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弄博客到做杂志，韩寒已经从一个叛逆青年转变成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如此一来，韩寒也就更加树大招风了。原先，韩寒在网络上纵横驰骋也就罢了，那毕竟是网络，可较真也可不较真。一旦冲到现实中来，变成白纸黑字，出版发行，又另当别论了。本来，韩寒可以活得很滋润，但他现在硬要把头伸出来，伸到令某些人讨嫌的程度，伸到别人可以轻轻松松打下去的地方，那人家岂能视而不见？所以，我虽然认为打死韩寒算不了什么本事，但是不打死韩寒被认为没有本事，那就麻烦了。
如若韩寒并非要办这样一个杂志，或是因为事前过于张扬，或是事后策略不当，连想法也只能“胎死腹中”、做法“难以为继”，也不要紧，韩寒的征稿启事也够得上是一篇不错的杂文，让后来者去学习并实现他的梦想吧。
网络时代，地球真的变成了一个“村子”。知名作家柏杨于2008年4月29日凌晨1时12分在台湾病逝，几个小时后，大陆就有人为他写了纪念的文字，之后，网上更是一片纪念的海洋。
每一个人离去，都应该得到像样的纪念，除非他有交代，不要给他以纪念，可至少总有他的亲人不会淡忘。但是纪念已无关逝者本人，而是关乎逝者亲人的体面，关乎生者的文明。盖棺论定只是后人安排俗世秩序的某种要求，与逝者本人无关。
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之时，并没有多少的人赶来为他掬一把同情泪，他撒手西天，却有很多人在难过，除非不知其病情，多少有点虚伪。包括我在这里写下这篇文章，都有虚伪之嫌。
虚伪就虚伪吧，人生如此虚幻，昨天还是一个热血斗士，今天已荡然无存，以虚伪来应对这虚幻也不失为不错的办法。因此，逝者已矣，哪怕我们给逝者多么美好的谥名都无妨，但是在种种盖棺论定中，我唯独不能忍受有人称柏杨为“老愤青”。
如若“老愤青”里的“愤青”是指西方社会意义的愤青，我举双手赞同，如若指中国愤青，我断然不敢苟同。正如我在《什么是中国愤青》里分析，在我一贯的认知世界里，中国愤青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浅显一点讲，他们只是一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是最容易被“领头羊”牵引着盲目奔跑的羊群，他们被牵引着奔跑，哪怕是跑上断壁悬崖，也不自知，还乐陶陶。虽然，我也曾经愤青过，但我不认为那是光荣的历史，甚至觉得羞愧。因此，中国愤青，哪怕是中国“老愤青”，在我看来都算不得多么美好的声名。如果我们要给柏杨某些不好的论定，用愤青也是不恰当，用来当做赞誉，更加不恰当。
这样一个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有着深入骨髓的清醒认识的人，一个“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怎么可能人云亦云，怎么可能被牵着鼻子乱跑。他的愤怒也只是智者的愤怒，是理性的愤怒，不要把他等同于愤青的糊涂愤怒、表面的愤怒。
也许有人说，柏杨年轻的时候不是也很热血，很“爱国”么。是的，柏杨曾经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盲目得很，他崇拜蒋介石、“七七事变”，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宣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将爱领袖当做爱国，他还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青。
不过，柏杨后来脱愤了，他发现，爱国≠爱执政党，爱国≠爱政府，爱国≠爱领袖，他对于爱国的理解是：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时，我们固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唯一的立足点。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
这跟时下自诩爱国的愤青对爱国的理解显然不是一回事，我们可爱的愤青把国家政府党派煮成一锅八宝粥，分不出哪是红豆哪是绿豆。
柏杨明白了真正的爱国，当他真正爱国时，却触恼了领袖和执政党，给他扣以“侮辱元首”的罪名投进监狱。之后，又以“思想左倾”、“假事自诬”、“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罪名，判他12年。然而，历史终究给了他客观公正的判决——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柏杨对民众的爱，也是“批判地爱”，他对中国的国民性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并给予了猛烈地炮轰，他写《丑陋的中国人》，专门揭中国人的丑，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过滤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柏杨的愤怒和批判就是希望中国人正视自己的陋习缺点并加以改进，他的“酱缸理论”，在今天看来，丝毫不减批判的力量，因为，这个酱缸还没有完全被打破，我们还或多或少地腌在里面，陈腐的气味无处不在。
这跟时下的愤青又是那么的迥然，时下的愤青恪守“家丑不能外扬，国丑不能外揭”，最怕别人揭短，若听到有批评中国、中国人的声音，立马跳将起来，反攻倒算，完全无法体会柏杨先生“爱之深，恨之切”的深沉大爱。
柏杨一生著作等身，写下了2200多万字的作品，为国人争民主、争人权而呐喊呼号，柏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爱国，并为此遭来牢狱之灾，几乎丢掉性命。这又岂是“口水爱国”、“安全爱国”的时下愤青可以比拟的？柏杨可以为独立思想去坐牢，而现在，某些像“王羡鬼”那样的作家，正忙着舔屁沟呢。
在柏杨的爱国词典里，爱国包括爱两岸同胞。2006年12月，柏杨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57箱文物，只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柏杨的爱超越了政治，是人间大爱。时下的愤青则把仇视台湾同胞，“核平台湾”看做是爱国，是狭隘之爱，两者不可等同而语。
纵观柏杨的一生，他是一个“满身是伤”的人，他对政治的怀疑要盖过对政治的支持，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教会自己辨清是非，解放自己。倘若说他曾经是愤青，就不能说他一生都是愤青，更不能以愤青来给他盖棺定论。
中后期的柏杨与愤青根本不是一路人，他是愤青的死对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愤青打捞者，愤青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往往是柏杨在尖刻批判的，愤青们所要袒护的，正是柏杨要揭露的，愤青们司空见惯的，正是柏杨如鲠在喉的，愤青拉柏杨来撑门面完全找错了对象。好比一个求雨的人请水神共工，结果误把火神祝融请了回来，这干旱的日子还有没有个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