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公开发行。书中，季先生昭告天下，要将头顶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统统摘除，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公众普遍从中领略到一位学者虚怀若谷的阔大境界。其实，公众新的认识可能又构成了新一轮的误解，季先生的真实意图是想洗清泡沫，露出真实的性情，这是生活的减法。一个真实的人，总在不断反省自己，并且在权衡和比较中时感不安。盛名之下的生活，可能并非如普通人想象的那样尽是惬意和风光。泰戈尔曾形象地为此做出解释：“当鸟翼系上黄金，就飞不远了。”
帕斯卡尔断言：“人之最大卑鄙就是追求虚荣。”为自己而活，还是为名声而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个问题。美国大诗人弗罗斯特，为保住名声，不惜牺牲亲情，连自己的儿女患病或自杀也无瑕顾及；他诋毁自己的同行，害怕他们占了自己的上风；他拒绝任何善意的批评，担心对自己的名声有损；对那些后学者，甚至是自己的学生，如果诗风不是模仿自己而是模仿了艾略特，也会大动肝火。声名像黑漆漆的财宝，大师成了寸步不离的看护“财宝”的守财奴。
一切语言和行为，都得与自己头顶的桂冠想匹配，这样想着，就产生了太多的假话、大话和空话。有些人人格扭曲，虚伪得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可悲得有些可怜尚不自知。
季先生是个真实的人。到了晚年，他毫不忌讳地袒露自己年轻时的异国恋情，言词间并不回避自己由衷的歉意和深挚的眷恋。不去考虑由此会对声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敢于把自己真实想法表达出来，不矫情，不伪饰，才是真实的、有性灵的人。1932年12月1日，二十一岁的清华大学学生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过午看同志成中学足球和女子篮球。所谓看女子篮球者实在就是去看大腿。说真的，不然的话，谁还去看呢？”
这是盛名之下的季先生公开的日记，世人仰止如泰山北斗，皆以为他接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他偏偏发表了这样的日记，表明人性的真实存在。若是虚伪的人，想到身为“大师”，行事必须与之合脉，可能青春期的天性也被篡改。看女篮的动机与“关心祖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甚至与“脱去东亚病夫的帽子”联系起来，那将是怎样的乏味和扫兴。而季先生多么坦然！多么率真！
自由自在的身心，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是上天对苦短人生的美好馈赠，也正是对维特根斯坦所告诫的“让我们做人”这句话的形象诠释。
河南矿工谢延信，三十二年如一日，照顾亡妻年迈的父母和智障的内弟。央视“面对面”主持人王志问他，图啥？这位憨直的汉子，想也没想，回答，不图啥，就是因为自己答应过亡妻。一诺千金，孝行天下。一肩挑两家，风雨三十年。拮据的经济条件，困顿和劳累，谢师傅像牛一样负重。一般人很难想象，这三十多年，谢师傅是怎样度过的。
王志是位有个性的记者，以目光犀利，提问尖锐而闻名。阅人甚夥，眼里揉不得沙子。然而，当他面对谢师傅，竟被这个汉子深深打动。这位实在的汉子，口讷得难以用言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采访之后，王志感慨，在谢师傅身上，有很多可贵的地方，每个采访的记者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寻找到他们所要挖掘的东西。让王志感触最深的却是两个字——自然。
谢师傅的善行和孝心，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来践诺，不易。对一个普通人来说，突然一夜扬名，平静众多媒体的追捧，更不易。以王志的经验，许多人对着媒体，难免有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在表述中，难免有矫饰，以便盛名与事迹相称。配合媒体尽可能把自己塑造得完美，这是普通人的精明。对此，帕斯卡尔分析总结出：人们哪怕在自私的欲念中，也懂得要抽出一套可赞美的规律来，并把它绘成一幅仁爱的画面。然而，谢师傅却不懂。谢师傅的言辞和表情中只有——自然。
在谢师傅那里，他所做的一切都那么自然。答应亡妻临终前的请求，是一件自然的事；照顾那个苦难的家庭，是为了践诺，也是一件自然的事；孝顺老人，扶危济困，是自己的义务，也是一件自然的事；生活中难免吃苦受累，更是一件自然的事。
贺拉斯有一句名言：任凭天崩地裂，美德岿然不动。谢师傅的孝行感人至深，这个中原大地上的汉子，却如大地一样平静和朴实。自己所为只是日常生活的内容，甚至苦难也是生活中一个部分，这是谢师傅的理解。因为自然，就可以坚持；因为自然，就没有抱怨。
风行水上，自然最好。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艰难之日与得意之时，生命的过程，都应当从容如水流。西哲蒙田告诫人们：“最艰难之学莫过于懂得自自然然过好这一生。”自自然然过好这一生，对每个人来说，确实是平易而艰深的一课。
在青草泛青的山巅，老师引领我们一起朗诵。那是高一下学期，班级组织同学们去春游。登高远望，满目苍翠，山河辽阔而壮美。老师说，我们朗诵吧。朗诵的是郭沫若的《雷电颂》。
“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长江，我思念那东海！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波澜呀，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伟大的力呀”四十六种声音汇集在一起，像一条澎湃的河流，雄浑地行进在初春的风里。
突然，我们的声音停止了，大家见到，瘦小的老师，突然攀上一块巨石，他站在巨石的上面，奋力地挥舞着双臂：“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象这风一样，象那海一样滚动起来！”那种激情的迸发，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
我很想哭。我可以忍住悲伤，可是，心中被一种崇高的力量牵引着，已止不住热泪盈眶。同学都和我一样，双眼潮湿。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
同学聚会，已不再是风华少年。忆起当年的情景，都历历在目。有同学为官，有同学经商，他们在万人礼堂里做报告，或者在数额过亿的合同书上签字，但他们都说，没法像那次那样激动了，在那个高高的山巅，人像被火燃烧着，心像被炸裂了，浑身抖个不停。
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周恩来在重庆》，其中有个情节，是周恩来勉励郭沫若创作话剧《屈原》，使得话剧《屈原》在国统区山城重庆公演。当时万人争看，引爆巨大轰动。当演员金山演绎《雷电颂》，我看出他的动作，很像我当年的老师。当他朗诵到“炸裂呀，我的身体。”全场的人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用雷鸣般的掌声，将演出推到了高潮。
在当时，一首《雷电颂》如大江东流波涛汹涌，以高亢的战斗热情，激励和引领人们走出日机大轰炸的阴霾。
朗诵是最朴素的表达方式，然而它是直抵人心的感人至深的力量。让人心潮澎湃，久久回味。任它一去多年，心中的百万雄兵，仍在刀枪剑戟地对垒；心中的月光岛屿，仍在温柔地拍打；心中的小桥流水，仍在低吟浅唱；心中的雷鸣闪电，仍在辉耀夜空；心中的落日长河，仍在映照苍凉。
我们不是林黛玉，并不愿意长久地与泪水打交道。为什么常常想起那热泪横流的时刻？是因为我们怀念那久违的激情、崇高与感动。
他曾是一个顽劣的孩子。用文具盒夹住前排女生的头发，在老师粉笔盒里放一只青蛙，让课桌抽屉里雏鸟的叫声响彻整个教室。
父亲吊起他的双手，用粗粗的皮带抽打他。重重的体罚只会加重他的叛逆。
最后一次，他打碎了全教室的玻璃。
他被叫到老师办公室。走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他做好了种种应付老师的心理准备。他想，老师这次一定不会轻易饶他的。
老师安详地坐着，手中的茶杯冒着热气。意外地，老师叫他坐下，和颜悦色地。这让他猝不及防。他有些惶恐，也有些不明究里。老师说话了：“你说这杯子里的水像什么？”他感到意外，想了想，说：“像杯子”。
老师点点头，对！你再看看面盆里的水像什么，他说，像面盆！再看看塑料桶里。他迷茫了：“像塑料桶啊？”他弄不明白，到底水像什么呢？
跟着老师，他走到了学校不远处的一小块烂泥塘边。烂泥塘水面漂浮着各种垃圾，散发出熏人的恶臭。老师指着塘里的水说，这里也是水，你愿意做这里的水吗？人有不同的状态，进入了不同的状态，就如同水进了杯子、面盆、塑料桶和烂泥塘。
那个冬日，走在回校的路上。这孩子的心里第一次产生了自责。老师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头，指着远方跟他说：“一路同学，你很聪明，我希望你将来能流进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