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忍受幸福比忍受痛苦更困难。一个人遇到不幸、承受痛苦时，有强烈的倾诉欲望，可是想到别人的幸灾乐祸，话到嘴边还会打一个转。可是，一个人一旦与幸福沾上边，就会忘乎所以，想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并非是要与人分享快乐，而是想所有人都来羡慕他。否则就有“锦衣夜行”之憾。
艺人吴宗宪说过一句话：“爽只能放在心里，嘴巴说出来就很不礼貌啦！”房子、车子、票子、位子都是好东西，拥有这些，心里自然很爽。但是，在没有“这些”的人面前谈论“这些”，非但是不礼貌，简直就是伤害。听的人，会在内心不自觉地把自己跟你做个比较，你拥有的越多，他会越发感受到自惭和卑微。严重点说，让那些心理调节能力差的人活下去的勇气都受到影响。
如果这个世界还有水深火热，个人的一点幸福就不值得炫耀；如果当前社会还没有共同富裕，你就不必当众吐着吐沫数票子；如果别人在步行，你不必摇下车窗玻璃和人打招呼；如果他人站着，你不必撅着屁股，让人欣赏你的椅子。这是必要的良知和自律。人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你表达了优越感，你的爽造成了别人的不爽。幸福感是人人追求的目标，但是，有了幸福要独自品尝而不是急于炫耀。外国人比中国人要有钱得多，但国外的富翁都知道不把私人游艇停在公共码头。
所以，幸福来了，要学会对待幸福的方式，要像忍受痛苦一样去忍受，小心你的幸福刺伤别人。
传说中，乡间一位富人在造屋时造了一个很大的屋檐，好给穷人遮风挡雨。没想到，穷人站在屋檐下避雨时，人人心生怨恨口含诅咒。想积点小善的富人，闹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其实，我给他想通了：本来不平等是隐性的，现在不平等通过物质的格局，鲜明地呈现出来，形成强烈对比。屋檐下，穷人摸着脸上的雨水，一眼就瞥见了富人坐在太师椅上抽水烟。穷人会想，我家的房子还没有你家的屋檐大，凭什么？一下子，心里平衡就被打破了。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童音响亮，我黎明即起，早诵夜课。
父亲大悦，半部《论语》治天下，你这样读下去，查门有望矣。我心里想的不是“查门有望矣”，而是想讨父亲高兴，免一些棍棒。因为我心里很清楚，父亲爱“子曰”胜过爱“子女”。
父亲先读十年私塾，后读桐城中学，桐城师范。文革时“破四旧”，烧我家上千册线装书。遗落几本，父亲拾起来，一并扔进火堆。边扔边说，你们工作做得不仔细。放火的人很委屈，我是故意给你留几本。父亲很理解很配合，不用！不用！书都在我脑子里。
家贫，每天的菜肴都是白菜萝卜。父亲却很快乐，用筷子敲打碗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他的意思是鼓励我们大啖萝卜，见贤思齐。而最初，母亲以为萝卜烧咸了，把此“贤”理解为彼“咸”，还需再加一瓢水？我和姐姐则以为“贤哉回也”是萝卜的别称。放学回家，问姐姐中午吃什么，我姐姐说，又吃“贤哉回也”！那时最大的愿望是，如果有一头猪叫“贤哉回也”就好了。
父亲穷而好义。有一年春天，附近村子死了一头牛。父亲秤上一斤牛肉，扔下十元钱。说你们死了牛，是件大事，又赶上春耕，我十分心痛！那时牛肉只要三毛钱一斤。队长过意不去，夜里执牛头相送，父亲奋力地用瘦弱的双肩抵住两扇门，大呼“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我都说了不要找零了你还要送牛头来，我说话不算数今后怎么做人啊？“信”与“义”都是好东西，瞬间引爆了父亲瘦小体腔里的爆发力。他愣是把两扇门合并起来，并且栓上了门栓。
母亲常常看着空空的米缸感叹，世上的孬子都知道把米往家里讨，你们的父亲却把钱往外送。父亲走过来嘿嘿地笑笑：这正好说明了问题嘛，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时，父亲工资只有四十五块五毛钱，一半要用来接济周围的人。偶尔，路过做红白喜事的人家，父亲摸摸口袋，惭愧地跟人家说，我确实没有钱送了，这样吧，我帮你们写写字。父亲一笔字，颜骨柳风，人家求之不得，事后都被收藏。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这样奉“子曰”为圭臬，处处以“君子”的风范来自我约束。他的内心是宁静而充实的，而且充满了随时可以引爆的道德能量。秉持“子曰”之剑，剑锋所指，尽是世间的艰难、苦难与不公。时而显得强大，时而又显得脆弱。
一年秋天，西风漫道，黄叶纷飞，父亲病得很重。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说“子曰”了。探病者不胜其悲，父亲则从病榻上奋力抬头，说，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生死听于天命，还是不忧不惧为好。最终，他不忧不惧地走了。
离去多年，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他，我知道他是个君子。时时祭起“子曰”大旗，风度凛然，离圣贤很近。这个想担当道义而又人微位卑的读书人，当理想与现实产生巨大落差时，一种强大的力量源自内心，他找到了犀利的应世武器，那就是神圣的“子曰”，因而“子曰”了一生。
11年前，美国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因杀害白人前妻并逃脱罪名而轰动世界。日前辛普森再次成为焦点——出版自传《如果我做了》，以假设的口吻讲述杀害前妻及其男友的故事。舆论认为这是辛普森在书中承认他的罪名。
当年的法庭，辛普森没有认罪，美国的公众至今还对追捕辛普森的情景记忆犹新：天上飞满了直升机，道路上拥塞了大量警车，辛普森不紧不慢开着车，既没有狂奔也没有停下的意思，辛普森一直把车开到家门口才束手就擒。大量的证据都指向了辛普森，而且美国绝大多数公众都相信就是辛普森干的。
罪名是否成立，在美国的法律中，最终裁决权掌控在陪审团手中。在辛案的12名陪审团人员构成中，黑人就占了10名。加之警察取证程序上的漏洞。最终，陪审团判定辛普森无罪。这样的裁定让主审的伊藤法官痛哭失声。除了少数对“种族歧视”敏感的黑人，当时几乎大多数美国人都看到了辛普森双手沾满鲜血，唯独法律看不见。
社会心理学家戈夫曼说：“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被戏剧化了的事物。”十一年后的辛普森，终于在自传中自己把一切都认了。“我从查理（陪同辛普森到前妻住所的一位朋友）手中夺过一把刀不久后我发现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面前躺着尼科尔（辛普森前妻）和她男友的尸体。”只不过，辛普森的叙述是以虚拟的方式。可是，谁能相信这只是虚拟而不是现实呢？美国著名八卦杂志《国民问询》称其描写杀人场面——“真实得让人不寒而栗”。
为什么辛普森现在招了？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说：“一般而言，过去总不会完全消失，某些事物往往会留到未来。”恐怕辛普森始料未及，那双沾满鲜血的手，洗了十一年也未必能洗干净。恶行实施之时，良知必然在沉睡。时过境迁，就有了沉睡后的苏醒。他以假设的口吻为自己心理减压，是不是忏悔前的试探？
法律制裁可以逃脱，但是，“我做了”和“我没做”，心境绝然不同。生活同样在彼岸，如果“做了”，心灵的挣扎就像在黑暗中泅渡，时刻想捞根稻草作为横木以自救；如果“没有做”，坦然乘小舟迎风扬帆上岸。在“程序正义”重于“实质正义”的美国，即使作奸犯科的嫌犯往往也能侥幸地等来“罪名不能成立”，然而，道德的自我救赎却并不与侥幸的法槌一道轻松落下。
在中国同样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出租车司机，二十年前拾到了一个遗失在车上的装有四万元的钱包。当时千方百计地躲过了警察的讯问和失主的找寻。一切都风平浪静、相安无事。二十年后，他出人意外地把这笔钱交了出去。四万元钱被他作为一个包袱背负了二十年，而且越往后心里压力越大。尤其是当儿子长大了，他需要担负起对儿子的道德情操教育，每每这时，心虚和愧疚更让他无地自容。
人想以“人”的方式活着，必然要求以一种道德（与“人”这个定义相匹配的道德和尊严）的方式存在。在内心，恶行终将等来忏悔，这只是时间问题。当法槌落下来，我可以瞬间无罪。可是，如果我做了，我将很难逃避良知对自己一生的追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