是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的升华。”[40]鲁枢元认为，现有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研究，其实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研究。其二，现有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者对于审美技术对人的操控无动于衷，甚至欢呼雀跃，而没有如西方理论家一样意识到技术进步是以对价值的颠覆为代价的。其三，现有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没有对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消费社会及其资本逻辑进行有效的揭示和必要的批判。其四，现有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没有生态维度，而日常生活审美化却会导致生态危机，这种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资源意义上的，还是人的情感、伦理等方面的。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其五，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全球化密切相关，一定意义上是全球化推动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但全球化并非铁板一块，要改变现有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者所认定的资本和技术推动的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张扬一种“与人类精神、与自然生态保持和谐的审美原则，一种‘诗性的智慧’，能够渗透到科学的领域、技术的领域、产业的领域，甚至市场的领域、资本的领域，让审美的原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时代生活中发挥指导作用、支配作用”[41]。这恐怕就是鲁枢元所认同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面对鲁枢元的批评，王德胜进行了回应。其一，关于何谓“日常生活审美化”，王德胜认为，鲁枢元基于理想的理性主义美学话语体系，把审美视为对生活的升华，反对任何形式的审美实用化、市场化，于是把当下现实出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归之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也就是将此视为对审美的亵渎。这样，他自然而然会反对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新的美学原则”。其二，关于如何充分正视“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王德胜认为，鲁枢元所判断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是成问题的，因为我们不能因为技术有负面性而完全否认它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积极价值。同时，我们不能否认人的感性权利，人的感性实现本来就是美学的基本出发点，更不能将理性与感性二元对立，并完全否认日常生活审美化所表征的人的感性欲望和感性的审美快乐诉求。而且，日常生活审美化即使目前只是一部分人的生活现实，但有可能转化为大众的现实，而目前恐怕也是大众的梦想，因此不能用阶级分析的框架限定它的存在，更不能将它视为不道德、不合法的。王德胜最后说：“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美学需要的是能够解释问题的现实的立场和态度，而不是某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自慰。否则，‘一个审美化了的生态乌托邦’，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也只能是‘一个多么脆弱与渺茫的梦幻’！”[42]
在美学学科之内进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43]，虽然与文艺学学科反思有些距离，但其实关联甚为紧密。其一，围绕着日常生活审美化展开辩论，在客观上为它被纳为文学理论研究对象有明显作用。例如，鲁枢元并没有从文艺学学科反思的角度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但就研究本身而言，他还是很认同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术研究。其二，由于文艺学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会涉及审美观问题，因此从美学角度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新的美学原则”，对于松动甚至改变文艺学研究者的审美观有一定作用，而这种松动或改变与文艺学学科反思不无关联。[44]
当然，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主要还是在文艺学学科反思的问题框架下进行的，因为就研究对象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大众文化现象，适合对它做文化研究，而当初陶东风对文艺学学科进行的反思，就是要将文学理论带入文化研究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2002年所发文章的标题“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见出。对此，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赵勇也很认同：“如果说‘日常生活审美化’指的就是这个（事实上它指的就是这个），这不是一种典型的消费文化现象吗？既然是一种消费文化或社会文化现象，用社会学的外部视角加以考察正中下怀，焉有不对之理？所以，当有的学者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或《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为题来形成问题意识，并进而确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或文化研究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尽管我不能完全同意其文中观点，但起码那个逻辑思路是顺畅的。”[45]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此后更为直接地与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关联起来了。
二、文艺学边界：能否移动和怎么移动
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是从研究对象切入文艺学学科，既而形成学科反思的，因此，讨论文艺学学科的边界问题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当然在讨论边界问题时，必定还要关联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
不可否认，是童庆炳较早从文艺学学科反思的角度回应首都师范大学学科点推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并引起学界较大关注的。[46]2003年11月，在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与《文艺研究》杂志社召开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美学学科反思”研讨会上，童庆炳就反对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纳入文艺学学科研究中。[47]2004年5月，童庆炳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主办了“文学理论边界问题”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更直接、更集中地讨论了文艺学学科的边界问题，算是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对文艺学学科的自觉反思。[48]2004年第4期《河北学刊》，发表童庆炳的《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一文。2004年第5期《人文杂志》，发表了题为“文学理论的界限”的一组文章，包括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的“越界”》一文。2004年第6期《文学评论》，刊发了名为“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的讨论”的专题文章，其中有童庆炳的《文艺学边界三题》一文。2004年第6期《江西社会科学》，刊发了童庆炳的《文学理论的边界——从当前文学图书印数谈起》一文。2005年1月，《中华读书报》发表童庆炳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一文。
综观这些文献，童庆炳的观点是，对当前文艺学学科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反思中出现的这种将文艺学研究对象置换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倾向则是值得商榷的。依其之见，文艺学越界去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没有必要，也不正当。
首先，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文学是不会终结的，因此无须为文艺学寻找所谓新的研究对象。
在童庆炳看来，“日常生活审美化”学派试图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置换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49]，这是受米勒文学“终结说”影响的结果，即认为文学要终结了，因此无须也无法研究文学了，而应越界扩容，去研究那些多多少少有点文学性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在童庆炳看来，这是多余的担心。文学虽然会随时代而变化，因媒体而改变，并可能会走向边沿化，但文学因其独特的审美场域而永远不会终结。回到现实情况看，文学作品的印数也是非常惊人的。文学还是很多人的精神食粮，它并没有在图像时代和消费社会终结，同时也有大量的文学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50]因此，没有必要担心文艺学会因文学终结而失去研究对象，同时文艺学也就没有必要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为研究对象。他写道：“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而不是什么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51]诚然，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边界可以移动，但无论怎么移动也不能离开文学，这是要守住的界限。为此之故，童庆炳一再告诫：“文学理论的边界虽然是在移动的，不断地移动的，但是随着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的移动而移动。文学总是文学。文学不可能是日常生活里的几乎一切具有一点文学性的东西。”[52]如果抛开文学去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那么这样的研究不是文艺学。
其次，日常生活审美化之审美与文学审美不可同日而语，在当前语境下不值得提倡，也不值得文艺学越界去研究。
童庆炳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虽然和文学一样也有审美，但这种审美是“感觉的评价”，是眼睛的美学，而非“感情的评价”，远非心灵的审美。这种“眼睛的美学”，不会引起人们对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反而会使人们“忘掉那些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如贫富悬殊、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城市农村的巨大差异、环境污染、贪污受贿、分配不公等）”[53]。换言之，它有可能让人们在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中忘记现实的苦难，也忘记自身的担当，在娱乐消费中沉沦，因此，对于人生和社会起不到积极的作用。同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远非当前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状况，“感觉上的悦目、悦耳的审美，对于多数人来说还不是第一位的”[54]，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值得提倡，更不足以被确立为“新的审美原则”。
最后，文学理论不能走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不是文学研究。
如果文学理论不研究文学而去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那么这样的文学理论其实不是研究文学的文学理论，而是文化研究。虽然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有所助益，如可以提供新鲜的视角，但是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总是文学，甚至可以完全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这就导致文化研究很可能不是文学研究，而是社会学、政治学研究。这显然是不可取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不研究文学的文艺学很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科。确保某一学科的独特性最为关键的是其研究对象能够与别的学科相区隔。童庆炳为此写道：“衡量一种研究是不是文艺学研究，主要是看研究的对象是否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而不必过分看重方法本身，方法是可以自由选择的。”[55]
在文学边界问题上，陶东风所持意见与童庆炳的观点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第一，对学科知识生产以什么为导向这一问题的理解存在差异。
陶东风认为，文学理论研究者所从事的知识生产与学术研究活动，当以问题为中心，而不必以既定的学科规范为导向。身处文艺学学科之内进行知识生产的陶东风不太顾及学科规训，认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不是非得要研究文学，只要能够研究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便足矣。他写道：“现实本身就是跨学科的，而人文学科的首要目的则是理解和解释正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人文科学研究者、我们知识分子不是首先想着回答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令自己难以抑制地激动的问题，而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学科边界，甚至自己的饭碗，难道不是有点不正常吗？”[56]这显然是惊世骇俗地挑战学科之举。但问题是，陶东风为什么不直接走出文艺学而免去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原因之一恐怕是陶东风试图创新文艺学学科范式，从而将它带入新境。在他看来，文艺学研究方法对于实现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目的有重要帮助，而通过学科反思，我们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会实现他所期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陶东风以霍加特、威廉斯为例，说明文学研究对于理解生活方式的复杂性和真实性有重要帮助。陶东风期待通过文艺学学科反思，实现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继而产生如《识字的用途》这样的著作，其意并不是要取消文学研究。与童庆炳一样，陶东风的目的也是生产出有效的文学理论知识，把文艺学学科建设好。
第二，对文学知识和文学理论学科范式的理解也有差异。
陶东风认为，文学、文学理论学科（包括其研究对象、方法）并不是等待人去发现的实体存在，相反地，它是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他写道：“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也好，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好，乃至于‘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的、变化的，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57]正是由于这种建构性的存在，文学观念才有其自身的历史，这是可以考证的。同时，正是由于学科建构性的永恒存在，所以某一学科即使完成了现代学科建制，但也不能保证其研究对象、方法永恒不变。鉴于此，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那种坚守审美的文学理论和局限于文本之内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天然正当合法和绝对正宗，更不可非此即彼地把其他文学理论研究视为异端。相反，当某一种文艺学范式无法有效阐释现实文学文化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它做出一定的调整。为此之故，陶东风认为文艺学应该抛弃学科成规，调整、拓展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积极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因为“只有开放文学理论才能发展文学理论”[58]。
对于文艺学边界问题的讨论，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独到的意见。比如，朱立元和张诚在梳理文学边界移动的历史后，发现文学的边界的确发生过移动，但宏观而言，则只移动了两次：第一次是由广到窄的移动，这一次的移动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特性，划分了文学的边界；第二次是由窄到广的移动，这一次移动是在守护文学特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有导致文学边界的模糊和消失。朱立元和张诚于是下结论说，自从文学定性后，虽然依旧有变动调整，但其边界是稳定的，而且在可遇见的未来这一边界都是有效的、难以突破的。为此，文艺学要坚守文学艺术的自律立场，以文学为中心而不能无限扩容。“文艺学既以文学为研究对象，那么，文学的边界也就是文艺学的边界。”[59]朱立元和张诚其实是说，文艺学要越界扩容，但要在守护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前提下越界扩容。他们的主张是：“不反对文学的扩容，但不赞成把杂七杂八非文学的文化现象胡乱地扩容进来，而主张把真正属于大众需要和欣赏的通俗文学‘扩’进文学的版图，进而扩大文艺学研究的范围。”[60]朱立元和张诚的观点，一方面是对童庆炳先生坚守文学边界的细化；另一方面又实现了陶东风、金元浦等先生的文学越界扩容，只不过其越界扩容是有度的。我们无法确认文学的审美特性是否会又何时会在未来的日子里被彻底抛弃，而当前人们尚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一定的认同度，因此现在的文艺学要研究文学，特别是要研究尚未完全受到重视的通俗文学。这倒是很中和的观点。这恐怕也是文艺学学科反思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对文艺学学科发展很有建设性和操作性的意见。
第三节 文学泛化时代的文学理论如何可能再讨论
文学理论研究对象问题十分重要，所以才能引发争鸣。童庆炳曾指出，文学边界问题“隐含了许多重大问题。比如，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时代？是后现代，还是现代，还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存？又如，当今社会流行的‘主义’是什么？是消费主义，还是求温饱‘主义’，还是消费与求温饱并存？再如，文学是否会消亡，还是已经消亡？对于费瑟斯通一类学者的舶来品，我们是拿来就用，还是要加以鉴别和批判？当我们吸收外来东西的时候，是否还要主体性？对于今天高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我们是否要加以分析？在商业大潮面前，人文知识分子是否要保持批判精神？”[61]
对于争鸣本身的重要性，早有学者发觉并做了相关反思研究。这里我们仅以李春青的研究为例。李春青以自觉的反思意识，对这一边界之争进行了多维度的解读，这恐怕也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此一问题的最深入解读。
李春青认为，边界之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事件，其背后乃是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两种研究范式的较量，因此牵涉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走向问题。[62]为此，他对讨论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挖掘。依他之见，论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存在多方面的分歧。
第一，在言说立场方面，文学理论研究模式持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精英意识，表现出一种审美中心主义的姿态，将审美与自由、人性相勾连，把维护文学的审美特征视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担当和价值理想的坚守。而文化研究模式则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已然不相信任何本质，也失去了人文激情，往往很理性地与其研究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即使批判，也是隐微书写其关于社会政治体制的具体批判。
第二，在言说者身份方面，相对而言，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偏于认同“立法者”身份，而文化研究模式则往往以“阐释者”身份自居。持前一种身份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往往以社会导师自居，试图引领文学趣味；而持后一种身份的文化研究者则以平等的姿态与他人从事“有教养的交谈”。
第三，就文学场域中的位置而言，持文学理论研究模式者在场域中占有有利位置，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资本，不甘于被文化研究模式所取代；而持文化研究模式者为了改变场域位置，另起炉灶，操新话语以获得文化资本，既而改变在场域中的位置。
第四，就常识而言，坚持文学理论模式者，因为其知识结构比较适合阐释文学，因而对新出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难以接受；主张文化研究模式者无非是对新出现的东西比较敏感，有兴趣。[63]
李春青承认这四个方面的见解非个人见解，只是理论视角下的一些说法。但这样的解读的确有助于我们看清边界之争的“真相”。这里，我们接着李春青的研究，勉为其难地再提出几点与文学边界及文学理论学科发展有关的问题予以简要讨论。
首先，对学科专业的理解问题。
在现代学科体制下，保持必要的学科界限是可取的。只有通过学科才能实现专业化。而既然需要学科，那么如果一个学科没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其存在的必要性恐怕将大打折扣。就此说来，文学理论的确要研究文学。通过研究文学，文学理论研究者具备了专门的“文学知识”，在面对文学文本时，能够说出非文学理论专业人士说不出来的“文学话语”，这当是学术研究的目的之一。如果能成为专业的文学理论家，就再合适不过了。这当是持文化研究模式者也会认同的。然而，如果把文学理论视为“意识哲学”，局限在学科专业术语里思辨，而不去关注文学在当今时代的生存处境，由此恐怕很难确证当下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从这个方面看，文学理论开放自我是有其必要性的。这种开放既包括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开放，也包括学科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开放。只有学科间的开放，才能保证知识生产的有效。事实上，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也只有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学科串联，才能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有效阐释。同时，任何学科都只有在积极回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时，才能循此介入现实，实现学科研究的目的。
文学理论学科也不例外。它在从事专业知识生产的时候无疑有开放自我的内在诉求。如果认同文学理论并非原发性的生产知识的学科[64]，那么文学理论甚至只有在这种开放中才能获得关于文学的知识。而由于今日的文学有了新变化，所以出现了学人描述过的新景观：“今天社会的审美活动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的界限和范围。从某种程度上看，今天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门类的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MTV、KTV、电视连续剧、网络游戏乃至时装、健美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中。”[65]这时，文学理论无疑是要突破既定的学科体制在研究对象选择上的惯例，对新的文学现象开放，并将其接纳为研究对象，从而实现文学理论的创新。如果文学理论上述两种意义上的开放都有需要的话，那么它自然而然地会有文化研究转型的诉求。因为文化研究有意识地突破学科体制的束缚，因而是反学科甚至后学科的智识领域。对此，金元浦写道：“文化研究本质上的多样性，呼唤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治理’——形成由不同学科切入、遵循不同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多元话语方式。因此，文化研究是多种范式指导下的各种不同的话语形成的共生并在又相互对话、相反相成的集合形态。”[66]同时，文化研究又有积极介入现实、回应生活的冲动与能力，即“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新的审美现象，这是文艺学文化转向的题中应有之义”[67]。文化研究的这两个特点，使得当前危机中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有了关联。不妨说，这正是文艺学学科反思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持文学理论模式者所要特别加以重视的。
其次，对文化研究的理解与选择问题。
就实际的情况看，文化研究至少有两种形态：一种可名之为研究文学的文化研究，另一种可名之为不研究文学的文化研究。前一种文化研究的目的是优化现代学科体制下的文学理论，这种文化研究并非不研究文学，只是对文学的理解不循规蹈矩，不承认故有的文学惯例与等级区隔，不主张仅对象性地研究文学本身，不以鉴定文学的好坏优劣为最终目的。毋宁说，它是要反思一种文学之所以如其所是的社会条件和生产机制。通过这种分析，我们一样能够达到人文学科的社会关怀效果。同时，它一改立法者身份，不再直接地抒发文学理想及彰显社会伦理规范，而是将知识生产的目标锁定在切实地阐释现实处境上，告诉人们当今时代的文学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这样的文化研究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已然市场化，并出现了重大变化，一如有学人所概括的那样：“一是文化作为精神活动开始向物质活动靠拢，物质活动的产出方式与目标结果为文化‘产业’所仿效和跟随；二是文化的消费需求被高度重视，策划营销、包装炒作等商业活动手段被引入文化实践活动中，催生了市场条件下中间行业的出现；三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虽然仍是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需求，使人们获得相应的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但是，人们对利润的追逐向往，造成了社会文化终极目标的变异。”[68]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守住原来的文学研究范式，恐怕难以奏效。此时，文学理论适当地借鉴文化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无疑是可取的。这也是持文学理论模式者所认同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实尚有另一种文化研究，它不承认现代学科体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也不拘于一格。依其之见，整个世界都是文本，都是表意实践的符号。对于研究者而言，关键是通过解读、分析这些文本符号建立与这个世界的真实联系，实现人们对身处其中的世界的自觉认知。这种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甚至反学科的，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诸如关于影视、网络、微信、酒吧、广告、时装、拍客、恶搞、御宅等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都算是这种文化研究。伯明翰文化研究代表作之一《识字的用途》即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持文学理论模式者所反对的，正是这种文化研究。然而，持文化研究模式的陶东风先生对这种文化研究却甚为认同：“秉承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批评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藩篱，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从经典文学艺术走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如酒吧、广告、时装表演、城市广场等）。这种研究进入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其研究的主旨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在于解读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69]倘若明白了文化研究的这两种形态，则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论。但问题是，后一种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是怎样的关系呢？这就牵涉到文学泛化时代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了。
最后，文学泛化时代的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
如果文学已经泛化了，已经幽灵化为文学性，那么文学理论便没有理由不发生转型，并从事文学性研究。这里我们非常认同余虹的说法：文学理论学科的危机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对象的危机，在文学边缘化而文学性中心化的语境下，调整和重建文学理论的对象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70]为此，余虹认为：“我们可以尝试跨越现代学科分类的界限，将形形色色的人类话语经验作为总体文学来设想，而不同的话语只是总体文学的特例，它们都具有文学性。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一篇社论、一条广告、一个企业的营销手册、一条新闻报道、一个理论甚至一个政治家、一个企业家、一个学术明星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这种研究不是说被研究的对象只是‘文学作品’，而是说可以对它的文学性加以研究，这种研究将有助于对其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道德的、宗教的意义之理解。”[71]从事文学性研究有助于我们的文学理论介入现实，参与到当前的社会构造中来。否则，文学理论与文学文化及社会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很难建立起来，更遑论臻于互证互释之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文艺的泛化，文学理论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对文艺的泛化，尤其是对泛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文艺/文化现象持排斥态度。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者用过去的理论观念看待新文艺/文化现象，正如谭好哲所指出的那样：“有一些文艺研究者和批评家对新的变化中的文艺创作现象缺乏审美上的敏感和理论上的把握，依然从旧有的惯常的思维定式和文艺观念出发，用老旧的话语来阐释甚至欲图规范新的现象，在理论武器的陈旧与创作实践的新锐之间形成明显的脱节和反差。”[72]这典型地体现在大众文化/大众文学的研究上。有些学人持精英的立场和故有的知识观念，因此认为新出现的大众文学/文化现象不值一顾。例如，用经典的文艺规范要求新出现的文学/文化现象，以至于对它们或置若罔闻或大加挞伐。[73]对此，李春青曾指出，由于大众文化不是在知识阶层的审美趣味的影响或引导下出现的，它完全取决于市场和新传媒的力量，因此，仅仅简单地否定无济于事，“唯一恰当的态度就是积极地介入”[74]。
二是对于文学泛化以及新出现的文艺/文化新现象、新问题，仅停留在口头关注上，而没有展开研究实践。这种口头关注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学人认为要积极关注新文艺/文化现象，并且也意识到这种新文艺/文化的新特质，但是未曾切实对这些新文艺/文化现象文本进行分析，也不切实地对这些新文艺的生产、消费机制做深入、具体的“民族志”式的研究。另一方面，有学人也在积极关注文学泛化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但是以一种立法者的身份对这种新文艺/文化现象做出批判，指责新文艺/文化现象的种种局限，并且提出理想的新文艺/文化规范，可就是没有去分析这些新文艺/文化何以如其所是，也鲜从受众的角度考察新文艺/文化接受和消费效应等重要问题，这终究是于事无补的。对此，李春青有过一段精彩的分析，我们不妨引用于此：“知识阶层安之若素的那种言说立场已经失去了物质基础，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高科技、现代传媒、文化消费需求已然悄然无息地取代了知识阶层‘立法者’的社会角色，它们成为真正的‘立法者’。经过长期启蒙精神的熏陶与文化普及而改变了精神状态的平民百姓成了新的‘立法者’的忠实拥护者，他们之间业已形成‘共谋’关系，而靠话语建构为社会立法的知识阶层实际上被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地位。对于知识阶层来说，这当然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但这还不是其悲剧性之根本所在。悲剧性的真正根源是那些精英知识阶层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种社会境遇的根本性变化，依然认同着原来的社会角色，并且苦心孤诣地进行着话语建构。”[75]与其以一种悲剧情怀去做否定性的批判，还不如改变策略，通过对这种新文艺/文化的具体分析和阐释，提出具体的意见与建议，并通过各种渠道来多多少少地对它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产生一些影响。
三是将新文艺/文化现象用作他国理论的例证，而不做切合语境的具体研究。对此，谭好哲做了很好的总结：“有一些所谓学院派研究者和批评家则热衷于以追‘新’逐‘后’的心态操练从欧美引进的新潮理论，仅仅把中国的文艺实践作为证明其演练之舶来理论的例证，实际上完全脱离了对中国文艺实践的具体分析……不能解决任何实践问题。”[76]不对文艺/文化新现象、新问题做具体研究，直接套用他国理论的做法，表面上是做了研究，有时也能说出一些惊人之语，实际上却无论如何都有生搬硬套之嫌疑。他国理论的引进终究不能替代地方性的知识生产。
诚然，面对文学泛化和借此出现的新文艺/文化现象及问题，恐怕唯有介入参与才是文学理论的正途。陶东风早已指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呼吁重新建立新的‘文学—社会’研究范式，弥补单纯的内部研究的不足。”[77]陶东风之见或已逐渐成为共识[78]，然而时至今日，如何具体地展开研究却依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问题。
注释
[1] 赵勇曾视当今文学泛化为“文学现实”，并描述道：“大众文化的勃兴首先把种种文化产品变成了泛文学的作品，它们一经出现就既改变了文学的既定结构，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与消费模式，还把许多人对文学的理解引导到了大众文化的思路当中。这不仅意味着文学的生产已规模化与批量化，而且意味着文学受众接受文学的渠道与途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见赵勇：《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载《文艺争鸣》，2004（3）。
[2] 赵勇：《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载《文艺争鸣》，2004（3）。
[3] 参见钱中文：《文艺学的合法性危机》，载《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2）。
[4] 关于文学性蔓延的描述，可参考如下文献。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载《文艺研究》，2002（6）；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载《文艺争鸣》，2003（6）；陈晓明：《文学的消失或幽灵化？》，载《东方杂志》，2003（1）。
[5] 参见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载《文艺争鸣》，2004（5）。
[6] 参见《文艺研究》2014年第1期第15页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编者按。
[7] 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6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8] 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6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9] 这组文章是2004年5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文学理论的界限”研讨会的会议论文。
[10] 其他相关文章数不胜数，亦包含以下重要文章。李春青：《在消费文化面前文艺学何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王元骧：《文艺理论中的文化主义与审美主义》，载《文艺研究》，2005（4）。
[11] 参见李亚萍、杨锏：《文艺学：危机与突破——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载《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1）。
[12] 参见贺玉高等：《“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4（4）。
[13] 参见李媛媛：《“文学理论研究中心”成立暨首届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4（2）。
[14] 参见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6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5] 参见王淑林：《文学的流散与理论的边界——“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述评》，见王杰：《东方丛刊》第4辑，桂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6] 参见李诚、阎嘉：《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走向》，载《文学评论》，2004（6）。
[17] 参见杨俊蕾、田欢：《“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应对策略”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5（3）。
[18] 参见李明彦、苏奎：《全球化语境与中国经验——“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发展状况”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艺评论》，2005（3）。
[19] 参见张晶：《“交叉与融通：文艺学学科建设2005高峰论坛”记略》，载《文学评论》，2005（3）。
[20] 参见欧阳友权、聂庆璞：《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与问题意识——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回顾与展望会议综述》，见曹顺庆：《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3辑，198～202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21] 相关会议还有一些。比如，200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南阳师范学院联合举办“文论何为”学术研讨会，会上也讨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参见张德礼、陈定家：《“文论何为”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4（6）。
[22] 杨光：《文艺学、美学新焦点：日常生活审美化》，载《中华读书报》，2003-12-17。
[23] 需要说明的是，围绕着文艺学学科反思所发生的一系列争鸣具有非常自觉的学术自主性，这里不妨以童庆炳的一段话为例证：“我和曾经是我学生的陶东风争论问题，纯属学术讨论。从我们建立起师生关系以来，我们的学术观点常有不同，讨论甚至争论是经常的。我认为这是最为正常的最模范的师生关系。我为此感到自豪。因为这表明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一心一意追求真理基础上的。如果我后面还要写文章与某些青年朋友讨论问题，也要作如是观。无端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参见童庆炳：《文学理论的边界——从当前文学图书印数谈起》，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6）。
[24]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1）。
[25] [美]詹明信、张敦敏：《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载《读书》，2002（12）。本文将詹姆逊译为詹明信。——编者注
[26]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1）。
[27] 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载《文艺争鸣》，2003（6）。
[28]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1）。
[29]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1）。
[30] 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在文艺学学科反思框架下直接批评陶东风的相关文章。
[31] 赵勇：《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与陶东风教授商榷》，载《河北学刊》，2004（5）。
[32] 赵勇：《再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陶东风先生一文的简短回应》，载《文艺争鸣》，2004（6）。
[33] 陶东风：《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载《河北学刊》，2004（5）。
[34] 参见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4）。
[35] 陶东风：《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载《河北学刊》，2004（5）。
[36] 赵勇：《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怎样做“文化研究”？——与陶东风教授商榷》，载《河北学刊》，2004（5）。
[37] 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载《文艺争鸣》，2003（6）。
[38] 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载《文艺争鸣》，2003（6）。
[39] 需要说明的是，鲁枢元该文主要针对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一文，但也涉及陶东风、金元浦。另外，鲁枢元该文标题乃刊物所取，为此他曾写信给陶东风等人致歉。参见鲁枢元：《价值选择与审美理念——关于“日常生活审美论”的再思考》，载《文艺争鸣》，2004（6）。
[40] 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载《文艺争鸣》，2004（3）。
[41] 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载《文艺争鸣》，2004（3）。
[42] 王德胜：《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载《文艺争鸣》，2004（5）。
[43]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王德胜、鲁枢元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争鸣，也并非完全在美学领域内争鸣。因为对一个牵涉到生存价值的社会文化问题的争论，很难不突破学科限制。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认为要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便不得不从原来的哲学美学、文艺美学向文化美学转型。其二，围绕王德胜“新的美学原则”的批评，尚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文献，如毛崇杰：《知识论与价值论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评“新的美学原则”》，载《文学评论》，2005（5）；朱志荣：《论日常生活的审美现象与审美本质》，载《文艺争鸣》，2004（5）；桑农：《“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中的价值问题——兼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载《文艺争鸣》，2006（3）。此后，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相关的研究文章，陈望衡、张玉能、高建平、杨春时、彭峰、刘悦笛等学人都有相关著述。
[44] 童庆炳先生在讨论文艺学学科边界的时候就提及“日常生活审美化”学派的审美观问题。依其之见，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审美是“感觉的评价”，是眼睛的美学，而非“感情的评价”，更非心灵的审美。而在中国国情下，“感觉上的悦目、悦耳的审美，对于多数人来说还不是第一位的”，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值得提倡。参见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载《文学评论》，2004（6）。
[45] 赵勇：《价值批评，何错之有？——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再思考》，载《文艺争鸣》，2006（6）。
[46] 就文献看，童庆炳主要针对的是2003年第6期《文艺争鸣》的8篇文章和2004年第1期《文艺研究》以“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为题的4篇文章。其中，8篇文章分别是：王德胜《视像与快感——我们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现实》、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新文化媒介人的兴起》、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朱国华《中国人也在诗意地栖居吗？——略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条件》、阎景娟《从日常生活的文艺化到文化研究》、黄应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中西不同的“美学泛化”》、魏家川《有关身体的日常语汇的审美生活分析》、陶东风等《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4篇文章分别是：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曹卫东《认同话语与文艺学学科反思》、高小康《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
[47] 参见贺玉高等：《“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候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4（4）。
[48] 参见陶东风、和磊：《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6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49] 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载《中华读书报》，2005-01-26。
[50] 参见童庆炳：《文学理论的边界——从当前文学图书印数谈起》，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6）。
[51] 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载《文学评论》，2004（6）。他一再强调：“文艺学的对象就是文学事实、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参见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载《中华读书报》，2005-01-26。
[52] 童庆炳：《文学理论的边界——从当前文学图书印数谈起》，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6）。
[53] 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载《文学评论》，2004（6）。
[54] 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载《文学评论》，2004（6）。
[55] 童庆炳：《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载《河北学刊》，2004（4）。对于一个学科而言，确保其与其他学科相区隔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陶东风持有不同意见：“一种研究是否属于文艺学研究并不取决于对象是否属于纯正的文学（何况‘纯正’的标准也是变化的、历史性的），而更多地取决于研究方法与研究旨趣。即使对于《诗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文学，也存在诸如天文学、医学、农学等非文学角度的研究；而对于那些审美因素、商业因素、经济因素等混合一体的对象（如广告），则可以借用文艺学的方法研究其中的审美/艺术、文化、意识形态维度（巴尔特从符号学角度对广告的研究是经典性的例子）。在我看来，后者离文艺学的研究更近一些。”参见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载《文艺研究》，2004（1）。
[56] 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载《文学评论》，2004（6）。
[57] 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载《文学评论》，2004（6）。
[58] 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载《文学评论》，2004（6）。
[59] 朱立元、张诚：《文学的边界就是文艺学的边界》，载《学术月刊》，2005（2）。
[60] 朱立元、张诚：《文学的边界就是文艺学的边界》，载《学术月刊》，2005（2）。
[61] 童庆炳：《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载《河北学刊》，2004（4）。
[62] 参见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25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3] 参见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250～2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4] 参见李春青：《谈文学理论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位置》，载《文艺争鸣》，2005（4）。
[65] 金元浦：《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载《河北学刊》，2004（4）。
[66] 金元浦：《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载《河北学刊》，2004（4）。
[67] 金元浦：《重构一种陈述——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载《文艺研究》，2005（7）。
[68] 方伟：《当代文学的市场化倾向》，载《河北学刊》，2004（2）。
[69]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载《文艺研究》，2004（1）。
[70] 参见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载《文艺研究》，2002（6）。另外，可参见余虹：《白色的文学与文学性——再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见钱中文等：《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0辑，2～7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欧阳文风：《从文学到文学性：图像时代文学研究的重心转移》，载《理论与创作》，2008（2）。
[71] 余虹：《白色的文学与文学性——再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见钱中文等：《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0辑，6～7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
[72] 谭好哲：《走向文艺理论研究的综合创新》，载《文史哲》，2003（6）。
[73] 对此，赵勇曾做了很好的分析。他认为过去的经典是印刷文化语境中的产物，而今天的文学与大众文化是电子文化或数字文化产品，因此要用适合对象本身的方式去把握对象。而且，赵勇认为，“无论从哪方面看，大众文化都成了当今主要的文学形式”，因此研究大众文化就顺理成章了。他为此写道：“文学理论有必要改变自己既成的思维方式，调整自己的僵硬姿态，把一种面向经典的阐释模式转换为直面现实的阐释模式。文学理论必须面向大众文化发言。”参见赵勇：《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载《文艺争鸣》，2004（3）。
[74] 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2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5] 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231～23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6] 谭好哲：《走向文艺理论研究的综合创新》，载《文史哲》，2003（6）。
[77] 陶东风：《文化批评的兴起及其与文学自主性的关系——兼与吴炫先生商榷》，载《山花》，2004（9）。
[78] 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人们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的评价中获得。例如，曾繁仁认为：“这场讨论已经远远超越了讨论自身具体的内容，而具有在崭新的社会与文化形势面前如何建设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文艺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参见曾繁仁、谭好哲：《当代文艺理论问题》，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