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难免有情绪，谁能没有个脾气？难免有些“国骂”出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以此，我充分地理解，理解得充分，我自己怒不可遏的时候也会骂人，还没有修炼到什么“法相庄严”的境界。与愤青对垒，我还做不到“骂不还口”，也干过“以骂还骂”的事，因为我还不能做到见着垃圾绕着走的冷漠，冷嘲热讽甚至痛骂几句是有的。不过，我绝对不带脏字、不带生殖器官，这就比愤青的骂法高了一个层级。愤青之骂是彰骂者之下流，我的骂试图做骂者之上流。
在并非掘你祖坟，只是讨论“国是”之时，有什么不可以平静地讨论？为什么不进行理性的思考？为什么把脑子闲置起来？为什么独用口腔爱国？再说，“国是”又不光是愤青的“国是”，是所有中国公民的“国是”，人人皆可谈“国是”，谈“国是”不必用“国骂”，“国骂”也不能解决“国是”。
愤青形成条件反射式的骂人，是不是患了骂人症呢？因为别人“不爱国”而骂人，这个骂人症的根子就是爱国症。那好吧，如若挨骂可以换取进步，挨骂也是坏事中的一点可怜的好事，愤青们就请骂个痛快；如若能“骂出一个新中国”，你们就义正词严地放开嘴巴骂，让骂人来得更猛烈些。
跟愤青有过交锋的人，大都认为愤青的逻辑很差，怎么个差法，有很多讽刺的说法，比如《当代粪青十大混账逻辑》、《粪青的逻辑》等，有的人干脆就说愤青很脑残，这已经不只是讽刺，而是骂人了。
愤青的逻辑是否如此不堪，不妨先看一个叫“阿门王”的网友贴的一个帖子《鸡蛋难吃与愤青》（这篇帖子写得真好，但我已经无法确证原作者是谁，特表歉意），很能说明愤青的逻辑问题。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的鸡给了你多少钱?
A：这鸡蛋真难吃。
B：有本事你下个好吃的蛋来。
A：这鸡蛋真难吃。
B：下蛋的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A：这鸡蛋真难吃。
B：再难吃也是自己家的鸡下的蛋，凭这个就不能说难吃。
A：这鸡蛋真难吃。
B：比前年的蛋已经进步很多了。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就是吃这鸡蛋长大的，你有什么权力说这蛋不好吃？
A：这鸡蛋真难吃。
B：你这么说是什么居心，什么目的？
A：这鸡蛋真难吃。
B：自己家鸡下的蛋都说不好吃，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家那鸭蛋更难吃，你咋不说呢？
A：这鸡蛋真难吃。
B：嫌难吃就别吃，滚去吃隔壁的鸭蛋吧。
A：这鸡蛋真难吃。
B：鸭蛋是好吃，可是不符合我们家的具体情况。
A：这鸡蛋真难吃。
B：胡说！我们家的鸡蛋比邻居家的鸭蛋好吃五倍！
A：这鸡蛋真难吃。
B：凡事都有个过程，现在还不是吃鸭蛋的时候……
A：这鸡蛋真难吃。
B：光抱怨有什么用，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努力去赚钱。
A：这鸡蛋真难吃。
B：心理阴暗，连鸡蛋不好吃也要发牢骚。
A：这鸡蛋真难吃。
B：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蛋，美国鸡蛋好吃，你去吃吧。
A：这鸡蛋真难吃。
B：不是老毛，你现在连臭鸡蛋都吃不上，还有劲在这里唧唧歪歪。
A：这鸡蛋真难吃。
B：大家小心A，此人IP在国外。
A：这鸡蛋真难吃。
B：台湾网特，滚，这里不欢迎你。
A：这鸡蛋真难吃。
B：TMD，我怀疑你是轮子。
关于这鸡蛋真难吃，我们首先应该讨论这鸡蛋是不是真的难吃，怎么个难吃法，为什么难吃，如何才能让鸡蛋变得好吃而不是难吃。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逻辑吧。可是愤青在讨论“这鸡蛋真难吃”时，完全跳出了以上的逻辑，他扯出另一套逻辑来，别人说东，他说西；别人说西，他说南，让你感觉是鸡跟鸭在对话，完全说不到一块儿去。
人家说这鸡蛋真难吃，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跟隔壁的鸡给他多少钱有什么关系？
人家说这鸡蛋真难吃，又没有说自己能下好吃的蛋，干吗要逼人家自己下蛋？
人家说这鸡蛋真难吃，可能是带有批评的意思，但并没有否定下蛋的鸡不是一只勤劳勇敢善良正直的鸡。
人家说这鸡蛋真难吃，或许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规定人家不能说难吃太霸道。
人家说这鸡蛋真难吃，是直面现实，没有必要拿过去的好来掩饰现在的不足。
人家说这鸡蛋真难吃，也是人家的一种权利，难道因为吃这鸡蛋长大就要“哑巴吃臭蛋”？
人家说这鸡蛋真难吃，没准是一番好意，你倒怀疑人家居心不良，图谋不轨。
好了，别的都不消多说了，一旦怀疑那些说“这鸡蛋真难吃”的人居心叵测，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接下来则既不必讲逻辑，更不必多废话，只需要表达情绪就可以了，直接扣“汉奸”、“卖国”、“洋奴”的帽子好了，省心省事。当情绪代替了逻辑，逻辑就靠边站，讲理也靠边站。
原先，我以为，对话的双方分歧如此之大，除了情绪的左右、见识的宽窄、学养的深浅等原因外，逻辑是很重要的一环。可是，在自己与愤青经历了“这鸡蛋真难吃”类似的争鸣之后，我发现，一、不是愤青不懂逻辑，而是不想用逻辑；二、愤青不缺少生活学业上的逻辑，但缺少现代政治逻辑。
如果说愤青一点都不懂逻辑，我觉得说这话的人实在太狂妄了一点，愤青是学过数理化的，即便是文科中的很多功课，也讲逻辑。没有逻辑，不懂逻辑，不学逻辑，就学习不好功课，更不要说考大学，而愤青中很多人拥有高学历，说明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相当好。倘若要谈论数理化，我绝对自认不如，因为，我是一个很偏科的人。那些能学好数理化的愤青，是令我佩服的。但偏偏在涉及国家、政权、政党、政府、公民、权利、自由、民主、公平、正义这样一些现代政治概念时，愤青又表现出了很差的逻辑水平。何故？无他，缺少最基本的现代政治常识罢了，逻辑上自然混乱。
逻辑并不是多么吓人的东西，有的人一说到逻辑就想到西方大哲们的皇皇大作，什么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黑格尔的《逻辑学》、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儿的《谈谈方法》、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莱布尼兹的《人类理解新论》等等，以为一定要读这些大作，才有资格来谈逻辑。
不是那回事，逻辑思维只是一个工具。逻辑思维包括认知、抽象、判断、推理、排除、选择、证伪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思辨过程，发现客观世界的主要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关键，通过运用这个工具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逻辑说到底就是用常识说明道理的方法，任何一个人具备基本的常识，就具备了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
常识是什么？常识就是一般的知识，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经验。“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近”是常识，“能量守恒”是常识，“世上没有长生不老”是常识，“狗改不了吃屎”是常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也是常识……
常识虽然简单，却并不是人人能拥有，也不是人人都承认。如果有人用一套所谓的“理论”来替换常识，并把这套“理论”视为常识，那么真正的常识就会被遮蔽起来，或者真正的常识就难以得到认同。例如，在专制皇权社会里，一个顺民把“君权神授”奉为常识，把贵族有权与自己无权都视为上天的安排，自然不会把“公权民授”视为常识，不会认为别人上台必须由自己的选票来决定。“君权神授”与“公权民授”是一对矛盾，承认其中一个为常识，必然视另一个为伪常识。跟专制顺民讨论“公权民授”会十分困难，说不定反被扣上罪恶的帽子。
在常识的掌握这个问题上，我断不敢说自己比愤青掌握得更多，但是我自信比愤青更多地读了一点现代政治学方面的文字，这方面的常识也就多一点，在这方面的逻辑的运用上占一点点便宜而已。
愤青在谈政治、谈爱国时常常无逻辑，一方面了因为他们的现代政治常识极其匮乏，形成了“政治思维定式”。比如我们拿政府与公民这个话题来说，愤青那里接受的常识可能是：政府用奶水把我养大，教我学文化，而现代政治则告诉我们，政府是纳税人供养的，学文化其实并不需要政府来规定，这就是两个“常识”的巨大区别。还是拿政府与公民这个话题来说，愤青那里接受的常识可能是：政府说的是为我好，说的都是对的，永远站在真理的一边引导我们前进，而现代政治则告诉我们，公民没有理由无条件信任政府，即便是民选上去的领导，公民也有弹劾权，这又是两个“常识”的巨大区别。
关于愤青的逻辑，举一个实例来讲。有一个愤青跟我讨论美国的犯罪率，他说新闻里经常看到美国的枪杀案，他认为美国的犯罪率一定很高，比我们还要高。我说我们都没有到过国外，在没有看到事实数据之前，我们可以用逻辑来推论。首先，你仅凭人家的枪杀案断定犯罪率高，太缺乏逻辑，难道用菜刀作案犯罪率就不高？一样会很高的。其次，犯罪率高背后一定有其生成机制吧，比如社会普遍缺少信仰，道德滑坡，法制不健全，贫富差距太大，社会保障缺失，社会心理严重失衡等等，这些成因无论是用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应该大体成立。那么，美国是不是以上这些做得都特别差，比我们还要差呢？似乎不像。如若不是，凭什么判断美国的犯罪率很高呢？当中国人家家户户把自己的窗户用防盗网包裹起来，而美国家庭很少装防盗网，缺少“防盗意识”时，无论常识与逻辑都不能说服我相信愤青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