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12日，就在我二十三岁生日那天，我开着崭新的深蓝色阿尔法罗密欧跑车，经过英国高速公路至哈维奇渡口，前往柏林。从荷兰之角（Hoek van Holland）上岸，飞驰在快速道路上，直抵黑尔姆施泰特边境，通过东西德之间的“铁幕”，然后紧张地盯着穿过东德、进入西柏林的特定道路两旁的限速标志。在西柏林住了一年半以后，复于1980年1月，开车经过查理检查哨到东柏林，租了一个房间，停留了将近一年。我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写我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探讨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
根据我最近完成的两德编年史表，1978年7月至1980年1月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中包括“七大工业国”（G7）在波恩开会，卡特总统宣布对苏联进行制裁，破坏了签署第二回合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ALT Ⅱ）协定的原定日程，并威胁要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较次要的事件则包括：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当选教宗，是为约翰·保罗二世，并首度访问波兰；欧洲议会第一次直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双轨”（twin track）决议（如果苏联不愿意谈判减少核导弹，北约将在欧洲部署新核导弹）；以及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现在看来，当时是冷战期间最后的一次大规模对峙：里根对勃列日涅夫，美国巡弋导弹对苏联的长程导弹（SS20），东方阵营的波兰革命对西方阵营的和平运动。
我的日记写的则是完全不同的记录。我没有记下七大国高峰会议，倒是记下了与诗人詹姆斯·芬顿一段很长的对话，我们谈到德国文学、麦考莱爵士和新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形式的（遥远的）可能性。我没有记下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达成双轨决议的瓜德罗普高峰会议，却记下和大学本科时代的同学杰伊·雷德韦在东柏林的莫斯科餐厅午餐，还有一天晚上我们先到西柏林的“比利提斯”喝一杯，再去“福非”吃饭（真的吗？），然后又到“艾克斯·巴克斯”续摊。波兰裔教宗虽然在我的日记中写了不少，但是欧洲议会第一次直选时，我却在爱因斯坦餐厅吃早餐，逛画廊，没来得及交稿给《旁观者》（Spectator）周刊，等等。
在历史学家以严厉的笔触记录葛罗米柯的波恩之旅时，我正在法兰科尼亚，豪饮黑啤酒，参观希特勒纽伦堡大游行现场。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我正搭乘往海德堡的夜车，前往阿尔伯特·施佩尔[4]的姜饼小屋的路上。当吉米·卡特威胁要制裁苏联时，我正忙着准备派对呢。这种生活，用我的好友，路透社驻东柏林记者马克·伍德刻意的混合比喻说法，正是我在“冷战期间的热烈气氛”下的生活。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国安部对我的情报也是断片式的。除了我与“小软帽”在东柏林共度一晚的观察报告外。XX/4组（主管教会）的一个总结报告中，他们不但非常正确地指认出小软帽的身份，还提到了另外两名西柏林的联络人，英格丽（姓氏被舒尔茨女士涂黑）和亨利（姓氏同样被涂黑），以及我在西柏林的电话号码。他们还记录下我的出生地为温布雷多（Winbredow，系温布尔登[Wimbledon]之误），我在牛津念的是圣安索特（St. Ansowt's，应该是圣安东尼[St. Antony's]之误）学院，并将我的某一次波兰之旅前后挪移了三个月。他们指出，我和英国公民莫理斯（姓氏被涂黑）共同研究纳粹德国时期教会与政权之间的冲突。不过，“经证实，G.对东德的文化重要里程碑和地点、文化[原文照录]和文化人物，知之甚详，特别对包豪斯艺术学派[5]研究甚精。1979年6月，G.自称为英国《观测者》（Spekta）周刊之所谓自由撰稿者，想要写一篇有关反法西斯斗争的文章”。从《观测者》周刊来的人。
这份资料主要来自XX/4处侦察山毛榉牧师所得，以及艾福特（Erfurt）办公室的金策尔少尉在与联络人“格奥尔格”和IMV“米夏拉”会商以后写成的一份四页报告。在线民IM后面，加上字母V，代表米夏拉是国安部的最高线民，负责与敌人直接接触。金策尔少尉报告，1979年6月30日，格奥尔格博士（姓氏涂黑）住在魏玛的史洛斯某区（地名被涂黑）时，接待过一名带有英国或美国口音的访客。他自我介绍为提姆·加多艾什（Tim Gartow-Ash），一家英国周刊《观测者》的自由撰稿人。
如你所见，不难发现，涂黑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效果，因为居住在魏玛史洛斯某处的格奥尔格[某某]博士到底不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法律只准许隐匿国安部档案中无辜的第三者或被害人，并不保护密报者。我只要比对日记，就可以找出格奥尔格博士的身份，并发现国安部再度将日期搞错了。
格奥尔格博士是一名年老的犹太裔共产党员，不仅是全东德，也是全部共产党统治的欧洲地区内，最有趣的谈话对象。在我拜访他的时候，或许就已经知道他曾经当过东柏林一家日报的主编，以及一家在政府容忍范围内表演讽刺剧的餐厅酒吧主持人。或许当时我也知道在纳粹期间，他住在英国，替路透社做事。但是，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当他在英国的时候，遇见了一名女子，化名“丽丝”的爱丽丝·科曼，两人并进而结婚。爱丽丝是个奥匈犹太裔女子，个性温暖，精力充沛，曾为金姆·菲尔比的第一任妻子，有人说，她正是引领年轻的英国人菲尔比为苏联做间谍的关键人物。但是，从国安部这份报告中，我才第一次发现，格奥尔格博士自己在替路透社工作时，便已经进入苏联情报圈了。
在这种背景下，他会对我提出的说法感到怀疑，就不足为怪了。根据金策尔少尉的报告，格奥尔格很快发现，其实我并不认识桑达[姓氏涂黑]，也就是我提到建议我去和他谈谈的人物。当我问格奥尔格博士，他的英语怎么说得这么好时，他告诉我，他在英国居住多年，曾替路透社工作。“说到这里时，G.假装非常感兴趣，并问某人[名字被涂黑]是否为当时路透社的主任。G.得知答案为肯定时，高兴地叫了起来：‘想不到吧！好个巧合。钱瑟勒的儿子，现在是我的长官（Vorgesetzter）。’整个过程都是装的，因为格奥尔格博士可以感觉到，G.早已知道他曾经替路透社做过事。格奥尔格博士开始产生怀疑，并深信指使G.前来找他的，背后应该另有其人。从那以后，格奥尔格博士表现出疏远，却不至于无礼的态度。”
这一个段落具体而微地显示出，国安部的记录为何会悄悄地出现出许多微小的扭曲。例如，我绝对不会称呼友善温和的亚历山大·钱瑟勒（Alexander Chancellor），亦即当时《旁观者》周刊的主编为“长官”，因为这个词有非常明显的上下等级的含意。“长官”很可能是格奥尔格博士，或更可能是金策尔少尉的措词，因为他们才生活在每个人都有长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们竟然将这种概念套用在我身上，并且用来直接引述我说的话。万一，让我们暂时假设，这段话的内容比实际表露得要严重得多，而其解释完全取决于对这个词语的看法——这种事并非不可能；假设，我日后成为一名显赫的东德政客；有一天早晨，我醒来，发现西德的一家小报将那段话引为头条，弄成不利于我的重要新闻。转瞬间，要求辞职之声立刻四起。这时候，如果我提出抗议，说：“不，我从来没有那么说。至少，不完全是那么说的。况且，他们把日期搞错了，还有《旁观者》杂志名称，还有连我名字也拼错了……”有谁会相信我？
不过除了一些小小的扭曲和用词错误以外，那段记述大体而言是正确的。无论我当时是否已经知道格奥尔格博士在路透社的关系人，克里斯托弗·钱瑟勒（Christopher Chancellor），也就是亚历山大·钱瑟勒的父亲，《旁观者》的总经理，我可以想象自己努力地维持一段相当胶着的对话，对这桩不怎么样的巧合做出夸张的喜悦反应。我只不过想要诱导格奥尔格博士开口，轻松地多说出一些。
“当时，[格奥尔格博士的]妻子（指IMV‘米夏拉’），从厨房走了出来，”报告继续写道，“她丈夫介绍她为：‘我太太，魏玛艺廊主任。’IMV颇感意外，她以为客人只是来拜访她的丈夫的……因此，当G.立刻转换话题，开始询问该画廊所举办的包豪斯展览时，她更感到异常惊奇。G.解释他看了展览，并且非常着迷。不过，他无法理解为什么画廊没有发行任何画册。这问题的提出暗示，G.希望能够从IMV口中听到，因为文化政策的关系，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之类的话。不过IMV并没有落入陷阱，只解释说因为纸张缺乏……”
“格奥尔格博士非常愤怒G.的粗鲁，因为这时候他已经完全将[格奥尔格博士]冷落在一边静听，也不再回到原来的主题。[格奥尔格博士]起身，离开G.，随便说了一个必须要到城里办事的借口，就走了。到这时候，谈话大约已进行了四十分钟。现在，G.对IMV解释，他正在写一篇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艺术与文化生活的文章，因此，想要听听IMV的评论。他提出的问题包括：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魏玛）才举办包豪斯的展览？[6]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包豪斯的态度如何？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这个展览的观感如何？
——国际上对这个展览的观感如何？
谈话中可明显看出，G.对艺术界，尤其对包豪斯艺术流派方面，掌握了丰富的知识。”
拜会结束后，我显然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不知道为什么，他拒绝留下完整的地址”——并表示继续深谈的兴趣。“与IMV对话长达二十分钟。由是，G.大约在公寓里停留了一个小时。”
金策尔少尉觉得前述情报在许多层次上，极有“军事作业”价值。他注意到格奥尔格博士可能已引起了“敌方单位”的兴趣，因为他早期与金姆·菲尔比的关联，也因为在东德，他表现出对现有文化政策的不满，可能对“异议分子”有所同情（金策尔自己加的引号）。敌方单位，金策尔忖思道，可能有兴趣“扶植异议分子”（金策尔再度画上的引号）。因此，格奥尔格博士在担任线民的同时，自己也遭到怀疑。
而我则具有高度嫌疑，因为按照金策尔少尉的分析，我同时动用三道“幌子”来交代自己的来历：朋友的朋友，记者，东德文化生活的学习者。通常国安部只将“幌子”这个严重用语放在重要的情报搜集上，通常只有替全职干员或比较资深的兼职线民布局背景时用到，但是他们竟然将它框在我的报告中。
报告建议措施包括通知“米夏拉”和“格奥尔格”，如果我和他们再度联络，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并通知负责监视西方记者的反情报组Ⅱ/13。
报告中一些小细节有误，细节的阐释更充斥着偏执妄想。然而，国安部的确如传说中听说的，无所不在，无人不查。只因一次无心的对话，以及接下来一两次无辜的接触，他们便将我登入了中央档案，成为一名嫌犯。等我在西柏林住了十八个月，准备要越境进入东柏林时，他们已可以将所有相关信息凑合起来，写成一篇综合报告。他们与我的接触、我在西柏林的地址与电话号码、我的车、我的发色、身高（档案副本已将“米夏拉”估计的1.65米至1.7米更正为1.8米），连我似乎不抽烟的事，都被写进报告了。
不过，他们没提到的资料同样惊人。例如，报告中没有提起我曾经在柏林替BBC（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广播过，或者我替《旁观者》撰写的有关东德报道，其中包括一篇以爱德华·马斯顿的笔名写的赞扬东德最著名的异议分子罗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的文章。另外，有一年圣诞节，我到德累斯顿和朋友一起度假，以及其他的几次旅行，也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对于我在西柏林的生活所知甚少。即使如此，那些部分涂黑的名字、地址与电话号码，也足够打开记忆的大门，把我送回到日记中。
我一从英国抵达柏林，便驱车前往一名老太太的公寓。这名老太太名叫乌苏拉·冯·克罗西克，是出版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也就是同名的小说家的侄子——介绍我认识的。小格雷厄姆·格林的父亲，休·格林，1930年代曾在柏林担任《每日电讯报》的驻外记者，在被纳粹强制出境前，认识了乌苏拉。乌苏拉白发苍苍，但腰杆挺直，终身未婚，在在体现普鲁士贵族女性的风范，但是，她个性温暖，不矫揉造作，不拘于传统。她那昂头一甩头发的习惯动作，仍令人联想到五十年前，她在波茨坦严厉的寄宿学校中逃学游玩的淘气模样。她大半辈子居住在柏林，甚至还记得大萧条时期，一群艳装华服的人，如何在布莱希特的《三便士歌剧》首演后，涌出剧院，经过造船厂时，看见两边站着的都是失业者、战争受伤者等真实生活中的乞丐的模样。她的许多朋友都曾参与了反抗希特勒的运动，但是她的叔父，卢茨·什未林·冯·克罗西克（Lutz Schwerin von Krosigk）却是希特勒的财政部长。她还记得纳粹夺权时，发动暴民在一夜之间打破所有犹太人商店玻璃的“水晶之夜”后，有一天和他一起开车到他乡间别墅，街上到处仍可看见犹太人的店面被砸以后的残骸遗物、玻璃碎片。“一路上，我们不发一语。”
乌苏拉居住在安静而富裕的维尔默斯多夫区巴黎街上一栋19世纪公寓的四楼。从窗户，我可以透过树梢，看到一间红砖砌成的威廉时代的教堂。楼下，是一座相当气派的大理石楼梯和一扇巨大而精巧的玻璃与金属双重门。当晚上门房下班以后，住户每人自备一套很特别的铁制钥匙，从钥匙孔的一端插入，另一端拉出。在柏林的第一个夏天，走出那一扇门，准备去探索这迷人城市的那股兴奋心情，至今仍令我难忘。
室内，乌苏拉的公寓内堆满了过去非常精致而高雅的家具和汗牛充栋的藏书。我就在客厅地板上打个地铺，旁边一张积满灰尘、老旧的沙发脚下，垫着一本贝德克尔公司于战前出版的德累斯顿旅游指南；每晚入睡前，我总会忖思，或许拿来垫沙发是这本战前德累斯顿旅游指南现在唯一的用途吧。我之所以需要打地铺，是因为乌苏拉的客房已经住了一名房客，詹姆斯·芬顿。芬顿是《卫报》（Guardian）的特派撰述委员，他也曾替《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写过文学、印度支那以及英国下议院的政治。
我和芬顿很快成为好朋友，相处时间甚长。我的日记中留下了两人晚上一起喝冰啤酒和凉酒的许多记录。我们涉足过的地方包括附近的一个叫“小酒馆”（Bistroquet）的馆子；街角那间破旧的库赫角（Kuchel-Euk），里面到处是布垫、水果盘，而音响翻来覆去地放着《巴比伦河畔》；或是在记者酒吧（Presse-Bar），我们喜欢它是因为没有新闻媒体的人会去那里；洋葱鱼（Zwiebelfisch）和艾克斯巴·克斯（Ax Bax），当时正红的1968年事件经历者爱去的地方；布尔乔亚的莫林餐厅（Café Mohring）；还有，“荻克·威丁”（Dicke Wirtin，肥老板娘之意）餐厅，有一天还不太晚时，邻桌一名极端绝望的阿尔及利亚人，烧了他的居留证，接着，一名穿着黑色皮夹克的醉汉掏出一把手枪，对着他。
“小心，那家伙有枪！”詹姆斯说。
“不可能。”跟我们在一起的德国女孩说。她替仍然处在军事占领之下的柏林市英国军事政府做事。“柏林不准私人拥有手枪。”但那把枪是真的。
苍白，专注，衣着褴褛，略微佝偻的身形，顶着一颗大光头，詹姆斯的外表看起来像极了一名异议和尚。他刚到时，对德国和德语的知识相当有限。事实上，当地的各国特派员起初都觉得詹姆斯一定是间谍，因为他们用非常奇怪的逻辑思考，认为没有一名记者可能在对一个国家知道得这么少的情况下被长期派驻到当地。不过，情形很快改观，因为詹姆斯不但眼疾脑快，而且有一股记者追踪故事的十字军狂热——尤其是当故事牵涉揭发有钱、有势或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在搞鬼的时候。
詹姆斯为了很多理由，有些或许我根本猜不着，当时并不快乐。但是对我而言，他却是个非常迷人的伙伴。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有诗人一般的文采与绮想，经常有出人意表、刁钻古怪的想法。有时候，他会非常疯狂地任思想偏离现有的共同经验之外，远走高飞。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写作的技巧，并与他成为非常亲近的朋友。
那年秋天，乌苏拉迁出公寓，搬到慕尼黑。我们只好拔营到巴黎街上，隔了几个街口的一家小旅馆，巴黎角。那家小旅馆俗气得可爱，橘红色的灯光，房间的墙壁非常薄，随时可以听到隔壁的声音，非常格雷厄姆·格林。秋天逐渐转为寒冬，库弗斯坦达姆大街上的寒冷东风，好像直接从西伯利亚吹过来似的，我们就在这个糟得不能再糟的时候，搬进一间小公寓。那间公寓仅有的暖气设备，便为房间角落的一个泥灶，要不断地喂煤块，煤块则需要从地下室自行搬上。其间，我短暂地逃离西方的贫困生活，到东边去庆祝了德国传统的圣诞夜。邀请我去的是新认识的东德朋友，克鲁格一家。他们属于当地的中上阶级家庭，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拉德波尔，高墙与大花园之后的“世纪末”家庭别墅内，他们过着一种“国内移民”的高等生活。在去的路上，我的汽车因为不习惯北方的风雪，在抵达东德那一边的查理检查哨以后，便拒绝再启动，必须靠一名和善的东德警卫帮助我重新发动。
有访客从英国来的时候，我和詹姆斯便会带他们到卡恩街的巴黎酒吧，或克罗伊茨贝格一家维也纳逐客所开的“放逐”餐厅，或罗米哈格（Romy Haag）有易装癖表演的酒吧餐厅，以及其他一两家我们常去的酒吧。柏林果然不负小说家伊舍伍德（Isherwood）（在《歌厅》[Cabaret]中）所创造出的神话气氛。我把小说中莎莉·包尔斯一角，套在了一名新朋友艾琳·荻喜的身上。她是个非常迷人的德国犹太裔美国女孩，来柏林尝试写作。时过境迁，现在与艾琳谈话时，我可以看出来，她当时显然将我们当成了作家奥登（Auden）和伊舍伍德——或者是诗人斯彭德（Spender）？
在真实生活中，对我们西柏林经验影响最大的，恐怕并非伊舍伍德的阴影，而是1968年的青年学潮。当时，柏林是一个重要的中心，和巴黎、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伯克利连成一线，成为重要的抗议中心。十年以后，维兰德街上就再也没有那种专门店，游行者只要走进去，就可以找到所有抗议示威所需的道具：红旗子、标语牌、防毒面罩、合宜的皮靴，等等。但是，柏林自由大学的墙上仍然满布着政治涂鸦，而我的朋友中至少有一半——包括克劳蒂亚在内——都属于1968年那一代的人。你不用问，一眼就可以看出那种人：牛仔裤，大翻领衬衫，手上不是一根烟就是一根草，回答人说话时大多用比较随便的“嗯”而非比较正式的“是”，自己开口时则满嘴的社会心理学新逻辑理论，分析关系，谈“结构性暴力”，等等。他们的公寓地板上必然是空无长物，墙壁上必然是白漆，松木书架上则免不了有一系列的《读本》，以及恩岑斯贝尔格（Enzensberger）[7]、布洛赫（Bloch）、阿多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等大部头代表作。
然而，当时在1968年一起游行的学生，而今各弹各调。有几个成为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或称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帮[Baader-Meinhof Gang]）等的恐怖分子，专门放置炸弹、谋杀知名的企业家与高级官员。西德政府以铁腕处理这件事，禁止任何具有敌对意识的嫌疑人士从事公职，从最高级公务员到邮差、扫街的，一律不准。在我到达柏林不久以后，德国曾经放映过一部电影《德国的秋天》（Germany in Autumn），将德国描写成一个武装警察、组织和权力威胁无所不在的地方。难道西德又要变坏了吗？
有一些朋友会告诉我们，才过去不久的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社会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几乎也成为恐怖分子的情形。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变成异议分子，反而成了老师、社工人员或学术界精英，尽管仍不准担任公职。还有一些人则选择进入了诗歌、绘画，或转至出版界、新闻界，甚至有些人成为各种主义的拥护者：环境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克劳蒂亚当时便是一名教师，保罗为万年学生和兼差艺术经纪商，彼得为艺术家，伊冯娜为心理学家及翻译家，艾玛为政治学家。弗里德里希为自由撰稿记者，当时正专注于调查一个题目：为什么西德政府不继续追查纳粹的犯罪行为——尤其执法的德国律师和法官本身的犯罪行为。德国六八世代[8]的人最感兴趣的，依然是这类专门发掘他们上一代罪行的题目。
1979年初，我搬到舍讷贝格区的特劳斯坦纳街，一个六八世代人所谓的公社公寓中。和我同居一栋公寓的，或者可以说是我的公社社友中，有一位名为休伊的温和左翼美国学者和一名叫伯恩特的男子。伯恩特的父亲曾在纳粹政权下担任飞机工程师，后来则加入了美商公司。1968年青年学潮兴起后，伯恩特不但成了一名左派分子，而且还加入了西柏林社会统一党——东德共产党的一个姊妹组织。照他后来告诉我的，他当时只是想加入一个“认真”的组织，也就是说，想要和一个权力机构有点挂钩。当时，苏联的力量看起来还在成长之中。毕竟，在越战爆发以后，美国的力量有削弱之势。在他的党员证的力量下，伯恩特在一家东德贸易公司中找到一份工作。虽然我当时并不知道，但是那家公司显然是一家和国安部有密切关系的东德政府企业的子公司。
伯恩特身材魁梧，但暴躁易怒，眉头一皱，更是一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样子。他的存在不容忽视。纳粹和马克思提供了最佳的语言弹药，供他日常兴之所至的评论与辱骂使用。我的日记中记载着有一天，我在浴室里待得比规定的时间要长了一点，扰乱了他的日常作息。他一面用拳头大力敲门，一面叫嚣道：“统治阶级！”当他把孩子带进来住，而主要的房客，海纳，威胁要去法院告他时，伯恩特对着他大骂：“你这个纳粹猪猡，跟集中营的警卫一样，白天谋杀平民，晚上弹琴、喝酒……”
事实上，我之有幸能够进入这个公社，还亏他们两人之间大吵了一架。吵了以后，海纳决定搬家。在将他两间高挑、宽敞、漂亮、白墙上还有两个空白画框的房间让给我以前，海纳拉着我坐下，在烛光下与吞云吐雾之中，与我长谈了两个半钟头，让我经历了一次多半由他谈、我听的心理分析之旅。在日记中，我记录下一段很典型的他的谈话。说到他十四岁时候的自我意识时，海纳说：“一开始时，我假设自己有旺盛的正面自我意识，异性恋，不过或许比较倾向肛交。”一切的一切，只为了取得新住房的钥匙。
他走了以后不久，正好有一名在英国读公学和牛津时代的朋友杰伊来探望我。我注意到他们两人之间的不同：“一个是个性保守、言词闪烁、讥讽嘲笑、高傲不逊、自我压抑、情绪纠葛的英国人，一个是开放、直接、诚恳、左派、满嘴甩词、思想自由、同样情绪纠葛的德国佬。”几天以后，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
“哈啰，海纳在吗？”无名氏问道。
“不。”
“那么，你是同性恋吗？”——他用的是德文“Schwul”。
“不。”我说，放下电话。几秒钟以后，电话铃声再度响起。“喂，”同样声音的人说，“你是英国人吗？”
“是的。”
“嗯，我刚才的意思是：你和男人睡觉吗？”
“不！”
海纳，我后来听伯恩特说，在那之前几年，便决定自己是同性恋者。当时他正通过实证来探索那档子事。不过，我认为他那时未必是在引诱我。或许，他只是想要让我感觉宾至如归。
我从伯恩特那儿听到，海纳最近得艾滋病身亡。
对于六八世代人，我的感情很复杂。他们很特殊、有趣，和我所有其他的朋友非常不同。有时候，我可以理解甚至同情他们的政治目标，例如，当弗里德里希努力地想要揭露出德国司法是一套根本无法为纳粹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失败制度，我很能了解他的感受。然而，我同时觉得他们有时候太歇斯底里、自我中心、自我沉溺。他们的痛苦呻吟令我厌烦，在我看来，简直小事化大、自寻烦恼，与东西隔离相比较，那些只是小事。海纳告诉我，卡特总统访问西柏林，就好像勃列日涅夫到东欧访问暴吏一样，然而他对于仅相隔几英里之外、围墙另外一边的那个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却漠不关心。对于他们那批人而言，围绕在西柏林外的墙壁，似乎只是一面硕大的镜子，通过镜子，他们得以思考自己和他们自己的“关系”。“纸水仙”，我在日记中评论他们道。
然而，如果六八世代人在我眼中异常的话，那么我这个穿着大头鞋、苏格兰呢夹克的英国年轻人，不知在他们眼中又是何方妖怪。回顾过去，那个过去的我，连我自己也觉得怪异。有人或许会羡慕那些有案可查的人，但是被自己的、有毒的玛德莱娜蛋糕骗到，却不是愉快的经验。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在小说《费尔迪杜凯》（Ferdydurke）中，幻想自己有一天醒来后，回到了十六岁的模样。他听见自己那“早已埋葬、小公鸡一般尖锐”的声音，看到自己“没有长高的鼻子，嵌在那还没有成型的脸庞上”，并可以感觉到他不协调的肢体与器官，相互嘲笑：鼻子嘲笑腿，腿不齿耳朵。带着档案在时间中旅行的效果可能也很相似：一次不好的旅行。
国安部的金策尔少尉在报告中所谓我的“幌子”，其实并不是身份掩护，而是我还没有成型的身体延伸出来的好几个枝节。就好像现在会到我的牛津办公室中要我指点他们人生迷津的头脑混乱、但野心勃勃的二十三岁研究生一样，我同时想做的事太多了：完成以第三帝国的柏林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写一本有关东柏林的书，写一篇有关包豪斯艺术的文章，还要写许多篇文情并茂的文章给《旁观者》周刊，甚至成为乔治·奥威尔、外交部长和战争英雄。都是一些我讲给自己听的掩护故事。
日记提醒了我过去那些笨拙的探索、自以为是的行动和势利高傲的态度——还有贸然闯入他人生活的莽撞。姑且将窘迫放在一边，要重建自己过去真正的感觉，真是何等的难事。然而，要重建别人的，可就容易多了。有时候，那个过去的我，对我是那么陌生。一路写下来，写到最后的几页时，在写“我”时，我几乎觉得我应该写的是“他”才对。
个人回忆就好像是个滑头的客户。尼采在他写的一篇讽刺短诗中，抓住了其中的神韵：“‘我做了。’我的记忆说。‘我不可能做的。’我的自尊坚持己见。到最后——记忆投降。”我们会禁不起诱惑，想要选择自己的过去。国家也是一样，我们会记得莎士比亚和丘吉尔，却忘了北爱尔兰。但是我们只能全取或全舍，而我也一定要说“我”。
虽然有很多事情让我分心，但是我的日记中仍然记录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听起来就充满邪恶感的“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局”和柏林文件中心，翻阅盖世太保档案和纳粹“人民法庭”文件。“人民法庭”的文件任意地堆放在金属架子上，灰尘满布，无人建档。文件中心的主任为美国籍，因为档案属于美国驻柏林军事政府财政的一部分。但是，档案室主任每天只知道去打高尔夫，任由档案荒废。
我非常惊骇地打开好几件起诉案件，发现提出控诉者并非支薪的盖世太保线民，而是普通的市井小民：一名顾客指控理发师，一名助理指控药房老板，一名雇主指控他的管家，甚至有一些兄弟、夫妻相互指控的。这些都是我当时影印下来的真实个案。许多案件最后甚至以被告者被判处死刑结案。
看了一天的档案，我会再度走进街道的绿荫与阳光之中，对于人类无止无尽的阴险残忍，内心激动不已，久久难以平复。经常，我好像觉得自己手上也沾满了血。我会去游一趟泳，将血洗净，然后到咖啡厅内，看着隔壁桌的老太太讲闲话，一面喝上一杯。老祖母们，你们在战争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
档案室不是我唯一沉浸自己的地方。我还会去找一些退役军人和战争幸存者，和他们谈话。例如，海德堡的阿尔伯特·施佩尔，告诉了我他如何做一名缜密、忠诚的非政治任命专业行政官。还有很多偶然认识的人，每个人都有一段令人难以相信的历史：一名机械师，他的父母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便因红军逼近，匆忙逃难，而在途中死亡。他从小长大，既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名，只知道家乡一度曾为德国领土，但现在已属于立陶宛的默麦尔（Memelland，编按：一译“梅梅尔”，即今立陶宛克莱佩达）。我还知道一群曾共同反抗希特勒的了不起的老人家，每年7月20日在当年的纳粹国防军总部会合，以纪念他们的领导人，施陶芬贝格伯爵[9]被枪决。
施陶芬贝格伯爵在1944年被枪决前，曾高声抗议。但是，他当时到底说的是“神圣德国万岁！”（Es lebe das heilige Deustchland），还是“秘密德国万岁！”（Es lebe das geheime Deutschland）——后者同时指秘密反抗行动和诗人斯蒂芬·乔治（Stefan George）的半神秘思想——至今仍有争议。然而，在秘密德国的鬼魅之中，我想要搜寻的，是一个私人问题的答案：什么力量使一个人成为抗暴斗士的同时，却使另外一个人成为极权统治下的忠实奴仆？一个是施陶芬贝格，另外一个是施佩尔。今天，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与极权统治下的许多反抗者和许多奴仆有过个人接触以后，我依然在搜寻答案。
不仅对于我这个专业的历史学者，而且对于任何在这个时候居住在德国的英国人，甚至对于大部分英国报纸的读者，德国最有趣的一部分，大概还是它的过去——而所谓的过去，最主要的便为十二年的纳粹统治。战后的重建、民主制度的建立、施密特总理所架构起的社会市场经济，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非常枯燥。甚至极左派恐怖主义的威胁，和一般对西德成就的强烈反应，都靠边站了，只因为在希特勒阴影下，大家仍然忐忑不安：德国会再度成为有危险性的国家吗？
詹姆斯几乎和我一样对纳粹的过去深感兴趣。我们合写了好几篇文章。我和弗里德里希，我的六八世代记者朋友，共赴迪塞尔多夫旁听对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警卫的审判。当一名犹太裔老太太作证说，她被关在集中营时，曾被迫将齐克隆B毒气筒搬运到毒气室。这时，一名德国的辩方律师立刻跳了起来，要求将那名老太太以协助杀人的罪名，予以拘捕。
我们还一起追查了有关西德总统身份的神秘案件。有人举报说，当时的德国总统卡斯腾斯（Karl Carstens）年轻时曾加入纳粹党。一名杰出的画家汉斯·特勒克斯（Heinz Troekes）告诉我们，他记得当他在步兵学校读书时，卡斯腾斯系该校一名年轻教师，他曾非常骄傲地将纳粹党徽挂在身上。然而，到了这时，消息虽然曝光，身穿皮短裤民俗服装到德国乡间各处不断进行亲民之旅的卡斯腾斯，其声势却依然不坠，没过多久，这案子便从公众眼前消失了。我当时还是初出道的历史学者，也是一名实习记者，而詹姆斯这时已是资深记者，但他还是一名诗人。根据那次的经验，他写了一首诗《德意志安魂曲》（German Requiem），非常生动地抓住了德国人回忆中那闪烁、鬼魅的特质：
多么安慰，每年一两次，
大家相聚，忘却往事。
有一天晚上，弗里德里希打电话来，说一个叫“维京青年”的新纳粹团体会在一家叫“祖国餐厅”的新开张酒吧公开露面。前些时候，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Holocaust）在本地上演并造成轰动后，他曾经去采访过学童，并和他们讨论这部电视剧。当时，弗里德里希便和他们交过手，而他们的“理论家”威胁说他们将在德国重设集中营。
祖国餐厅坐落在陶恩沁恩街上一栋难以描述的现代大楼的一楼内，内部装饰奇异得难以用言语形容。墙壁上挂着一些小古玩，还有一张很粗糙的油画，主题为希特勒坐在马桶上。我们到达时，咖啡座内大约半满，坐着的是穿着皮夹克和皮靴的年轻人。他们大口嚼着涂满了料的面包，相互以喜剧明星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式的纳粹敬礼打招呼，右手弯弯地只举起一半的样子，甚为滑稽。咖啡座内另一半，则是坐着的记者，前来观察这些维京青年的行径。大约到了午夜，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便离开，走到我停车附近的一条黑暗后街角落时，突然好几个穿着黑夹克的影子冲向我们。他们手持破啤酒瓶瓶颈，而将锯齿状的尖角部分朝外。
从那个时点开始，我的记忆进入了慢动作放映模式。我看到恶棍从黑暗中冲进街灯照射范围内。我看见自己缓缓地——愚蠢地——绕过汽车，打开驾驶座位的门。詹姆斯站在人行道上，徒然地挥动着手上的雨伞。弗里德里希斜斜地跑过马路，往另外一边高层停车大楼奔去。我一点也不记得那玻璃瓶击中我头部边缘时的感觉。或许我曾失去了几秒钟的意识，接下来我记得的，就是詹姆斯和弗里德里希弯下身子，俯望着我，而我则从肮脏的柏油马路上挣扎着站起来。我看着他们衬托在耀眼的街灯与丛丛树叶之上的脸孔和脸上恐怖的表情，才发觉事态的严重。接下来，就好像一部典型B级烂片一样，我把手提起至颈部，放下，看着手指上满布的血迹。
显然一名恶汉的破玻璃瓶击中了我的后脑。在昏沉与流血状态中，一名路过的司机将我送到了最近的一家医院急诊处，由一名非常没有同情心的老护士帮我缝合伤口。詹姆斯和弗里德里希在旁边非常聒噪地嚷嚷说，他们马上、立刻要打电话。那名老护士对我说：“你那边的朋友，简直比纳粹还恶劣。”第二天，德国一家小报的记者来采访我，听说我已把沾到血的衬衫洗干净了，非常恼怒，因为他想要拿着衬衫拍照。“沾血的衬衫呢？”他不断地问。
东德共产党机关报《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也报道了这一则新闻，他们的标题是：“西柏林成为法西斯游乐场”。为配合法西斯源自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报道指出“在多特蒙德——舒尔特海斯（Dortmund Union-Schultheiss）联合啤酒公司赞助下”，酒店老板：
在西柏林市中心建立了一个新纳粹主义和军事主义的中心。新纳粹集团“维京青年”的成员自觉受到鼓舞，对那些与他们政治理念不同者展开了第一轮的恐怖行动。他们威胁了三名记者，其中两名为到德国来寻找有关纳粹政权资料的英国人。维京青年尾随记者到马路上，将他们痛打一顿。到目前为止，国家司法机构尚未出面处理此事。
事实上西柏林政府和英国军事政府都对这件事表示了浓厚的关注。我被当地的治安单位盘问了甚久，还被一名叫斯宾格勒的医生在停尸间内做了详细的检查。他们找到了肇事的维京青年并将他们逮捕。我们在冷峻的法院大楼提出证言，顺利地将他们定罪。
詹姆斯并非和我一样对东德感兴趣。然而，我的日记中留下了不少我们两人认真讨论那些议题的记录。他当时曾经说，社会主义社会将往何处发展，是对像他这般左派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政治问题。1989年以来左翼发生的事显示，这个观点极为正确。但是在当时，西方的左派分子是不会接受这个冷酷的事实的。唯一愿意接受这个观点的就是六八世代人。那些人曾在西柏林大街上示威过，而那些心存害怕的老太婆则挥动着雨伞、对着抗议者大叫：“到那边（意指东柏林）去！”他们的感受自然不同。
六八世代人用自己的笨拙手法处理这种令人困惑、局促的状况。有的人退后一步——或者应该说前进一步——设想，发现东德其实也有很多好的、进步的地方，如社会安全措施、完全就业、男女平权、所有幼儿都可进入幼儿园，等等。当六八世代人年纪稍长，以记者和学者的身份描绘出他们理想中的东德后，形成的竟然是一个全然扭曲的图像。他们其实想要反抗的是他们父母那一代粗糙的冷战反共思想。他们并不一定亲共，而仅为了反对反共而抗议示威。另外，他们心中还存在着一线希望，希望社会主义的跨世纪大计划不会因为东柏林所施行的“社会主义”而被人轻忽、看扁了。
有一些人，如伯恩特成为东德系统，包括围墙和所有其他东西的最积极、大声的辩护者。有几个人甚至更进一步。所有我后来接触过的国安部海外情报官员，包括绰号“米沙”的马可·沃尔夫本人都说，从六八世代人中，他们招募了许多情报员。当然，从总数而言，这些人仅代表同世代中极其少数的一群。话说回来，恐怖分子的数量也不多。不过，非常政治的那一代，大部分人却没有选择政治的生涯，而仅仅将注意力转往其他方向。他们将注意力从西德转移至东、西、南、北，往各个方向旅行。即使在西柏林，虽然东德如此紧密地包围在四周，他们仍努力向外看。
就以詹姆斯为例，我不觉得他对政治理念的忧虑和他对东德缺乏兴趣之间有任何关联。今天，当我们再度谈起同样话题时，他让我联想到一名《卫报》的东欧特派员，他小心保卫自己地盘，神勇的态度并不下于勃列日涅夫。东德也是他的地盘之一。如果詹姆斯企图走过柏林墙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开枪把他毙了。
生于1949年的詹姆斯，是英国的六八世代人，而比他小六岁的我却不是。国安部在我的序言报告中，对我思想的评估是有“布尔乔亚自由”倾向，大体而言，这一点也没错。我热心关切我的所见所闻，而且一方面内心有一股单纯的浪漫爱国思想，一方面又承继了英国的个人自由思想传统。我想要将那份自由传播给其他人。我的学术英雄为麦考莱[10]、乔治·奥威尔、以赛亚·伯林[11]。过去我常引用肯尼迪在柏林危机时的名言，说“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事实上，我只是取用“柏林”两字，我内心真正的意思是说：“我是以赛亚·伯林的追随者。”我从来不曾在这些个人政治思维中，感到他们觉得应该同情东德。不过，这种自由思想下的反共产主义，也不是我对东德感到极有兴趣的原因。令我感兴趣、迷惑的是，东德人在全盘与政府合作和拼死反抗极权之间，其实有无尽的选择。在东德，我可以在一个真实的环境、真实的时间内，继续探索成为施陶芬贝格还是成为施佩尔的问题。
在这里，我还发现了一个极端类似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蓝胡子城堡》（In Bluebeard’s Castle）中所描述的高度欧洲文明与有系统的残暴之间的组合。那本书，我17岁时阅读过，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日记中，我称这现象为“歌德橡树”，因为在魏玛附近的艾特斯堡有一棵古老的橡树，传说就是在那棵树下歌德完成了他的传世作品《流浪者的夜歌》（Wanderer’s Night Song）。然而那棵树后来却被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营区之内。歌德和布痕瓦尔德，人类历史上最高与最低形式的代表，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一个叫作魏玛的地方。一个叫德国的地方。一个叫作欧洲的地方。
我对于分别代表邪恶与善良、野蛮与文明两个极端的独裁和反抗，有着高度兴趣，驱策我进入共产主义统治的欧洲。1978年夏，我与七名英国利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师、一名苏格兰工程师和一名叫戈赛先生（Mr. Godsave）的前帝国警察，一起到阿尔巴尼亚进行了一次“进步之旅”。当地有一种掺入烈酒以增加风味的咖啡，阿尔巴尼亚人将它取名为卢蒙巴，以纪念刚果的独立英雄派屈斯·卢蒙巴[12]。我和戈赛先生一起品尝卢蒙巴咖啡时，他对我坦白说他已经去过世界上每个共产党国家了。为什么？“一定要认识敌人。”
第二年夏天，我开车至当时一般人心目中的东欧六国旅行。在波兰，我发现了自己寻找已久的反抗精神。从外表看起来，波兰穷困、肮脏、荒凉，只剩下少数孤立的地方仍展现着往日的美景。但是，在人民的力量以及波兰籍教皇的超级力量推波助澜下，她却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在克拉科夫，我和罗莎·沃兹尼考斯卡[13]一面吃一种叫“尼尔森香肠”的牛肉菜式，一面笑谈不屈不挠的克拉科夫大主教，也就是后来的教宗，如何在当局明令禁止以后，仍打开教堂大门，让“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现代波兰”的演说能够顺利开讲。在华沙，不知道挫败为何物的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14]，两次分别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斯大林监狱中生还，在一家热闹的餐厅里，以穿透满屋噪音的嗓门对我大吼：“我们相信，21世纪的时候俄罗斯帝国必垮无疑！”和懦弱的东德是何等的对比。
回到西柏林，我发现詹姆斯决定要离开了。他问我是否愿意接下他在维兰德街127号的租约。历经战乱，那栋公寓的外表只剩下一个丑陋的水泥壳子和墙壁上一些泪珠般的大小斑点，这让人联想到过去一度存在的美丽装饰，不过公寓里面倒仍然十分气派。从大门进去后，里面是一座独立的大理石楼梯，向上经过一座威廉二世时代的石膏半身像和一个散花童子，抵达公寓的灰色的木制门。门打开，是一条长廊，足足有一座大钢琴宽，而高度则至少有15英尺。走廊的左边先是两间房间，然后又是三间有明亮大窗的房间。房间与房间之间以美丽的地毯相连。过去，曾有几名伊朗政治难民租过这房子。他们已经回到——他们以为——解放了的祖国，但是在双人床的上方还高高悬挂着一张海报，向世人宣示：“伊朗国王去死！”
我如何能抗拒这样的诱惑？我立刻告别特劳斯坦纳街的公社，搬了进来。我的日记留下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伯恩特的情景：他正要到东德出差。虽然在理论层面上，他完全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比较好的那个德国，但是实际上他并不很喜欢去。那一次，他的汽车里塞满了罐头、瓶瓶罐罐、各种各样的西方产品。“你知道那里的食物非常糟糕，”他解释道，“还有服务……”再见了，同志。
维兰德街的公寓对一名学生而言贵得离谱。事实上，自从我到柏林以后，我非常愉快但也非常快速地掏空了祖父留给我的小遗产。我祖母家中的钢琴上面还保留着一张祖父的照片，曾经担任过特许会计师公会总裁的祖父，照片中的他表情严肃。我有一种感觉，节俭成性的他不会乐于见到我把钱都用在福非、罗米哈格、艾克斯·巴克斯等酒吧，更不用说到华沙、地拉那之类的地方挥霍了。
我的银行经理来信的口气越来越严厉。为撙节开支，我做起二房东。首先，前面的两间房，我租给了特劳斯坦纳街的公社中一名美国社友的德国女朋友伊莎贝拉。然后，又来了手上总是拿着一本尼采的白面书生丹尼尔·约翰逊。他白天会冲进房间，兴奋地告诉我说他又找到了一名悲观主义的信徒。最后，还来了波兰雕塑家麦尔和他的妻子朵特。两人舍弃了在波兰的一切，来到德国，寻求政治庇护。“波兰好，波兰共产党坏……”朵特用她结结巴巴的德语对其他人解释。我完全了解她的意思。在早餐桌上，麦尔一面喝着白兰地，一面阅读着德国某个雕塑比赛的规则细节，他突然大叫一声：“空袭伦敦！”他所推出的参赛作品是一对男女相互依偎，背对着令他们害怕的新世界。这就是麦尔和朵特。马路另一头，依然有很多咖啡厅和漂亮女孩。丹尼尔会突然开口对那些女孩说：“你可曾注意，斯坦纳在用‘瞬间’这个字眼的时候，是从黑格尔的角度出发的？”把那些女孩吓一跳。
1979年底时，我已经准备搬出这个各说各话的快乐巴别塔，进入东柏林，因为在英国和东德新近签订的文化协定下，柏林洪堡大学接受了我的入学申请，让我去做研究生。
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牛津和伦敦似乎都已离我非常遥远。偶尔，我会飞回伦敦几天，看看我父母，到《旁观者》编辑部吃个中饭，看一两场戏，和朋友共进晚餐，并挣扎着回答朋友的问题：“他们那边怎么样……”虽然我知道他们问者无心，但是我这个答者却搜肠刮肚地寻找答案。我有时候会坐火车到牛津，和我的指导教授谈一谈，到黑井书店走动一下。还有一次，我回到伦敦参加公务员笔试，接下来又为参加“驻外服务”的口试而回去了一次。
我们一般所谓驻外服务，大都指外交工作，但是在英国，它却可能有另外一重意义：秘密情报工作。关于这一点，一直到我决定追查自己的国安部档案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必须要深深地掘进我的记忆、日记，翻开家里储藏室中尘埃满布的箱子，恢复那些细节，并重新建立起那个已遥远的我。
记得十九、二十啷当岁，还在牛津大学部读书时，我曾一度对间谍这个行当很感兴趣。我看了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真实故事。在战争结束后三十年，终于有人开始写出英国当时许多大胆惊人的间谍行径，其中有不少还牵扯到牛津教授。我越来越感觉到其实战争并没有结束，只是对象从纳粹德国换成了苏联共产党。我对那些替苏联做间谍的英国人感兴趣：菲尔比、勃吉斯、麦克莱恩，以及那不知名的“第四者”。而且我热爱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间谍原本便为“格林王国”最主要的行当。
当时，我特别喜欢与一名大学部的同学聊天，两人常常喝着咖啡，一聊就是大半天。后来，我发现他的父亲是MI5的特工。不过，虽然那时候我很迷格雷厄姆·格林，对间谍工作的兴趣，大致可以说和戏剧、现代建筑、文学、政治平分。
在我记忆深处，还保留着那么一幅图片：一个阳光满地的早上，在艾克塞特学院的前庭，一名看起来穿着随便、面容和善的大个子，站立在学院院长旁边。我只记得他神秘兮兮的语气，但已想不出说话的详细内容，只记得他大致上说：他听说我对这种事情有兴趣，他是否该替我与伦敦的某个人联络一下？
今天回想起来，那简直像电影的开场，而不是真实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情。阳光斜洒在牛津学院的草地上，金黄色的砂岩墙，一名穿着苏格兰呢夹克的导师绕过前庭，到教堂下，在一名面容清新的大学生前停了下来。我们只能隐约听见他们分手时的片段对话……“和伦敦联络……”“谢谢，院长……”
在我家储藏室的一个埋藏在杂物中的大箱子里，我找到一封信，日期为1976年8月6日。信头上印着的发信机构，是默默无闻的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地址则在伦敦中心。“据闻，阁下有兴趣了解在本部追求职业生涯，而本部门的功能便为征才。”随信附有一张表格，建议“进一步谈话”。“如果你需要特别为此来到伦敦，本人自将补助二等车厢火车票价。”下面签字的名字，我1995年查“外交事务人员名单”时发现，是一个真名。
现在，我在脑海中，还可以看到那个略带佝偻、头发渐秃、下巴上有个疤的男人。在对话中，我只记得他对我强调，在这个单位工作生涯中，将不会获得外在的名声，也没有荣誉奖励、头衔或社会认可。以当时——二十一岁——的我而言，只觉得他的话可笑。就算今天，我仍觉得那情势很可笑，但我已比较可以想象年届四十，在那单位工作，表面上为外交官，实际上眼看着和你同年代但或者还没有你能干的人往上爬——成为领事、公使、大使，获得赠勋、赠爵，是什么滋味。正如同一句玩笑话说的：“叫我上帝，请叫我上帝，上帝都叫我上帝。”[15]1995年时，我查到“外交事务人员名单”上当年负责与我谈话的人，现在的职等为“一等秘书”。没有人叫他上帝。
当时，无论如何我太年轻，不适合进入这种单位，因此回到牛津继续读历史。根据我自己的陈旧档案，1978年离开柏林以后不久，我再度提出申请，而且还保留了一份申请的影本。在“兴趣（社会及政治活动，主要阅读方向、艺术、科学兴趣，等等）”栏下我发现自己写了一段：“国际事务、两德、东欧……阅读时事、现代历史、现代欧洲文学、英国文学、一般性评论、报刊。”我还承认自己为英中了解协会（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的会员。该会是一个温和的左派组织，我的加入完全是因为当时对中国感兴趣（那本《毛语录》的小红书，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架上）。在介绍人栏上，除了院长以外，我还写下了我的叔公休伊·林斯特德爵士，他是退休国会议员，也是我的教父和快要成为高等法院法官的律师。他的杰出成就尊贵，他的尊贵源于杰出。
我于1978年秋参加公务员考试（“建设性思考”只占总分的百分之十，我在日记中写道），然后又于1979年初参加了所谓的“文职人员甄选委员会”考试。委员会同时选拔外交和秘密情报工作人员，而就像许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一样，那仅为我人生——定型以前——许多选择中的两个而已。1979年5月17日，我特别从柏林回到伦敦，参加秘密情报机构冗长而仔细的面试。我在日记中写道：“两个半小时。面试。好一场游戏。”然后，我去参加了一次皇家学院的展览，打了一个电话给麦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邂逅》[Encounter]杂志主编兼冷战老兵），才回到柏林，“心中仍甚为起伏”。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脑海中还依稀可见白厅内的办公室，厚厚的地毯，红色的皮沙发，深色的木头装潢，一张长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排人，我认出其中一人是牛津历史学的老教授。整个面试过程，我只记得其中有一段，是他们要我假装自己是一名英国“外交官”，在巴塞罗那与一名可能的线民接触。线民的角色由桌后的一个人扮演。我唯一记得很清楚的是，我自己在那段假装的对话中，隔不多久就重复一遍：“再来一杯吧！”桌后的人似乎觉得很有趣。
在我档案里，我还发现了另外一张手写的纸条，是和那次面试有关的。自己已有部分难以辨识，不过除了提到“巴塞罗那”以外，还有利比亚、“对欧洲共产主义观感”以及一行“背叛朋友”的字样。难道在面试中，他们问了如何在背叛朋友和背叛国家中做一选择的老问题，还是什么来着？
从日记中，我似乎在1979年6月11日，再度从柏林飞回伦敦做身体检查，并至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简称SIS，更常被称为MI6）的总部接受安全检查。完了以后，我被带到泰晤士河南边的一个无名办公室，接下来又到“河之南”餐厅吃中饭。有关那次访问，我的记忆稀疏，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接待大厅和办公室毫无特色到非常特别的地步：灰色的档案柜、拥挤的办公桌、穿西装的男人；和旺兹沃思区自治会的住宅科办公室没什么两样。
然而，有关那次，我的日记记载却比较丰富。在回到特劳斯坦纳街公社以后，写下了部分的印象：“办公室、公司、情报工作……快乐的秘书和小弟。有个医生，看起来像马科尔·蒙格瑞奇[16]……正在为一名有酗酒问题的人做咨询。手法业余。故意的马虎。”“总之，”我写道，“相当荒唐——但毫无疑问，贝蒂，虽然看起来有一点毛毛躁躁，其实是极其锐利的。”那个贝蒂还问到我的父母和兄弟：“他们知道这件事吗？”
我注意到：“GG成分（GG指格雷厄姆·格林）……神秘感。一种属于精英阶层的感觉。游戏般的挑战。”但是，我同时觉得非常不安。一方面我可以感受到带我去午餐的那名官员很圆熟、有文化，但我对他的评论却是“或许这也算（当然在程度上要小太多）英国版本的‘歌德橡树’”。当我提到我想到苏联阵营内旅行时，他那“邪恶的警语”在我耳边响起：“我们宁愿你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日记的结论是：“在回程的飞机上，读着朋霍费尔[17]，发现——再发现——自己对学术的高胃纳量，我几乎立刻决定，要往哪边跳了。”
不过，档案夹中最后一张文件，日期为1979年6月21日，是我从特劳斯坦纳街公寓发出的一封短信，里面只写道：“我希望能将开始加入贵部服务的时间，展延至1980年9月。”显然为谨慎之举，保留未来的可能性。办完这事后，我便开着汽车，到苏联阵营内旅行了两个月——在无人控制的范围之内。日记中最后一次和这事有关的记录，是在1979年11月，我写道：“‘我们要你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所以，不必了。”很显然，我在去东柏林前，就已经决定不加入秘密情报工作了。
在英国，和秘密情报工作有关系，向来可以沾惹上一种莫名的冒险与魅力的形象。许多有名的作家、传记家、历史学家，在人生的某一段时间，都曾和秘密情报工作组织有过往来，从毛姆到霍恩（Alistair Horne）到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都如此。但是，在看过国安部档案，在经过了多年沉浸于中欧事务，我现在就不如以前觉得那么有趣了。虽然我从来没有加入过秘密情报工作，但是我可以想象自己对一名捷克或波兰的朋友解释自己身份时，他们立刻会将“秘密情报工作”听成“秘密警察”。我不知道要如何解释，才能够让他们理解——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当时一名经过公立高中、牛津大学怪诞教养养成的大学毕业生对那职业的神秘向往。这就好像他们如果不追溯到已经记忆模糊的童年，几乎无法对我解释一些事情一样。
是怎么开始的？是孩提时代所阅读的吉卜林（Kipling）小说《基姆》（Kim）吗？我不是想找借口，但那很可能是真的。由于我的祖父曾在大英帝国下的印度政府中担任过公职，使我对参与印度东西前线的“大博弈”的那种壮烈与浪漫极感兴趣。当我去祖父母家玩时，他们告诉我很多以前的故事，令我神往：骑着大象进入丛林，走路到俱乐部的途中一只老虎突然跳了出来，等等。
还有我父亲对战争的记忆。他曾经告诉我，他如何随着第一波的兵团，在1944年登陆诺曼底海滩。还有我母亲，她曾把我拉到一边——当时我好像才六七岁——给我看父亲在军中得到的勋章和奖状：“在诺曼底连续激战中，展现出冷静、不顾危险的军人特质……在整个军事行动中，他的品德、勇敢和尽忠职守的态度，令人钦佩……”尽管文字僵硬、古板，但内容至今仍能深深地让我感动。
八岁起，为“塑造坚毅的人格”，家人遵循传统，将我送进了只收男生的寄宿学校。在圣爱德蒙教堂的纪念日礼拜，通往舍伯恩那座教堂的冰冷台阶上，刻在墙壁上的阵亡者姓名，耳提面命着我们不要忘记爱国、服务、牺牲；每次毕业典礼，学校更会邀请战争英雄，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真实故事。除了吉卜林，我还读过约翰·布坎（John Buchan）的作品，以及青春期在好奇心驱使下读了托尔金（Tolkien）和弗莱明（Ian Fleming）的两度空间、虚构的“007”邦德（Bond）故事。再加上，为在寄宿学校生存，所有孩子必须从非常小就学会独立，以及，像基姆一样，建立起秘密的习惯。
我如何将这一切的一切，解释给一个从来没有经验过类似过程的人听？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加入。基于秘密世界的本质，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说里面是什么样子的，然而他们却不能说。虽然我并不完全知道自己错过或避免了什么，但是我很高兴我并没有真的加入。我仍然反对共产主义，但是以作家的身份，用的是自己的方法来对抗它。
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和MI6有任何接触，或至少，我应该比较小心地说：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进行过任何有意识的接触。不过，偶尔，当我旅行到不同的国家时，英国大使馆中都会冒出来一个奈吉尔或迪克或凯瑟琳之类的人物，高高兴兴地要请我吃中饭，或邀我去喝一杯。这时候，我心中不免一惊：可能是间谍。我毫不怀疑，其中有一两人必然如此，但是他们不会告诉我——而我更宁愿利用时间与本地人谈话，因此经常放弃这类约会。
然而，英国秘密情报工作组织的确包围在一团神秘的云雾之中，许多英国海外的记者、作家、学者，经常被认定为情报组织的外派人员。不仅国安部会怀疑我，在柏林的德国新闻记者也会怀疑詹姆斯·芬顿是间谍，例如，我在柏林认识的波兰朋友也会怀疑我是否另有身份。而詹姆斯和我两人坐在酒吧中闲来无事时，也会聊起某斯蒂芬或某凯尔文之类的人物会不会替MI6兼差工作。在很多时候，那只是随便闲聊，甚至恶意中伤，但是有的时候，怀疑中却不免有几分真实。有的“记者”或“学生”的分量不仅为其外表身份所代表的。
所以，国安部决定要好好调查一下我的身份，我既不惊讶，也不生气。真正令我震惊的是他们侦察自己人并让自己人互相侦察的部分：在那个硕大的监视、恐吓、镇压的系统下，什么“舒尔特”、“史密斯”、“米夏拉”，都只是微不足道的爪牙而已。相较之下，对我的事实调查还算在秘密情报工作的“正常”范围之下。1994年，在我展开了这本书的调查后不久，英国保安局（MI5）局长斯特拉·里明顿夫人发表了一次演说，在演说中她提到：“有的政府仍然想以各种办法——包括招募他们在英国大学的学生——违反国际协定，获取他们想要的情报。我们现在正与各方密切合作，设法找到这些人，并防止他们工作。”
当时，虽然我对英国政府没有秘密任务，却有一些私人的秘密任务。我利用假名替《旁观者》写稿子，并且，显然在不准备告诉东德当局的情况下，大力搜集有关东德极权主义的资料。而我知道得愈多，对那个政府便愈厌恶。我是否秘密地在为文字颠覆做准备？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对东德这样一个建立在媒体控制、新闻检查和组织性欺骗基础上的国家而言，探索性研究或批评性新闻当然是有颠覆作用的。西方记者，经常在国安部反情报部门Ⅱ/13的监视之下。监视的部分理由是，他们想要找到以记者为掩护的间谍，同时也因为在国安部的眼光中，记者与间谍之间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界线。他们认定，西方记者和西方间谍同样都为西方搜集情报，而且同样都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威胁。
当然，所有国家政府都希望能适时制止令他们尴尬的调查询问，而且能够随时指认对他们的批评为“颠覆行为”。西方政府在冷战期间，便多次犯下类似的错误。然而，我在东德的所作所为，在西德、英国或美国再怎么也不会被认定有颠覆嫌疑。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非一边为纯白的新闻自由，另外一边则为纯黑的新闻完全管制，而在于浅灰的大致自由与深灰的大致不自由之间。东德的灰色属于非常深暗的那一种。
我和国安部不同，认为秘密替政府做间谍工作与（有时候也需要秘密地）写作是泾渭分明的两回事。不过两者之间到底还有一些相似之处，而且从德文来思考时相似处就更明显了。例如，西德的秘密情报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照字面上翻译，是“联邦新闻局”。相反的，德国人最早称报纸为Intelligenzblatter，也就是“情报纸”的意思。甚至在英国，《旁观者》19世纪的创刊号上揭示：“新闻的主要目标便是传递情报。”作为《旁观者》的一分子，从古老的角度来看，我的确是在做“间谍”，只是我们是在为读者做间谍，搜集情报。
我并非唯一私下搜集情报者。许多写下独裁政府暴行的记者，也都经常做类似的事，甚至我们不妨说，大部分的记者有时候总不免做同样的事。而且不仅记者，作家有时也不免涉猎情报搜集的工作。格雷厄姆·格林在他的自传中便提道：“每个小说家，和间谍至少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他观察别人言行，倾听别人间的对话，寻找别人的动机，分析他们的人格，而且以文学之名，如此寡廉鲜耻。”可是，他为什么能有资格寡廉鲜耻？为什么以“文学”之名，他就能如此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