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绍兴八年开始的四年之间，在南宋朝廷中，抗战派和投降派的斗争表现得空前激烈。高宗和秦桧串通一气，赤裸裸地推行投降政策，他们原以为议和不会有多大困难，但是实际上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高宗屈膝求和的政策，既违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地主阶级大多数人的意愿，所以支持他的力量是极其微弱的。但是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宋高宗手中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战与和，只在他一念之间，没有人可以阻拦。
朝廷中分成两个旗帜鲜明的营垒。抗战派以岳飞、韩世忠为代表，他们热爱故土，痛恨侵略国土、践踏家园的金人，为国家担忧，为人民着想，始终以坚强的意志对抗投降派的卖国主张。而投降派则是为了各自的目的，聚拢到一起，从中谋取自己所想得到的利益。如高宗，这个居于权力顶峰的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不惜解除精忠报国的将领的兵权，不惜降低身份向金求和，只为能坐稳那个名副其实的皇帝宝座；而秦桧，作为金国派到宋朝的奸细，想为金国立功的心思已不止存在一天两天，而是积蓄了很久，所以当高宗表现出与金国议和的趋势，他就想尽办法跟着高宗，照着高宗的眼色办事；还有的人或出于害怕，或出于对高官厚禄的贪欲，不一而足，但却是同一个鼻孔出气，声同一气地反对与金朝作军事上的对抗。
反对讲和的奏章和书札，就像雪片一样飞往朝廷，抗金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高宗卖国求和的行动陷入了异常艰难的处境，但是，他议和的主意已定，决心利用他的权力，将这件不甚高明的事坚持到底。
得到王伦回来汇报的金国答应议和的消息后，高宗感到他非常需要培植一个得力助手，好给他增添力量，顺利地完成“议和”这项“伟大的事业”。因此高宗很快地拜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宰相兼枢密使。这是高宗一项重要的部署，即要秦桧出面负起全权处理与金议和的责任，同时也是向金朝统治者表明，由秦桧主持议和一事，应该是值得信赖的吧！
虽然朝中最重要的决定权是由皇帝掌握着，但是军事大权是掌握在很有声望的韩世忠、岳飞等人手中，因此投降派不得不有所顾忌。为了笼络人心，高宗召掌握兵权的韩世忠、岳飞和张俊到朝廷，以便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
一天，岳飞正在家中和官僚讨论当前的国家形势，对高宗、秦桧等人的投降活动大为愤慨，这时，有皇上差遣的人带来金字牌快递的命令，要岳飞即刻起程，往宫中议事。岳飞明白高宗议和的主张已定，再劝说也没有多大效果，于是只想拖延前行，他一再地向高宗请求，说近来身体不好，希望能够退隐山林。最后看躲不过去，只好在九月底，赶到了临安。
君臣相见时，在高宗面前，岳飞也丝毫不作让步。他坦白地对高宗说：“对金人不可相信，不能够一味地等待议和。议和是下策，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不加抵抗地对金国屈膝，一定会被后人嘲笑的。”面对高宗，岳飞大义凛然地说出自己的见解，高宗哑口无言，无语以对，场面非常尴尬。岳飞再次提出出兵北伐，收复国土的计划，企图能让陷入议和这个漩涡中的高宗回心转意。
韩世忠是一个满腔热血的将领，很久以前他就已经向高宗提出北伐，对于高宗的议和，他早就在心里憋了一肚子的火。所以这次应召入朝，他更是直言不讳地将自己的看法和盘倒出，言词激烈，态度激昂，面对最高统治者，丝毫也不畏惧。召见之后，韩世忠压抑不住满腔的悲愤，又接连上书十多封，旗帜鲜明地反对议和，主张大举北伐，并表明如果朝廷出兵，他愿意担当这个重任。一片爱国之心跃然纸上，令人为之赞叹。
而另一个大将张俊，却表现得与岳飞、韩世忠两人绝然不同。张俊本就是胆小怕事的人，就像那墙头的草，东风来便往西边倒，西风来便往东边倒，毫无主见。当他知道高宗坚决要议和的意图后，为了赢得高宗的宠信，就抓住各种时机，对议和活动大加赞赏，以讨得高宗和秦桧的欢颜。在淮西发生兵变的时候，张俊吓破了胆，擅自逃离了盱眙。为这件事他一直提心吊胆的，生怕高宗治他的罪。有一段时间，他弄不清楚朝廷的动向，为逃避擅自逃离驻地的罪责，抹去这个不光彩的污点，他曾神情激昂地对高宗打包票，说什么他将和岳飞等人的军队合在一起，大破金军，报效国家。但是，当岳飞等将领为北伐一事与议和派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却远远地逃开，将从前的誓言忘了个一干二净。对敌人的畏惧，对荣华富贵的欲求，使他一头扎到高宗和秦桧的投降派圈子里，做了高宗身后又一条摇尾乞怜的哈巴狗。由于张俊的及时转变，令高宗大为满意，并对张俊大加赞赏，从此，张俊就成了朝中最受宠幸的大将。
岳飞凭着出色的战绩，官职越升越高，年纪轻轻就已经列入了宋朝高级官员的队伍。在宋朝的五大元帅中，岳飞原先的资历最浅。当韩世忠、张俊和刘光世升任节度使时，他的官职还非常卑微，但在短短的几年内，岳飞的战功和声望都超过了他们，在皇上心中岳飞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这就令韩世忠和张俊忌妒不已，心中暗暗不平。为了顾全抗金大局，岳飞尽力和他们友好相处，并且先后给他们写了几十封书信，对他们的战功大加赞赏，并表示对他们的无比钦佩之意。可是这两个人对岳飞友好的表示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那一封封言词恳切的信都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镇压洞庭湖农民起义军后，岳飞将缴来的车船各送一辆给他们，车船装备齐全，外型美观。韩世忠高兴地接受了，于是同岳飞握手言欢，而且由于在抗金上持同样的态度，因此就一同站在了抗金派的队伍里。而张俊收到那艘长三十丈、高五丈的巨船，认为岳飞在有意地炫耀战功，心里更加痛恨岳飞了。因此，在这场投降派与抗战派的斗争中，张俊则有意地排挤和陷害岳飞，以发泄个人私愤。
为了压制不同的政员，培植得力亲信，增强自己的力量，以便更好更快地进行议和活动，高宗决定更换宰相和执政官。朝中所有对实现议和活动的对立的大臣，高宗都一一罢免了，如王庶、赵鼎和刘大中这些碍事的人物都被赶下了台。秦桧爬上了相位，竭力地扩大自己的党羽，将那些素日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官职罢了，而那些善于说好话、阿谀奉承的仆人却不断地获得升迁。
对于秦桧等人的议和行动，从黎民百姓到朝廷官员，反对抗议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谴责和讥讽汹涌而来，令议和派防不胜防，堵又堵不上。当时任中书舍人的勾龙如渊，是一个善于见风使舵的小人，他看岳飞传？77·到秦桧为此焦虑不安，便在一个深夜里，悄悄地溜进秦桧府中。两人在一起密谋了很长时间。勾龙如渊向秦桧建议说：“相公为国家大事，尽心尽力，但是各种非议纷纷而来，令人深感不平。面对这样的情况，相公不如重新选择御使台官和御使谏官，平息这些对相公不利的言论，这样相公行动起来就方便多了。”秦桧对这个提议感到无比满意，立刻就将勾龙如渊提升为御史中承。宋朝的御史台官和谏官控制着朝野言论，可以约束朝中官员的评议时政得失的言论自由。自从勾龙如渊当上御史台的长官以后，台、谏官便失去了公正的自由，而成为秦桧控制舆论，为自己服务的一个工具，也成为打击异党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秦桧身为朝廷宰相，独揽中枢大权，但是由于当年曾被高宗罢过相，被闲置的缘故，刚上台时还不敢放开胆子做事，心里还有所顾忌。于是，他想出许多法子来试探皇上的心意。一天，他避开众人，对皇帝说：“皇上，关于议和这件事，如果皇上已经下决心一定要和金进行议和，那么，请皇上只与臣商量，不要让别人插手，否则只会增加议和的困难。”高宗抚着胡须，点头称是。秦桧还是不放心，说请皇上好好地考虑三天再作决定。三天后，他又要皇上再仔细地考虑三天。又过了三天后，高宗对他表现出了非常信任的态度，这才宽了秦桧的心。接着，他拿出早已思虑成熟的议和方案，奉献给皇上，并且提出要由他来专门负责议和这件事情，不许别人插手。对于这一切，皇上都应允了，秦桧这下可高兴坏了，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高宗将国内的事情安置好后，又派王伦再次前往金国。王伦出使金国前，高宗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用谦和的态度，适当的话语，向女真贵族政权表示出宋朝屈服议和的诚意，并要求金朝派使臣赴南宋，具体商议议和条款。
绍兴八年夏天，金熙宗答应派遣使臣携带《国书》随王伦前往南宋。
关于金朝将派使臣到宋朝来谈判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朝中顿时激起了一片反对的声浪。有的大臣说，这只不过是金人打着议和的幌子对宋国进行敲榨，索取数百万金币岁贡的机会罢了，岳飞也说这只不过是金人的缓兵之计，企图遮盖住想完全吞并宋国的野心而已，文武百官对此纷纷提出反对意见。
高宗对这越来越高的反对之声，虽然丝毫没有放在心上，但是也有几分害怕起来。在朝臣面前，他又施出那套演戏的伎俩，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说：“先帝的灵柩，还远在异国他乡，虽然等上几年，再将它迎回，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皇太后年事已高，我日夜思念，盼望着骨肉早一日能够团聚。这就是我委屈求全的缘故啊。”
秦桧在旁也赶紧附和，说什么皇上委屈自己，为了孝道而招来骂名，实在是难得啊。高宗和秦桧想用封建社会非常看重的“孝道”来遮掩议和活动的真正目的，但是，稍微动些脑筋，就发现有许多问题很难作出一个合理恰当的解析。
高宗似乎表现出非常地重视骨肉亲情，但是在屡次的谈话中，他只提到已过世的徽帝和年迈的皇太后，却从来也没提到过他的同胞兄弟圣渊皇帝？这分明显示出高宗对钦宗回国的有意回避。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保住帝位，不让钦宗回来，这是一个秘而不宣的重要谈判条件，也是高宗追求议和的真正目的。但是，无论高宗的理由多么地勉强，文武百官也毫无阻止他行动的办法。
终于，十一月，金熙宗派“诏谕江南使”张通古携带诏书，和南宋使臣一同到了宋朝。金朝使臣极其傲慢无礼，视南宋国家尊严于不顾，对宋国不称国，只称江南，将金熙宗的诏书不称“国信”而称“诏谕”，宋国的名誉根本就谈不上了。就连秦桧这种无视人格国格的人，也感到这么卑微的称呼对文官武将们难以交待。而且，按金国的规定，高宗必须面北跪拜张通古，双手接过金国诏书，捧着诏书举过头顶称臣。过去刘豫只是当了金国的“子皇帝”，如今高宗自愿从帝位降到臣子的地位，比刘豫更加卑辱，由此可见高宗为了议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一时间举国上下议论纷纷，群情激奋，掀起了反对议和的高潮。就连退闲的李纲、谪贬的张俊辄也以极大的愤慨，上书反对和议。还有许多爱国将领、官员，也顾不上触犯龙颜，纷纷上奏章对这种卖国的举动加以指摘，如高宗亲信的殿前司主将杨沂中，也出来说，对于接受敌军的书信，不应该施行这样的大礼，否则难以对朝中大将作交待。秘书省校书郎范如圭除了与别人联名上奏外，还单独写信斥责宰相秦桧，指出秦桧卑鄙无耻的行为，说照此行事，秦桧必定会“遗臭万世”。
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的奏章，就是一篇声讨投降主义的雄文。他将满腔怒火诉诸于纸上，言词锋利，连高宗也一起骂了。他指出高宗忘了国恨家仇，含垢忍耻，不仅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连天下人的尊严也一齐丧失了。他大大地将秦桧贬斥了一通，主张将主管议和之事的秦桧、孙近和宋使王伦一同斩首，以平息天下人的怒气。这篇正气凛然的文章，很快便在民间流传开了，并且被大量地刊印出来，极大地振奋了民心。金朝统治者出重金将副本买到后，读后也大为震惊。
临安城沸腾起来了。军民在大街小巷，奔走相告，怒气弥漫在城中，街上四处贴满了醒目的榜贴：“秦相公是奸细！”声讨秦桧之声一浪高过一浪。秦桧吓得昼夜难眠，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上表请求皇上治罪。高宗被这种情形气坏了，立刻将英勇无畏的胡铨遣送到昭州，表示永不再复用。宋朝开国皇帝曾立下规矩，即不得杀言事官，所以这种处罚，已经是最严厉的一种。从这件事情上，高宗感到必须采取措施，压制这种抗议的呼声。为了惩一儆百，高宗下诏告戒百官，不准任何人再用“谣言”来阻拦议和“大计”的进行。
强制高压的手段，无法压住朝野的正义之声，因此，一来顾忌到自己皇帝的身份，二来也顾虑到民众的愤怒，年底，高宗借口给徽宗守丧，由首相秦桧代表他向金国使臣张通古行跪拜礼。气焰嚣张的金使，在当前紧张的形势下，不得不降低原来订好的礼节规格，接受了议和。
绍兴九年（1139）元旦，宋廷正式宣告宋金“绍兴和议”达成。为了不激起民愤，南宋政府将许多情况进行了隐瞒，不敢将全部内容公布于众，和议有以下这些条款：
一、宋帝向金国皇帝称臣；
二、金朝赐与刘豫所占据的河南、陕西等地；
三、金朝归还徽宗和皇太后；
四、南宋每年向金朝贡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在宋金谈判过程中，金朝使者曾经有好几次暗示可将钦宗与皇太后一齐送回南宋，但南宋代表却对这个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对金使的暗示装聋作哑，惟恐避之不及。
绍兴九年（1139）正月，因求和获得成功，高宗宣布大赦天下，以盛筵庆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以此来欺骗国人，表现一片国泰民安的和平景况。高宗为了“与民同欢”，还命令文武百官进献贺表，并用加官进爵的手段软化反对议和的武臣。抗战派将领吴等人义愤填膺，拒绝向高宗进献贺表，以示对议和的抗议。
正月十二日，宋廷赦书传送到鄂州岳府。岳飞授意幕僚张节夫起草了一道著名的《谢讲和赦表》。张节夫性格豪迈，极讲气节，他用非常诙谐讥讽的笔调，明褒实贬的手法，将岳飞和自己对于敌人的愤恨、故土的眷恋和议和的愤懑，从笔下流淌，写成了一篇悲壮激越、气势雄浑的杰作。谢表的大意是这样的：
我们国家经历了长期的艰难困苦，如今和金国议和，作为暂时的策略，为求得拯救国家危难，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获得一时的平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长远来看，这毕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议和并不能保证谁护得了国家的尊严，保得了我国人民的安宁……我有幸生活在这个和平时期，能够看到讲和这样的大事。但是，我作为国家大将，对国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不仅自己感到惭愧，在全军将士面前我也觉得很愧疚。而且，我还时常过多地担忧，经常感到不解，不知道敌人为什么会答应议和。我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我想此事一定有诈。我还有一个顾虑，我担心即使我们对金国卑躬曲膝，言听计从，并且增加货币来达成和议，结果金国也不会领我们这份情，反倒会得寸进尺地侵略我们大宋的利益。因此，我愿意制定夺取全胜的谋略，希望在收复两河失地后，再迅速地收复燕云等故国土地，最后达到为国复仇雪耻的目的。我向天发誓，一定要金人跪拜称臣！
这一封“贺表”，深沉而有力地表达了南宋人民受压抑的抗金呼声，因此立即被人民互相传诵。“贺表”刚送往临安，岳飞就接到了圣旨，升迁为开府仪词之司。岳飞很难接受这样的荣誉，他接连上书，要求皇上收回成命。可是心虚的高宗坚决不允，他连续下诏书，提出种种理由，说什么军队在岳飞的统治之下，军容整齐，军威大振，国家也日渐平和强盛，正是因为岳飞的缘故，才能顺利地达到议和的目的。高宗将议和达成的许多功劳归到力主抗金的岳飞头上，以荣华富贵来遮掩岳飞的嘴巴。但是岳飞一向对卖国求和深恶痛绝，因主和派一手把持朝政，意见不被接纳，只好对此事采取退避的态度，然而高宗却将议和的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归结于岳飞头上，如果接受了官职，就是把耻辱当成了光荣，对一生气节高尚的岳飞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污辱，岳飞又怎么甘心接受这样的赏赐呢？
在奏书当中，岳飞不仅表示出对国家大事强烈的愤慨，而且他对官职坚决的推辞所表现出来的正义凛然，对那帮因卖国得逞，正在歌舞欢庆的高宗君臣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而岳飞身为宋朝十万雄师的统帅，在投降之气四处蔓延，投降派苛且偷安，把持朝政的情形下，依然不忘北伐大志，时时刻刻地想着复国仇，雪国耻的宏愿，在历史上立起一道不朽的爱国主义的历史丰碑。这对南宋爱国的广大人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而对秦桧等人，却如芒刺在背，一心为国的岳飞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大有不拔不快之意。至此，主和派和抗金派之间的裂痕更深了。
南宋史册列入了岳飞几次上书力辞官职的事实，并且，岳飞的事迹在宋朝国土的大街小巷中广为流传。岳飞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受封，只是出于内心的真实，而决没有标新立意、哗众取宠的意图，这一切主要是告诉高宗，告诉秦桧等人，议和只是一个暂时的策略，不是长久安邦之计，说不定什么时候金军就会撕毁和约，大举侵宋了，所以只有加强防备，增强国家的实力，防不测于未然，才是最上策。岳飞是非常有远见的，他超出了现实，看得很远，具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军事家。
岳飞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在诗词上表现得也很有才华，他的词在民间流传很广，字里行间充满了激越的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坚决抗金、收复国土的宏大志向。前面提到的《满江红》就抒发了这种强烈的情感。而另一首名为《小重山》的词，却是以一种低沉忧郁的笔调将内心的愁闷倾诉出来。
这首词是在高宗和金国达成议和后写的。岳飞对投降派卖国自贱的作法表示了无比的愤慨，却又无法阻止他们求和的脚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宗等人满脸堆笑地将国家的财物捧给金国侵略者，他心里的滋味是难以说清的。面对这一切，他食不知味，睡不安眠，日夜为国思虑。
一天晚上，岳飞又无法入眠了，因想着复国大计渺无希望，就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心里的话没人倾听，他只好提起笔，在纸上写下了这一首脍炙人口的《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窗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摇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这首词的上阕写的是：夜里无法成眠，悄悄起床后看到四周的景色，触动了满怀的心事。夜深人静的夜里，四处都是静悄悄的，只有田野里传来的小虫的鸣叫声。梦里我又回到了故园，是多么的快乐和欣喜啊。可是醒来后，才知道那只是一场梦，而窗外明朗的月亮正高高地挂在天空，倾泻出如水的月光。
下阕是写壮志难酬、心事无人能解的郁闷。为实现收复中原的理想，我东征西讨，奋斗了那么久，连头发都熬白了，可是故乡的松竹盼我也盼老了，我回家的路却依然受阻。我心里有许多话想说，可是知音太少，没人能够真正地理解我的心情。虽然想弹支曲子排遣愁绪，可是即使将弦拨断了，又有谁能明了呢？
岳飞为抗金大业付出了许多心血，可是却不为高宗等人所接纳，北伐之路屡屡受阻，因此难免有曲高和寡、知音难求的感慨，“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是一声多么沉重的叹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