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一座废弃的教堂，巴洛克风格的外观，被一块招租的招牌大煞风景，漆黑而残破的塔楼矗立在这个遗弃的广场；麻雀在石花当中筑巢，石花就雕刻在写满粉笔字的门上（吉尔罗伊到此一游，塞默爱贝蒂，你个混球！）；教堂的里面，阳光照射在破损的长凳上，形形色色迷途的动物都找到了归宿：在昏暗的光线中，你可以透过窗子看见小猫，听到动物诡异的叫声，还有住在附近的孩童，相互壮着胆到里面去，拿出一些骨头来，说是人骨（没错，就是！我跟你说啊，这家伙是给人杀了的）。毫无疑问，教堂丑陋之中，于我而言，象征着布鲁克林的某些元素：如果有类似的建筑遭此毁坏，我便会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那便是另一座同样老旧而狰狞的建筑，会于顷刻间拔地而起，因为布鲁克林，或者这一系列所谓的城市，对建筑的改变毫无兴趣可言，在这点上不同于曼哈顿。对个人而言，它也并无仁爱之心：在绝望中，你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绵延不绝的平房，俗艳，褐砂石色，当然也少不了空荡荡、灰蒙蒙的地皮。十月里，一群闷闷不乐、可爱而又好动的孩子，在上面捡着树叶和树枝，点起篝火，而八月里，还是那群孩子在耀眼的大街上追逐嬉闹，玩着“杀犹太人！杀南欧黑肤人！杀黑人”的游戏——这是这个地方的风俗，思想层面上的建筑与这里的房屋一样，一成不变。
曼哈顿的朋友们，不愿和繁复而差劲的地铁打交道（哦，B，来吧，我向你发誓，坐地铁只需四十分钟，说实话，你只需换乘三次就行了），对于任何邀请都会说声抱歉。鉴于此，我时常臆想着把这座教堂租下来，修葺一新：谁又抵挡得了这诱惑，不去看看这奇妙的住所呢？照目前的情况，我有两间褐砂岩屋子，广场上还有二十间风格相仿的建筑；屋里面全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物件，沾满污垢；面色白皙，面庞圆润的女子头戴腐朽的希腊式丝巾，昂首于墙纸之上；大厅内有一个失去光泽的空碗，是用来装预约卡的，还有一个衣帽架，像是能够在布列塔尼海岸瞥见的某棵扭曲的云杉，那是来自布鲁克林日渐凋零的日子里优雅的记忆碎片；客厅突兀出来，里面有布满灰尘的穗边家具，一张银版照片记录的家族史傲踞在一台走调的旧钢琴上，随处可见的椅罩，像是用钩针编织成的旗子，宣示着“体面”，一阵风吹过房间，珠状的灯饰便会丁零作响，好似东方的旋律。
不过，那儿还有电话：楼上2部，楼下3部，地下室有125部；正是在地下室，我的房东老板娘守在电话总机旁几乎寸步不离：Q太太是个步履蹒跚、身材矮小的女人，长着一张斗牛犬似的红脸，一双淡紫色的眼睛，还有鲜橙色的头发，跟她女儿Q小姐一个模样，真是不可思议，穿着及腰长度的宽松衣服，整天疑神疑鬼，她的疑心，是蔑视一切，寻根溯源的那种。可怜的Q小姐的确是太疲惫了；她性格温顺，甜美，整天在一种从生到死的疲惫中劳作，有时候我在想她是否真的是那个Q小姐，还是赛祖·皮茨[5]。不管怎样，我和Q小姐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恰到好处的默契。这首先是基于我们俩都为那令人头发倒竖的头疼病所困扰。Q小姐差不多每天都会慢悠悠地爬上楼梯，冲着她淘气的冒失鬼咯咯直笑，好讨得一片阿司匹林；而她的母亲，虔心于贝尔纳·麦克菲登[6]，从不用阿司匹林和任何药物，将其视作“从恶魔的火炉上拿过来的炖菜”。她们的故事一点也不新鲜：Q先生，是“一个处事十分果断的终身殡葬工”，就这么“毫无征兆、一句话也没留下就去世了，去世前还读着《纽约太阳报》”，只留下他的妻子和未出嫁的女儿。“即便看不到有什么办法来维持生计，却也只好如此”，因为“有个家伙骗爸爸把他所有的钱都投向了生产假花圈的工厂”。于是她和她母亲就在地下室开了一家电话传呼台。十年来，不分昼夜，母女俩轮换着，专为那些出城的人或是不在家的人提供电话接听留言服务。“哦，太惨了，”Q小姐的口气中带着假惺惺的沮丧，因为这个职业女性的角色是她虚幻生活中最真实的部分。“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数不清我有多少年没有连着休息几个小时了。妈妈也干这份工作，上帝保佑，可你知道她老在不停埋怨，实际上我就差没把她绑在床上了。有时候到了深夜，我的头就开始疼——怎么搞的呢，我盯着电话总机，突然间那些长长的电话线就好像手臂和手指一把掐住我，要置我于死地。”有时候，大家都知道Q太太会光顾区政厅附近的一家土耳其浴室，但是她困倦的女儿绝对是免不了一人独守的；如果你相信她的话，八年来，她仅仅离开过一回地下室，在这个假日，她和她母亲一道去卡耐基大厅观看麦克法登先生登台表演的柔术。
有些夜里，我在惶惶不安中听到好像是Q太太气喘吁吁地爬着楼梯，像现在这样，出现在我的门口；她就站在那儿，身上裹着一件污秽不堪的缎面和服，落日般金黄色的头发垂落下来，像是维京海盗的发式，她注视着我，目露凶光。“又来了两家，”她说道，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男中音透露出火硝与硫磺的气息。“我从窗子里看见他们了，两大家子人坐着大货车开了过去。”
等她挤干了那只苦涩的柠檬后，我问她，“两家什么人啊，Q太太？”
“非洲人，”她义正词严地说道，像只一本正经的猫头鹰眨了眨眼，“整个街区简直就变成了黑色梦魇；先是犹太人，现在又是这帮人；非贼即盗，全不是什么好东西——让我的血都凉了。”
虽然我猜测Q太太自己没意识到，但是这并非作秀，她着实是吓得不轻：外面发生的事情与她所知道的，没有任何一件是吻合的；她曾经赖以寻求心灵慰藉的丈夫已不在人世，而她自己呢，虽然曾经有过明确的态度，可仅有的那点也全都是人云亦云，她从来就不曾有过自己的思想。她在每一扇门上都装上了多得令人咋舌的吊钩和门锁，其中的有些窗子也钉上了防护栏，一只杂种狗发出刺耳的叫声：某个门外的人，某个无形的人，渴望着进来。她下楼梯时，每走一步，都会映衬出她的体重；楼下，是她自己的样子，在镜子中徐徐前行：因为没有意识到镜子里的那个人就是她自己，Q太太停了一下，她喘着粗气，因为她不知道是谁等在那里。她的骨头里开始打着寒战：今天又来了两家，明天还会更多，洪水就要来了，她的布鲁克林就是那失落的亚特兰蒂斯，甚至是她在镜子里的映像（那面镜子是结婚礼物，还记得吗？四十年了：哦，上帝啊，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甚至是某个人、某件事。“晚安，”她喊了一声。门锁发出叮当的响声，大门紧闭；125部电话在黑暗中响起，那些希腊女子在阴影中起舞，屋子叹着气，静了下来。屋子外面，大风吹来了几个街区外面包房的甜饼香；水手们将要前往黄沙街，穿过灯火通明的广场，仰望着教堂的骨架，等待他们的是猫眼里胆怯的目光。“晚安了，Q太太。”
我听到了公鸡的叫声。刚开始觉着挺奇怪的，但我想起这座看不见的隐秘之城后院那一大片土地后，好像又不那么奇怪了，因为再也没有比这儿更繁华的地方了：绳带包装工，鞋店售货员，还有耕田的人：“我们自己的小萝卜，你知道的。”最近，一个来自弗拉特布什的妇女因在自家后院养猪遭到拘捕。不用说，邻居们都是看着眼红才抱怨的。傍晚，从曼哈顿过来以后，看到夜空中真实的星星闪烁着真实的光，漫步在铺满落叶的大街上，烟雾缭绕的秋日能够嗅到未经冲淡的气息，还有孩子们的声音，暮色中有人滑着旱冰，寂静中带来了归乡的消息：“瞧啊，默特尔，那月亮——看着多像万圣节的南瓜灯啊！”所有这一切，总有些不免令人心生怯意。地下，地铁在呼啸穿梭；地上，霓虹灯划破夜空，没错，我还是能听到公鸡的叫声。
作为一个群体，布鲁克林人构成了一群受迫害的少数派；这群并非特别都市化的小丑缺乏创造才华，使得只要一提及他们的家乡，就注定会沦为笑柄；他们的方言、他们的外表，还有他们的举止，以如此令人捧腹的宣传方式，已成为当代生活中最粗俗愚鲁的代名词。这一切，也许开始的时候还算得上友善，如今已走上了一条通往恶意的荆棘之路：当下，住在布鲁克林已经不是那般受人尊重。这着实是个莫大的讽刺，因为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地方，处在放逐边缘的平凡人以一种病态的热忱固守着平凡；实际上，这些人的确是把受人尊重理解为一种信仰；可是不安全感导致虚伪，于是他们用最响亮的“哈哈”声迎接“大笑话”[7]：“瞧吧，说到好玩儿，布鲁克林是不是很带劲儿啊！”没错，真是带劲儿得没话说了，但是布鲁克林也可以用悲伤、残酷、迂腐、孤僻、人性、沉默、懒散、喧闹、迷失、狂热、微妙、苦涩、幼稚、无辜、执拗、孱弱、神秘来形容，这里是克兰和惠特曼找寻诗句的地方，是一片虚构的领地，它背靠科尼岛[8]的海滩覆盖着冬日的悲恸。在这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指明方向；没有人知道任何东西在哪里，即便是最年长的计程车司机似乎也不置可否；所幸的是，我已经取得了地铁旅行的学位，但这些埋藏在石头中的铁轨就像是蕨类植物化石的叶脉，要想学会搭乘它们怕是需要比取得硕士学位更勤勉的努力。在这个不见天日也不见星月的隧道里摇晃，是一种驶向国外的感受：这辆火车，行驶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下面，仿佛注定就是驶往迷雾之中，只是偶尔有熟悉的站台一闪而过，才提醒着我们的身份。有一次，在大河下振聋发聩的轰鸣声中，我见到了一个女孩，十六岁上下，我猜想大概是新加入到女学生联谊会的吧，她提着一个篮子，里面盛满了用红纸剪成的小心。“买一颗孤独的心吧，”她哀求着在车厢中穿梭。“买一颗孤独的心吧。”但是这些面色惨淡、表情麻木的乘客中，没有一个要买，只是在草草翻阅手中的《每日新闻》。
一周有好几个晚上我都是在切罗基酒店用餐。这是一座公寓式酒店，极其古老，装修和客源均是如此：他们自称最年轻的切罗基六十六岁，最年长的九十八岁；毫无疑问，女性租户居多，不过也有一些皮包骨头的鳏夫。男女租户之间时不时地会发生一些冲突，而冲突何时发生，推测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因为每当这时大休息厅会弃之不用；酒店有专供男女租户休息的场所各一处，若是受围攻的一方败退下来，便会退到各自的庇护之地，女的总是噘着嘴喘着粗气，而男的总是悻悻然保持沉默。两个休息厅都有一些让人觉得压抑的雕像，可以收听体育节目，每当激战正酣时，那些通常情况下对体育节目毫无兴致的女租户，总会把她们的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可以说是总在尽其所能淹没掉男租户那边的饭后新闻。你在三个街区外都能听见喧闹声，这儿的老板利特劳先生是个年轻人，刚开始的时候十分紧张，惊慌失措地跑上跑下，威胁要把两边的收音机都扔掉，要不然，更严重的后果是，叫他们的亲戚过来。他时常使出刚说到的杀手锏；就说吉尔伯特·克罗克先生吧，他老是犯事儿，于是可怜的利特劳最后只得把他送到他孙子那里，两人一同当众惩戒了这个老头儿。“闹矛盾的根源总是在你这儿，”利特劳一个手指杵着这个罪魁祸首，一边呵斥道，“他到处散布阴险的谣言，说这里的管理有问题，说我们看了他的信件，说我们跟卡斯卡德殡仪馆有分成的勾当，跟布罗克顿小姐说七楼的门关了，是因为我们把它租给了一个逍遥法外的逃犯（他的原话是，一个持斧作案的女逃犯），而大家都知道其实是因为水管爆裂。布罗克顿小姐吓得不知所措；她的心脏悸动愈发加重了。对这些事情，我们本来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可他又开始从窗子里往下扔电灯泡，我们就在考虑：好吧，事已至此，总该有个处理了。”
“我说爷爷，你为什么往下扔灯泡呢？”孙子问话的时候，焦急地看了一下表，显然是巴不得这个老家伙已经进了天堂。
“孩子，那不是灯泡，”克罗克先生耐心地纠正道。“那是炸弹。”
“是啊，确实是炸弹，可爷爷啊，你为什么要扔炸弹呢？”
克罗克先生环顾了一下聚集在周围的其他住户；然后，脸上带着阴郁的笑，脑袋转向布罗克顿小姐那边。“是她——”他说，“我要把她炸开花。她是头龌龊的猪；她和库克商量好了，从不给我一点巧克力酱，这样她这个大胖子就可以狼吞虎咽独自享用了。”
女租户一下子就围到了他的假想敌周围，布罗克顿小姐的心，仿佛突然间就快要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在一片蛮横无理的叫嚷声中，艾伦·T·伯纳芭蒂不合逻辑的推论[9]最为响亮：“谋杀布罗克顿小姐，想想看吧，你们去过伦敦蜡像馆吗？你们知道我说的是哪些蜡像：看上去很像，对吧？”人们心中明白，那天晚上收音机发出的响声非把每扇窗子都震得直晃悠不可。
这个时候，在这些租户当中，有一个人令人敬畏，她让利特劳都感到无所适从。T·T·修艾特·史密斯太太就是这样一个颇具震慑力的人，她一出现在饭厅，发黄得快要腐朽的钻石一下子闪起光芒，她的登场就只差军乐队的伴奏了：她朝一张桌子走了过去，腿脚并不灵便（桌子上有一朵玫瑰花，也只有这张桌子上有玫瑰花，而且这花还是纸做的），在过道中接受这群对社会地位抱有野心的人们的致敬：她是那个遥远年代最后的记忆，那个时候的布鲁克林，供养着上流社会。而正如任何逗留已过鼎盛期的事物一样，T.T太太也日渐凋零，变成了一出带着夸张色彩的悲喜剧：涂抹的口红与胭脂，多得异乎寻常，她瘦削枯萎的脸颊上发出酸腐的气息，而她的取乐方式也十分变态：再也没有什么比施虐性的暴料更让她感到满足的了。当初伯纳芭蒂太太刚搬到这个酒店的时候，T.T太太看着她进了饭厅，便大声地告诉大家，“我记得这个家伙，那个时候她妈妈在科尼岛最底层的浴室做擦澡工。”害羞而沉默的韦伯斯特姐妹是另一个靶子：“该死的老处女，我丈夫总是这样称呼她们。”
我知道T.T太太的一个秘密。她是个小偷。多年来，她总是到切罗基的杂货店顺手牵羊，把一些镀银器皿装在她的绣花手提包里，然而有一天，她明显是处于大脑短路的状态，她到前台找人把她这些收藏品锁在酒店的保险柜里，确保万无一失。“可是亲爱的修艾特·史密斯太太，”利特劳说着，露出一副大吃一惊的样子，“这个不大可能是您的东西吧；您按说不会用这个款式的呀。”T.T太太端详着刀叉，不解地皱着眉头：“当然不是啰，”她说，“不是，绝对不是：我们要用也是用最好的嘛。”
距离上次我待在切罗基，已经过了几周的时间。我做了个梦，梦到克罗克先生投了一枚炸弹把她们全都炸飞了；说句实话，我都不敢去看。
12月28日。天空透出水晶般的蔚蓝，对于Q太太母女所在的街区来说，实在是一种难得的奢侈，于是我和一个朋友在布鲁克林高地散步；在我所认识的几个地方中，除了布鲁克林就只有波士顿的比肯山[10]和查尔斯顿[11]，相较而言能够投射出一种往昔的感觉了（新奥尔良的老广场除外，原因嘛，那里的异域特质太过直白）；三处当中，布鲁克林高地看起来人为的因素要更少一些，同时开发也是最少的。当然，这里被宣布为危房区了；就在此刻一条隧道正从中穿过，高速公路在筹建之中；钢牙铁齿的机器吞噬着它的护栏，众多老房屋在荒芜的黑暗中等待着拆迁人员的到来；新挂出来的“施工中，危险！”的红色警示牌在低洼的大街的阴影下闪着光亮，这些都是狄更斯时代的街道，轮廓清晰：红莓街、凤梨街、柳树街、米达街。石块炸开后扬起的灰尘悬浮在空中。天色渐晚，我们买了一块山核桃派；二人坐在长凳上，注视着灯塔发出的蜂巢形状的光束扫射在河流之上。风儿抽打着冰冷的河水，泛起白浪，穿过竖琴般的桥梁吟唱，海鸥号叫着，一次次不断掠过水面。我一边吃着我的那份派，一边坐着遥望曼哈顿，禁不住在想这个地方将来会变成怎样的一片废墟：对布鲁克林来说，另一种文明的考古学家们，正如我们自己的计程车司机，对于这里的街道，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的意义——这些秘密他们永远也不会破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