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史沫特莱同志
一
一九三一年我从湖南回到上海，一个人住在环龙路的一个弄堂里。我要求到苏区去，正等着答复。我像一个孤魂似的深居在一间小屋里，伏案直书，抒发我无限的愤恨，寄幽思于万里之外；有时在行人稀少的环龙路上的梧桐树荫下踟蹰徘徊，一颗寂寞忧愁的心，不断被焦急所侵扰。正在这时，冯雪峰同志通知我，有一个外国女记者要见我，她对左联五烈士的死难，表示了无限同情与愤慨，写了报道，帮我们做了宣传工作；通知我按约定的时间到她家去。这样，有一天，大约是五月间的样子，天气已经暖和了，我穿一件黑色软缎连衣裙，走进了格罗希路或麦塞而路一条幽静的马路边一所有花园的洋房里，史沫特莱热情地迎接了我。
史沫特莱长得高大，一对很大的眼睛在一张并不秀丽的脸上闪烁着。曾经有人告诉过我她可能混有一点红色人种的血液，我那时的知识还辨别不出来。但我一下就感到，她不是我脑子中的，从书本上得来印象的那些贵族妇女、交际花，多愁善感、悠闲潇洒、放任泼辣，……都不是，她是一个近代的热情的革命的实干的平常的美国妇女。她使我一见面就完全消除了对生人所特有的审慎，我只感到她是可以信任的，可以直率谈话的，是我们的自己人。尽管我知道她当时和中国的一些文坛名士、上层知识分子如林语堂、徐志摩等友好，但她与之更友好的是共产党，是左翼，是革命者。
她问了我许多问题：我的经历，我的处境，我对未来的打算，我的写作计划……过去我一直不懂社交，怕和上层人物来往，不喜欢花言巧语，但一旦心扉打开时也还能娓娓而谈。这样，我们就像一对老朋友，倾心地谈了一上午。她替我照了不少像。她照得很好，现在我还保留着一张她照的我穿着黑软缎衣的半身像。当我翻阅这些旧物时，那时我难有的一种愉悦而熨贴的心情还回绕在脑际。虽说这只是一个上午，可是多么令人神驰的一个上午！
后来，我又去她家里一次，我穿着一件自己缝制的蓝布连衣裙，大领短袖，已经穿旧了。可是史沫特莱赞赏了这件简单朴素的便衣，我看出她喜欢我这身打扮，我很欣赏她的趣味。她告诉我，前几天总有包打听守在马路对面监视着她，她从花园里，透过临马路的竹篱望见了，一连好几天都这样。她就拿了一根大棒，冲了出去要打那个人，吓得那人仓皇逃跑，这几天再没有来了。她讲这些时，大声笑着，表现出她的天真与粗犷，我不禁也高兴地笑了。这次我逗留时间不长，但她这个笑，许多年来，至今还会引起我的微笑。
“九一八”、“一二八”之后，我两次在群众大会上远远望到她，她与《中国论坛》报的伊罗生站在一起，还有两三个着西服的人。为了不引起特务的注意，我自然不会去招呼她。在我参加党之后，为了免除给她带来危险，我更有意回避着她，但她的情况，我一直可以听到一些。她的确是我们自己人。她的身世，我也多少知道一点，这样，我们就更贴近了。
二
一九三六年九十月间，我住在西安的一个外国牙科医生家里，等着进陕北苏区中央所在地保安。这位牙科医生很年轻，他告诉我他是德国人，他递给我他的名片，上面写着冯海伯。一九七八年我在叶君健同志记述艾黎同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读到他是奥国人，名叫温启，是革命者，或者还是共产党人。他是受到德国法西斯的迫害而到中国来的。他喂养着一条狼狗，狗的名字就叫“希特勒”，可见他恨希特勒之深。他白天行医，每天有不多几个人来看牙，一有空就和我们（另外一个绰号小妹妹的老共产党员）聊天。晚餐后，他用仅有的一点中国话或不多的英语同我们交谈一点新闻。我的英语会话水平很可怜，只懂很少不成文的单字。这屋里还住有一对德国夫妇。男的镶造假牙，女的操持家务，每天烤很好的面包、蛋糕，做很可口的西餐。后来这位男的有病，夫妇俩便到上海去了。这个牙医诊所实际是我们党的交通联络站，是不能轻易雇用佣人的。于是做饭等事一时就落在我和小妹妹身上了。我们不会烤面包，做西餐，但小妹妹很会烧中国菜，大米饭。牙科医生有时嫌我们做的菜太油，但仍然觉得好吃。这里平日除了刘鼎同志来向我们传达一些党的指示和新闻等外，是很少客人来的。我们只是看点书报以度过寂静的白天，或是三个人在温暖的电灯光下听听收音机。一天下午，冯海伯告诉我们，晚餐有客人，要多杀几只小鸡，多准备一点汤和点心咖啡等。他平日在我们面前的表现，还是比较老成持重的，此刻却掩饰不了他的异常的兴奋。晚上我们听到前边客厅里有响动，有客人谈话的声音，我们为他高兴，我们守在厨房一心为他们准备丰盛的晚餐。
当我们把饭菜做好的时候，冯海伯要求我们到前边去同他的朋友见面。我向来不喜欢交际，这时更怕见生人，但冯海伯的朋友，该是可以见面的，我认定他们也是自己人。我就高兴地揩了揩手，整整衣服，兴致冲冲地走进客厅。客厅里上首坐着一个外国男人，还有一个外国女人伫立在窗前，像等候谁似的。我转身望她时，发现了那一对闪烁的热情的眼睛正紧盯着我。“呵！还能是谁呢？是史沫特莱！”我急忙扑过去，她双手一下就把我抱起来了，在她的有力的拥抱当中，我忽然感到一阵温暖，我战栗了。好像这种温暖的拥抱是我早就盼望着的，这是意外的，也是意料之中的。我并不曾想到，会是史沫特莱来拥抱我，但我在凄凉的艰苦的斗争中，在茫茫的世界里，总有过一丝希望，总会有这样一天，有这一种情况，不管是哪个老朋友、哪个老同志，只要是真正的朋友、同志，他，她总会把我抱起来，把我遭受过的全部辛酸一同抱起来，分担我在重压中曾经历过的奋战的艰难。现在拥抱我的却是史沫特莱，一个外国友人。我是不怕冷酷的，却经不起温暖。我许久不易流出来的眼泪，悄悄地流在她的衣襟上。屋子里的人都沉重地望着我们，在静谧的空气里，一种歉疚和欢欣侵袭着我，我拥抱她，而且笑了。于是，屋子里立时解了冻，几个人同时邀我们入座。史沫特莱不理会我懂不懂得她的语言，叽叽呱呱对我说起来，我的英文是很蹩脚的，一时乱找几个还记得的单字来表示我的情感。这样惹的大家更笑了。我们欢快地围坐在餐桌周围。
史沫特莱还是从前那样精神抖擞。她是记者。现在西安正在准备欢迎蒋介石，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剿“匪”部署。她总是追踪这些动乱。她的工作和政治贴得紧紧地，她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人，她的政治触角很敏感，而我只感觉到她的革命的热情，她不只是一个政治记者，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她写的《大地的女儿》写得多好呵！
另外那位男客人，风尘仆仆，虽是新识，却比熟人还熟似的，只一句话就把我整个人的兴趣吸引过去了，他成了这个小小聚会的中心。他是谁呢？那就是今天几乎人所尽知的美国友人埃得加·斯诺。他正从我要去的地方来，他是从保安来的，他是从党中央那里来的。他们问他，他回答；我们问他，他又回答。他不断地讲解，这里有三个国家的人，没有翻译，我们也不要翻译，我们从听不懂的语言中能懂得许多事。三种语言在这里絮絮叨叨，在热闹的客厅里、华灯下，只有融融之乐，我们忘了要炫耀我们的烹饪学。中心，一切谈话的中心，都是斯诺这次西行所得的印象。他讲苏区的生活，那些神奇而又谜似的生活。他讲毛泽东主席，讲周恩来副主席，他到过前方，认识了许多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他讲苏区的人民、妇女儿童，他满腹的人物故事，他把收集来的珍贵的照片，一一展览给我们看。这时大家都年轻，都有满腔热情，用三种语言同唱《国际歌》，我们还向斯诺学习红军歌曲，“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和“送郎当红军”……我们都喝了不少酒，喝了很多咖啡，我们的脸都红了，都绽着愉快的笑，多么幸福的秋夜呵！
夜深了，两位客人要走了，依恋也没有用。我们缓步送他们到后门边。史沫特莱把她的一顶旧貂皮帽送给我，说我到陕北去可能比她更需要。这顶帽子曾留在我的包袱里很久，可是这天夜晚的情景，留在我记忆里更久，时间越久，越珍贵。冯海伯同志在“双十二”事变中，被国民党特务黑夜悄悄地杀害在马路边。他的这间诊所就是抗战后的七贤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现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展览馆。史沫特莱已离世三十余年，斯诺也在前几年逝世了。“小妹妹”的情况我至今还不知道。人世沧桑，回想当年情景，不能不停笔凝思，多么令人怀念的年代，多么令人怀念的人儿，多么令人向往的豪情呵！
三
一九三七年一月间，我刚从陈赓部队转到二方面军贺龙同志的司令部时，总司令部派通讯员接我回去，说有一个外国女记者在那里，我便赶回三原总部。原来客人就是史沫特莱。彭德怀、任弼时、陆定一几位领导同志正热情地向她介绍部队情况。任弼时同志要我陪她同去延安。离开前方我不愿意，但陪她，能同她一道走却是我乐于从命的。第二天，我们就乘大卡车北上。沿路我们虽然不能畅谈，但彼此的一言一笑一挥手，加上几个简单的英文单字，还是使我们愉快欢欣。两天后，我们到了延安。开始史沫特莱住在延安城里街边的一所院子里的几间房子里，后来搬到凤凰山脚的几间大窑洞里，一个叫吴光伟的女同志给她当翻译。我没有返回前方，留在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当副主任，后来又做中国文艺协会的工作，抗战爆发后，筹组西北战地服务团。那时，我工作虽然忙碌，但有空就去她那里看看。
这时，史沫特莱过着八路军普通战士的简单朴素生活。她穿一身灰布制服。她不习惯睡炕，把一个窄的帆布行军床支在炕上。炕前一张小桌，桌上一架打字机和几本白纸簿。外间房一张方桌，毛主席、朱总司令来看她或谈材料，都坐在方桌边的。有一段时间，朱总司令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和她谈材料。
史沫特莱是一个很勤奋的作家，悠闲同她无缘，她从早到晚都认真工作。她喜欢广泛搜集材料，了解各种情况，但总是把话题抓得很紧，从不爱闲谈。每当我看到她工作时，不免总有内愧，觉得自己常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了，有时冥想太多，显得散漫，缺少现代人应有的紧张。我把这些印象讲给毛主席听，毛主席赞同我的看法，还说，那就向她学习吧。
有一次，延安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我参加了，美国医生马海德同志也参加了，史沫特莱没有参加。她要求参加，组织上没有同意，听说她为此生气，她哭了。后来中央组织部长博古同志找她谈话，向她解释，这不属于友好问题，也不是对她不信任，这是组织问题，因为她还不是党员。还告诉她，我们对她是以诚相待，她是有名的新闻记者，她还要到边区外面去，到很多地方去，要在各种环境里，接触各种人，向他们宣传八路军，宣传共产党，她不做党员，不参加组织有更方便的地方。她勉强被说服了。后来，她果真离开了延安，离开了八路军，但她为党、为八路军做了许多工作。可能她后来仍然没有参加党，可能还一直耿耿于怀。我以为她是一个没有拿到党证的共产党员。世界上也确实有拿着党证的非党员，我想我这个看法没有错。
这年九月，我们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出发了。史沫特莱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记不清了。十一月或十二月，我们在山西忽然见到了她，第一次是在行军途中。那时太原沦陷，我们经榆次、太谷到和顺找到总司令部后，每天按序列随大部队一道行军。有一天休息时，忽然看见她兴冲冲地走来。西战团的同志们都认识她，大家围着她，大声笑着，会说几句英语的更趋前问好。大家还高兴地鼓掌，欢迎她跳舞。她也和年轻人一起鼓掌相报。我们晚上在宿营地演出，她也常到台下和群众一起观看，同声说好。有一次，她听到我们团一位同志连日行军、演出，疲劳过度，出现“休克”时，她比卫生员还要快，赶来为他按摩，用民间的土法，把砖烧热，垫在病人的脚下。我记得在延安时，一次她的勤务员有病，她就像慈母一样侍候他。她就是这样使人感动的。
那时我们的宿营地经常不在一起，我们几乎每天有演出任务。我有事去总部也不一定见到她。大家都是来去匆匆，以为随时可以见面，但其实见面也只能握手微笑，我们没有捞到一次长谈的机会。我们驻在洪洞县万安镇时，她住在离我们十多里的总部，我们还见过面。后来，听说她要离开前线到国民党区去工作，为八路军宣传、募捐。我来不及送她，她已悄然离去了。从此，我们没有再见面，只听到关于她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传闻。有人说她舍不得离开八路军，又有人说她离开山西便到新四军去了。她买过很多药品给我们部队。她介绍许多外国朋友到解放区。她写的文章在德国、美国的报刊上登载，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报，政治工作的情况，胜利的消息在世界上传播。她写朱德传，红军将领成了各国人民所共知的英雄。全国解放后，她急于要回中国来，她爱中国的革命，同中国人民休戚与共，她的心永远留在中国。可是，当时美国政府不准她来，横加阻挠。她得不到签证，我们为她着急，担忧。好容易她得到去英国的签证。她只要能离开美国，我们便可以设法接她来中国。多么遗憾呵，她到了英国，却病倒在英国；而且竟在那里离开了人间，在还没有见到解放了的中国土地的时候，就离开了人间！在还没有重见她日夜盼望着的中国革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时候，就离开了人间！她只能在弥留的时候，殷殷嘱咐把自己的骨灰送回中国。她要永远沉睡在中国的大地上，伴着中国人民，伴着中国的革命，伴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伴着她自己对中国的美丽的梦想。
史沫特莱同志！三十年前，我们迎来了你的骨灰，把你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和我们的先烈、你的战友长眠在一起。年年岁岁，我们将凭吊你，回忆你光辉的一生，怀念你对中国人民深厚的友谊。现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大桥，已经架起了，两国人民在友谊的通道上，日益增加着了解、合作与团结。你的英灵将永远和我们一起，和中美两国人民一起，同饮友谊的醇酒，一同经历反对世界霸权主义的风风雨雨，一同走向新的胜利。今年是你逝世的三十周年，我写这篇文字，献出我对你的怀念、爱慕、尊敬，也借此慰藉自己难安的灵魂。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