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与清朝封建统治势力的崩溃
自从义和团人民伟大运动在我国北方展开以后，首先是洋务派官僚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辈，便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把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卖国政策公然地实行出来，形成了“东南互保”的奇怪局面。跟着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也因为遭到了帝国主义的痛打，便也随风转舵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和洋务派合作起来。于是，这些反动统治势力就更进一步地配合着外国侵略军队，内外夹攻来镇压起义的人民了。
当帝国主义各国在一九〇〇年共同派遣侵略军到我国来的初期，曾经大喊大叫要用武力来瓜分我国，但由于中国人民在这一反帝伟大斗争中表现出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来，它们不得不把各自的如意算盘重新另打一遍；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因为分赃不均的问题，已由同床异梦的矛盾，逐渐扩展到争食相咬的地步。这时，美帝国主义害怕各国乘机把它们的势力圈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使自己的侵略利益受到排挤，就把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及行政完整的挂羊头卖狗肉的骗人幌子挑起来，达到“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分赃目的，于是，把维持清朝反动政权来作为“以华治华”的新侵略方针了。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不独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越发暴露无遗，就是清朝反动政府的卖国殃民本质，也同时暴露得清清楚楚。再加上九亿八千多万两的庚子赔款以及一连串随之而来的丧权辱国条约，等等，就越发激起广大人民的无比义愤。
除了《辛丑条约》后的大赔款，尚有各个地方对教堂教民不计其数的地方赔款也都随之而来。难道说这些赔款都由清朝反动统治者的身上拿出来吗？难道地方的官吏能够自己拿出来吗？不是的，仍然是从广大人民身上去想办法。这些都是通过榨油式的苛捐，敲骨吸髓式的苛税，从人民群众中硬挤出来的。
跟着，日本和帝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又在我国东北打了一年零七个月（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的分赃不均的仗。可是当时的反动清朝政府，却眼看着外国的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着不可容忍的战争，眼看着自己的同胞在两军炮火之下纷纷丧失生命，在两支外国侵略军的蹂躏之下，我国无数人家的田园庐墓化为灰烬，一家老幼妻离子散，颠沛流离，而不知羞耻地宣布了中立。这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竟会在清朝政府的唾面自干政策下，堂而皇之地做了出来。并且还在这种无理取闹的战祸结束后，清朝政府更恬不知耻地承认了打赢了的强盗——日本来继承帝俄在我国东北的种种非法利益。不但如此，清朝政府还变本加厉地给予这个殖民地的新“主人”以窃据我东北的种种新权力。
再加上这个腐败透顶、反动到家的清朝统治政权，在这样的坏事做尽、脸面丢尽的情况下，反而要一箭双雕地既想借着图谋自强的机会来敛财；更想借着这个机会来增强自己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同时还可以借以缓和一下国内的尖锐阶级矛盾，于是就耍出来一连串假维新的卑鄙花招，想来缓和一下国内人民的仇恨心理。例如，什么编新军、废科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颁布商律，以及后来的准备君主立宪，等等，便都成为筹饷理财的好借口，而越发加紧了对广大人民的无情压榨和多方欺骗。
广大人民就是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势下，在各地纷纷展开了抗捐拒税的正义斗争的，例如一九〇二年刘永清、景廷宾领导下的河北广宗人民的起义，一九〇三年广西人民的反抗捐税的农民起义，一九〇四年在夏廷义领导下的乐平人民的反捐拒税群众性大运动，等等，都和百川汇海一般，集结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伟大革命斗争洪流。
尽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结合下，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联合侵略机构已告完成，日本和帝俄也把化敌为友的阴谋企图和分占我国东北利益的实际行动表现了出来，尽管这些帝国主义强盗想要给气息奄奄的清朝反动政权拼命来打强心剂，好利用这帮忠顺奴才，来替它们做一个挡箭牌，尽管清朝反动统治者调兵遣将接二连三地镇压了多少次的革命势力，但在各地的纷纷起义的影响下，更在各地保路运动的浪潮推动下，成为我国民族历史伟大转折点的辛亥革命，便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汉爆发了。于是，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都先后宣布了独立，沿江的海军也起义参加了革命。清朝的反动统治势力，便在这种历史伟大转变的车轮下，宣告土崩瓦解。
结果是清朝的“皇族内阁”破了产，穷余的一策只能是求助于北洋军阀的大头子袁世凯了，同时各帝国主义也对清朝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灰了心，于是，也都认为除了袁世凯，再没有别人能阻挡中国革命的洪流了。因此，袁世凯就在这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复杂微妙关系中，登上了当时的时局舞台，采取了利用革命来压制清朝，同时又利用清朝来打击革命的双重手法，完全把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安安稳稳地弄到自己的手中，以此作为达到他的野心的政治资本，而开始去干那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的政治讹诈勾当。
结果是，虽然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正式宣布成立，但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政权，没有彻底的人民革命性，最终在君主立宪派士绅的参加和前清政府官僚的混入下，在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明枪暗箭的阴谋破坏下，在袁世凯的加紧卖国的罪恶活动下，袁世凯的政治骗局成功，而使这一个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在根本推倒数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方面，做出了民族革命的辉煌灿烂的成就，并且也给我国社会发展，开辟了一条划时代的康庄大道，但是，却在革命不能彻底的致命伤下，与敌人做了妥协，特别是没有能够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当作同一敌人来看，所以结果这一伟大的革命事业，在国内外敌人的合谋夹攻中，以暗淡的失败而告终。
不过，辛亥革命乃是我国社会向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点，却是肯定的，也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二、中华民国首都中央的“小朝廷”
自从辛亥革命以后，根据当时的所谓“清室优待条件”，我仍旧居住在紫禁城，仍然保留着“皇帝”的所谓尊号，仍然是居之不疑地在中华民国对待外国君主的礼遇下，过着关起家门当皇帝的养尊处优的生活。
从这里也同样可以说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只是打倒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政权，并没有挖出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君主的根子，并且也没能够把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勾结，给一刀两断，所以才会在当时，出现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怪现象。就是在北京首都内，既有堂堂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时在那里的紫禁城内，又有依然如故的清室存在，并且还须由中华民国政府每年拿出四百万两的民脂民膏，豢养着这群包藏祸心、口服心不服的封建余孽，使他们在合法存在的掩护下，拿他们过去的政治地位和声望，来作为危害中华民国的政治资本。在光天化日下，居然有这种荒唐滑稽的怪事。
我就是曾在那扑朔迷离的时代中，一直就在“优待条件”的障眼法下，过着紫禁城小朝廷的安富尊荣享受和寄生生活的。
“优待条件”的全文如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陵寝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祀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特别保护。
此外，还有“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例”从略。
所以，我从一九一一年起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止，都曾在那小朝廷体制内，拥有给我办事的各个机关和人员。如宗人府、内务府和看守历代祖先陵墓的守护大臣并内务府大臣管辖下的“上驷院”“銮舆卫”以及护军，等等。另外，还有实亡而名存的什么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御前侍卫和在乾清门每日轮流值夜、从头等到三等的乾清门侍卫，等等。最终使我在那封建专制思想意识仍然极其浓厚的宫廷生活中，把我唯我独尊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毫无遗憾地给培植繁育起来，而成为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狂妄自大的罪恶典型人物。
在那几年的小朝廷生活中，曾使我认为最突出的事例是：每当元旦和我生日时，各王公大臣等，仍和当日清朝统治势力尚未被推倒前一样，从他们的各自府第、邸宅中，把清朝的蟒袍补褂、红顶花翎打扮停当，并带着恰如其分的仆从家丁，仍是由官衣官帽骑在马上的“顶马”（开路前驱）和率由旧章的从骑簇拥着他们从大街小巷官气十足地齐集到神武门前下车下马。然后更在神武门，有的坐上宫中特许的二人肩舆，有的则跨上特许的乘马（按照清朝的旧制，对于王公大臣，有赐乘二人肩舆和特许紫禁城骑马的优遇办法），有的则三五成群地结队步行到乾清门外，等待着箫鼓齐鸣、钟磬迭奏的朝贺。虽然在那时，保和殿、太和殿已被划出小朝廷的势力范围，但是乾清宫却仍然被用作点缀小朝廷最后“尊严”的唯一处所。而这些专摆虚架子的满蒙王公、有名无实的大臣和恋栈不去的遗老，便都在这种三跪九叩的礼节中，重温一下过去的旧梦，也可以说是聊胜于无地过一过开倒车之瘾吧。
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够稀奇古怪的了。可是稀奇古怪的事还不只此。就连当时的北洋军阀历任大总统，也是无例外地在这样的节日里，按例要派遣总统府内的大礼官或是侍从武官长，作为总统的特使来到乾清宫向我致贺。
现在就以我的生日为例。
这种祝寿仪式，也是按照清朝当时接见外国使节的仪式来做，我照例得衣冠齐楚地高高坐在乾清宫木质台阶上的中央宝座上，一声不响地如庙中的泥像一样，台下两旁分站有两行“御前侍卫”，一个个都是正颜肃目地腰间倒挂着绿鲨鱼皮鞘的腰刀，就好像是庙中泥塑的牛头马面一般，拱卫着我。桌上照例还放有一个黄匣子，里面放有我的答词。等到总统的专使读完代表总统的祝词之后，就由当时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走上那木质台阶上，在我的桌子前跪下，然后由我从那个匣子里取出我的答词来，交给绍英，绍英跪着接过后，便站在台子前照纸宣读一遍。然后，这位专使便向我行三鞠躬礼，礼毕退出。于是这幕千古罕闻的奇剧便在礼成的宣告下，照例结束。
我现在重复一遍刚才我所说过的话：
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够稀奇古怪的了，可是稀奇古怪的事，还不只此。那就是在我结婚那一年（一九二二）过生日时，中华民国大总统派来的专使是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因为他本人是个满族，又曾在清末当过陆军部尚书，所以，在他正式演完了他代表大总统身为专使的一套照例仪式以后，他忽然灵机一动，别出心裁地恢复了他过去当清朝爪牙时代的原形，恭敬严肃而义形于色地对我说：“现在我还要代表我自己给皇上行礼！”于是，他就身穿着中华民国的陆军上将大礼装，跪倒尘埃向我三跪三起共磕了九个头。因为这是在预定礼节之外的追加仪式——也可以说是义务出演，所以不但是我觉得有点局促不安，就是绍英以及在我左右两旁雁行排列着的侍卫等，也都觉得对于这突然发生的意外奇遇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在当时不但是对我如此，就是在四位太妃办正寿时，也曾有过当时的警察总监薛之珩以及步军统领聂宪藩和左翼总兵袁得亮、右翼总兵申振林等，身着中华民国的正式礼服和军装，以私人资格向办寿的太妃鞠躬致敬以后，掺杂到身穿清代服装的王公大臣中，一同喝着喜酒哩！
现在姑且退后一步说，像什么薛之珩、什么聂宪藩等，因为他们在当时，都是些北京当地的地方军警机关的负责人，连大总统尚且如此，他们就是偶尔来凑凑热闹，表示一下敬意，也还算是说得过去的事情。至于像是在端康太妃办正寿时，身为奉系高级将领的张景惠，居然也身穿高级军官大礼服，跪在地面上给太妃大磕其头，我觉得无论怎样说，也是有些说不过去的吧。当然端康太妃在当时，把此事当作引以为荣的自夸事项之一，可是从国体这一方面说来，则是一笔使人气愤的糊涂账。真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太不像话的地步了。
谈完了封建残余的小朝廷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暧昧关系之后，我想再谈一下这个不安分的小朝廷和当时的封建军阀等的勾搭关系。现在就举几项较为突出的事例来说吧。
我记得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当直隶派的大军阀头子吴佩孚在他的根据地洛阳，志得意满地大办其寿的时候，我也曾在郑孝胥的怂恿下，特地准备了一批相当丰厚的寿礼，写了匾额，由那个唯恐中国不乱的郑孝胥，给亲自送到洛阳去。这是为了什么？不言而喻，送礼的目的是卑鄙无耻不堪告人的。简单一句话，就是为了要去拉拢他。
还有，当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带兵驻在南苑时，我那汉文老师陈宝琛也曾对我说：“听说冯玉祥治军有方，和一般军阀不同。”并说打算赴南苑去做访问。言外之意，就是想去看一看这位不同于一般军阀的冯玉祥，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甚至还可以意味着借此想要打开一条向他去做拉拢的道路。于是我的这位老师便不辞辛苦地跑了一趟南苑，以个人前来慰劳的名义，见了冯玉祥，并和他谈了一些话，回来以后，还向我盛赞冯玉祥的军纪严明和经常从事修桥补路的勤俭耐劳精神呢。不过是，他在这以后并没有再去访问过，我觉得大概是认识了冯玉祥的为人，同时也许是自己感觉到冯检阅使对于自己的这个宣统帝师的资格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吧。也许是认识到这个冯玉祥是和冯麟阁、肖耀南之类的“吃着刘秀的饭想给王莽做事”的军阀确有不同之处，而不会向封建残余的空头牌位有什么憧憬的吧。反正是他没有再去第二次则是事实。我的父亲载沣，也曾在同一时期，在南苑兵营做过专程拜访。其概略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父亲被让进客厅以后，看到有一个身穿灰布军衣的大汉站在那里，他认为这个人一定是冯检阅使的随从兵，于是便问他道：“冯检阅使在营里吗？”只听那人答道：“我就是冯玉祥。”我父亲听了大吃一惊。回来之后，他还时常地对人讲这段只重衣冠不重人的失败史呢。
此外，像是身为湖北省督军的直隶派将军肖耀南，就曾在我结婚时特地送来了一份贺喜的奏折。末后署名是臣肖耀南谨奏的字样。有一年广西的军阀白崇禧也曾在郑孝胥的勾引下，曾到达小朝廷里做过一次不公开的参观。虽然他没有和我见面，但听说他曾看到了宫中的“崇禧门”三字，认为和自己的名字相同，便欣然地在这“崇禧门”下照了一张纪念相，似乎有些引为自荣的样子。又如，在我结婚时张宗昌也曾亲自到宫中来致贺。我父亲那时尚在管理着宫中的事务，便以我的名义赏赐张以紫禁城骑马的优遇。他为此还到宫内亲自致谢。
还有承做直军军衣而发财的大奸商王九成，也因为中了《施公案》《彭公案》等旧小说的毒，便一心一意想要从皇帝手中——哪怕是废帝也好，得一个黄马褂穿穿，于是便假借钱能通神的力量，摇身一变，掺混在王公、遗老的堆中去，逢年按节来到紫禁城向我磕头致贺，同时也给我父亲和我岳父等所谓小朝廷的亲贵送过相当的重礼。最妙的地方，就是每当他到宫内来时，预先总是把一沓一沓的钞票塞满怀中，见了给他端茶倒水的太监，便掏出一把纸币递过去，对于给他叩年贺节的太监不消说是要“施舍”更多的纸币了，就是对于偶尔接过他的帽子或是给他开开门或是打打帘子的太监，也都是一把一把地给钱。所以，在当时有不少太监都在背后纷纷谈论着他。有的俏皮地说，他是个散财童子。也有的衷心景仰着他，而把他叫作活财神爷。因此，他走到哪里，哪里的太监便如蝇逐臭一样，竭力向他去贡献必要以上的殷勤，为的是想要得到他的额外的馈赠，至于他究竟如愿以偿地穿上了黄马褂没有，我却不记得了，也可以不必去追究它。总而言之，在那个时候，一个不值一钱的黄马褂尤其如此，何况是这个虚架犹存的小朝廷，怎会不生出摇惑人心甚至是侵蚀国体的危险作用呢？
说完了几项小朝廷勾结军阀和盅惑当时社会人心的事例以后，我还想暴露一下这个封建余孽的大本营——清宫小朝廷怎样和当时的帝国主义勾结的几桩实际事例。
在我十六七岁时，日本横滨、东京一带地方发生了很猛烈的大地震。这时我的老师陈宝琛就对我说：“在日本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地震灾害，我们如果在这时捐助它一些财物，未始非计。”但是，在那时专靠一些时与时辍的优待经费来过日子的小朝廷，怎能有余钱来周济别人？结果只有把据为自己私有的祖国劳动人民的一些宝贵血汗结晶——一批古物以及珍珠手串和几万元钱，由陈送往日本公使馆，充作别有用心的“捐赠”。据说当时的日本驻我国公使芳泽谦吉，听了陈宝琛的吊慰辞和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曾兴奋得喊出“万岁”来。我记得当时还有人这样说：“我们这里捐助日本震灾的东西，比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捐赠还多哩！”不用说别的，就拿这句话的弦外余音来说，就可以充分表示出仇视中华民国和向日本买好的卑鄙龌龊心情来。也可以说，这就是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相吸相引本质的暴露，还可以说，这就是跨进汉奸哲学门槛的第一步，同时也可以说，是我在那小朝廷中和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开始进行勾搭行为的一条重要伏线。
此事过后不久，日本便派了一个议会代表团来到北京，对那次援助受震灾民的各界人士一一登门致谢。同时，日本公使馆也与陈宝琛联络，说希望到宫中对我当面表示谢忱。于是，我就在御花园中的“绛雪轩”内准备了茶点接待他们。当时的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以及日本议会代表团十余人都来了，向我表达谢意。这次茶话会就是我一生中初次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彼此见面。这次固然是一次普普通通的茶会，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可是我却觉得这就是封建余孽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公然互通声气的一个开端。
这次在“绛雪轩”作陪的，都是我在当时认为是不错的一些人物，如我的老师陈宝琛和朱益藩，我的宗族载泽、溥伒、溥儒、溥杰、宪原和我的岳父荣源。此外还有郑孝胥、绍英、耆龄等。
在我结婚时，当时驻在北京的各外国公使以及使馆馆员，也差不多全部来到紫禁城观礼。而后又由“内务府大臣”陪同他们到乾清宫的西暖阁，在梁敦彦（前清的外交官吏）的翻译下，一一向我和我的妻子婉容[11]做了姓名介绍。后来，我的父亲载沣和绍英等就在乾清宫大殿内设了个酒会招待他们。我只是在酒会开始时，前往会场举起了酒杯，照着梁敦彦所拟就的英文谢词念了一遍，然后同他们干了杯就回去了。
然而在我身边的一些遗老，却竟把这次外国使节团的个人观礼和以个人资格来祝贺认作是辛亥革命以后在清宫第一次招待外国公使，同时还不惜自己往脸上贴金地说：“这就是外国和‘清室’的一种友谊的表现。”
本来这也难怪，在这些目光如豆、崇洋媚外已成习性，无时无地不想向后开倒车的老家伙的心目中，认为能和各外国使节有了往来，这就是无比的光荣和值得雀跃的大喜事。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这个小朝廷的局面，便是千秋万岁之业，更进一步说，他们的这碗封建残余饭无疑是可以吃得更长久些了。
至于我呢，在这种环境中，在这样的空气内，当然也不例外，在内心中，感觉到一种暗暗的高兴，就仿佛有了一种无形的仗恃，认为自己这个存在，乃是一种了不起的存在。因此也就越发滋长了狂妄自大的心情，于是，由小朝廷而企图实现大朝廷的梦想，也就水涨船高起来了。
酒会以后，我那英文先生庄士敦，便兴高采烈地陪着这些外国人，到我所住的养心殿来了。不料却使那位英文先生大大地扫了兴。因为有一个外国老太太，看到了站在院中的我，便问庄道：“他是谁？”因为我在那时，已把清朝的礼装（袍褂）脱下，换上了便服，并在头上戴上了一顶外国的猎帽。当然在那只认衣服不认人的外国老太太的眼中，就不认识我了。他们参观了养心殿和御花园之后，便都告辞回去了。事后这位庄士敦先生曾满怀不快地对我说：“为什么把‘袍褂’脱掉换上了便服？外国人都是喜欢看中国的旧式礼服的。”又说：“为什么偏偏戴上了那样的帽子？那是外国人在骑马打猎时专用的东西。穿着中国的便服而戴上了外国的猎帽，岂不是太难看了！”他认为我这样是在外国人面前丢脸。后来每当他谈到这件事时，还是怏怏不快呢。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庄士敦把外国人带到养心殿，其目的也只是为了要满足一下那些外国人的好奇心理，并不是特意对我要表什么敬意，所以才对我脱换袍褂表示了不满。至于帽子的问题，当然是由于我的“老赶”，不过是，他的深为不满，我认为与其说是因为我丢了脸，倒不如说是我没能满足那些外国人想要饱开眼界的心理要求。可是像我以及那些遗老之辈，却还痴心妄想地以为外国人前来观礼和祝贺，是对小朝廷的要好，真未免也太过于天真了。
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痴心妄想的发生，正是由于自我以次的反动封建余孽，处处想钻空子，来实现反动的政治野心，所以才会随时随地发生这种自欺欺人的错觉和自我陶醉的盲目乐观情绪。说是可怜吧，其实是可耻并可恨的！
总之，这次的酒会，也是自从辛亥革命以后，这一小撮的封建残余分子，想要挟帝国主义国家以自重的又一实际上的表现。同时也就是把封建统治者的崇洋媚外本质，又一次公开地暴露出来。
此外还有一件不堪回首的可耻回忆。那就是在一九二三年夏天紫禁城西北隅——建福宫区域内十幢宫殿失火时，所发生的事情。
当火灾发生之后，除了北京市的所有消防队都陆续赶来扑救，各外国使馆的救火组织也都赶来应援。同时也有些外国的绅士、太太之类的混在使馆的消防队中，进了平日不易进来的紫禁城，而麇聚在火场。这些“好心肠”的外国人，虽然不能说他们是趁火打劫，但是趁火凑热闹的心情，则确乎是有的。有一位四旬开外的英国妇女，就曾在那救火的百忙之中，仍然也未能忘掉西洋人的优越感和他们对于殖民地的特权，竟自对和她毫无一些关系的中国消防员，拿出指挥者的架子来，口中连连喊着“快去”“快去”，一面用她手中的扇子当作武器，在中国消防员的面颊上、脖子上拼命地乱打。事后，庄士敦曾把那因为打中国人而沾有斑斑血迹的“凶器”——那把扇子拿到我这里来，并居功似的向我说道，这是某英国太太，在“督励”救火时，所使用的扇子，请我在扇子上签个字，俾作永久的纪念。在庄的思想中，似乎还认为这是一件“国际美谈”哩。我听了之后，也就欣然地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遂在那沾有祖国同胞血迹的扇子上签上了当时的我的英国名字“Henry”几个字。
现在回想起来，深觉得当时的我，真是连起码一点点中国人应有的良心也没有。
扇子上的那些血迹，正是自己祖国同胞的宝贵的鲜血、神圣的鲜血！并且那些血，也就是被外国人给打出来的血、可痛的血！我不但是对自己祖国同胞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的残酷殴打，没有丝毫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民族义愤，反倒认为这确是英国某太太为了给我救火，而表现出来的“功绩”，居然竟会怡然无动于衷地在那可耻可恨的所谓“纪念物”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那个外国名字的Henry几个字，又表现了什么呢？还不是十足地表现了醉心西方国家、崇拜帝国主义的殖民的劣根性是什么？可是当时的我，竟会做出这种毫无民族气节的、只知自己不知其他的可耻行为来。足见后来的背叛祖国和当上了大汉奸头子，并不是无因的，更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是早在北京的小朝廷时代，就播下了罪恶种子！
三、“遗老”和“王公大臣”
一提起“遗老”和“王公大臣”几个字样，我仿佛就觉得嗅到一种霉烂腐臭的气味而感到头痛。北京有这样一句谚语：“一度经蛇咬，三年怕井绳。”我真觉得对于“遗老”和“王公大臣”这两个过去的名词有些害怕。当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前半生的无数过错和罪恶，都推到“遗老”和“王公大臣”的身上，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遭连累者”，也决不能把我过去利用他们，倚靠他们的事实，来个干脆不认账。不过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来做客观上的分析，这些位至死不肯剪辫发，或是即使剪去了辫发，但见了我必跪倒称臣的所谓“遗老”——连后来所谓的“遗少”也包括在内，他们的的确确是水泄不通地包围了我几十年，并且是毫不客气地用手捂住了我的双目，使我看不到一些带有新生命的活活泼泼的新事物；同时更是毫不留情地堵上了我的两耳，使我听不到新生命的呼吸和脉搏的声音；还塞住了我的鼻孔，使我辨不出什么是香什么是臭，而且还用有形和无形的“法绳”（家法之法）紧紧地捆住了我的手足……使我怎能不怕这些道貌岸然、别具心胸的遗老！至于那些位所谓“龙子龙孙”的王公和“三代家奴”的大臣，纵然对于我，起不了像“遗老”那样的“向后——转！”作用，但是在“偶像我”“神化我”方面，确是起了不少的促进作用。我就是在他们这几十年来的“磕头请安”“皇上奴才”的空气中，被捧到高空中以致几乎把我跌死的。我对这帮好像粪里蛆虫一样的“王公”和“大臣”又怎能不从心里怕他们？现在分门别类地先从“遗老”说起。
他们为什么要以“遗老”二字来做标榜呢？就是那些在清朝时代曾以“八股文”“试帖诗”起家的老翰林，或是享尽了封建时代为官之乐的学究官僚以及一些由人而“进化”成为书中蠹虫的食古不化的家伙，在他们的唯一显亲扬名的老靠山——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在革命浪潮之前倒塌下去之后，他们既无从认识到为什么要革命的起码原理，也未能认识到旧的东西为什么要被淘汰的客观原因，尤其是不可能认识到在今后应走的道路究竟在哪个方向，所以，只能意气用事地在“小我范围”内来否定一切的新东西，来仇视所有的新事物。再加上纲常名教的旧毒素和儒家正统思想从中作祟，结果是在种种不如己意的俨然事实面前，便只能是拿过去曾在殷末周初，因为不肯去吃周家的粟饭，而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下的伯夷叔齐来标榜自己，借此姑且作为安慰自己的麻醉剂和提高自己声价的骗人招牌而已。
不过，在当时的成千成百的所谓“遗老”之中，也并不都是同一类型的老古董。也就和他们之中有胖有瘦、有高有矮一样，他们想当“遗老”的心情和动机，也并不是能等量齐观的。概括地说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有的是因为受了孔家店的遗毒深，在他们头脑之中，再没有一点点空隙来容纳新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恰恰像是书籍中的蠹鱼一个样，完全变成了一些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例如，闻铁路而伤心、见电杆而陨涕的清末某御史；如为了争取给同治立后而以“尸谏”闻名的吴可读；以及到了民国以后尚且在光绪陵墓处“庐墓植树”好几年的梁鼎芬，等等，我认为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因为他们认为甘心去做一姓家奴就是“忠”，清朝就是自己的国家，皇帝就是他们唯一的主人。所以凡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人，他们的外形表现是：至死不肯剃掉辫子，绝对不肯做中华民国的官……可以说是除了碰到马列主义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科学阳光，他们都是些死不回头的盲目殉教者。
还有一种，就是顽固纵然顽固，所受的儒学毒素也很深，但他们认为要做一姓家奴也并不是毫无代价的东西。何妨拿“遗老”之名，博取一个所谓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如什么“太子少保”“太保”“太傅”之类的头衔。这些有名无实的头衔固然在当时已显得过了时，并且也不会由此而得到什么物质上的实惠，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些仍是在死后“出讣文”“续家谱”时的“光荣资料”。他们不但是把那些“南书房行走”“毓庆宫行走”以及什么“懋勤殿行走”的有名无实的老古董头衔当作是生前必争的事业，就是对于死后的“谥法”，也都是这些位老先生斤斤计较和寤寐以求的最后目标。例如，赵尔巽在死后，就曾拼命托人请我给予他“谥法”。还有康有为在死后，也曾由于我身旁另一派学究们胡嗣瑗等认为康曾“得罪”过慈禧，死后不应“赐谥”，于是康的弟子徐良等，便声言要和阻挠赐谥的老头子以老拳相见。就连我的启蒙老师陈宝琛和那臭名扬溢的郑孝胥等，我都认为他们确是属于这一类的。
我记得陈宝琛在七十寿辰之前，在毓庆宫给我授课时，他忽然无意中看到了“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两句诗，他便本能地想起了自己的办寿大事，同时也想起了满足自己虚荣的妙法，于是就向我说：“臣生日时，就请把这两句写成对联赐臣作寿吧！”他得到我的点头之后，便向他的老同事朱益藩说：“皇上在念书时，看到了‘老鹤无衰貌，寒松有本心’两句诗，就说：‘这两句诗恰像老师，老师过生日时，我就把这两句写成对联给老师吧！’既是皇上这样说，就请你把这两句写成对联请皇上照着写吧！”固然在他办寿之日，他对他家中的广大贺客曾做出这样的吹嘘来，我在紫禁城内是无从听见，不过是他对他的老同事尚且如此不老实，那么，对其他贺客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郑孝胥更是如此。因为他的虚荣心比陈宝琛更大得多，大得到了形成政治野心的程度。他是不以有名无实的“太保”“太傅”之类作为满足的，而是以积极图谋恢复清朝封建统治，而使自己能成为“中兴功臣”为一贯梦想目标。例如，在他的出庐第一炮中，就是以怂恿我勾结吴佩孚开始的。他不但经常吹嘘他的拉拢吴佩孚之功——虽然没有什么效果——还经常居功地说，段祺瑞曾要把某部总长的椅子给他，他都没有接过来坐，只是愿意在我身边帮助我来做“恢复祖业”的“不朽事业”。
他还经常好以夏朝的“臣靡”自居，常说“臣靡”年已八十余，尚能逃到有鬲氏那里，终于凭借着有鬲氏的力量，恢复了夏朝，而使少康得到中兴。好个“臣靡”，好个有鬲氏，更好个夏少康！像他这种惑乱人心的胡说八道，我在当时还认为他确有“志气”，确有“见解”，确和一般行将就木的老头子不同，确实不辜负陈宝琛的推荐，于是也就把他认为是我的“股肱心膂”人才了！
他的胡说本领还不只此。他还经常痴人说梦般地发表他那个自画自赞式的“治国平天下”的杜撰理想，甚至在自吹自擂时，自己把自己感动得声泪俱下。例如说：“要想中国能够富强统一，首先就必先实行‘门户开放’和‘利益均等’，这样才能使各外国列强在我国西北投资开发，这样才能使中国西北的无限资源，供世界多少多少年之用。开发了大西北之后，将来便可以把‘中华帝国’的首都分设在北京、南京和帕米尔高原之上，这样中国的前途，真是洋洋无穷尽的了。”
所以，就在他当上了伪满第一任汉奸总理之后，虽然在日寇的种种拘束压力下，他不能不把多少年来深藏于心的所谓“计划”，极力加以改头换面和缩小，但是什么“门户开放”和“利益均等”的字样，仍然一度曾出现在伪满当时的宣言内，或是送入到他的记录唱片内而成为永久不可磨灭的铁案罪证了。
再说那个臭名仅次于郑的罗振玉，他从见到我时起，便经常不断地向我兜售他的既顽固又荒唐的一贯谬论。例如说：“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连年内战，还不是群龙无首的缘故！没有君主，便不可能希望中国的统一。”并且还不惜旁征博引地说：“日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在它国内有了‘天皇’这个中心，有了‘明治维新’。”甚至还大言不惭地拿着梦呓当真话来说，而对着我讲：“列祖列宗（指我的历代祖先而言）二百余年的‘深恩厚泽’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就是到了现在，人心之中仍然思旧。”最后他的结论，也总不外乎是：“皇上春秋鼎盛，又为人心所向，将来一定能够‘中兴’无疑。”
固然是我把陈、郑、罗三人都列在同一类型内，但在同一类型之中，他们三个人仍是有各自不同的地方。
例如，陈宝琛并没有赞成我去东北来做日寇的汉奸走狗，可是郑和罗呢，则是不但赞成我往这泥坑里跳，并且还千方百计地替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平心而论，顽固的程度、罪恶的程度，郑、罗比陈要严重得不知有多少倍。至于他们二人则是五十步和百步的程度，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
我现在再算一算这些遗老曾经怎样包围我的一笔总账。
在我那位陈宝琛师傅推荐了郑孝胥和罗振玉后，在当时，我确曾觉得郑、罗二人是和那些气息奄奄的遗臣不同。尤其是郑在谈天论地时的唾沫乱飞和他那擅长表演的声泪俱下的激昂态度，更是吸引了我，这就是使我对他另眼相待的一个最直接的基本原因。所以，我在一九二二年前后就破格地特派他为小朝廷内的“总管内务大臣”，位在旧有的绍英、耆龄和宝熙以及我的岳父荣源之上。后来又添了一个金梁。于是就在那小朝廷的小小范围内，还曾掀起了一场狗争食的小风波。后来在老髦圆融的所谓“陈宝琛老太傅”的居中调停下，我才把这个最不安分的郑孝胥改派为“懋勤殿行走”，同时也把罗振玉派在“南书房行走”。于是，又在陈、罗的呼朋引类下，在“南书房”除了原有袁励准和罗，更添了朱汝珍、景方昶、杨钟羲和王国维等人。这样，把我层层包围在中心的遗老网就形成了完全合围的新形势。一直等我到了天津，还是在这换汤不换药的包围圈中，使我过着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式生活。不但在天津如此，就连我后来从天津而旅顺，由旅顺而长春的汉奸生活中，也是和郑孝胥、罗振玉辈的积极“帮忙”分不开的。
我既是痛恨我自己的过去，就得痛恨我过去的自己，同时，我也痛恨这帮由始至终拖我下水的万恶“遗老”。
另外，还有一种不同类型的所谓“遗老”。那就是有一些颇有“冒牌”或是“挂名”之嫌的人了。当然这些位老先生，也差不多都是饱受孔孟之毒的老前辈，要不然就是些曾在清末时代，做过一些不甚大也不太小职位的官僚。他们为了要提高在当时所谓社会上的地位，或是为了要借以抬高自己在当时社会上的所谓名声，甚至有的则是为了要借着过去的“探花”“状元”之类的久已过了时的空头资本，来弄些不劳而获的收入，便“不熟假充熟”来和那些所谓“老牌”“名牌”货的“遗老”靠靠近便、套套交情，以便能在那专门练习开倒车的“遗老”园地中，分取一席地位。固然那些画饼充饥的“太保”“少傅”和那些“文忠”“文肃”之类的身后虚文，说穿了都是些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可以作为“生荣死哀”的廉价剔庄货。还有的人则是纯粹为了吃饭的问题，不得不钻一下当时社会新旧交替、思想混乱的空子，靠着自己混来的旧社会地位，可以拿“不费之惠”的文章笔墨给人家写个许褒不许贬的墓志铭，或是在人家的神主牌上点个“主”，或是作一部只谈过去的书籍，等等，作为一种糊口的方法。例如，过去在北京曾以“梁疯子”闻名的梁巨川，就是为了要博得一个“清代遗士”的名儿，便写好了所谓递给当时小朝廷的“遗折”（给皇帝的遗书，在过去叫作“遗折”），而投入到积水潭内自杀身死。究竟为了什么自杀，总不得知，但在“遗折”内自称“殉清”则是事实。结果便以一条命换来了一个“文忠”的谥法。又如清末最后的一个状元刘春霖，就曾以他那过时已久的科举资格，换取了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的重礼厚聘，从北京到上海都在杜的隆重接待下，尝到了比过去当状元还要威风的滋味。到了上海之后，他便穿上了从京剧班戏箱中找出来的清代衣冠，坐上了特制的八人官轿，在牌伞骑从等前后簇拥之下，进了杜氏宗祠，然后就用朱笔在神主牌上点了一点，于是这场“庄严隆重”的“点主”仪式便算是“礼毕如仪”。这位末代状元也就饱载而归。这岂不是由于这些“挂名”的过去头衔，而得到了“废物利用”的好处了吗？又如曾在小朝廷末期当过几天“内务府大臣”的金梁，不是也曾靠他的所谓“遗老”的资格，写出一些清代的零星掌故来作为不无小补的收入的嘛！此外，他还曾大吹大擂地宣称，说要著作一部清代的《循吏传》（也许是附在他所著的《光宣小纪》之内的一篇？现已记不清了），于是就把预定将要收入列传中的人物姓名发表出来，而向那些预定的“光荣人物”去索取因人而异的“润笔费”。即使预定人选中有谁死去，也不成问题，因为仍可以向他的孝子贤孙去信索取。只要该子或孙希望其祖或父能够“名列金史”（不仅是清史）的话，便不愁他们不把这笔“人传费”拿出来。所谓“金史”的价值和作用就在于此。
此外，像是相当于这种类型的所谓“遗老”的人，还多得很，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两个例子，其余以此类推可也。
我还认为相当于这一类型的人物，也可以作为“遗老”之中的一些“殿军”的存在，因为他们所起的遗老作用比较小些。
现在再说一说所谓的“王公”和“大臣”。
先从“王公”和“大臣”的定义来说。
“王公”就是指着前清时代的宗室中的“王、贝勒、贝子、公”等来说；“大臣”就是指着在清末职位高的官员来说。
不过是，所谓的“大臣”，差不多也就是前清的“遗老”，只因为这帮所谓的“大臣”，都是曾在清末做过相当大的职位，所以他们的党羽也比较多，他们为非作歹的罪恶和影响也比较大。现在先从“王公”说起。
凡是够得上王公爵位的人，不用说都是过去清朝的贵族。就是到了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反动统治势力垮台以后，他们仍是在“优待条件（乙）”的作用下，仍然都过着不减昔日的剥削阶级寄生生活。
就连一般的宗室觉罗和八旗人等，尚且由于过惯了二百余年来的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成了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人中废物，何况是比他们的享受生活还要超过不知要多少倍的“王公”，自然更是被那二百多年的荣华富贵给弄得不成个样子了。
固然，他们也都曾饱受了封建统治制度的种种熏陶感染，满脑袋顽固的反动思想，特别是腐蚀人的纨袴习俗和靠天吃饭的消极怠惰习性，更是长期地成为他们的膏肓之疾，所以，除了善于摆空架子坐吃山空，便什么本领也没有了。
因此，对于这些过去的王公亲贵以及他们的子弟，从全面看来，我认为是这样的：比较好的一些人则多数是成为孤芳自赏、自视甚高的文学艺术家，经常以画几笔画，吟几首诗，或是研究一些经史子集，甚至佛学之类，来自得其乐，对于国家政治以及社会上的当前现实等，则很少有关心的了。特别是在其中，像是狭隘民族主义以及消极心理等，更是相当普遍。还由于清朝二百余年来的所谓“家法”的限制，致使他们在那过去的长时期中，连随便出京四十里的机会都得不到，而只能在北京的府中称王，所以广见世面的机会，在他们是不容易得到的。例如，恭亲王溥伟携带家属到了大连以后，其家中的某“宝眷”曾向人发表过这次旅行的感想道：“真想不到咱们城（指北京城）外，还有这么大一片水（指海而言）哩！”“宝眷”如此，王公的子弟可知，所以他们在旧社会里，所见到的所谓“世面”是有限得很的，远远比不上那些曾以“赶考”起家的所谓一般“遗老”。
在辛亥革命，公然挑出了反对共和制度叛旗的，在北京当时的几十家王公中，则有肃亲王善耆和恭亲王溥伟两个。善耆是极力反对清朝的所谓“逊政”的。所以在袁世凯掌了政权以后，他便感到了身边的危险。为了一姓的尊荣，他竟不惜要和人民革命的势力为敌，充分发挥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同病相怜的反动阶级本质，竟和包藏祸心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在天津互通了声气，最终搭乘了日本的军舰而到了旅顺，成为彻底供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的可耻工具。
据说他从北京出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奔赴旅顺途中时，这位“王爷”尚不知他自己现在已经身入日寇的樊笼之中，还慨当以慷地勃发了诗兴，吟出一首《出都口占》的五言绝句诗。诗如下：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
从这寥寥二十个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位脱出他久惯施展威风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根据地——北京以后，抱着无限凄凉、无限愤恨的“笼中王爷”，在那急忙逃命的一路之上，曾是怎样在咬牙切齿痛恨着革命势力，曾是怎样地在口中嘟囔着不肯认输的空口大话，同时也是怎样地表现了他那卷土重来的梦中野望的啊！
如果是拿现在的语言，把这首公然向人民挑战的“反诗”译出来，那么，它的大意就是这样的：
河北的北京一带地方，
本来就不是我们爱新觉罗氏的国土。
丢了就丢了吧，
这又有什么关系！
我在嘴里哼着小调儿离开它就算了！
走着走着，
勒转我的马头，
看到了那些通向北京的无数烽火台，
啊！
中原一带的河山，
都浸在血红的斜阳返照之中。
哼！
咱们走着瞧吧！
他就是抱着这种气哼哼的心情和满肚子仇恨到了日本侵占下的旅顺，而当上了敌人股掌之上的所谓“寓公”的。
但他在这段“寓公”期间内，也并没有老老实实地来当他那关起家门的“王爷”，仍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玩弄和操纵下，去干那唯恐国家不乱的阴谋颠覆活动。
其中最突出的罪恶表现是，在日本大隈重信组阁的时代，由大隈替他勾搭上当时的财阀大仓喜八郎，替他拿出一百万日元的组织叛乱经费。于是，就在这位肃亲王善耆和恭亲王溥伟以及前清的陕甘总督升允三人的联合行动下，收买了蒙古族的败类巴布扎布，使他率领着携有山炮两门和日本人八名参加的千余名匪徒，高举着前清的黄龙旗从哈尔滨的河畔侵入了海拉尔，一直打到了郭家店，才被当地的讨伐队给顶了回去。最后是以巴布扎布为他部下的起义士兵所杀而告终。这次的武装叛乱事件一直闹了一年左右。在这次叛乱之中，善耆曾把他的第七子宪奎（金璧东）和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扎布互相交换以为“人质”。后来，善耆的第九子宪贵又和巴布扎布的女儿结了婚。这就是善耆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利用，犯下危害祖国人民严重罪行的概略经过。
最无耻的是，据说大仓喜八郎之子喜七郎，在伪满卖国汉奸政府成立以后，曾一度亲身到东北来找当时的关东军，还厚颜无耻地来索取他父亲的那一笔血腥的一百万日元的欠账呢。结果是，他因此窃取了我国东北的不少非法利权。
从这件事中，不独可以看出封建王公的反动罪恶本质，同时也可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为侵略不择手段的卑鄙贪婪本质，还可以由此看出资本主义财阀的唯利是图、无孔不入的吸血本质来。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出封建残余势力和帝国主义事事狼狈为奸的同一反动阶级本质来。
至于那个恭亲王溥伟，也是和善耆一样，始终对我国的辛亥革命抱有顽强反对态度。据说是清朝封建势力已处于总崩溃的前夕，溥伟仍是和善耆站在一起，在当时的隆裕太后亲自主持的“御前会议”席上，对于让出政权一事，做了极端的反对。后来由于我父亲以及庆亲王以次的各宗室王公，都在人民革命力量面前低了头，又由于袁世凯暗杀手段的厉害，他于是也卖身投靠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而脱出了北京。不过他投的不是日本而是德国帝国主义，所以他就到青岛去做德帝势力下的“寓公”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主义就趁着德帝国主义无暇顾及东方的机会，抄了德帝的后腿，而把青岛又攫窃在自己的势力下。这在溥伟看来，只不过是又换了一个新主人而已，于是，便又立即倒向日帝的怀中。等到青岛在我国人民的正义力争下，物归原主的时候，这位恭亲王便在这块祖国领土上立不住脚，于是也就立即跟着他的主子退到了大连，而和善耆一样受着日帝的长期豢养。他在这段被豢养的期间，也曾给他的主人，卖了一些力气。他还和善耆组织了一个“宗社党”，专门计划推倒民国、进行复辟的阴谋活动。最突出的除了“巴布扎布事件”，就是在“九一八”时，他曾在日帝浪人的操纵之下，想要和我分一杯羹，尝一尝当汉奸头子的滋味哩。
那就是在日寇于一九三一年侵占了我国东北之后，他也大肆活跃起来，例如，组织“四民维持会”和换上了前清亲王的礼装拜祭沈阳的北陵东陵，等等，足足也大闹了一气。后来虽然是由于没有我的“道行”大，没有得中日寇“最高利用品”之选，但也一直到他死时为止，每年都在受着由日帝方面供给他的万余元的特别豢养津贴呢。
至于其他在北京的所谓一般前清王公，其绝大多数都在过着花天酒地的阔人生活。有的因为挥霍过度债台高累，致盗卖祖坟，而做了囹圄之中的贵客；有的甚至拉上了洋车或是变成了烟客和吗啡鬼。只有极少数洁身自好的人以及少数虽然是循规守法、安分守己地过着并不能算坏的生活，但由于贵族习气犹存，不能从事正当工作，只靠着典当押卖来过那有今日无明日的“信天翁”式日子，致变成为无数落魄公子，这便是前清王公的归趋的概略。
以下我想再谈一谈所谓的“大臣”。
“遗老”和“大臣”在其反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严格界限，只是在旧社会里所谓地位和影响上，有着大小不同的差别。所以，在这里只把所谓“大臣”中的一个特别的例子，作为聊供类推的重点介绍。
在一些前清的大官之中，最被认为顽固到底至死不变的典型人物，就得算是升允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曾身任陕甘总督的要职。他听到武昌起义后，便带领着他手下的倾巢人马，举起了“勤王”的大旗，开到了陕西。这时清朝退位的“诏书”也来到了这里，他便跪在“诏书”的前面，大哭了一场，离开了军队，只身取道帝俄的边境逃到哈尔滨，然后就在日帝既扶植袁世凯又扶植清朝反动统治残余势力的两面手法侵略阴谋政策下，和日本的浪人工藤铁三郎和斋藤源内等互相勾结起来，亡命到日本去了。他就在这段所谓亡命的时期内，曾作了一首既博得日帝浪人间的传诵又赢得“遗老”们赞叹的所谓“咏志”的诗：
“老臣犹在此，幼主竟如何？倘射上林雁，或逢苏武书。”
后来他便从日本回到了天津，在罗振玉等的扶助下，过了不少年老不安分的日本租界寓公生活，一直到他死为止。
像是尔后罗振玉和工藤铁三郎的互相勾结，以及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们的非法阴谋活动，等等，穷本溯源，都是由这个升允的一脉贯串的顽固反动思想而来的。如果是在“九一八”当时，他不病死在天津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成为大汉奸中的一个有力分子的。关于和他的反动思想相辅相成而来的一些后话，当在后项中再做缕述，现在姑且把它介绍到这里。
四、太监
太监这种存在，就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最不人道的产物。在古代所谓的“寺人”“阉人”“阉宦”“宦官”，都是对受过“宫刑”的罪人的一种称呼上的沿革。在古时是使用这些人来做那些看门或是洒扫苦役的。后来由于帝王宫中的后妃、嫔嫱、姬妾、宫女之类愈来愈多，使用一般男子充当仆役，便有了很多不便之处，于是便逐渐广泛地使用起太监来。到了这个时候，当太监的人，已经不再是那些受过“宫刑”的人，而是由普通的人来充当了。有的自幼就为贪图富贵而不顾儿子终身幸福的父母所摧残，也有的是自己本人为了要向上爬，致不惜残害自己肢体去找那寻求富贵的捷径，而甘心去当太监的。
不过是当了太监，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享到自残生理的所谓“酬报”。有的当了一辈子太监，却永远处在层层压制之下，去过那牛马一般的苦生活，也有极少数的人，凭借着偶然的侥幸机会，得到了皇帝等统治者的看中，而去过那富比王侯的生活。像是在清宫中，曾和那小德张一同进宫的洪兰泰，就是当了一辈子的苦太监，最终潦倒而死的一个实际例子。
据说在明朝曾是太监极盛时代，太监的数目，最多时竟达到十万名。像是在明朝的有名太监魏忠贤、刘瑾、王振之辈，都是在当时不独威震宫内，而且是威震全国的人。他们都有操纵皇帝生杀大权的莫大势力。
清朝的太监虽说较明代为少，但在最多时亦曾达三千余名，尽管清朝鉴于明季宠任太监的流弊，曾由历代君主三令五申地严戒太监的干预政治，但在慈禧时代的皮硝李（李莲英）和隆裕时代的小德张，却也都是结交大臣、贪赃纳贿的有名太监，都曾闹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总之，因为那些当太监的人，他们是有机会能够每日接近君主，而收到近水楼台之利的，并且他们的思想知识，又都是在普通人的水平线下的居多，所以他们的假势欺人、营私舞弊的事，是自然会不断发生的。
在清代宫中的太监，也是和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其他阶层一样，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例如，“都领事”（即都总管），他便是统辖宫廷中的四十八个单位的太监头子。据说清代皇帝在祭天上表文时，照例在表上要写上皇帝和最高级大臣以及都总管的名字，并说这是意味着“一君一臣一奴”的意思，也就是代表全般社会的意思。在都总管下，尚有大总管、二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小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最下层的“地方打扫处”太监等之分。总管便有权责打其管下首领以次的太监，依此类推，也是和封建社会中的其他阶级一个样，都是在宝塔形的一层压一层的等级制度下，显示出家长宗法制触须的到处延长。现在想讲一下，关于从我眼中所看到的，我耳中所听到的关于太监的几个实例。
（1）“钱粮名字”和“御制名字”
从前在宫中的太监额数，虽然有固定的限额，但在无形之中，仍是有一种严格的自然限制，那就是认师父的制度，一般是在入宫时须得认一名宫中在职的太监做师父，自己再以徒弟身份拿出一些倾家之有无的钱来，买个名字而进入宫中。所以，在当时的宫中，例如有一个叫李德顺的太监，他的本来姓名根本就不是李德顺，而是王庆平，而现在他所顶替的这个李德顺的名字，甚至是几十年或是百年前的一个人的姓名。他既是顶替这个有名无人的姓名入了宫，他便得丢掉自己的真姓真名，而以这个沿用已久的旧姓名，变成为有册可稽的宫中太监李德顺了。当时把这种名字叫“钱粮名字”。其次是“御制名字”。这是当某一太监，能够在偶然幸运下，被选中为伺候君王的“御前太监”时，那么，他就有可能得到皇帝的赐名之恩。当时把这种名字叫作“御制名字”，不过是当时过境迁老病物故之后，这个“御制名字”便又成为供后来者“冒名顶替”的所谓“钱粮名字”了。
再者当太监在宫中当差时，固然是有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尊卑上下之分，但是在宫外，他们却有一种“行会”式的互相扶助组织，在这种组织中，也有相当的公积金，供作他们之间的养老、埋葬之用。这是本着他们之间的“同类爱”而做出来的互助义务组织。都是在有钱者多摊，无钱者少摊或不摊的精神下，积年累月设置起来的。例如，在北京西郊海淀附近，就有一个“太监公墓”。其中所埋葬的并不只是清朝时代的太监，还有不少明朝太监的坟墓也在其中。不过是，阔太监的坟要大些，墓碑也讲究些，而一般的太监则是按照个人的身份财力各有大小之不同而已。并且在那里还有专门负责看守坟墓的人（不是太监），一直到了民国十六七年的时候，仍是如此。
（2）“替僧”“打手”和“牢狱”
在清朝旧制中，每一代皇帝，照例要有一名太监替皇帝去当喇嘛。这种“太监而喇嘛”的人，当时叫他作“替僧”。凡是当了“替僧”的人，虽然不能套用“太监而喇嘛”的公式而去享有太监加喇嘛等于皇帝的“福分”，但是他却有太监加喇嘛加皇帝等于“替僧”的资格。所以，凡是选中为“替僧”的人，他便可以经常在相当优厚的待遇下，过他那一辈子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我在宫中时，就有一个照例的“替僧”。他的任务是除了按照规定一个月念上几遍藏经，其余的日子就是以“替僧”的资格，身上穿着喇嘛的服装，手中提着鸟笼子，到街上游逛消遣的。
宫中还有一个专门保管内廷档案，抄缮年节等日的礼节单子并掌管打人的单位，叫作“敬事房”，除了普通的师父打徒弟用不着劳这帮正规化打手的大驾，像是总管责打其管辖下的太监时，特别是君王责打太监时，照例就得劳他们亲自下手了。例如，皇帝发出厉声“传敬事房”的口头命令时，这些专业打手便“雄赳赳”地把满装竹竿或竹板的黄布口袋拿了来。当听到责打多少的吩咐后，挨打的人，便须柔顺地趴卧地上，高耸双臀恭敬候打。而“敬事房”的太监这时便“狐假虎威”地从袋中抽出打人的工具，同时更叭的一声，把满盛笞具的布袋用力掼在地上。然后便按照吩咐下来的数目，用力笞在受笞者的双臀上面。同时还有人站在一旁高声“一、二、三、四……”地喊出笞打的数目。这就是清宫中以太监打太监的概略情形。
在宫中除了“敬事房”这帮御用打手，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惩罚机关，就是在内务府大臣管辖之下的宫廷专用监狱——“慎刑司”，凡是被认为应从重严办的太监，便交到这个“慎刑司”里去加以审讯、监禁和行刑。“慎刑司”这三个字从表面上看来仿佛是个好字样，因为慎重用刑谁能说不好呢？不过这也如同在过去专制时代从那嗜杀成性专制魔王口中所喊出来的“刑期无刑”一个样，其表面的字句和内容是完全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就拿“慎刑司”来说吧，它并不是什么“慎刑”，而是专门看着主人的颜色，秉承主人的意旨，而专门蹂躏人权和草菅人命的机关。当然，在那清朝统治的二百余年之中，只由于专制君主的一喜一怒一爱一憎而在这“慎刑司”中受过淫威滥刑的太监等，真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的了。
（3）“灯火小心”
在那人间天上的“紫禁城”中，每当夕阳西下，暮色苍茫的时分，便可以在那静悄悄的“乾清宫”周围，听到一种神秘而带有凄厉的呼声，那就是从康熙时代起，每日无缺地一直狂喊了一百多年的一个同样声音。所喊的内容是“搭闩，下钱粮，灯火小——心——”九个字。“搭闩”就是说要在门上搭闩，“下钱粮”就是说要把门上了锁，“灯火小心”就是提醒注意火烛预防火灾的意思。因为按照清宫定例，每天到了天色黄昏的时候，除了各处的太监和在乾清宫东侧“日精门”值夜的侍卫并值夜“侍医”，其他一切男性工作人员，都须完全退出“乾清门”之外。到了这个时候，便有一名“敬事房”的太监绕着“乾清宫”的周围走廊一周，边走边喊上记的九个字。并把“小心”两个字的声音特别拖长，于是各处的太监（如“上书房”“南书房”“懋勤殿”“日精门”“月华门”……等处的太监之类），每处都有一名太监站在自己单位的门口，当“敬事房”太监走了过来喊到“心”的时候，他便也随声附和地喊出一个“超长音”的“心”字来。这便是他们一天最后的一次照例“差事”。
这种定例，据说是创始在康熙时代。
有一天康熙曾吩咐太监到了晚间关门时，必须各自点查一下门上好了闩和锁没有，并须加意预防火灾。于是便相沿成风，经过了一百多年，虽然是每天晚上都照例实行，从无一次间断，但却愈来愈形式化了。到了后来，简直变成为一种完全形式上的滑稽行动。只是随帮唱影地喊出一个“超长音”的“心”字来，便算是完成了“门禁”和“防火”的任务，至于什么“闩不闩”“锁不锁”的问题，反倒成为次要的东西了。
从这里不独可以看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家长制度的遗风来，同时也可以看出清朝统治阶级，不但是在政治生活上已经腐败得到了臭不可闻的程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是腐朽到了只剩下一个形式上的空壳的地步。从前对于推陈出新曾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赞词，但是这里却可以拿“变腐朽为滑稽”来作为结论了。
（4）受过我连累的可怜的太监们
在我小的时候，有一天在御花园和隆裕太后一同散步。那时当太后走路时，照例得有两名太监分为左右搀扶着她。不过是，我在这里非要附带加几句注解不可——太后既非老态龙钟也非腿上有毛病，而是由于以下两种原因：其一是清朝贵族中的一种惯性排场，其次是满族妇女都穿有奇厚的鞋底，没有人搀扶可能会有跌倒的危险。这时，我也在太后的身边走着，搀扶着太后前进中的两名太监中之一，名叫陈德的人，一个不小心踩了我的脚，我便哭了起来，于是这位“爱子心切”的太后，便唤来敬事房，即刻责打了他几十大板。
陈德固然是不幸，但由于他的粗心，踩了皇帝的脚，挨了几十板子，在那封建专制的清宫中，姑且可以算是尚属说得过的事情吧？可是还有比他尤其不幸的太监受过我的连累呢！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渐渐地懂得爱起时髦来。于是，我就经常令身边的两个姓李的太监，到街上店铺里给我买些洋袜子、皮鞋之类的东西。不料事被端康太妃知道，她认为皇帝穿洋袜子、皮鞋那还了得，于是把我叫了去，大声训斥了半天。这还不算，她更把给我买东西的两个人，每人重责了二百大板，直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不能行动，并且还把他们从我身边撵走，罚在“地方”充打扫苦役。
（5）我曾收拾过太监的“残局”
我由于年岁的增长和所受的唯我独尊空气的“潜移默化”，我的脾气也就与日俱增起来。因之任凭自己的喜怒责打太监的事情，也一天天地多起来了。同时，历代专制君主所经常爱犯的“独夫疑心症”，我也未能例外，发完脾气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疑心生鬼，总害怕受到责罚的人会怀恨和图谋报复。于是，就在察言观色之下，我越发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者，真是除了自己，差不多到了别无可信之人的程度。
后来，在一九二三年夏初某夜晚，在清宫西北角方面发生了很大的火灾，就在几小时之内，便把“建福宫”附近的“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华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晖堂”“香云亭”等地方都烧成一片焦土。
虽然在当时只以“失慎”二字了事，甚至还有人认为是由于我在“建福宫”西花园内“敬胜斋”小戏台内看了电影，所以才使电线走的火。但是我已经多少年没有在那里看电影，而且平日又不开电灯怎么会有漏电之可能？所以，我总疑惑是有某些太监盗窃了其中的古物珍品之后，为了灭迹才放的火，所以尽管在当时并没能够究查出什么原因来，但我对于太监的疑团却愈积愈深。
不久，又在我所住的“养心殿”东套院的东厢房“无逸斋”的窗户上，有人在夜间塞上了一团棉花，点上了火，幸被另外的太监发现，立即把它扑灭，未致延烧成灾。这时越发使我认为这是太监因为怀恨而干出来的。
不料却又听到一种完全出我想象之外的怪话：有些太监竟在我背后偷偷传说这次的火，是我自己放的。我听了这样的话以后，已不是再生太监的气，而是害怕起太监来了。我想：太监既是把我恨到这种程度，谁敢说他们不能聚众谋乱或是对我施行暗害呢？我更想：既是如此，倒不如先发制人，把太监一齐驱逐掉。
在我想要决心驱逐太监的前两三天，我真是愈想愈怕、愈怕愈想，简直弄得我连睡觉也睡得不安稳。于是我便对我妻子婉容讲，叫她在夜间不要睡觉，要坐在屋中看守着我，并叫她注意听风，如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要立时唤醒我。我还在我床边放有一件应变的武器——木棍以备万一，这时我的庸人自扰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
于是，我就在这两三天的“杯弓蛇影”之后，终于在某一天下定决心，就以看我父亲载沣为名，到当时的醇王府去搬救兵去了。当我把这一决意告诉了我父亲之后，这个胆小怕事的醇亲王，在一起初，大摇其头，只是拼命地劝我先回宫去，慢慢再做商量。于是在他那满头大汗、气急败坏的神情中，我看出了他的弱点，原来他所怕的，就是我赖着不走啊，我就以“如不答应即日驱逐太监，我便待在这里，决不回宫”来做要挟，结果，他屈服了，就由“内务府大臣”通知了当时的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和步军统领聂宪藩以及警察总监薛之珩。他们来了之后，我就请求他们帮助进行遣散太监的工作。他们便都应允了我的要求，表示准备在必要时帮助宫中护军维持秩序和协助办理遣散太监回家的工作。于是，就在当日一天之内，除了在三位太妃及我妻子处留有少数太监，把宫中几百名太监都遣散了。至于他们被遣散之后，如何还乡和维持目前的生活，我是连想也没有去想，只是把他们一概逐出宫门完事。我等到太监都已遣散完毕后，才如释重负，回到宫中。后来由于三位太妃对我说太监太少不够用，我遂把三位太妃处的太监，每处更多留下三十余名。
不料我这种神经质的疑神疑鬼病所引起的驱逐太监的这件事，却被当时各报纸当作一种引人入胜的好材料，竟自把它大加美化，做了好些不符实际的渲染和赞扬，差不多都刊出大字标题，写着“废除了几千年以来太监制度的英明举动”等的字样。真是天知道！我的内心深处所藏的东西，是和这些“英明”之类的字句无有任何相同之处的。可是在当时，我对于这种预料之外的不虞之誉，丝毫也未感到什么受之有愧，反而竟自我陶醉在这些赞扬词句之中。居然也竟自恬然无耻地大得其意，认为自己的这一手，干得很“漂亮”，自己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维新人物”。
五、我的结婚
在谈我的结婚以前，我想先从我订婚时的情形谈起。
在谈我的订婚情形以前，我认为还应该和光绪订婚时的情形做个对比才行。
光绪在订婚时，首先是由西太后从无数候选对象中，给选出几个人来，然后再让光绪自己从中挑选。挑选的方法是叫这些候选的对象都到宫中来，像是一批商品一样，一个一个摆在光绪的面前。这时光绪手中拿着一柄“如意”（玉饰物），看中了谁，便把这个订货票式的如意递到谁的手中，那么，这个被贴上订货票——被递给如意的女性，便算是中了选而成为皇后了。
在我订婚的时候，因为在那时，已经由“大朝廷”收缩成为“小朝廷”的局面，不可能再去摆像过去那样“大朝廷”的架子，不过是，在一些满蒙族的过去大官之中，就连退了任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先生也不能例外，他们都是衷心愿意使他们的女儿，也能尝一尝当皇后的滋味，哪怕是废帝的皇后也好，对于这一点，他们却是不以为意的。所以就得将就一些，委曲求全地稍微变通一下办法。因为，在那时已不可能把谁家的“千金闺秀”当作当面任凭挑选的“商品”来看，于是就“通权达变”地拿她们的相片来供我随意选择。这种“新式”的挑选方法，是把征集来的一些候选对象的相片一张一张地摆在我的面前，并把那种如意，也变成了一支普通的铅笔，只要我随心所欲地在那张相片的旁边或后面，记上一个随意的符号点，也可圈圈，那么，这个“订货”的符号，便可以等于亲手把如意递过去一样。这样便算是“良缘”已定，“佳偶”到手。
我就是在十六岁的时候，使用了这种新方式订的婚。我把这个符号，画在文绣的照片上了。可是我在当时所认为的这个“良缘”却被某一太妃的“母权”给冲散。她不满的理由是：文绣家既贫寒，相貌又不怎样。于是，这次的“贴票订货”便被宣告无效，还得重新把那些照片摊开再摆一次。于是，我也就得放弃成见，重新另挑一次。这次我的铅笔则是落在郭布罗·婉容的相片上了。论家底，论容貌，这位太妃满意了，可是却又有一位太妃提出了一个“公平合理”的折中新方案来。那就是：“文绣既是一度中选，岂能遗弃，可纳她为妃！”于是我就平白地有了“一妻二妾”，也就是婉容当上了皇后，文绣做了淑妃。
我的结婚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那年我是十七岁。婉容和我同岁，文绣则是比我小两岁。
按照清朝的旧制，妃是要比皇后先一天入宫的。为什么我不知道。只能以“这是旧制”四个字来回答。
我的结婚仪式，不用说，全都是些封建和迷信相结合的无数繁文缛节，也就是几百年来相沿成风的所谓古礼。真是既麻烦死人，又没有什么意义，既虚靡浪费又惹是生非。总而言之，都是表现封建统治阶级奢侈腐败本质的一些“活广告”而已，我想也用不着糟蹋时间来描述那些，只把其中能够看出一些当日问题的事情择要加以叙述就够了。
（1）“小朝廷”的兴风作浪
自从辛亥革命以后，除了“张勋复辟”的几天“热闹”，就要算这次我的结婚为最“热闹”的了。
到了我结婚的那一天，多年散居在全国各地的所谓“大臣”“遗老”“遗少”之类，就如同惊蛰后的虫豸一样，都从冬眠中醒了过来，纷纷扰扰地来“上表称贺”，也有的把他们在过去所刮到的民脂民膏，也都“慷慨”地拿了出来，作为对我的“贺礼”，真是从图书古玩之类起一直到银圆金镑止，应有尽有，纷至沓来。其中还有从来未曾见过面的人，或未尝闻过名的人，也都从全国各地麇集到“小朝廷”中来，做了一次辛亥以来未曾有的大规模“朝贺”。
满族王公不用说，就是蒙古族王公等，也都不远千里而来参加了这次的“典礼”。
因为，这次前来“朝贺”的人数过多，所以，他们只能按照过去的官职等级依次排列起来，从“乾清宫”的所谓“丹陛”上一直排到“乾清门”外，在后半部的人，不用说看不到我的脸，就连“乾清宫”也看不见，只是在遥远的地方瞎磕一顿头而已。
就是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也曾为了我这一婚礼忙得不可开交，在结婚前既派专人把一份厚礼送到婉容的家，另外还派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为专使，在陆军中将王恩贵、韩泽暐以及陆军少将和上校各一名的随同下，向我做了照例对外国君主之礼的正式贺礼。
这时各外国驻我国的公使以及馆员等差不多也全来凑个热闹，纷纷以观礼和祝贺为名来看中华民国时代的这种不伦不类的怪现象。那几天真是把整个的北京城给闹得乌烟瘴气。虽然在当时，也有不少远见之士，认为在中华民国已经成立多年之后，这个“小朝廷”反倒一天天嚣张起来，竟致不安分到了这样的程度而表示了不满和忧虑，但是在当时这种满城风雨的情势下，也只能皱起眉头叹息一声道“这样岂不有些喧宾夺主，实在太不像话了，太不像事了”而已。
一方面在我结婚典礼中，也是铺张得到了过分的地步。那一天不但是在“神武门”上彩棚高扎，警卫森严，就是在“神武门”附近也是车水马龙拥挤不堪，就是在当时的“北上门”（现在景山公园正门）内也有很多武装军警排列待机。同时，还有临时派来的岗哨几步一岗地在马路上持枪警戒。无怪在当时的天津《大公报》上，会发出了“……这些站岗兵，仿佛是一种陈设品似的。或者因为苦人太多，怕闹事？故特地叫来弹压亦未可知。”的疑问来了。
结婚仪式的具体经过：
十一月三十日午时为“淑妃”妆奁入宫。
三十一日丑时“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午时为“皇后”妆奁入宫。
同时，寅时“皇后”入宫。然后行“皇后淑妃的册立礼”。
二日我和我妻子（淑妃在当时由于嫡庶的关系，她却无权参加）一同到景山内的“寿皇殿”向历代祖先行礼。
三日午时我在“乾清宫”受贺。
从我结婚的第二日起，接连在“重华宫”中“漱芳斋”演了三天戏，当时在京的有名演员，差不多都被邀参加。
这便是我结婚的全部经过。
（2）当时的几项琐记
皇帝的结婚在当时叫作“大婚”，定亲叫作“纳采”。在拜天地之后，尚有所谓“册立”之礼。皇后所坐的花轿叫作“凤舆”。娶亲的叫作“迎亲大使”——有正副二人，正大使为“庆亲王”，副大使为“郑亲王”。他们都穿着清代旧日礼装，手中执节，如画中苏武所执的一样，骑在马上，由宫中捧着所谓“圣旨”，在中华民国政府所派来的步军统领衙门马队、警察队马队、保安队马队的簇拥保卫下，向婉容的住宅进发。更有两班军乐队走在前面。后面是黄缎银顶轿一顶。其后还有无人乘坐的三顶黄缎银顶车。此外还有包括龙凤旗伞和鸾驾仪仗共七十二副，后面还有四架黄亭，其中装有印玺和“皇后”礼服之类，还有宫灯三十对。其中最鲜明而又滑稽的对照则是既有完全清代服饰的所谓“清室官员”，又有中华民国政府派去的穿戴着军警制服的人员，既“严肃”又“和谐”地在首都北京大马路上并肩走着，如果是在现在的人看来，除了做梦，是再也看不到这种离奇现象的了。
此外，像是我的岳父荣源和婉容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在所谓“迎亲正副大使”尚距其家门很远的时候，他们父子便都早已跪在胡同里的家门外，在人山人海看热闹的市民环睹之下，跪候着“圣旨”和“圣节”的到来。这种奴才心情，也是现代人所绝对不能了解的，只是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人们对于光荣和耻辱的看法，也完全相反了。从这里还可以认识到旧社会制度麻痹人的力量，实在是到了怎样可怕的程度，竟至把是非邪正好坏黑白都能给颠倒过来。尤其是像我这样从旧社会中漂流过来的人，抚今追昔，真使我不寒而栗。
六、宫中的皇帝生活琐记
辛亥革命以后，虽说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反动势力已被彻底推翻，但是在当时“紫禁城”的小圈子内，我仍旧算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大家长。因为，在那小朝廷内，依然是我说了算。我一直就是在那种唯唯诺诺的声浪中，在那人莫予违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像是北京人所爱说的“纨袴习气”或是东北人所常说的什么“秧子脾气”之类，还都不足以拿来形容我过去的一切一切。如果想要形容得更确切一些，说我是个“纨袴之中的大纨袴”和“秧子之中的大秧子”，那倒还有些贴题。我现在想把我那过去的骄纵放荡的幼时生活，分期择尤地记述如下。因为，从这里不但可以找出我在那以后的病根所在，同时也可以看出封建制度的腐朽实质。这就是我不怕繁碎杂乱，特意要写出这项生活琐记的缘故。
（1）戏侮人的例子
在前面已经说过，在那专门给我看病的“太医院”中就有一百几十名的大夫。我对于其中的大夫们，差不多都没有见过面。因为每当我有病时，我总爱找“永和宫”端康太妃处的大夫给我看，因为那里的大夫都是过去曾在太后那里做过工作的人，比我这里的大夫要高明得多。
不过是，我虽不让我这里的大夫给我治病，但却时常把他们两个两个地叫来给我诊脉，既不是为了要考验一下他们的医道如何，也不是叫他们来给我检查一下身体的健康情况，我的目的只是要看一看他们长的都是什么样而已。
按照宫中的惯例，医生当给太后或皇帝等诊脉时，在病人面前要放一个小茶几，几上放置两个小枕头。病人就坐在炕上把自己的左右两手分放在两个枕头上。这时两个大夫便须分左右跪着各诊一脉。诊完一脉之后，这两个大夫便一同站了起来，彼此交换一下左右的位置，再跪在地上一同诊另一手上的脉，等到把左右两脉交替诊完之后，更须跪着不动，一同说明诊查出来的病状，然后才一同走出，共同开方。
我虽然根本没有病，但是这些大夫一来是看不出我究竟是否有病；二来他们都是“志在当差”，所以就不能不诌出一些不关痛痒的病情来，而且还得装模作样地共同开出服之无害的药方，这样才能算是差事完毕，一同退去。当然他们所开的方子，我是不能用的。这只是我在平日闲居无事，偶尔拿他们开开心罢了。我曾这样地叫过他们有十几次，每次都是两个大夫一起来，可是竟没有一次碰到过同样的大夫，足见在当时“太医院”内的赋闲医生是怎样多的了。
还有一次，我叫了两个大夫给我诊完脉以后，便命太监把这两位“御医”带到“养心殿”的“西暖阁”内，并从外面关上了门，因为，在“西暖阁”内有许多拐弯抹角的小房间，都是富有变化犹如“迷宫”一般的地方，于是，这两位大夫，便在东拐西转、左冲右突的屡次碰壁中，完全成了迷途的羔羊，最终在呼吁无门的情况下，忘却了自己的“太医”身份，其中一个竟致急得哭了起来。我听到哭声才觉得满了意，于是就让太监给他们开了门，把他们领了出去完事。
还有一天，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一个“毓庆宫”的太监绰号叫“和尚”的人说：“你不把这块干狗屎橛子吃下，我就打你！”乃没有想到他真的从地上捡了起来放在嘴上咬了一口。我不但没有同情他的心，反倒认为他太“埋汰”，就从此不屑理睬他了。
在我小时，曾买有很多的傀儡剧用的木偶，还有一个演傀儡戏的小舞台。这时有一个“殿上太监”会耍木偶，在他演完之后，我便“赏赐”他一盒子油糕，不过是在给他以前，我曾主张从我练习力气用的铁沙子口袋中，取出一些铁沙子来偷偷放入油糕里给他吃，为的是要看他崩牙的狼狈情况。但由于我那好心肠的乳母提出了“折中案”，才改在油糕里放些生绿豆进去。这样，才既达到了我取笑的目的，又免了铁沙子崩坏牙齿的危险。
我还做过这样的恶作剧：因为我听说当时在宫中曾任总领事的张德安，平生非常吝啬，我便有时带着一群太监到他住的地方去，故意嗾使大家狂喝他的茶，为的是叫他看着心痛，有苦说不出。这还不算，有一次我在茶壶中放入自己的小便，倒出来让他喝，他认为是茶，便不辨滋味地一饮而尽。
（2）无轨道的日常生活
在我小的时候，吃饭睡觉，还按定时，到我稍稍长大以后，便完全任意而行，想怎样便怎样，于是寝餐行止便没有一定的规律了。
那时，服侍我的“御前小太监”，照例分为东西两班隔日轮流交换。西班里的太监一般都比较拘泥老实些，我便不愿意和他们玩耍。因此每当他们上班时，那天我睡觉的时候必早。至于东班的太监们，因为他们比西班活泼有趣些，所以每当他们值班的那一天，我便尽兴地玩闹。例如，夜间带着他们在“养心殿”外，中央“抱厦”上，用绳子把许多毡毯之类扎成很多的小房间，并在其中摆上种种陈设和器具，然后让太监在“养心殿”内用火炉做菜和调制点心。有时还向端康太妃的厨房要菜来吃。直到深夜还带着他们狂嚼大饼和种种的炒菜，饱餐之后，有时还同他们化装游戏，如穿上买来的军装，手提棍棒和舞台上的刀枪之类，乱杀乱砍一气，有时则拿着玩具马枪，到各处乱跑乱闹，有时化装成妇女，有时带着他们“捉迷藏”……一直闹到凌晨三四点钟才肯睡去。第二天早晨还须早起赴“毓庆宫”读书。请想这样的生活中，还能安心读书吗？
在夏天大雨过后，我还有时带领着太监把院中各个沟眼全部堵死，并和他们轮流地用水龙带抽出井水，使院中积水达到半尺以上，我则穿上皮靴在院中蹚水为乐。
我在十二三岁时的日常生活，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固然是在当时的宫中，有四位太妃做我的母亲，可是真正的家庭温暖滋味，我却一点也没有尝受到。尽管每天我都要到四位太妃处去问安，但是在我们母子见面以后，身边的空气却总是冷冰冰的、空虚的和寂寞的。我耳中所能听到的，也只限于半固定性的什么“皇帝歇得好”（即睡得好）和“皇帝进得香”（即吃得好）以及“今天冷应当多穿点衣服”之类的寒暄语。至于我呢，则除了“嘛嘛，是是”，也只有问一问“皇额娘歇得好”和“皇额娘进得香”而已。除去这样的谈话材料之外，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可谈的话题来。过了这样枯窘无味的几分钟之后，照例便会听到“皇帝玩去吧”的吩咐。于是我便告别了“慈母”而又回到自己说了算的小天地里来，也就是说回到自己所率领的那群太监堆中去。不但我如此，就是我那四位母亲又何尝不如是呢？还不都是各自带领着自己的一群太监宫女各自过着独立自足的生活！同在一个桌子上吃顿饭，是除了逢年过节和办正寿很难碰到的“家庭盛事”。
这就是宫中的所谓家庭生活，也就是我在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所以我从幼时起，就习于毫无纪律的放纵生活，所以我从幼时起就成为一个“小朝廷”内的“暴君”，所以我从幼时起就被培养扶植成为一个骄奢淫逸、狂妄无知的加料大寄生者。还不是这个家庭这种制度给带来的。
前些日子，我看到了《李时珍》的影片。看到李时珍给一个王爷的儿子治病时，那位“王爵的世子殿下”虽然不过是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却也居然旁若无人地坐在摆满山珍海味的食桌前面，许许多多的男仆女婢都争先恐后地在侍奉着他的情形，我愈看愈觉得和我小时候的情形差不多。总之，不管是明代王爷的府中也好，或是清朝皇帝的宫中也好，也不管他们之间的规模大小如何，反正是那种骄傲自大、徒食自享、颐指气使、愚昧狂妄的情形，就如同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一个样，都说明该阶级的丑恶本质。我还在《宋景诗》的伟大历史影片中，看到了同治和东西两太后坐朝听政的一个场面，更是使我对于自己的过去，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真觉得那种场面，等于儿戏，也是一场噩梦。同时也深自庆幸自己能够赶上了新中国的新时代而感到骄傲。
在我结婚以后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我十九岁为止的宫中生活，虽然在其本质上和我童年时代并无什么差别可言，在其外形上则是更染上了一些光怪陆离的新颜色，也可以说是随着年岁的增长，所沾染上的毒素也就与日俱增起来。本来么，在那种腐败愚昧的家庭环境中，是只有每况愈下，断不会有什么好转或是醒悟之可能的。
例如，当我把那些惯于欺上压下、逢迎谄媚的太监去掉之后，代替太监的却又是一帮普通的“男仆”，在我的淫威之下被逼着来给我当奴才，所差的，仅仅是他们不是太监而已。
当然，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的心情是会有些改变。例如，我这时已对搭小房间和玩枪弄棒不感兴趣了，那时认为有兴趣的则是购买乐器、组织乐队和率领着这些仆从练习脚踏车和上房爬墙之类的“新消遣方法”。特别是对于脚踏车最为爱好。曾把当时在北京骑车有名的李学勤（小李三）邀入宫中，并求他加以指导，甚至为了使自行车可以在宫中畅行无阻，竟致把很多门槛都用锯锯掉。后来还在宫中的“东长街”附近，练习过开汽车哩！
还有时通过我那英文教师庄士敦，把英国美国公使馆的军乐队招到宫里去有三四次，每次都是使他们在院中吹奏。每次演完之后，便在院中拿酒肉点心之类慰劳他们。我虽不亲自出席招待，但也颇以此为乐。
庄士敦也曾把英国司令官带到宫里来参观并访问我，也曾把印度的诗人泰戈尔和当时被称为“诗圣”的徐志摩等带来见我。此外，如上海的犹太人大资本家哈同夫妇等，也曾在端康太妃的招待（因为哈同和端康太妃母家有来往）下和我见过面。曾给西太后画过像的美国老姑娘柯尔也到我这里来过好几次。
从上记的零星片段中，也可以看出在我当时的生活中，已渐渐有了一些变化。那就是在我那满脑袋的封建专制思想意识里，已经渐渐添入了一些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分了。
这时，我已渐渐对那种宫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厌倦，总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鲜景色。但由于陈规旧矩处处拘束着我，有一次我的老师陈宝琛病了，我便以正正堂堂地探问师病为理由，尝到坐汽车走大街的快乐滋味。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试探着扩大访问的范围，如探望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叔父等，最后则是把范围扩大到游颐和园和玉泉山了。当然我每次出门，都得编成一列几十辆的小汽车队，并且每一次的开支也是大得惊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开开眼界么，达到了这种愿望，便心满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颐和园时，曾命司机把汽车加速开驶，在我屡次催促之下，竟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的速度。这时可把随我出游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老先生给吓坏了，据说吓得他在车中紧闭双目，双手合十，高声大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止。
（3）我的“疑病”和“治病”
在宫中时，因为我身边既有很多古代医书，又有许多大夫和专供我用的现成药房，所以我就不知不觉地对“治病”这件事，感到有兴趣。对于那些艰涩难通的古医书之类，我只不过是在无事之时不求甚解地去阅览它，倒还没有给我以怎样的影响。后来因为得到了一部通俗易懂的《验方新篇》，不料它却坑害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自从看到了那些骇人听闻的奇病异症之后，便引起了我想入非非，神经过敏，常疑心自己有病，愈疑心就愈害怕，愈害怕也就愈疑心，总觉得自己身上这里有病那里也不舒服，简直把我折腾得不亦乐乎。例如，有一次我手上长了一个小疮，我便自起矛盾地认为这确是“疔毒”无疑，于是便拿红线把手腕紧紧捆牢，一面就按照书上所载的专治疔毒症的“菊花饮”或是什么“护心散”之类，把药抓好煎服。也时常无缘无故地找大夫来看。我的汉文老师朱益藩颇通汉医医术，我更是尊他为“儒医”而经常找他给我诊治。有一次我觉得小腹有些痛，便认为这是“受了寒”，便在深夜用电话叫他快来，一方面更叫“内务府大臣”下紧急开“紫禁城门”的命令。像是这样一点小病便采用这种紧急求救的方式，也不止这一次，而是多少次地这样来做，既不论三九严寒，也不管三更半夜，只要是我的“疑心病”一发作，便总是这样迫不及待地去飞调他来。
我的那位朱老夫子，有一次竟给我开了一个“破釜沉舟”的猛方，叫我服用爆竹里的火药，并说这是专治受寒的。我虽然既怕病又衷心敬服我这位老师的高明医道，但是我怕死的心更强于怕病的心，因为我知道火药的厉害，所以这次没敢照方服用，更“福至心灵”地现出了“宁可牺牲别人，也要保全自己”的反动阶级本色来，就命两个太监本着“君药臣尝”的儒家古训精神，先替我尝一尝这火药的滋味。后来这两只“替罪羊”齐声来报告我说：“吃了以后，肚子里难过得很。”因此我也就在“惜命”的前提下，把我那块“疑心病”算是暂时给压下去了。
还有一次，我因为觉得有时候喉咙中有痰，便又害怕自己要得“紧痰绝”，遂赶紧找来“太医院”的大夫给我医治。这位大夫在“望闻问切”的诊断以后，也就毫不客气地给我使用了祛痰剂的王牌猛药“礞石滚痰丸”作为药引，还配合着使用了不少的汉药药材，另外还让我喝竹沥水。就是在这位医生的猛攻猛打的治疗方法下，连续医治了约一个半月。
后来听人说，幸亏我身体平素算是不错，所以才经得起这种猛治，否则非把身体弄坏不可。
像是这样的事情，尚不只我幼时在“清宫”中如此，就是到了天津以后，以及后来在伪满时代的十四年间，我一贯总是在疑心着自己有病和不断地在中西药杂进下，过着“斗病”的生活，至于注射等，还未把它包括在内哩！
总之，在我前半生，凡是所到之处，随时都贮存着不少的中西丸散膏丹之类，差不多用不着赴街上去买，都能自给自足。尤其荒唐的就是有时当我找来大夫看病之后，经常把大夫的处方，任凭自己的主观愿望随意予以增减。甚或有时不问大夫就一面翻着药书一面自行医治，直到伪满垮台为止，我一向都是如此。
七、我母亲为我自杀了
我从三岁起，就离开了我的母亲，一直到了我十一岁，我母亲才被允许一年进宫来看我两三次。虽然每次少则必住上四五天，多则八九天才回去，但是我对她的感情也不过普普通通，并没有对她感到什么特别亲热。因为我们母子二人之间的骨肉情分，早已被那冷如冰的封建专制制度给一刀两断了。即使说尚没到一刀两断程度，也是被这段难以逾越的“君臣关系”铁墙给两下完全隔绝了。我母亲是在一九二一年我十六岁的时候死去的。而她的死，则是与我和端康太妃的争吵有关。
在我十四五岁时，端康太妃由于我追逐时髦，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并打了两个太监每人二百大板。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她便效仿了西太后对待光绪的老办法，每天派她宫中的六七名太监，轮流地来“服侍”我，其实就是派他们来做监视我的“特务”。我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了，我就这样地忍耐了不少的日子。有一天，我真觉得有些按捺不住，便抓一个题目和她派来的太监大闹起来，当然一个当太监的，尽管他有多硬的靠山，在这种情势下，是不能不向我磕头赔罪的了。而太妃呢，也知道我是对她的一种“取瑟而歌”的间接示威，便也知趣地把这个太监叫了回去，不久把那几个“特务太监”也都撤走了。
我想顺便在这里概略叙述一下我这四位母亲的各自的性格。
端康太妃不但是所使用的太监很多都是曾在太后宫里使用过的人，就连她那里的大夫以及厨房里的工作人员，也差不多都是太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基干人员，而她的一举一动，也就在有意无意之中，模仿起西太后、隆裕太后来。因此，在她所住的那个“永和宫”的势力圈子内，是经常飘荡着一种和那三位太妃迥然不同的浓厚专制气氛的。
敬懿太妃，因为我幼时曾住在和她的“太极殿”相衔接的“长春宫”的关系，所以我幼时对她的感情，总比和那三位太妃要亲近些，就是她对我也是在无言之中，似乎更关切些。她对端康的骄傲跋扈的平日行动，也颇为不满，只不过是面和心不和地过着表面平静的生活罢了。
荣惠和庄和两太妃，平日也是很老实和蔼的。不过她们二位都有着不少迷信和忌讳。例如，荣惠太妃最忌讳说“醋”字，在吃饭的时候，她那里的太监都不能说出“醋”字来，而只能给它起个代名词，把“醋”叫作“忌讳”。而庄和太妃那里的忌讳尤多。如不许人说“吃梨”，因为“梨”字和“离”字同音，须说吃“平安果”。还有“完了”二字，也是在忌讳之列的。如果问您吃完了吗的时候，须说您吃得了吗。其他尚有许多，举一以概其余吧。
这就是我那四位母亲的脾气、作风各自不同的地方，跟着我要说我和端康太妃翻脸的经过。
关于这次争吵的直接导火索，是因为有一天，端康下了一道命令，把太医院的御医范一梅开除了。我听到此事后感到非常气愤，当然这也和我平日对她的种种不平不满有关。我就想：过去隆裕太后在世的时候，我和太后坐在一起吃饭，她不是还拿一个“瑾妃”资格，站在地上吃的吗？……我于是就给她下了个结论：她本是一个妾的身份，而不是妻的身份，并不能算是我的母亲。现在她既这样对我毫不客气，我为什么要怕她呢？于是我愈想愈觉得可气。但是在那家长制度凛然不可侵犯的宫廷中，我还不敢下定决心，当面向她去做质问，便把此事告诉了陈宝琛，并和他做了一番商量，而他居然会赞成我这样做，同时在我身边的大总管张谦和也怂恿我这样做。于是，我就鼓足了勇气，到她那里质问她为什么开除了范一梅。当然她是不会向我让步的，于是我们母子便闹翻了脸争吵起来。我更粗暴地扬言不承认她是我的母亲。我表明了这种决裂态度之后，便愤愤地回去了。
端康太妃便在盛怒之下，急时抱佛脚地把我的祖母刘佳氏和我的生母瓜尔佳氏叫到宫里来，并迁怒于她们，对她们做了严厉的斥责。她们在这种情形下，也只得向太妃赔了礼，但太妃还不甘心，更把我父亲载沣和各王公大臣连我的老师们也在内，全都叫进宫来，大约也是想套用一下西太后降服光绪的老办法来压制我吧。于是她便把我如何对她无礼的情形，声泪俱下地宣布了出来，但是这些王公大臣已不再是当年的荣禄或是袁世凯，对于我们母子之间的家务争吵，又有什么解决的妙法，只能是对她做了一阵不关痛痒的安慰。而我呢，也不肯对她示弱，便也把这些“宗亲国戚”（除我父亲）等叫到我这里来，我也同样对他们哓哓不休地讲了一大篇我的道理。当然，他们对于我也是毫无办法的，也不过是唯唯诺诺地说出一些不解决问题的调停话而已。最后，我还是在我祖母和母亲的努力说服下，才勉勉强强地到端康面前下了一跪，并且认了错，这场风波才算是在我和端康之间平息下来。
可怜我的母亲在她临回家去的头一天，还来看我，并谆谆嘱咐我尔后千万不要再做这样鲁莽的事，我也对她表示了今后一定不再如此。
我却万万没想到。我的母亲在回家之后的第二天就吞服鸦片自杀了。此事发生以后，我父亲等并没有对我表示，我母亲的死是因为我而自杀，只说是得了一个“紧痰绝”的急病死了。我闻知这一噩耗之后，便连忙到我母亲家中去哭奠。这是我自从三岁入宫以来，头一次出“紫禁城”，也是头一次回到了生身父的家中，不过是这次的回家，却不是什么愉快的事，而是和我那生身母做了人生的永别。
我母亲的自杀，还是在她死后多少日子由我弟弟对我讲了才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