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集
一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十九世纪俄国著名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早期发表作品署名尼·谢德林，后用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一八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生于特维尔省卡里雅津斯基县斯帕斯-乌戈尔村一个地主家庭。十岁进莫斯科贵族学校。两年后，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入皇村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为沙皇政府培养官吏的，但在普希金时代，这里却是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到谢德林就读时期，虽然一些进步教员已被逐出校门，但自由思想的火花并未熄灭，进步书刊仍然时常在学生中间流传。别林斯基与赫尔岑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彼得拉舍夫斯基宣传的空想社会主义，对学生时代的谢德林起了很深的影响。一八四四年谢德林在皇村学校毕业，不久即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与小组其他成员共同研究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圣西门、孔西德朗等人的著作，讨论俄国及西欧的政治生活与革命问题、人类社会的前途问题，等等。这些活动对谢德林的世界观的形成，起过极大的作用。
谢德林的创作活动始于学生时代，最初写诗，一八四一年《读者文库》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作《竖琴》。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年间，他又写了一些诗，但大都带有模仿性质，不够成熟，作者自己也不重视，因此保存下来的不多。谢德林在皇村学校毕业后，到陆军部任官职，同时开始了散文创作。一八四七年他发表了第一个中篇《矛盾》，接着第二个中篇《错综复杂的事件》又于一八四八年问世。这两部作品虽然艺术上还不够成熟，却大胆提出了社会不公的尖锐问题，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显著矛盾，特别是第二部作品，更进而揭露了统治者的巧取豪夺，对被压迫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两部小说反映了年轻谢德林的探索与追求，但由于主题的强烈政治色彩，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注意与仇视。小说问世不久，不仅作品遭到查禁，谢德林本人也遭逮捕，并被流放到维亚特卡。
沙皇尼古拉一世死后，谢德林被解除流刑，一八五五年底离开维亚特卡回到彼得堡。八年流放生活，使谢德林对现实有了具体和深刻的感受。他积累了大量有关统治阶级的生活见闻，研究了人民的风习和语言，根据流放期间得来的生活素材，写出了著名的《外省散记》，一八五六年开始在《俄罗斯通报》陆续发表。《外省散记》为作者带来极大的声誉，尼·谢德林这个名字从此蜚声文坛。这部包括三十余篇特写的作品，以无情的讽刺抨击了沙皇官吏的贪污腐化、堕落无耻的生活。那些有声有色的人物形象，把农奴制俄国的腐朽暴露无遗。作品发表后，得到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高度评价。
《外省散记》写成之后，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间，谢德林在内政部任职，以后又先后担任梁赞省和特维尔省的副省长，直到一八六二年。他一面担任官职，一面写作。一八六三年出版的《纯洁的故事》和《讽刺散文》两部集子，大部分都是这时期写的短篇小说和特写。
革命民主派的重要喉舌《现代人》杂志被沙皇政府勒令停刊八个月之后，于一八六三年初复刊，这时谢德林应涅克拉索夫邀请参加编辑部工作。一八六三至一八六四两年间，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特写以及其他文章，并在总题为《我们的社会生活》专栏里，写了大量政论，对于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的新情况下如何进行社会革命斗争，同自由主义派及反动报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后来谢德林与编辑部领导成员安东诺维奇等人发生分歧，论战中断，随即退出了《现代人》编辑部。
离开《现代人》以后，谢德林对担任官职仍然抱有幻想，以为这样可以帮助实行社会改革，所以一八六五至一八六八年又复出任职，相继在奔萨、图拉、梁赞等省任税务署署长。就这一时期的生活观察与感受，一八六九年他写了《外省书简》及《时代征兆》的一部分，对废除农奴制不久的俄国现实生活作了概括的描述。这次任职期间，谢德林屡次与上司发生冲突，又时常在文章中讽刺嘲笑达官显贵，结果遭到梁赞省省长的控告，被撤去四等文官职务，沙皇还下令以后永不录用。从此谢德林告别官场，一直从事编辑与写作。
一八六八年，谢德林再度与涅克拉索夫合作，接办《祖国纪事》杂志。他们继承《现代人》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继续对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自由派的空谈与伪善进行揭露和斗争，揭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和农村中的阶级分化等等。在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主持之下，《祖国纪事》成了七十年代俄国最进步的杂志，在当时的思想界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一八七三年涅克拉索夫逝世后，谢德林继任主编，直到一八八四年四月该杂志被沙皇政府查禁。
从一八六八到一八八四这十六年间，谢德林全部精力用于编辑《祖国纪事》与创作活动。这是他创作最旺盛、艺术上取得极高成就的年代。这时期他写了许多伟大的作品，塑造了不少社会意义极为深刻的典型形象。著名的政治讽刺长篇《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以怪诞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描绘了愚人城历任市长鱼肉人民的故事。作者以叙述愚人城编年史为故事线索，讽刺的矛头直指沙皇国家机器，无情地揭露它反人民的本质。愚人城一个个市长的形象，活画出沙皇官僚的真实本性，指明沙皇专制是一部压榨人民的机器。这里表面是写历史，实际上指的是那时的现存社会制度。这是谢德林讽刺艺术的代表作。《蓬巴杜先生和蓬巴杜太太》（1863—1874）写农奴制废除后的沙皇官僚。这些人出身贵族地主，是彼得堡饭店里厮混出来的膏粱子弟，大都不学无术，狂妄无耻。他们高喊改革，因而有自由派的雅号。但到做官掌权之后，便抛开假面具，露出了真实的狰狞面目。在七十年代，谢德林十分注意农奴解放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色，官僚及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作用。他在《塔什干的老爷们》（1869—1872）这部作品里，通过几代塔什干人的性格刻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贪婪和掠夺，他们对中亚地区的殖民统治。《外省人旅居彼得堡的日记》（1872）写彼得堡的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的巧取豪夺，尖刻地嘲讽了卖身投靠的文人笔吏。《金玉良言》（1872—1876）里的中心人物杰鲁诺夫，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掠夺者，他不择手段盘剥农民，盗窃国家资财，对这些以伪善言行装扮起来的所谓“顶梁柱们”，作者作了无情的揭露。《莫尔恰林老爷们》（1874—1878）这部作品，谢德林深刻研究分析了当时的社会心理，把格里鲍耶陀夫著名戏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人物莫尔恰林移植到七十年代的生活环境中来，借用这个形象，对自由派庸人出卖灵魂、俯首帖耳、思想贫乏、明哲保身等等，给以无情的鞭笞。《蒙列波避难所》（1878—1879），写七十年代末俄国农民受到的政治经济压迫，富农和资产阶级逐步兴起，贵族地主日渐没落。商人拉祖瓦耶夫和酒店老板科卢帕耶夫，正是当时俄国社会新生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典型形象。杰出的长篇家庭纪事小说《戈洛夫略夫一家》（1875—1880），是谢德林的一部代表性力作。作者以卓越的艺术笔力，描绘农奴制下地主家庭的衰败与灭亡。家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百无聊赖的颓废寄生生活，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俄国贵族地主之家的腐朽性与必然灭亡的命运。空话连篇、好话说尽、坏事也干尽的犹大什卡（小犹大），是贪婪和阴险狡诈的伪善者的典型。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是谢德林的杰出创造。此外，这时期写的《现代牧歌》（1877—1881）、《致婶母信》（1881—1882）、《波谢洪尼耶故事》（1883—1884）等作品，都以多样的艺术手法、尖锐的讽刺，绘制了沙皇专制统治之下警察暗探横行、中等阶层懦弱惶恐、自由派叛卖投降的生活画面，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典型。
七十年代中期谢德林出国治病，八十年代又数度出国，先后到过德国、法国、瑞士等国。他把旅途观察所得，写成特写集《在国外》（1880—1881），描绘了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充满尖锐矛盾的社会生活。他说法国是“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嘲笑俾斯麦德国妄图攫取世界霸权。
一八八四年四月，《祖国纪事》被沙皇政府查封，永远禁止出刊。谢德林的创作园地完全被剥夺了。虽然这时沙皇政府对人民加紧残酷镇压，图书审查更加严厉，谢德林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带着病弱之身，继续创作，晚年写的著名作品有《童话集》（1882—1886）、《生活琐事》（1886—1887）和《波谢洪尼耶遗风》（1887—1889）。
《生活琐事》与《波谢洪尼耶遗风》是谢德林的最后两部作品。前者写八十年代俄国中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反映他们的悲惨命运。后者描绘了农奴制改革之前地主生活的广阔画面。这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和他以前所写作品有了比较显著的变化，情节描述和人物刻画不再采用夸张、怪诞、尖锐的讽刺形式，而是运用一般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但作品的思想倾向仍然一如既往，忠实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
一八八九年五月十日谢德林在彼得堡逝世。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杰出的讽刺作家，他的作品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要遗产，体现了当时的先进思想革命民主主义。他继承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运用“伊索式语言”、幻想、夸张等多样的讽刺笔法，同沙皇反动统治进行了巧妙的斗争，在艺术上取得了高度的成就。他塑造的众多典型形象，深刻揭示了俄国社会生活现象的本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列宁十分重视谢德林的作品，曾多次用他的人物形象揭露孟什维克。
二
谢德林一生所写作品数量很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这些作品当中，童话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代表作。他写童话开始于六十年代，最早的一篇是《一个庄稼汉养活两个将军的故事》，随后又写了《良心丢了》和《野地主》。当时他只写了这三篇童话作品。以后，他虽然也采用这种形式在作品中穿插写过一些类似童话的情节，但独立成篇的都是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六这四年间写成的。他的童话共计三十二篇，其中一部分作者生前曾编为集子出过单行本，但没有出过完整的童话集。三十年代苏联出版《谢德林全集》，才搜集了他的全部童话，编入全集。本书介绍的，即据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谢德林全集》第十六卷原文译出的全部童话作品。
一般说来，童话是给孩子们读的，但谢德林的童话却不是一般意义的童话，它既是为孩子写的，也是写给成年人读的。这些童话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暗无天日的沙皇俄国出现的艺术明珠。在这段最反动的政治统治时期，尤其是《祖国纪事》杂志被封闭之后，政治气候极为恶劣，谢德林已处于困难重重的境地，发表作品，也不得不借用温和自由派刊物的一席之地。露骨的讽刺显然无法与读者见面了。为了同反动图书审查制度作斗争，蒙蔽沙皇鹰犬的耳目，使作品得以传播，并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理解，谢德林又重新运用童话体裁，作为一种特殊讽刺武器，继续战斗。谢德林是善于创造的讽刺大师，童话这一文学形式到了他的手里，就成为他出色和绝妙的艺术创造。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在这里是完美和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熔于一炉的。谢德林的童话有一个特点，他以前所写作品的某些主题和形象，在许多童话中都结合八十年代的社会现实生活，以最凝炼、最简洁、最集中的艺术手法再现出来。所以，我们阅读谢德林的童话，可以看出他整个创作的面貌。苏联的谢德林研究者，有的认为童话是谢德林的创作中带有总结意义的作品。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主题思想来说，谢德林的童话大体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一、揭露沙皇专制政府上层的反动实质及俄国社会阶级矛盾；二、讽刺当时知识界某些人士的懦夫心理及自由主义派的叛卖和伪善言行；三、描写农民群众备受压迫剥削的悲惨境遇；四、叙述一般道德问题和革命世界观问题，等等。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谢德林是极度憎恨沙皇反动统治及其鱼肉人民的官僚阶层的。《熊都督》、《充任梅塞纳斯的鹫鹰》、《壮士》三篇童话，讽刺矛头直指沙皇政府，极其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革命思想。他以猛兽、猛禽这类动物形象，活现了统治者嗜杀的本性，从而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机器的反动实质。熊都督和鹫鹰都是凶残的走兽飞禽，可以在丛林荒野、悬崖高山恣意捕杀，称霸一方，仿佛不可一世，但在谢德林笔下，他们也是外强中干、愚蠢可笑的，最后仍然逃不脱可悲的结局。野兽只能有野兽的下场。这就是谢德林为沙皇专制制度作出的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预言。从作品的思想倾向可以看出，谢德林对沙皇政府是不抱丝毫幻想的，要解救人民，只有推翻暴虐和腐朽的沙皇专制政府。这一思想在《壮士》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壮士原来是俄国古代民间口头叙事诗中保国卫民的英雄形象，但在这篇童话里，谢德林却反其意而用之，壮士长期酣睡在树洞里，最初还以如雷的鼾声威慑着人们。当惨重的灾难降临这个国度，百姓们处于水深火热，盼望壮士拯救的时候，他却仍然在树洞里睡大觉，对大地上的一片呻吟不闻不问，甚至连鼾声也没有了。等到伊凡努什卡挥拳打碎树洞，原来这壮士早已腐烂，而且给毒蛇吃得只剩一个脑袋了。很显然，作品的寓意是说沙皇专制制度已经腐朽透顶，只能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由于政治倾向性十分尖锐露骨，难以发表，而艺术上也算不得上乘之作，作者本人可能不够满意，因此，这篇童话在谢德林生前始终没有发表。他逝世之后，又埋没了三十余年，直到一九二二年，《红色档案》第一次发表出来，人们才知道这篇作品。
谢德林是现实主义讽刺大师，除去运用虚构与夸张对社会生活现象进行艺术概括，塑造性格典型之外，也常常按思想主题需要，把生活中或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改头换面写进作品，含沙射影给以无情的嘲讽。据苏联注解家们解释，《熊都督》这篇童话就是嘲讽亚历山大三世当政时期一些大臣的愚蠢和残暴，主要形象都是实有所指的。那个不学无术、文理欠通的狮子，显然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剪影。在狮子身边当顾问的驴子，正是任宗教院总监、对亚历山大三世起过极大影响的反动头子波别多诺斯采夫的素描像。老熊也有原型可查。因微小罪行身败名裂的老熊一世，是内务大臣伊格纳季耶夫的写照，而老熊二世的原型，则是接替伊格纳季耶夫任同一职务、以制造重大罪行声名狼藉的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伯爵。这些真实人物进入虚构的童话故事，经过作者画龙点睛的艺术描绘，加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让人民群众更加清晰地认识沙皇统治的实质。
谢德林的童话中具有高度思想水平和非凡艺术成就的，是那些鞭挞懦夫心理、反对奴隶哲学与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揭露自由主义派伪善面目的作品。作者在这些作品里塑造了许多社会意义极为深刻的典型形象。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俄国，人民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一八八一年初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暗杀，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加强了反动统治，对一切革命活动实行最残酷的镇压。民粹派的革命运动已遭到完全失败。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正处于萌芽时期，还未壮大起来。贵族地主阶级的政治及经济地位相当稳固。这是俄国历史上最反动的黑暗年月，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候社会上弥漫着一片悲观消沉的情绪，知识界更是颓唐消极。被沙皇政府粉碎了的民粹派，已蜕化为自由主义的懦夫，成为沙皇专制统治的附庸。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相继出现，有的鼓吹逃避斗争、放弃革命，有的宣扬装潢门面的改良主义。列夫·托尔斯泰宣传“道德自我完善”及“勿抗恶”的哲学，另有一些人则提倡“小事论”，认为做些平凡小事，修桥铺路，乐善好施，这样一点一滴就可以逐步改良不合理的社会。《聪明绝顶的（鱼句）鱼》、《忘我的兔子》、《鲤鱼干》等作品，就是这种历史背景的艺术产物。作者运用拟人化手法，通过动物的生活习性，把当时俄国中等阶层一些人的思想和心理，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对当时的社会现象，作了极其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鱼句）鱼这个形象是懦夫的典型，嘲讽的矛头显然针对当时被沙皇的镇压吓破了胆的一部分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谢德林笔下的这条（鱼句）鱼不是愚蠢无知的，他满肚子学问，信奉自由主义，从历尽风险的父母那里和他自己的阅历中学得一套生活哲学，因此看起来，是一条非常聪明的（鱼句）鱼。然而，他的绝顶聪明表现为什么呢？童话给我们作的形象解释，实际上是绝顶的愚蠢。（鱼句）鱼没有任何作为，永远是一面哆嗦，一面得胜；活着时候哆嗦，临死时也是哆嗦，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作者用“哆嗦”这个讽刺手法，概括了（鱼句）鱼的一生，说明了所谓“聪明绝顶”的真正含义。在残酷争夺、互相吞食的水族社会里，（鱼句）鱼安然度过重重风险，成了长命寿星，但对社会进步毫无贡献，虽然聪明绝顶，却是一条谁也不需要的（鱼句）鱼。
自由主义派宣扬的奴隶哲学和部分落后群众屈从反动统治者的愚昧心理，是俄国人民的大敌，对革命解放斗争起着腐蚀与瓦解作用，谢德林对这种思想和心理极为憎恶，经常给予毫不留情的鞭挞和辛辣的讽刺。俄国的自由主义派在六十年代主张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他们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害怕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彻底的改革。到八十年代之后，自由主义派已经完全向沙皇政府妥协，成了镇压群众革命的帮凶。鲤鱼干的名言：“耳朵不会长得高过额头”，就是要人们对沙皇反动统治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正如我们说“鸡蛋碰不过石头”一样，是十足的妥协哲学。谢德林把这类人物写成鲤鱼干，除了繁殖后代用的精腺之外，五脏六腑全被剜掉，脑袋和脑髓也风干了。而《自由主义者》这篇童话描写他们从“尽其可能”、“多少有点”，直到“顺应卑鄙”，又活活画出他们叛卖行径的三部曲。这些绝妙的讽刺，出色的艺术概括，无情地撕下了自由主义派的假面具，把他们的丑恶面貌揭露无遗。
《忘我的兔子》和《可怜的狼》是两篇有连带关系、互相补充的作品。童话的艺术形象和情节揭示了沙皇的残暴统治，以及人民应该怎样对待这种统治。狼是凶残的动物，生性食肉，必须残害生命，非行凶抢劫不可，这种本性是无法更改的。即使暂时对弱小有所饶恕，那也是由于肚子不饿，一旦需要，仍然要吃掉的。忘我精神本是一种美德，而兔子却抱着这种精神对待狼，以为不惜牺牲，信守诺言，最后真会像狼说的那样获得宽恕。这当然是十分可笑的幻想，永远不会实现的。像兔子这样心甘情愿，拼着性命跑回去做狼的盘中餐，当然不会真有这样的事。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常常可以看到这种蒙昧而又愚蠢的心理，也不难发现实质类似的现象。艺术要有一点夸张，特别是讽刺艺术。谢德林的夸张，活活画出了怀有这种心理的人的可笑又可悲的境遇。
谢德林的童话中，思想和艺术上达到了高度成就的是《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这篇作品。鲫鱼这个典型形象，显示了作者杰出的艺术天才和革命的世界观。鲫鱼不是懦夫，不像（鱼句）鱼那样只是躲在洞里成天哆嗦，躲避一切风险。相反，他倒颇有一点抱负，想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而且还有勇气敢于和梭鱼这样的水族霸主进行“学术辩论”。他不认为斗争与争吵是正常的生活法则。他相信“和谐”，相信所谓“不流血的功业”。他认为世界上的黑暗现象是痛苦历史的偶然产物，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而是能够铲除的。他主张鱼类应当彼此相爱，凡是鱼都应有自己的一份所得，而每条鱼也该尽自己一份力量。然而，在梭鱼当道的世界里，这条抱有崇高理想的鲫鱼，只能作可怜而又可笑的牺牲品，即使梭鱼不想吃他，也会出于本能，无意之间把他吞下肚去。鲫鱼之所以招来这种悲剧的下场，并不是他有社会主义理想，他招致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生而为鲫鱼，却不明白什么是鱼汤，梭鱼为何物，不懂得如何进行真正有效的斗争；自以为梭鱼不会对真理的声音充耳不闻，仅凭所谓魔力无边的词儿，能把他变成和自己一样的鲫鱼，完全看不见他凶残的本性。这正是鲫鱼的悲剧，也就是空想主义者的悲剧。
谢德林善于运用对话塑造形象，刻画性格。这一艺术特色在他的童话中随处可见。在《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里，这种艺术手法更是运用得特别出色。作品情节简单，故事也不复杂，鲫鱼的面貌和个性主要是通过对话显示出来的。然而这些对话并不平直单调，枯燥无味，而是曲折多变，幽默生动，一环紧扣一环，把一个诚实正直，有理想有抱负，却不明客观实际，不识时务，堂吉诃德式的迂夫子的滑稽相，活脱脱地画出来了。
鲫鱼这个形象巧妙地讽刺了八十年代俄国某些有先进思想情绪，但对沙皇反动统治缺乏认识，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懂得斗争策略的知识分子。谢德林早年受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但在多年的思想探索和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这种学说不过纸上谈兵，于实际无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甚至对人民的革命斗争反而有害，所以有时也旁敲侧击，作一些嘲讽。但是，这篇童话却是谢德林作品中对俄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最集中、最形象的批判。
沙皇统治下俄国人民的境遇，尤其是农民的境遇，非常凄苦。在农奴制的重压之下，劳动人民受尽压榨，过着无权的牛马生活。社会阶级矛盾非常尖锐。谢德林的童话鲜明和突出地反映了这样的现实生活图景。早在六十年代写成的《一个庄稼汉养活两个将军的故事》和《野地主》，以及后来在八十年代创作的《邻人》、《苦力马》、《村里火灾》、《在路上》等作品，都直接写了农民，描绘了他们痛苦的生活与悲惨的命运，揭露了农奴制地主的寄生与伪善。孤岛上的两个将军，变成了野人的地主，都是十足的寄生虫，离开了农民就不能生活。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显示了剥削者的本性，而且一针见血揭穿了沙皇政府在六十年代初玩弄所谓“解放农奴”的欺骗花招。《邻人》里的伊凡·活财神，是伪君子的一帧活画像，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那假仁假义的尊容，描绘得极为传神。结尾出现了一张蓝图，早已安排好穷光蛋住三岔口，房子像个有许多窟窿眼儿的筛子，一切财物都漏了个精光；活财神却住顺流之处，府第宽敞，又有结实的栅栏，财物随流水源源而来，到那里就卡住了。诙谐幽默，把阶级社会的真实图景描绘得既形象，又俏皮，真是独出心裁的绝妙讽刺。在《苦力马》一篇里，那瘦骨嶙峋、疲惫不堪的苦力马形象，象征了俄国人民在农奴制度的禁锢之下，无从发挥自己的伟大力量；劳动农民历尽艰辛，忍受种种痛苦，背负着历史的重荷，在无边无际的广阔田野上苟延残喘。整篇作品浓郁的抒情笔墨，抒发着作者深切的同情，吐露了胸中积压的痛苦。这既是融现实于幻想的童话，又是一篇扣人心弦的抒情诗。
出现在谢德林童话中的人民，除了《熊都督》、《壮士》这样的作品直接点明他们最后将会奋起反抗，推翻沙皇反动统治以外，大都显得比较消极。谢德林如此描写人民，并不是嘲弄他们，而是批评他们对反动统治者逆来顺受，鞭挞他们的奴从态度。他从现实生活出发，对人民怒其不争，希望借讽刺的力量打破他们的幻想，消除愚昧落后的意识与心理，唤醒他们的觉悟。著名的讽刺长篇《一个城市的历史》出版之后，曾经引起自由主义派的不满。一八七一年四月，《新时报》的主持者、自由主义派文人亚·谢·苏沃林以“亚·泼——奥夫”的笔名在彼得堡出版的《欧洲通报》上发表题为《历史讽刺》的文章，指责谢德林歪曲史实，嘲弄人民，以便转移讽刺矛头，削弱作品的作用。当时，谢德林先后写信给亚·尼·佩平和《欧洲通报》编辑部，表明他对人民所持的态度。他说：“至于我对人民的态度，我觉得‘人民’一词必须区分为两种概念：历史的人民和本身体现着民主主义思想的人民。前一种肩膀上抬着鲍罗达夫金、布尔切耶夫之流人物，我的确不能同情。第二种我永远是同情的，而且所有我的作品都充满着这种同情。”这种有所区分的态度极其鲜明地体现在他的童话里。
谢德林逝世前几年写的童话，调子比较阴沉，流露不少悲观情绪。这是作家晚年生活处境与痛苦心情的反映。《出在叛逆可夫身上的怪事》实际上是他怀着悲愤与痛苦写成的自况，这时正当《祖国纪事》杂志被封，失去独立发言的论坛，阴云密布俄国大地。这篇幻想与现实相交织的“童话哀歌”，回顾和检讨了他的写作生涯。他把自己一生的文学创作活动，看作离旧秩序的经，叛统治者的道，所以给自己取了“叛逆可夫”这样一个有特殊寓意的姓名。这位作家热爱祖国和人民，苦苦追求真理，呕心沥血从事创作，“用自己心头的火点燃旁人的心”。但是，作为作家的他，忽然不存在了，他对恶势力的一切抗议完全成为徒劳，没有结果。这是谢德林失去《祖国纪事》杂志之后的痛苦的心声。然而，他没有绝望，在逆境中却探索到了新的道路，终于向自己，也是向一切革命作家提出一个实际而又严肃的问题：“为什么你让自己依附一种给你地位、交情、朋友的职业，而不急于去到那发出呻吟的地方？为什么你不直接面对这些呻吟，而只是抽象地为它所激动呢？”显然，他已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一个作家只有面对人民的痛苦，直接投身群众的革命斗争，才是出路。这一思想表明谢德林是始终忠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
谢德林是笑的巨匠。孤岛上的两位将军，担任封疆大臣的三只狗熊，奔驰在千山万水间的兔子，躲躲藏藏、成天哆嗦的（鱼句）鱼，理直气壮却是个十足笨伯的鲫鱼等等形象，都写得妙趣横生，幽默诙谐，读来实在引人发笑。但谢德林的笑，并不仅仅为了开心，给人愉悦的享受，而是通过这些笑让你有所爱憎，理解社会，理解生活。有人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语：如果说果戈理的幽默是“含着眼泪的笑”，那么谢德林的幽默则是“带着鄙视和愤怒的笑”，这话讲得很中肯。而卢那察尔斯基却说得更有深意，他说：“人如果能像他那样发笑，一定会变得聪明起来。”我以为确是如此。
谢德林是用所谓“伊索式语言”写讽刺的作家，他的作品常常针对当时的人和事，进行含沙射影或指桑骂槐的讽刺，有的说得比较明确，有的却讲得曲折隐晦，甚至今天的俄罗斯读者也不是全都能看懂，何况外国读者。因此理解和翻译他的作品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同时，既然是讽刺，免不了有诙谐俏皮的幽默文字，或者语义双关的词句，写人状物也有一些特别手法。这些都给翻译增添不少难处。翻译文学作品，总得有点文艺味儿。原作引人发笑，如果读译文笑不出来，这就很难说完成了翻译任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虽然作了不少努力，希图找到一些多少能够传达原文风格的表现方法，但由于水平所限，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甚至理解错误，造成误译之处，也在所难免。这些都希望读者指正。
张孟恢
一九八三年三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