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生毕业后,在第一家杂志社工作时,主编对我最不满的一点是说话声音太小了。她常在开例会的时候,对我苦口婆心地说作为一个记者和编辑,大声说话有多重要。
说话小声,是我的一个软肋——我从找工作时开始知道这一点。
声音带来的困扰,远离我已有很多年了。主编的旧话重提,让我有种对过往延迟的滞后反应。
不爱说话这个问题,是从初中开始的。我的这段记忆非常清晰,是因为某次翻出来小学的期末评语,老师在上面写着:你上课回答问题很大声,非常棒!若不是有这些小红本提醒,我大概会误以为我是一个天生不爱说话的人。
1
初中以前,我的声音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最开始读的是一个工厂的子弟小学,工厂是从天津迁来的,住在那里的居民们都讲着标准的普通话。于是,我是先学的普通话,后学的家乡话。
我之所以会去那所小学就读,只是纯粹因为离家近。当班主任的母亲必须把我送到离家五分钟就能走到的学校,才能完成工作和带小孩两不误的任务。我对于这样的群体来说是外来者,虽然和小学同学们说着同样的普通话,回到家,我却成了那个特殊的,只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家乡话的小孩。
当时,普通话在家乡小城还不是很普及,在这里说普通话,不会被欺负,只会觉得洋气。母亲一直对此引以为傲,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但那所小学,除了让我讲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之外,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回忆了。
小学五年级,我转学了。母亲对外解释的理由是想让我去更大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她不再担任班主任,有了更多时间,而我也大到可以自己走路去上学了。
原来的工厂子弟小学,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我转学去的学校,一个年级有六个班。班里有小群体,比如电厂子弟,因为效益好,常常会发些文具盒之类的东西,一看课桌上的同款文具,就能清楚地划分阵营。转校生也多,之前的几个转校生成绩都很好,颇得老师喜欢,某种程度上,转校生也可以算成一个小团体。
我在新学校迅速地学会了家乡话,甚至学会了粗话。家乡话常用的一些粗话,是不带脏字的,外地人几乎不能理解话中骂人的意味。
新学校的后面是一座监狱,从外面看和一座很大的公园无异。监狱的外围是班上男生约群架的圣地,有了那样一块地方,讲的狠话仿佛也更厉害一些。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生们的口头禅中带上两句粗话仿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有一回被同学告到了班主任那里。
总之,在上初中前,我自认为是一个喜欢上课回答问题,甚至会说带点粗话的口头禅,与声音嗲毫无关系的人。
2
那还是林志玲未出名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标志性人物来解释什么是“声音嗲”,我就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
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完全是无妄之灾。初中第一天,我见到我在前一所小学的同学,他们似乎并没有听过我讲家乡话。在听到我和别人讲话时,之前学校的一个男同学突然惊呼:“天,你的声音怎么变这样嗲了,你以前讲普通话时不是这样的啊。”然后他做出捧心口的惊吓状,高呼需要速效救心丸。他像看稀有物种一样拉着别人来听我说话,我每说一句,他们就爆笑。
从此以后,我的声音就成了他们偶尔想起来的一个笑料。每当我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时,一开口,班上的一小群男生就会吸凉气、捂心口,吵着要吃速效救心丸。我渐渐变得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不得已开口时,我就刻意地压低声音讲话。
但这样做收效甚微。
班里也有第二所小学里一起升初中的男同学,他们同样在嘲笑我的队列里。我不明白,仅仅相隔一个暑期的时间,为什么之前他们视若如常的声音,能突然让他们觉得很有趣。现在想起来,只不过是青春期的男孩子找到了一个聚众狂欢的借口。如果说林志玲的声音给她带来了辩识度,在我的青春期,经历的就更多的是嘲笑甚至嘲讽,而因为声音,他们对我形成了糟糕的刻板印象:嗲,假,做作。
老师并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但对我上课时明知道答案而不举手回答的态度非常恼火,屡次告状告到我母亲那里去,于是我愈发用沉默来抵抗。
我在初中三年非常沉默。因为害怕开口之后同学的反应,不常开口,有时沉默一天突然说话,前两句会有生锈般的干涩感。
这样让人苦恼的嘲笑,终于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停止了。大概是因为大家的年纪都长了几岁,开始懂事了。但我因为声音而自卑,说话小声的习惯留下了。
让我对自己的声音有所改观的,是高中的化学老师。那是一位雷厉风行,极受欢迎的中年女老师。一次课后,大家簇拥着老师问问题,在我问完之后,她突然感叹了一句:“呀,你的声音好好听。”之后每次课后去问她问题,她都会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我最喜欢听你的声音了。”旁边的同学听了也会附和,渐渐的,我在同学眼里,就变成了“声音温柔好听”的人,久而久之,又成了“脾气特别好,讲话都像不会生气”的人。
那时我才初步知道,人们对于声音的判断,主观意识有多强。在我的初中男同学认为这是撒娇、做作、装嫩的声音,在一位能干的职业女性那里,能够抛弃这些隐喻着讨好男性的价值的判断,赞一句小女生的声音好听。
我念大学时去了广州,这座城市是我的福地,我这么说的原因之一是这里对于声音的容忍度高。这里因为语言的关系,女生们讲普通话好像天生就带着点发嗲的味道。如果说高中的环境是理智上的客观,在这里则是习以为常的自然,这种包容性让我几乎忘记了曾遭受的对声音的批判,非常自由地过完了大学的几年。
3
直到找工作时,主编对我声音的评价,又让我陷入对声音的困扰。
比起音量的大小,更让我惊慌的,是在进杂志社后,第一次采访完整理录音时——那是我第一次认真且长时间地戴上耳机听自己声音的回放。当时我吓了一跳:录音里的声音和我自己平时讲话时听到的是不同的,经过电子处理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感到不适。我不得不慌忙地咨询周围的人:“平时你们听到的我的声音是和录音里一样的吗?”那种慌乱,是害怕电话那头的采访对象因为声音对我有偏见:初出茅庐,不专业。
好在,这样的误会并没有发生。
最近一两年,我不再害怕听自己的采访录音,耳机里的声音已经不会引起多余的想象,具体哪里变了却说不上来。最近有一次,我电脑坏了,不得已打开旧电脑,好奇地听了一下三年前的采访录音,差别一下子就出来了。也许是声线随着年纪有了变化,也许是口音受居住城市的影响,也许是采访的熟练程度不同,之前那种让我害怕的不适,已经消散了。
这样的声音,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让我困扰的因素?在长大之后,回想起青春期男生们的起哄,在表面的嘲笑之外,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你需要让旁人认识到一个更完整的你,不被片面的因素所左右。回想起我近年来采访的人物,没有一个人对我的声音做出过评价。他们通常说的是什么呢?上一期采访的作家路内在给杂志写编读时提到对我的评价:“读书类的纸质媒体在变少,资深记者也在减员,而你们的记者敬业且思维敏捷,即使在纸媒最发达的年代也不遑多让。”
敬业、敏捷、专业,我收到的多是这样的评价。在专业素质面前,声音只是一项中性的特质,不会让人模糊焦点。
4
但如果可能,我还是愿意经历一个不对声音感到自卑的青春期。
有一次,我和一个阅读平台的编辑朋友在沟通稿子,刚好在路上,我发了语音。她很激动:“你声音真好听,我们刚好要开一个作者的音频栏目,你有没有兴趣?”我婉拒了,和她聊起那段少年时因声音产生的阴影。她惊呼:“怎么会?”然后问我有没有看过高圆圆演的《爱情麻辣烫》。在里面,高圆圆的声音被爱慕她的男同学录下做成了磁带,那位编辑说:“我以为你的青春故事应该是这样的。”
很可惜,并不是。
我找出那部即使对于我来说也太老的电影,看着男同学录下火车声,女主角课堂上朗读的声音,咯咯的笑声,心中有种宽慰:关于声音,还有这样的青春呀。
不是所有的少女时代都能美成这样,但是,尽管时过境迁,我仍然遥祝经历着这一时期的少女,都能被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