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楚华：总结一下，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的必要条件，即技术进步、藏富于民、推动民生工程。但是，经济发展也离不开政治和制度等问题，仅就经济谈经济就未免偏颇了。邹老师对中国的制度性问题有什么忧虑呢？邹恒甫：不仅是制度性问题，还有道德问题，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制，也离不开道德体系，所以从经济以外的角度，我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有两个忧虑。第一是制度失衡问题。当代中国的国家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精神，倾向于追求国家对物质财富的控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体现为国家对物质的直接占有，此后则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迷恋，由此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各级官员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权力的运作就偏离了常态政府的合理职能，从而导致经济活动过程中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制度性失衡。政府也系统地采取“亲商”政策，在企业与消费者、投资—经营者与劳工的关系中，本能地倾向于前者。政府为了经济增长，也可以牺牲民众福利，牺牲生态。
因为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失衡、在不同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平等保障的制度环境下所出现的繁荣，必然呈现为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经济繁荣的过程也正是部分民众不满和怨恨积累的过程。一旦繁荣结束，这些怨恨就会以某种破坏性方式宣泄出来。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减速的真正风险所在。第二个忧虑是道德危机。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不仅折射了中国食品行业的现状，更是把整个中国企业的道德危机展露无疑。这种不注重产品和服务质量，仅仅追求短期暴利的行为，必将深深的戳伤消费者的心，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形象。如何形成健康的道德范式，是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道难题。特殊利益集团怎样掠夺百姓财富叶楚华：谈到制度失衡和官员，我想到的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的问题，现在事实很明白，高房价地方政府拿去了一半以上。全国工商联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递交了一份名为《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的大会发言。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去年就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的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
其中，三个一线城市中，上海的开发项目流向政府的份额最高，达645％；北京为4828％；广州为4694％。土地财政让政府成为最大受益者。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外需严重收缩，而中国内需不举，内需不举可能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对老百姓财富的盘剥有关，人们积累几十年的财富，一下子就被政府拿去一半（地产商拿去另一半），口袋里没钱，又怎么消费呢？曹建海老师是地产专家，对此问题有更深入考察，请你剖析一下。曹建海：你完全不用这么委婉，你直接说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地产商就得了。当然，确切地说，地方政府是土地商，是卖地不卖房。谁是我国最大的土地供应商？是地方政府。目前的地方政府就是一个典型的土地商。从产业链的角度，可以把地方政府归于房地产业的一个上游环节。
当前我国的土地市场可以归结为政府垄断下的市场。这种市场可以划分为征地、储备和出让三个环节。地方政府之所以可以归结为地产商，是因为现在存在征地、储备、出让的巨大利益机制，激励了地方政府为卖而买的征地行为。征用土地是指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义，以城市规划为工具，用比较低的价格征用包括商业用地在内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如同商人进货的目的是为了销售一样，征地的目的是为了出让。而作为土地被征用的一方，农村土地由于其所有权的虚置和对政府权力的依附性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形成了政府剥夺农民利益的巨大剪刀差。据估计，从改革开放开始到2003年年底，这种剪刀差已经累计高达25万亿元。政府储备土地，名义上是进行宏观调控，实际上储备阶段往往是土地升值的过程，储备周期的长短取决于出让收益与土地储备成本之间的利润。
土地出让是政府前期环节的最后阶段。我认为，在出让阶段，如果剔除腐败因素，政府还是有动力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的，但考虑到工业用地的长期性及其对政绩、就业等综合利益的影响，采取差别地价对地方政府而言是合理的，由此必然推动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建设活动。现在一些人把协议出让看作是市场化行为，而把招标拍卖看成是土地的市场化行为，这是对市场化的重大误解。市场化的前提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即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对生产要素所有权的自由买卖。可现实的矛盾是，如果地方政府采取最严格的方式拍卖土地，将会导致社会财富向政府层面、开发商和拥有多套住房的社会阶层迅速集中，在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将会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并诱发地价暴涨、失业增加等宏观经济问题，这是理性的市场经济政府最应当回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