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八日下午，
我们终于踏上佛陀的国土——印度。
印象深刻的是，
在泰国乘坐飞机的那一天，
是下午三四点钟，
到印度的飞行航程要两个半小时，
在我们想，到了当地应该是已经黄昏黑夜了。
但加尔各答的时间比我们慢了两个小时，
抵达时太阳还没有下山。
记得当时我还想：真是奇妙啊！
我们搭乘的喷气客机还能追着太阳跑，
和日月竞赛呢！
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领导人，在我见过的许多领导人中，心仪的，当首推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了。
尼赫鲁总理
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一八八九年出生，继“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之后，成为印度的领袖，甚至后来以他的声望之高，成为世界级的领袖。
我和他，照理说本来是没有因缘见面的，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退守台湾，台湾与印度“断交”。对一个不是“邦交国”的领导人，我们哪里有什么理由能要求拜访见面？但是在一九六三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来临，当时政府要“中国佛教会”组织一个世界访问团，我因此有了机会到访许多国家，并且有机会见到当地的领袖。
我们访问团的成员有：白圣法师、贤顿法师、净心法师以及朱斐、刘梅生两位居士，我则担任团内的发言人。那个时候我在台湾，一心就想到印度去朝圣，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到印度，在我，见不见到什么人不重要，但一定要到佛陀的圣地去礼拜。
可是从在台湾办理印度签证开始，就已经遇到了困难。因为当时与印度没有“邦交”，我们到哪里去签证呢？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可以到台北英国的“领事馆”办理。到了英国“领事馆”，办事人员说，印度签证必须要打电报办理，而且不知道要多少次的来往，费用要五百块美金。
我们如数缴交了五百块美金，但是一二个月过去了，却如同石沉大海，一点消息都没有，几次去英国“领事馆”催问，他们都回答说：“没有获得回音，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这时，我们已经预感此路不通，要在台湾办印度的签证是没有希望了。迫于访问团出发的日期就在眼前，只得第一站先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泰国再说了。
抵达泰国曼谷时，由泰国国家宗教厅出面，给予我们隆重的接待，竟然有二千多名比丘到廊曼飞机场列队欢迎。那一次，宗教厅希望我们住在泰国的寺院里，但当地的华侨佛教徒则坚持我们一定要住在中华佛学研究社，因为它是华侨历史最久的一个佛社。在我们下榻佛社的期间，外面都有卫兵守卫。
除了相关的访问行程外，我们心目中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曼谷能办理印度的签证。说来因缘真巧，当时的驻泰官员杭立武先生，他和印度驻泰大使非常友好，私人的交情深厚，我们就转请杭先生协助，希望透过他的联系，为我们取得印度的签证。运气不错，终于让我们能够在访问过曼谷之后，如期访问印度。
七月八日下午，我们终于踏上佛陀的国度——印度。
印象深刻的是，在泰国乘坐飞机的那一天，是下午三四点钟，到印度的飞行航程要两个半小时，我们想，到了当地应该是已经黄昏黑夜了。但加尔各答的时间比我们慢了两个小时，抵达时太阳还没有下山。记得当时我还想：真是奇妙啊！我们搭乘的喷气客机还能追着太阳跑，和日月竞赛呢！
加尔各答是印度华人聚集最多的城市，大多是来自广东梅县人士。侨领叶幹中先生和很多的侨团，都给予我们非常热烈的接待。在加尔各答，除了看到人多，交通、环境稍嫌脏乱、没有秩序之外，我感觉印度人是很和善，华侨是非常热心的。
访问了九天要离别加尔各答的时候，几位侨团领袖表示，希望我们在新德里访问时能见尼赫鲁总理，并且提出两项诉求：第一，把在加尔各答逮捕的近七百多位华侨释放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受到大陆和印度之间发生边境战争的影响，很多华侨无辜被捕，希望印度政府基于人道理由给予这许多人士释放。第二，台湾有两艘渔船因为越区捕鱼，已经被印度政府拘留数月，希望能释放他们。
我听了以后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这么多的人在印度都没有办法了，我们是从台湾来的僧侣，哪里有什么通天的本领呢？
但是我们在朝圣之后，抵达新德里，就试着打电话给印度政府，那边的回应非常干脆：“明天上午九点，尼赫鲁总理在总理办公室接见你们。”真是天大的喜讯！
第二天我们准时抵达，尼赫鲁总理已经在办公室了。在他的办公桌前摆了椅凳，我们一团九人围成一个椭圆形分别坐定之后，因为我是发言人，我就把我们的团员先做一番介绍，表明我们的身份以后，请他给我们指教。
尼赫鲁先生看看他办公桌上的一尊佛像，然后再看看我们说：“我们印度能成为世界上具有悠久文化的国家，所谓悠久的文化，”他用手一指，“不就是佛教的文化吗？假如没有佛教，我们印度在世界上要拿什么称做悠久的文化呢？”
他很轻松地关心我们：“去过蓝毗尼园吗？”随后就叹了一口气说：“现在蓝毗尼园已经不是印度的了，在距离印度六英里的尼泊尔……”这个时候他停顿了一下，我就补充说：“不管怎样，我们的心中，佛陀永远都是出生在印度，印度才是佛陀的祖国。”他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并且笑了起来。他接着问，你们从台湾来，蒋中正先生可好？我当然向他报告蒋先生在台湾很好。不过，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两地没有“邦交”，他肯说出这句话，我在想，应该是蒋先生访问过印度，他们过去有过会晤的交情。
我又请白圣法师和侨领叶幹中与他讲话，大家表达一些客气、仰慕的话以外，我知道机会难得，就开口说：“总理先生，今天我们此来难得的缘分，有两件事情拜托你能给我们帮助。第一，这一次路过加尔各答，我们当地旅居在印度的侨胞，不知道什么原因遭到印度政府逮捕，人数太多，如果没有太大的原因，希望政府能把他们释放出来，让他们和妻儿团圆。第二，我们从台湾来，台湾高雄有两艘渔船因为越区捕鱼遭到扣留，已有数月之久。有时候海洋上难以辨别区域，或有误闯，希望总理先生助一臂之力给予释放。这些渔民在台湾的家人，都盼望着他们能早日回家。”
尼赫鲁总理听了以后也不置可否，只是回应：“哦，哦！”大概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起身告辞了。
后来，我们再回到加尔各答，听说那些侨胞都已经获得释放；甚至，经过八十天的访问回到高雄时，车站涌上几百位渔民迎接我。我很讶异，我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要来迎接我？他们说，我们是在印度渔船上的渔民，感谢你的仗义执言，才能得以回来。我这才又想起访问尼赫鲁总理的经过。
尼赫鲁总理跟随甘地先生参与印度独立运动，成功后，甘地成为世界上伟大的领袖。我记得大概是在一九四〇年，太虚大师应邀访问印度时，沿途受到民众的欢迎，他还写了一首诗：
甘地尼赫鲁太虚，声声万岁兆民呼；
波罗奈到拘尸那，一路欢腾德不孤。
后来，圣雄甘地遭异议分子暗杀，对此，我们感到非常的不幸。幸好有尼赫鲁先生继承了印度领袖的地位。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印军政合作，甚至对于后来日本无条件的投降都关系重要。因为抗战期间，美国的援助必须经过印度，再经艰辛的滇缅公路，才能把物资载运到中国。但在“珍珠港事件”还没有发生以前，美国也只是默默地帮助，因此，这也要印度政府支持，我们才能取得那许多物资，那个时候，蒋介石和尼赫鲁就建立了军事、政治上的往来。
我对于尼赫鲁总理和太虚大师的因缘，甚至对于他帮助我们抗日胜利，都觉得非常感谢。我之所以盛赞尼赫鲁总理是世界伟大的领袖，因为这个人有政治思想，具有远见、毅力，重振了印度的雄风。印度贫穷落后，这不是尼赫鲁先生一个人所能挽救，他能领导印度不致贫穷到不能生存，就已经非常难为了。
尤其，尼赫鲁总理在忙碌的政务行程之中，肯接见一个小小的佛教访问团，并且跟他提到的两件事情都能够立刻履行，释放侨民、渔船渔民，我觉得他站在人道立场，充分重视人权，实在堪称是当今一位民主的领袖。
说到这里，也顺道带上一笔，大约在二十年前，我有一个因缘前往欧洲访问。偶然的机会，在意大利某家餐馆吃饭，用过餐之后，餐厅的老板竟然不收钱，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父亲曾经被印度政府拘捕，因为您的话而获得释放，我要报答这个恩情，今天我请客。”说来，这一顿饭，应该要感谢尼赫鲁先生才是了。
泰王普密蓬
除了尼赫鲁总理以外，世界领袖中，和我们一直多年来往的就是泰王拉玛九世普密蓬（Bhumibol Adulyadej）了。
泰王普密蓬，一九二七年出生，十九岁就登基，一九六三年六月，曾经应邀到台湾访问。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当时承当局指示，我也成了在松山机场欢迎他的出家人代表之一。
这一次普密蓬陛下访问台湾的因缘，促使后来政府希望由佛教界组织一个访问团访问泰国，以示回报。因台湾在机场热烈欢迎普密蓬的关系，后来我们到了泰国，也受到泰国政府隆重的接待，每天进出都有政府人员随行安排。除了和佛教界的僧皇、大学校长见面之外，只要与佛教有关的部会首长，我们也都见了面，甚至普密蓬特地交代在王宫里设宴款待我们这一行人。我记得那一天的菜肴并不是很丰盛，但是泰王普密蓬的诚心诚意，我们领纳到了。
他的王后诗丽吉（Sirikit Kitiyakom）也到过台湾，美丽大方。一九八七年我为泰王祝福六十岁诞辰再度到泰国访问时，也曾经见过她。年轻时候的一对金童玉女，到了年老仍然相伴相随，也是令人感动。他的太子玛哈·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m），人高马大，像个中国东北的好汉，我记得在泰国法身寺铸造金佛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共同主持了金佛圣像的灌铸典礼。
泰国是君主立宪的国家，王室并没有政治的实权，但是他有最高的声望，所有国家的政事，经过总理大臣决定以后由王室盖印通行。尤其普密蓬从十九岁登基就受全民爱戴，算来他应该与我同龄，已经八十五岁的高龄仍然在位，比我们的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还要长久，而乾隆皇帝做了六十年皇帝自称“十全老人”，看起来“十全老人”应该让给普密蓬了。直到今日，泰国人民还是很喜欢王室，他担任泰国全国的领袖，让泰国人民欢喜，真是福德俱全！
马卡帕加尔总统
我见过世界总统级的领袖中，对菲律宾的马卡帕加尔（Diosdado Pangan Macapagal）总统印象也很深。
马卡帕加尔，一九一〇年出生，一九六三年八月，我们的访问团到菲律宾拜访他时，看起来像是才四十岁出头。他的精神充沛，说起话来简洁有力，给人感觉如沐春风。我们送了一部六百卷的《大般若经》给他，他欣然接受，并且还说，如果有英文本的佛经，在菲律宾会大受欢迎。记得我还回答他，我们正在编辑一套中英对照佛学丛书，总统先生欢喜的话，回台后寄奉一部给您。
菲律宾是个天主教国家，但是马卡帕加尔总统一再表示非常欢迎我们到菲律宾传播佛法，真是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尊重与开明。他在位时的菲律宾，在经济、财政各方面都有相当的发展，可惜，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接任总统后，由于他与夫人的贪腐，使得菲律宾不似过去的繁荣景象了。
此外，我也见过中南美洲一些国家的领袖，例如：尼加拉瓜总统博拉尼奥斯·赫耶尔，危地马拉总统阿尔方索·波蒂略，他们在二〇〇三年时相继莅临佛光山访问。甚至，早在我们国际佛光会成立时，也有多米尼克总统克莱伦斯·西格诺雷特亲自前来参加，成为国际佛光会佛光之友会的会长。另外，西藏大宝法王的首座弟子泰锡度法王及夏玛巴，也都是参与国际佛光会的支持者。他们曾经心有所感地表示，走遍世界各地，幸好都有中国人，如果没有这些信徒对喇嘛的护持，真的是“罗汉应供薄”。
约翰·保罗二世、本笃十六世
在这些国际的领袖当中，与梵蒂冈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以及后来继任的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Ⅵ）见面，我觉得与有宗教信仰的领袖谈起话来，更加融洽和谐。尤其，一九九七年我与约翰·保罗二世的会面，非常具有历史意义，也是值得一提。
记得那一天是二月二十七日，我率领佛光弟子近二十人到达了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清晨五点，外面的天空现出微微的曙光，前来迎接我们的是驻梵蒂冈官员戴瑞明先生。戴瑞明在做驻英代表的时候，我和他就曾有过多次的交往，在梵蒂冈见到面，他感到格外的亲切。在协助我们办理通关手续后，就带领我们住进饭店。
才刚安顿下来，就听说《联合报》名记者要采访我。这一位记者小姐采访过很多国家的领袖，我牺牲休息的时间跟她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来她的访问记在哪里发表，我也没有再过问了。
我们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在单国玺和安霖泽枢机主教的陪同下，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个人书房见面。我们谈和平、谈宗教交流，彼此交换许多意见；在对话中，他非常关心中国大陆对梵蒂冈的看法，一再问我的意见。我看他急于想要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样子，我也很坦白告诉他，如果梵蒂冈坚持要握有派任主教、升格主教的主权，恐怕就不容易合得来了。
因为天主教有万国之国的想法，中国不能接受，中国所有的神职人员，必须要由政府派任，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天主教有所谓“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教会”（或称“三自教会”）政策，他们必须自己选择主教，不能听任梵蒂冈的指派等等。因此，报纸上经常谈论到北京和梵蒂冈建交的问题，这都是因为他们对于教权、封圣、派遣主教等问题，各自坚持立场。其实，这和海峡两岸的问题一样，总是阻碍很多。
他告诉我，他非常重视宗教的和谐、宗教间的相互访问，也告诉我曾经和哪些宗教人物做过交流往来；甚至他非常亲切地指着旁边的小窗子跟我说：“每次和数十万的民众摇手致意，就是在这个窗口。”他还叫我到那个地方去站了一下。
后来他提议说：“我们照相纪念吧！”我以为他和我们这十多个法师合照一张照片就好了，但是他很亲切的说：“大家一人照一张。”我觉得他真是做到了“给人欢喜”。我现在对各国人士来访要求照相，也是这样一人照一张。梵蒂冈有专业的人士负责照相，别人不可以随意拍照，这一位专业人士拍摄确实高明，他都能把握最好、最佳的镜头，很快速地就为我们每个人照好一张与教皇的合影。
在那一次的会见中，约翰·保罗二世建议我到两个地方访问，一个是“普世博爱运动”（Focolare morement），一个是阿西西市的“圣方济各修会”（San Francis Basilica di Assisi）。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就到了“普世博爱运动”访问。
记得，那次集会大约有两千多人，我从长方形教堂的门口到达主席台，走路至少三分钟以上，他们掌声热烈不断，一直到我上台站好为止，我就感觉到天主教对于他们的教徒是有训练的。光是一个鼓掌，表现出对于来访客人的尊重，这种精神，恐怕一般的宗教都不及他们。那一天我和他们讲了一些什么，现在已经不复记忆，但我见到了普世博爱运动的创立人卢嘉勒（Chiara Lubich）女士，对她推广普爱施舍运动的热心表示敬佩，这跟佛教徒对弱势者的慈悲关爱是有共同之处的。
之后，我们又前往阿西西市“圣方济各修会”访问，它是天主教非常重要的“和平之城”。据说圣方济各是天主教的一位修士，自幼乐善好施，对贫穷者的求助，他从不拒绝，并且以清贫刻苦作为自我的修持功课。他在公元一二二六年逝世，享年只有四十四岁，他创立这个修会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从罗马前往阿西西市开车大概就要一小时余，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带领我们一行人一堂、一室地参观，仔细地讲说内容意义，尤其我看他们的藏书非常丰富。当天，他们特地找了数位中国籍的修女做了多道的素菜请我们用餐，他们所有的修士、神父近百人，这一天也跟着我们素食。这么多人里，有一位来自台湾高雄教区的邱琮杰（Giovanni Chiu）神父对我们特别的亲切，也把圣方济各修会的历史向我们作了详细的介绍，好让我们对教会有多一点的认识。
访问后的第二年，意大利发生大地震，圣方济各修会受到严重灾难，我感于对他们的怀念和敬意，特别派了慧开法师在参加他们举办的会议时，致赠一万美金给他们的教会，聊表一些心意与祝福。
此外，那一趟行程，我们也访问了意大利最大的伊斯兰教清真寺，照理说，要进大清真寺访问应该规矩很多，但是他们给予我们特殊的礼遇，全数开放进入参观，并且在寺里看到了世界最大的《古兰经》。我只感觉到他们的教堂里面空旷无比，什么也没有，并不像中国的宗教建筑物，里面都有很多令人崇敬的圣像，也不像梵蒂冈教堂里有很多石雕像，特别是他们的宗教绘画、雕像都别具风格。
话再回到我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的会见，原以为只是很平常的事情，哪里知道其实并不平常。原因是，美国西来寺的徒众把我和教皇合影的那一张照片，挂在西来寺的客厅里，洛杉矶的天主教徒闻讯，纷纷到西来寺参观。这张照片，对佛教在美国与天主教的融和相处，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具意义。他们认为我跟他们的教皇照相，也等于是他们的教皇一样；甚至有一些神父、修女来到西来寺见到教皇的照片，也把西来寺当做他们的天主教堂了。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出生于一九二〇年，我和他会见时，他已经七十七岁了，过去他曾经遭到暗杀中弹，听说老年的时候伤势复发，在长时间的病痛后，于二〇〇五年辞世。我特别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委托单国玺枢机主教翻译成英文，表达我的敬悼：“惊悉教皇逝世，举世同悲。回忆一九九七年梵蒂冈亲觐教皇，并祈愿世界和平之事犹在目前，今国际佛光会全球佛光人为此一世界明灯熄灭，深表哀悼。”同年九月，在佛光山的如来殿也举行了一场纪念音乐会，单枢机主教、意大利驻台代表安绮丽（Mana Asunta Accile）、高雄县长杨秋兴，都出席了这场盛会。
约翰·保罗二世逝世后，很快地，由本笃十六世继任教皇，当时他也希望我们前去访问，隔年六月，经由时任驻梵蒂冈官员杜筑生先生的联系安排，我们和他简单地见面表示敬意，因为他上任未久，就未再多建立关系了。
梵蒂冈和佛光山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像每年佛诞节，他们都会来函致贺。二〇一一年十月，他们举办一个“梵蒂冈为世界祈求和平二〇一一年阿西西祈祷日”，单国玺枢机主教致电转达，这个盛会是每四年举行一次，教廷方面希望邀请我前去参加。我回复他，实在年纪老迈，长途跋涉也不敢前往，只有委派佛光山欧洲总住持满谦法师代表致意。单枢机主教也颇能体会我的情况，告诉我说，按照教廷规定，枢机主教每年都有数次集会，他都应该前往，现在教皇也体念他年纪老大，请他可以不必搭机前往梵蒂冈。看起来，他们也是蛮有人情味的。
这数十年来，我与天主教建立友好的因缘，在《我与天主教的因缘》一文中，已有相关的叙述，在此也就不多谈了。
说到宗教之间的交流，我从一九七六年第一次访问美国之后，陆续进出二十多年，感觉到美国真是一个民族大融和的国家，对于多元文化、宗教都给予尊重。像我们在洛杉矶建寺，成立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乃至在世界各地召开世界会员代表大会，美国前几任的总统，如里根（Ronald Reagan）、老布什（George H.W.Bush）、克林顿（Bill Clinton）先生等，都曾经给我们许多的鼓励和护持。其中，前任副总统戈尔先生（Al Gore）算是有比较多的往来。
副总统戈尔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戈尔先生还在担任参议员的时候，就专程到佛光山访问。当时，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正是风雨飘摇之际，他们一行十余人肯得到佛光山来，应该也是一件国际交流的好事，因此，我们也给予他们热情的接待。他到的那一天，刚好佛光山正举办“冬令救济”活动和“禅学会议”，坦率热诚、没有架子的戈尔先生，随喜地参与其中，亲切地与前来的居民问候，也和前来参加学术会议的美国学者讲话。记得那一次，我还赞美他说：“戈尔先生，你人高马大，将来可以做总统了。”他听了也很高兴，还问我：“我像吗？”
听说他回美国后，跟人提到对佛光山之行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几次佛光会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他都致函表示祝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一九九六年三月左右，我从欧洲到纽约弘法，当时已经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先生得知，就邀我顺道到白宫作友谊访问。我感于他的盛情接待，也告诉他，若到洛杉矶时，欢迎你到西来寺来。果真，在隔月底（四月），他就如约到西来寺访问了。
他到美国西来寺那一天，也有好多的随从人员一同前来，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并且邀请他们留在西来寺吃一顿素斋。我记得他说，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素菜，尤其看到西来寺，深为美国拥有如此庄严的寺院感到与有荣焉；他还说他很喜欢佛教的“合掌”，因为“合掌”的意义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具有象征美国多元种族、多元信仰融和的特性，并且与美国立宪的精神相符合。
我觉得，那一次的聚会应该是皆大欢喜的，因为戈尔副总统的到访，具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历史的意义，他是美国总统级人物中，莅临佛教寺院访问的第一人；二是增进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的意义，并且肯定华人对社会的贡献。然而，原本一场单纯欢迎朋友的餐会，后来却变成我们攀缘的政治献金事件，实在让我们大感意外。
那一天，一百多人的聚会中，我们的谈话内容并没有涉及政治、选举的话题，只是餐会结束后，有人感于彼此往来的情谊，以及过去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便自掏腰包地捐献了，并没有想到什么献金的问题，仅是表示一点心意的回馈啊！
不料，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共和党为了选举，针对这件事情穷追不舍，认为我们是宗教徒不应该对政治人物有政治献金，因为宗教徒都是清苦的，不应该有钱等等。真是冤哉枉也，我们出于好心好意，也守法守道，在美国弘法度众，发自宗教服务奉献的理念，岂有什么政治的意图？或许我们不懂美国的法令文化，在个人受到误会是小事，但因此伤害种族之间的情谊，伤害对宗教的尊重，这实在得不偿失。
事后，有一次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到洛杉矶访问，也曾想和我见面，基于美国宗教和政治分离的分寸，并且，我也见过戈尔了，也就不便专程前去，而由当时西来寺的住持慈容法师跟他见面。其实，在美国，除了领导人以外，参议员、众议员之中，与西来寺友好的人也有很多，只是我们感到宗教与政治不适合太接近，乃至戈尔先生后来竞选总统，我们也就不再去过问美国政治的事情了。
总理马哈蒂尔、巴达维、纳吉布
话再说回宗教的交流，除了天主教领袖之外，我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教领袖的几次会面，倒也值得一谈。
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总人口约有二千八百万人，在世界上排名第四十三。马来西亚主要由三大民族共同组合而成，并且各自代表信奉的三大宗教：第一是马来人，都是伊斯兰教徒，占有百分之六十二；第二是华人，大多是佛教徒，有百分之二十二；第三是印度人，信奉印度教为主，占百分之六点八；其他的，就是来自世界的各个民族，也就不去计数了。
我在一九六三年首次到马来西亚访问的时候，正当他们在研究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组织联合政府，希望订名为“马来西亚”；后来，终因利害关系不同，没有组合成功，而各自成为独立的国家。
以马来西亚的人口比例来看，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只能算是小党，组成的政党虽然叫“马华公会”，但它是马来西亚华人最大的组织，仅次于马来人组成的政党“巫统”。马来西亚的侨领们在政府部门里，主要分得六个部长，并且有多位的副部长。他们也曾经邀约我，希望促进华人的团结，可惜华人不肯团结。这是因为各地的同乡会太多，互相分裂而不肯来往。尤其，他们的宗亲会更多，有张氏、王氏、李氏、陈氏等不同的宗族，也就更加不肯来往了。所以后来历任的马华公会的领导人，如陈群川、林良实等，都希望借重佛教来团结华人；因为百分之二十二的华人，平时虽然各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讲到佛教，大家的立场就会一致。现在由于民族意识的提升，我想，马来西亚的华人也知道团结的重要了。
那次的到访，由于马来西亚刚独立不久，政府开始给予“土著”若干经济特权或优惠，推动“马来人优先”的政策。马来政府因排华，要废除华语教育等，引起华人强烈反弹。当地新闻记者就访问我，对废除华语教育的看法，我表示：“马来西亚是个多元国家，就像一个花园，只开一种花是不够漂亮的，我相信总理是一位有智慧的人，他会将此事处理得很圆满。”此访问内容，隔天都出现在马来西亚各大报头版。待我访问结束回到台湾后，马上接到马来西亚华人打电话来向我道谢，因为我这席话保留了华语教育；也因这关系马来西亚华人到现在对我很好。
这几十年来，多次出入马来西亚，最令我感动的是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 Bin Mohamad）。
马哈蒂尔出生于一九二五年，原本是一名医生，后来出来竞选国会议员，一路走向总理府。一九九六年四月，他作为一名伊斯兰教国家的总理，曾经把亚洲最大、可以容纳八万人的吉隆坡莎亚南体育场借给我，让我在那里举办佛学讲座和国际弘法大会，他并且还乐捐了五万元表示赞助，可以说相当的不容易。
像这样的弘法大会，我曾在马来西亚举办多次，至少也都有两万人参加，也承蒙交通部长林良实以及多位的部长护持，每到一处，他们都紧紧地跟随着我，最难得的是，他们有的都不是佛教徒，但是在典礼时，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和大家一起合掌称念三宝。
记得我在主持点灯仪式，诵念祈愿祝祷的时候，我突然心有所感，脱口而出：“希望在座的佛教徒们，将心灵的灯光献给佛陀；在座的基督徒们，将心灵的灯光献给上帝；在座的伊斯兰教徒们，将心灵的灯光献给阿拉……”
许多人非常讶异于我的开明，事后他们告诉我说：“从来没有一位佛教的法师，敢公开教人去尊奉其他宗教的神明！”
之后，在一九九八年八月，马哈蒂尔在总理府里跟我约见，还送了一个鹰头拐杖给我，据说，那是马来西亚人最崇拜的神鸟。现在，还陈列在佛光山的宗史馆里，见证着伊斯兰教与佛教间美好的友谊来往。
马哈蒂尔总理非常和善，他曾经和我相约要到台湾来访问，因为没有“邦交”，我就跟他说，你到台湾来访问会有障碍吗？他说，我坐飞机只到高雄。我觉得，他非常有智慧，因为高雄在台湾的南部，不是政治中心，而他也只是在伊斯兰教和佛教之间，做一个宗教性的联谊访问，不会涉及到政治。我想也未尝不可。不过，终究由于诸多因缘不具，也就不克前来了。
马哈蒂尔总理虽然没能来到台湾佛光山，但继任总理巴达维（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在二〇〇六年的新春期间，前往佛光山在马来西亚的总本山东禅寺欣赏平安灯会，问候当地的华人信徒等，对于马来西亚佛教的助长，可说关系重大。
二〇〇八年我也在吉隆坡的总理府和他见过面，他还送我一本他的著作《文明伊斯兰教》，我也回赠一座“琉璃宝鼎”，祝愿他一切吉祥，并在他的领导下，为马来西亚创造一个“众缘和谐”的社会。
继巴达维之后的纳吉布（Mohammad 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一九五三年生，于二〇〇九年成为马来西亚的第六任总理。
他甫上任一个月，就亲临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主持全国佛诞节庆典的开幕典礼；二〇一二年的元宵节，他也参与东禅寺的新春团拜活动，与十万人同庆，当时他说道：“很感谢佛教徒对国家的贡献，佛教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佛教徒是最和谐的教徒。”更进一步表示，为了感谢东禅寺住持觉诚法师的照顾，政府将拨款协助东禅寺前方的道路问题；果不其然，没有多久，政府单位就以三十万令吉（约三百万台币）铺设道路，方便大家行走。
从总理纳吉布先生的积极参与中，展现了他对华人及宗教的包容力。一直以来，纳吉布先生的政治理念，始终强调着“一个马来西亚”，他希望在这个国家里，不同种族人民的地位和权益是平等的，彼此之间能够不分你我，团结一致。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我至马来西亚弘法，于总理府和纳吉布先生见面。他向我表示，只要能对宗教、种族包容的人，都是马来西亚的公民。此外，他也询问我，佛教里是否有可以解释“一个马来西亚”（One Malaysia）的用语？我当时回应他，可以用一个“缘”字来表达，因为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单独存在，每个人都是相互依靠、相互帮助的，这也是同体共生的意涵。
他似乎非常满意我的回答，频频赞叹，我们相谈甚欢，原本政务繁忙的总理只有十五分钟可以接见我们，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竟然谈论了半小时之久，周围的随从都对这现象感到不可思议。
在会面中，他预祝此次的“大马好”弘法大会能顺利成功。我则将所写的一笔字“吉星高照”赠予总理为念。纳吉布先生略懂中文，他高兴地指着“吉”字，表示是他的名字；我则指着“星”字表示，这也是我的名字，两人不免相视而笑。因为这段小插曲，更增进彼此的友谊了。
除了与总理的因缘之外，马华公会的领导人从林良实、黄家定到翁诗杰，以及总理府部长许子根等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佛教的信徒，我也非常感念他们对东禅寺的护持。
今天，对于世界各国的领袖们，只希望能够给他们一点因缘，祈愿他们在施政的时候，对佛教有所好感，如此在他们的国家里，佛教发展就会得到助力。好比《四十二章经》所说：“饭恶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一持五戒者；饭五戒者万，不如饭一须陀洹；饭百万须陀洹，不如饭一斯陀含；饭千万斯陀含，不如饭一阿那含；饭一亿阿那含，不如饭一阿罗汉；饭十亿阿罗汉，不如饭一辟支佛；饭百亿辟支佛，不如饭一三世诸佛；饭千亿三世诸佛，不如饭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所以，这许多领袖虽然只是一个人，倘若他们将来帮助佛教，相信必定会有无比的力量和无比的希望，对广大的社会必定有更大的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