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一泡尿的工夫，我已经从一个典型愤青变成了一个“反愤青斗士”，世事真是太诡异了。
还有一件事，在当愤青的日子里，我曾经参与过中文系与教育系的群殴事件，在当时看来，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具体原因是我们中文系住在四楼，而教育系的可怜虫住在我们楼下。夏天很热，睡得很晚，我们这些大四的大哥大们仍然在宿舍、楼道里饮酒作乐，闹腾不休。楼下教育系一个哥们儿大概是实在忍受不了了，又或者是多年来受够了楼上的闹腾，跑上楼来要求我们还给他们安静。中文系的一个同学兴致正高呢，就跟教育系那哥们儿吵起来。都是青年人，都是一包炸药，一点火就着，两人就打起来。同为中文系的人岂能袖手旁观？我们一哥们儿把教育系那哥们儿打破了皮，流出血来，那哥们儿仓皇逃下去。很快，这哥们儿就召集教育系的人马上来讨伐。中文系的人岂能选择沉默？各个宿舍的人听闻之后都纷纷出动，一场群殴就这么发生了。
胜利在中文系，这是没办法的。中文系是北师大的大系，人多势众，一贯骄横，此时更是当仁不让。要不是因为保卫部的人及时赶来，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现在想想，当时我们并不在理，吵扰了别人的休息，别人上来说理，应该赔礼道歉才对，可是，那时很愤青，明明自己无理，还觉得自己在捍卫中文系的荣誉。那种狂热的“爱系热情”与现在愤青狂热的“爱国热情”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非理性的，都是以所谓的爱与荣誉为高尚的旗号。
我从自己愤青一路走过来的经历感受到，愤青从来就不缺乏激情，不缺少崇高。有人说，中国缺少血性，那是诳人的鬼话。中国缺少理性、缺少思考，缺少理性思考的人就像一头公牛，看到一块红布就冲锋陷阵，哪里管它为什么。因此，当无知无畏的愤青主导社会时，文明被冲撞得稀烂并不值得惊奇。这正所谓，“一个群众运动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热望”（霍弗《狂热分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因为，他们渴望通过群众运动来确认共同事业，来获取新生希望，这是对愤青极为深刻的诊断。
我不希望那些因无知而愚的愤青非要等到自己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才清醒过来，希望“言传身教”，提前点醒愤青。
“反智主义”一词，因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而走红。
我这里所说的“反智主义”不同于薛涌所说的“反智主义”（薛涌《“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薛先生所说的“反智主义”，认为公共决策是建立在最广泛的参与之上，而未必是最专业的知识之上。知识可以为人们的参与提供参照，却不能代替参与本身。我这里所说的“反智主义”是《大英百科全书》下的定义：“反智主义描绘的是一种态度，它敌视，或者说不信任知识分子和对知识的追求。它可以通过许多种途径表达，比如攻击科学、教育和文学的价值。”一如古代巫师对知识的垄断，阻隔了一般人对权力的染指，这里的反智主义恰恰是通过对知识的取消而取消人们对公共决策参与的能力。
在中国，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对于知识分子的鄙视和打击，可谓源远流长。从思想哲学来看，老子就是一个典型的“反智主义”。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希望过那种没有现代化的小国寡民生活，“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典型的反智主义行为，把真正的读书的种子坑掉，把那么多有思想的书烧掉，一面抽掉了优秀知识传承的载体，一面让人害怕做读书人，害怕有文化。这不是反智是什么呢？
紧接着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是个无赖流氓。他当着别人的面往知识分子（儒生）帽子里撒尿，你说知识还有何尊严？知识分子还有何颜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看是尊重了儒生，其实是扼杀百家争鸣，扼杀知识分子的独立创造，不是反智又是什么？
此后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嘴巴上说的是反异端邪说，本质上是禁止自由思想，是反智。禁止了自由思想，知识分子只能做一些炒剩饭的事，如注释、考据过去的经典，抹杀了创新的精神。知识分子有一点小创造，也只是在经典的基础上做一些增补的工作。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扑在注解而非新的发现与创造之上，新知识不能催生，知识不能爆炸，社会不能进步。
在民间呢，也有一股反智的力量，人们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以此蔑视知识人。在中国漫长的男权形同铁板的社会里，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不主张女人读书识字，智慧女性在中国少得如同珍稀动物。
愤青好的不学，反智主义糟粕学得却比什么都快。愤青的祖师爷义和团，是典型的反智主义先锋。他们扒掉的铁路、火车、电讯等等，都是知识的产物，反对这些东西，本质上就是反知识、反文明。
当代愤青呢，别看很多都拿了学士文凭，有的还是硕士博士毕业，但脑袋被“反智主义”的门夹过，脑子就不能正常生长和使用了。他们挥舞着拳头抵制洋货，怎么就没有想到，他们从小到大这么学下来，这一整套教育的基本体制，包括学位的授予，其实就是一种贩过来的洋货。当他们在网络上敲着键盘高呼抵制洋货时，可能没有想到，连电脑、键盘、网络都是洋人发明的。而洋人之所以能发明这些东西，皆因为他们走出中世纪，在文艺复兴之后，拥抱知识的结果。
愤青对外抵制洋货，对内鼓吹国学，国学的内核是什么？我以为就是读圣人的书，听圣人的话，照圣人的话去做。这是新的“本本主义”，社会人生有了国学（圣人）的指导，我们就按照圣人的话去做就得了，还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干吗。因此，在我看来，鼓吹国学不要搞得那么唯美古典，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种懒人不喜欢自己动脑子的搞法。
当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就是在技术层面上讨伐反智主义，因为，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强调知识的作用，就是承认“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紧接着就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后就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哪怕“用市场换技术”。毫不夸张地说，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经济成就，就是在打倒反智主义的前提下取得的。
以前读书知道，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制造工具，为什么会制造工具，是因为人不光靠本能生存，同时靠智慧生存。智慧产生知识，知识让人制造工具。毫不夸张地说，人类亲智才会有人类进化，反智就是反人类进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除了文学艺术上有一些进化之外，就看不到知识带来技术的革新。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那些拥有知识、拥有专利的青年才俊，用知识入股，用技术创业，早早地成就了“财富神话”。这一切皆因知识真正变成了力量，改变了人的命运。在国家层面，国家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新闻联播里天天在播“主自创新”的事例，已经不是反智，而在亲智的道路上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就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之下，愤青居然逆潮流而行，再度扛起反智主义的大旗，抵制洋货，反对世界文明，想要重新闭关锁国起来，真是一群食古也不化，食洋也不化的顽石！莫非，愤青是要为肉食者谋，再造大批的愚民，便于统治者压迫？
愤青把自己扮演成反精英的英雄，凡是精英说的都是错的，凡是精英支持的他就反对，凡是精英讲的都心怀鬼胎，对精英的信任度降低到了冰点。
我们不能不承认，人们对精英的信任度的降低，与某些精英买办化有关。这些精英到某些机构里去做“顾问”，到某些企业里去做“独董”，在“有名即有利”的驱动下，为了混出点名气来，争取“眼球”和追逐经济效益，到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