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岂深译篇
伯特兰·罗素
在浮士德博士的书斋里，靡菲斯特向他讲述了宇宙创造的历史。靡菲斯特说：
“天使唱诗班无休止的赞美诗渐渐令人生厌；但是，终究说来，他难道不值得他们赞美吗？他难道不曾给予他们无穷无尽的欢乐吗？倘若得到不配得到的赞美，为他曾施以酷刑的人们所崇拜，那岂不是更为有趣？他从内心发出了微笑，决定让这场伟大的戏剧表演一番。
“在数不清的年代中，灼热的星云漫无目的地飘旋在太空。终于它开始成形了，位于中心的那一团摆脱开行星群，行星群逐渐冷却，沸腾的大海波涛汹涌，燃烧的群山起伏动荡，从黑压压的云层中哗啦啦地降下了倾盆热雨，淹没了尚未凝固的地壳。这时，生命的第一株幼芽在海洋深处生长，在适宜开花结果的温暖中迅速长成为森林大树，与此同时，从潮湿的霉菌中长出了巨大的羊齿植物，海怪在繁衍、厮杀、相互吞噬而逐渐消亡。随着这出戏的逐步展开，人从海怪中诞生了。他具有思维的能力，能分辨善恶，并且如饥似渴地追求崇拜。人看到，在这个疯狂可怕的世界上，一切都在消失，所有生物都在不惜代价，在死神无情的判决下达之前，拼命抓住一些短暂的生命时刻。于是人说：‘这里有一个隐藏的目的，只可惜我们没法彻底理解它，而且这个目的是善的；因为我们总得有所敬畏，而在这个有形的世界上，值得敬畏的东西什么也没有。’于是人便退出了争斗，认定上帝想要通过人的努力从混沌中产生和谐。每当人顺从上帝从他的猛兽祖先那儿传给他的本能时，他便称之为罪孽，并恳求上帝宽恕他。但他却怀疑他能否得到应有的宽恕，直到他发明了一种能使上帝息怒的神圣计划。既然现在不好，他就使它更糟，这样将来就有可能会好一些。于是他感谢上帝给他以力量，使他能舍弃可能得到的欢乐。上帝微笑了；当他看到人在克己与崇拜上变得完善起来时，他又向天空放出了另一个太阳，这太阳撞毁了人间的太阳，于是万物复归于星云。
“‘是了，’他喃喃自语道，‘这是一出好戏，我要让它再演一场。’”
扼要说来，这就是科学为我们的崇拜所展现的世界，但它更无目的，更无意义。我们今后的理想，如果要在什么地方找个归宿，就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去找。人是无法预知自身结局的多种原因的产物。人的起源、人的成长、人的希望与恐惧、人的种种爱与信仰，都只是原子偶然排列的结果；任何激情、任何英雄行为、任何强烈的思想感情，都不可能在一个人死后还继续维持其生命；各个时代所有的劳动成果、所有的虔诚、所有的灵感、人类天才所有日正中天的灿烂光辉，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巨大毁灭中消亡，人类成就的整个殿堂，必将不可避免地埋葬于坍塌的宇宙废墟之下——这一切即使并非完全无可争议，也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任何哲学想否定它们都是不可能站得住脚的。只有在这些真理的框架之内，只有在自陷于绝境仍然毫不动摇的坚实基础之上，才能在今后牢固地建造起灵魂的住所。
在这样一个陌生而残酷无情的世界上，像人这样虚弱无力的动物怎样才能保持他的抱负光辉不减呢？令人感到奇怪而神秘不解的是，万能却又盲目的大自然，在它经久不息、快速穿越太空深渊的旋转中，终于产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虽然受制于它的权力，但他却赋有视力，能分辨善恶，能判断他的没有思维能力的母亲的一切行为。尽管他会死亡——这是母亲控制力的标志和象征，但人在其短促的一生中，仍有审视、批评、认知和在想象中进行创造的自由。在他所认识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他具有这种自由，正是这种自由，显示出了他对于控制着他外在生活的那些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优越性。
野蛮人像我们一样，由于自己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软弱无能，因此感到压抑；但是因为他本身不具备任何比力量更使他崇拜的东西，所以便心甘情愿地拜倒在他的神祇面前，不问他们是否值得他崇拜。令人可悲、更骇人听闻的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忍受着残暴与酷刑、屈辱与牺牲，希望以此来安抚嫉妒的神祇：诚惶诚恐的信徒无疑会想，当他把最珍贵的东西也已经无所吝惜地奉献出来时，他们的嗜血欲望可以得到满足，不会再要求他付出更多的牺牲了吧。摩洛神[1]宗教——类似的宗教教义均可如此通称——本质上在于奴隶般卑躬屈膝的顺从，因为他甚至在心里也不敢有这样的想法：他的主子根本不值得崇拜。既然理想的独立性尚未得到承认，权力便可能自由地被崇拜，受到无限的尊敬，尽管它滥施淫威，令人痛苦不堪。
然而，随着道德观念的日益增强，人们逐渐开始感到了对理想世界的要求，而崇拜如果要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让位给不同于野蛮人所创造的另一类神祇。有些人虽然感受到对理想的需求，却仍然有意识地拒绝它们，仍然竭力主张赤裸裸的权力值得崇拜。这正是上帝从旋风中回答约伯[2]时所谆谆教诲的那种态度：大肆炫耀神圣的权力和知识，可对于神圣的善却只字未提，毫无暗示。这也正是当今时代那些以生存竞争为其道德根据，声称能生存者必是最适于生存者的那些人的态度。可是其他的人不满意这种在道德意义上如此令人厌恶的回答，他们将采取我们已习惯于称为特别虔诚的那种立场，认为现实的世界其实是与理想的世界契合的。因此，是人创造了上帝，他无所不能，至善至美，达到了现实与理想的神祇的统一。
但现实世界毕竟是不完美的；如果把我们的判断交给这个世界，总难免有一种必须从我们的思想中清除出去的奴性成分。因为在一切事物中，最好是把人从非人的权力暴虐下尽可能地解放出来，从而提高人的尊严。我们一旦认识到，权力大都是不好的，认识到能分辨善恶的人，在这个没有这种分辨能力的世界上，只是一个毫无力量的原子，我们将再次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该崇拜武力呢，还是该崇拜善良？应该让我们的上帝存在并继续作恶呢，还是应该把他看作是我们自己良心的产物？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重要，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全部的道德观。卡莱尔、尼采和军国主义的信条使我们习惯于对武力的崇拜，这种崇拜是我们无法在一个敌对的世界面前维护我们自己的理想之结果：它本身就是对邪恶的一种奴颜婢膝的顺从，是把我们最好的一切作为祭品奉献给摩洛神。如果力量确实应该得到尊敬，那宁可让我们尊敬这样一种人的力量吧：他们拒绝“对于事实的虚伪承认”，因为这种虚伪的承认与不承认事实往往是不好的。让我们承认，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情如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将会更好些，而我们所坚持而且必须坚持的那些理想，在物质领域内还没有实现。让我们对真理、对美、对生活不容许我们达到的完美理想保持尊敬，虽然这些事物中没有一样得到无意识的世界的认可。如果权力像它看上去的那样是不好的，那就让我们从心中摒弃它吧。人的真正自由就在于此：坚决只崇拜我们自己基于善的爱而创造出来的上帝，只崇敬能够激发我们感悟到最佳时刻的天堂。在行动上、在欲望上，我们必须永远屈从于外界力量的暴虐；但在思想上，在志向上，我们却是自由的，既不受别人的干扰，也不受我们的躯体爬行其上的这个小行星的干扰，甚至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也能摆脱死亡的暴虐。因此，让我们去发现信仰的那种使人一直生活在对善的憧憬之中的力量吧；同时，也让我们在行动上下降到现实世界中，永远在我们面前保持着那种憧憬。
一旦事实与理想的对立变得清晰可见时，要想维护自由看来就必须有一种激烈的反叛精神，一种强烈憎恨众神的精神。以普罗米修斯的坚忍去反抗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永远记住它的邪恶，永远主动地去憎恨它的邪恶，敢于面对权力出于恶意所能发明的一切痛苦，这一切似乎是所有不愿对无法避免的事态低头的人的责任。但愤愤不平仍然是一种束缚，因为它迫使我们的全部思想只去注意一个邪恶的世界。在能够产生反叛精神的强烈欲望中，存在着一种智者必须克服的孤行专断。愤愤不平是我们思想的屈服，而不是我们欲望的屈服；体现智慧的斯多噶派自由，能从我们欲望的屈服中发现，而不能从我们思想的屈服中发现。从我们欲望的屈服中产生了顺从的美德；从我们思想的自由中则产生出整个艺术与哲学的世界，产生出美的幻想。我们正是依靠了它，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最后重新征服这个顽抗的世界。但美的幻想只有在不受约束的沉思中才有可能产生。因此，只有那些人——不再要求生活给予他们任何将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转瞬即逝的私利——才能获得自由。
虽然自我克制的必要性是邪恶存在的证据，然而基督教在宣传这一点时，却显示出一种超过普罗米修斯反叛哲学的智慧。必须承认，在我们渴望的种种事物中，有一些尽管不可能得到，却是真正的美好事物；而另一些热烈渴望的东西，却并不是一个十分纯洁的理想的构成部分。认为必须舍弃的东西都是坏的那种信念，虽然有时是错误的，但远不如奔放的激情所臆想的那样往往是不对的。而宗教教义则提供一种理由，以证明它永远不错，从而凭借着严峻真理的发现，成为净化我们希望的手段。
但听天由命还有一个好的因素：即使是真正美好的事物，在不可能得到时，也不该烦躁地去渴求。每个人或迟或早都会做出这一伟大的舍弃。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得不到的。以坚强的意志全力渴求的美好事物竟然不可能得到，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置信的。然而通过死亡，通过疾病，通过贫困，或者通过责任的呼声，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为我们创造的，不论我们渴求的事物多么美好，命运之神都可能不给我们。当不幸降临时，我们应有勇气承受希望的破灭而不抱怨，有勇气使我们的思想摆脱无谓的懊悔。对权力做这种程度的屈服，不仅是正确的、合理的，而且它正是智慧之门。
但被动的舍弃并非智慧的全部；因为我们不可能只凭舍弃，就建造起一座神殿，来崇拜我们自身的理想。这座神殿经常萦绕在想象的王国中，萦绕在音乐、建筑中，萦绕在无烦扰的理性王国中，也出现在抒情诗金色落日的魅力中，在那儿，美照耀着，放射着光辉，远离哀愁的感受，远离对变化的恐惧，远离现实世界的种种失败与幻灭。在对这些事物的沉思中，天堂的幻景将在我们心中形成，立即给我们一块判断周围世界的试金石，同时也给予我们一种灵感，使我们能把任何可以用作圣殿砌石的东西加以改造，以适应我们的需要。
除了那些极少数生来就没有罪恶的灵魂，任何人在进入这个殿堂之前，都要先穿过一个黑暗的洞穴。这个洞穴的大门是绝望，它的地上铺着被抛弃的种种希望的墓石。在那儿，自我必须死亡；在那儿，热切的希望之火、未被驯服的贪婪的欲望之火必须扑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灵魂从命运的主宰中解放出来。一旦出了这个洞穴，舍弃之门又将通向智慧的白昼，凭借着它的光辉，一种新的领悟、新的喜悦、新的柔情将闪耀出来，愉悦朝圣者的心灵。
一旦我们没有了虚弱反抗的苦涩，学会了顺从命运的外在统治，认识到非人类的世界不值得我们崇拜，才有可能改造和重新塑造无意识的宇宙，才有可能在想象的熔炉中使它发生嬗变，从而用一个闪耀着金光的新形象，替代那个陈旧的泥土偶像。在世界所有形形色色的事实中——在树木、山岳和云彩的视觉形状中，在人生的事变中，甚至在“死亡”的万能主宰中，创造性的理想主义的洞察力，都可以发现它自己的种种思维所首次创造出来的一种美的反映。这样一来，心灵便确立了它对于大自然没有思维的种种力量的微妙主宰。它所对付的材料越邪恶，未经陶冶的欲望越作祟，它在诱使顽岩献出蕴藏的宝藏方面成绩越大，在迫使敌对势力节节败退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就越加令它自豪。在一切艺术中，悲剧是最值得自豪，成就最为辉煌的；因为它在敌人国土的中心，在它最高山峰的峰顶上建造起它辉煌的堡垒；从它坚不可摧的瞭望塔上看下去，敌人的兵营和军械库，敌人的纵队和要塞都一览无余；在它自己的城垣内，自由的生活在继续，而死亡、痛苦和绝望等各路军团，以及命运暴君手下所有奴性十足的头目，却为这座无畏的城市的居民提供了新的美景。那些神圣的堡垒是幸福的，那些住在高处能看到一切的居民更是三倍的幸福。向勇敢的战士们致敬，他们身经百战，为我们保住了自由这一无价之宝，使未被征服者的家园不遭亵渎圣物的侵略者的污损。
但是悲剧的美并不能显示生活中时时处处以或显或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品质。在死亡的景象中，在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在已消逝而不可召回的过去中，存在着一种神圣、一种压倒一切的敬畏，存在着一种对生存的广阔、深邃、无穷无尽的神秘感，通过痛苦的某种奇异的结合，受难者仿佛被悲伤的纽带牢牢地束缚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些醒悟的时刻，我们失去了对欲望的一切热情，失去了为琐碎目标所作的一切拼搏和追求，失去了对日常琐事的一切关心，而从表面看来，这些琐事却构成了日复一日的普通生活。在人类友情闪烁不定的微光照耀下的那个狭窄的木筏周围，我们看到了黑压压的一片汪洋大海，我们在它的滚滚波涛中只能做短暂的颠簸，从外面的茫茫黑夜中，一股沁入骨髓的寒流冲进了我们的避难所；在种种敌对势力之中，人类的所有孤寂都集中在个人的灵魂之中，它必须以其能掌握的勇气，独自对抗一个对其种种希望与恐惧毫不关心的宇宙的全部压力。在这场与种种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才是进入光荣的英雄行列的真正洗礼，才是进入人类生存无与伦比的美的开端。从灵魂与外部世界那种可怕的对抗中，诞生了自我克制、智慧与慈悲；而伴随着它们的诞生，一种新的生活也开始了。我们仿佛是种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死亡与变迁、过去的不可挽回以及人在宇宙从虚幻到虚幻的盲目奔波中的一筹莫展——的傀儡；而把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引入灵魂深处的圣堂去感受它们，认识它们，就是战胜它们。
这就是“过去”对我们之所以具有如此魔力的原因所在。它静止而无声的图片之美，犹如晚秋迷人的纯净，这时的树叶，虽然一丝微风即可吹落，但仍在蓝天的衬托下闪着金光。“过去”不会改变，也不再奋斗；像邓肯[3]一样，经过生命的一阵狂热之后，它已安然入睡；人们一度渴望并一味攫取的一切，委琐与转瞬即逝的一切都已消失；而过去美的、永恒的东西，却像黑夜的群星仍在闪光。它的美，对于一个配不上它的灵魂来说，是不会持久的，但对于一个征服了命运的灵魂来说，它却是进入宗教之门的钥匙。
从外表看，人的生命与大自然的力量相比，只是一样微不足道的东西。奴隶注定要崇拜时间、命运与死亡，因为它们比起奴隶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任何东西都要伟大，还因为他的思想所想到的都是它们要吞噬的东西。但尽管它们伟大，如果能以伟大的精神去思索它们，能感受到它们没有激情的光辉，则更伟大。正是这种思想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人，使我们不再以东方式的屈服在不可避免的事物之前俯首帖耳，而是吸取它，使它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放弃为私人幸福的斗争，排除对短暂欲望的所有热情，满怀激情地追求永恒的事物——这才是解放，这才是自由人的崇拜。而这种解放是通过对“命运”的沉思实现的，因为命运本身已为那种心灵所制服：那种不曾留下任何东西让“时间”的净化之火去净化的心灵。
自由人被最牢固的纽带——共同命运的纽带——与他的同胞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会发现一种新的景象时时刻刻伴随着他，把爱的光辉洒向每一项日常的任务。人的一生是穿越黑夜的长途跋涉，形形色色看不见的敌人包围着它，疲惫与痛苦折磨着它，它的目的地只有少数人可望达到，而达到后谁也不可能停留多久。在行进中，我们的战友一个个被拥有无限权力的“死亡”下令抓获，并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们能帮助他们的时间很短促，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就决定了他们的幸福与苦难。让我们在这短促的时间里，在他们的路途上洒满阳光，用同情的慰藉减轻他们的烦恼，以永不倦怠的爱给他们纯正的欢乐，增强他们低落下去的勇气，在绝望时给他们注入信心。让我们不要用吝啬的天平衡量他们的优缺点，让我们只想到他们的需要——只想到构成其一生苦难的种种烦恼、种种困难，或许还有种种盲目的行动；让我们记住他们是在这同一黑暗中共患难的同胞，与我们是同一出悲剧中的演员。因此，当他们的生命结束时，当他们的善恶在不朽的过去中变为永恒时，让我们感到，在他们承受的痛苦中，在他们的失败中，我们的任何行为都不是其中的原因，但当神圣的火花在他们心中点燃时，我们却曾以准备好的鼓励、同情和闪耀着极大勇气的大无畏的词语支持过他们。
人的一生短促而又无能为力。在他和他的同类身上，邪恶无情的命运将缓慢而不可避免地降临。无视善恶，不顾毁灭，全能的物质在它无情的路上运行着；对于注定要在今天失去最亲爱者，自身也将在明天通过黑暗大门的人来说，在打击降临之前，唯有怀抱使其短促一生高尚的崇高思想；蔑视命运奴隶的胆怯的恐怖，在他亲手建造的圣坛进行崇拜；在机遇的主宰面前无所惊恐，保持一颗自由的心灵，不为统治着其外部生活的专横暴虐所影响；自豪地蔑视各种无法抗拒的势力，它们一时还能容忍其知识和谴责，像一个疲倦而不屈的阿特拉斯[4]，独力支撑着他的理想所塑造的那个世界，不顾无意识的权力的践踏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