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万怎么还没开着奥迪车来接自己？
匡二秋看看腕上的表，望望墙上的挂钟，再对对组合柜一角的座钟，所有计时器全显现着八点一刻已然逼近，再不来车，可就要耽误到机场接赖先生的大事了！
他立即往单位里拨电话，车队的老王一接电话便对他说：“我这儿正要给您拨电话呢，小万去不了啦，现在小荆正赶着去您那儿哩，估计八点四十怎么也到了，您就在楼下等着吧……”
匡二秋一听大为恼火：“小万怎么来不了？我昨天上午就跟他定好了车，让他八点一刻以前务必要到……”
小万开的那辆奥迪是单位里最漂亮的一辆小车，才买来不到三个月，匡二秋必得坐着奥迪去接赖先生，心里才痛快：小荆开的是辆用了五年的伏尔加，坐那个去，脸上怎么挂得住？
匡二秋问：“是不是小万病了，上不了班？你是让小荆替他把奥迪开过来吧？”
对方却回答：“哪儿还有奥迪！奥迪车丢啦！昨儿晚上小万拉宫自悦办事，完事都十一点了，他就没把车开回单位，开家去了，把车停在家门外不远的地方，今儿个早起要开车去您那儿，谁知走出去一看，车没了！让人给偷了！他立马去公安分局报了案，从那儿打了电话过来，我们也是才知道……”
原来如此！按规定，司机开完公车，应当把车停放到单位院子里，然后再自己乘公共电汽车或骑自行车回自己家；但有时情况特殊，完事太晚，也就允许灵活掌握，小万家离单位很远，如夜里十一点才办完事，从单位往家里去已无公共电汽车可坐，骑自行车得四十多分钟，所以他把车开回了家去，似乎也无可厚非；但半夜里有人偷走了车，他竟酣睡家中毫无知觉，到早上才发现，这是严重的失职！你看，误了我匡二秋的一桩大事！
匡二秋心里实在别扭，但继续与老王对话，发泄说：“怎么搞的嘛！什么事搞到那么晚嘛！是不是办完公事又拉私活嘛！现在弄得我好被动嘛！……”
老王代为解释说：“实在也不好怪罪小万。昨天下午宫自悦一气让他跑了四处地方不算，晚上又赶了三个宴会，宴会完了还送一位女士去北京站，临末了还要把宫自悦送回家，您替小万想一想，能不累得慌？……”
匡二秋一听，对宫自悦大为不满。这家伙也太过分了！
他们那个单位，那一阵头把手出国访问了，二把手出差南方了，三把手主持工作，匡二秋是四把手，宫自悦是五把手，按说奥迪车应先尽着头里的几把手用，可宫自悦是见缝插针，并且一插到底，真有股子狠劲，你看他半天里头跑了多少地方，一个晚宴还要分三处去吃，邪乎不邪乎？
匡二秋下楼前忍不住往宫自悦办公室打了个电话。
宫自悦刚进屋，拿起电话一听声音立刻亲亲热热地招呼：“二秋！在哪儿呢？”
匡二秋老实不客气地对他说：“你老兄听说了吧？小万把奥迪车丢啦！你老兄用车用得也太疯啦！你哪儿来的那么好的胃口！一个晚上赶仨宴会！你不怕吃成胃崩溃呀？”
宫自悦麻利爽快地跟他说：“小万这家伙得好好治治！说老实话，就那些个破宴会，去一处我都腻味得慌！还不是为了给咱们单位拓宽路子，我才勉为其难嘛！我是去一处就够了，可小万管着我那些个请柬，他愿意拉我去呀！咦，这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他不是可以多拿人家给的晚餐补助嘛！昨天他一气就挣了五十块钱，其中二十块是外币兑换券！这小子贪多嚼不烂，又把我的嘱咐全当成耳旁风，估计是回到家，赶紧进屋去睡他的香甜觉，忘了锁车门！要不怎么会丢！……”
这么说全怪小万。这些个司机，确实，刁、懒、贪、馋，是得好好治治！
匡二秋只好坐小荆开的伏尔加去机场。
到了机场，匡二秋对小荆说：“行啦，你回去吧！”
小荆不解：“那您和客人怎么办呢？”
匡二秋下了车只是摆手，小荆便把车开回单位去了。
匡二秋心里想的是，这辆伏尔加太寒酸了！不能让赖先生留下这么个印象，干脆，一会儿接到赖先生，雇辆出租车陪他进城吧！
进到机场里面，正通告赖先生飞过来的那个航班晚点一小时，匡二秋松了一口气，也好，这样就从容了。他找了个坐的地方坐下来，抽烟，想他的心事。
匡二秋接赖先生，其实并非单位的公事。赖先生是个从台湾到西欧定居的学者，匡二秋写过文章，赞扬赖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在一定范围内颇有影响，这回赖先生回北京，匡二秋准备邀他到单位里讲讲爱国主义的话题，倘赖先生允诺，那么匡二秋的接机，也便带有了公事的色彩。
匡二秋现在称赖先生“四舅”，也就是说，匡二秋有赖先生这样一位亲戚，那么，他就既属于“台属”，也属于“侨眷”。
此事说来话长。
匡二秋比宫自悦大，眼看就要花甲了。1950年，匡二秋还是个高中生，便在南方某城市，参加了解放军文工队，打腰鼓，扭秧歌，数来宝，演活报剧，表现很好；但后来文工队改组为文工团，走向正规化，他因为上半身比下半身长，体形不好，脸庞虽大，眼睛却小，兼以五音不全，总体素质欠佳，便转为了文化教员；担任文化教员时期，因为同一位有夫之妇关系暧昧，就又转业到地方，在一所中学教政治。中学单位很小，当年的教员又净是些或出身极差或本人历史污点显著的旧知识分子，因此他那从部队转业而来的身份，特别是他身为党员（他在文工队时就入了党，他那“男女关系问题”并没闹到严重的地步，因此只是受了批评而没落下处分），都使他在那所中学里成为了政治上很优越的一种人物；再后来他不教政治，当上了学校的人事干部，就更受人们尊重。
1966年夏天，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循着那以前十七年的习惯性思路，匡二秋当然视给学校党支部贴大字报的人是右派分子，他积极地抄录那些“罪证”，参与商讨如何对那些“猖狂进攻”予以反击；但万没想到，后来江青亲自冒雨跑到北京大学，对冲击学校党组织的“造反派”给予了坚决的、彻底的并且是感情冲动的支持。消息立时传遍社会，他所在的那所中学，“造反”的师生立即“猖狂”起来，一直冲击到人事室，要他交出前些时候所整的“黑材料”，他自然是坚决与之抗拒。为了揭露那些“造反派”的“丑恶面目”，在另外几位学校领导人的支持下，他向与“造反派”对立的一派师生抛出了一些档案材料，很快，一些“造反派”分子的出身问题、历史问题、男女关系问题、刑事前科问题，便被大字报公布了出来，一些“造反派”被称为“游鱼”“黑手”，遭到批斗；但又万没想到，毛泽东很快进一步明确地表态，认为这些对付“造反派”的种种做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快在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就打垮了以王光美为领导的“工作组”，局势震荡到匡二秋所在的中学，他也就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爪牙”头衔而被揪斗；但不久匡二秋就从“黑帮”群中被“解放”了出来，因为他向“造反派”抛出了一批“保皇派”的档案材料，并揭发了“走资派”校长和党支部正、副书记的“三反言行”；没想到“造反派”竟又分裂，每一派都称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而对方是“假造反，真保皇”，每一方为了击败对方，都需要揭对方老底，因而都把匡二秋传唤去要他提供“子弹”。从那时候起，匡二秋便练就了一种两边应付的功夫，他既为两边“秘密”地提供“子弹”，又在两边面前公开地讨好当面的一方诋毁不当面的一方，但他掌握的“子弹”毕竟有限，后来档案室封存了，由进驻学校的工宣队派人守卫，连他也进不去，不能再翻阅卷宗，因而他只能凭记忆抛出材料，到记忆掏空，便只好凭印象，到印象淡薄，他便开始编造……到“文革”后期，人们丧失了真诚感更消退了激情之后，他成为了一个令各方面都厌恶的人物。
林彪摔死以后，有一段时间里江青的地位更扶摇直上，全国掀起了一个学演学唱“样板戏”的热潮，不仅各省市有自己的演“样板戏”的剧团，各区县乃至各不同行业，也都组织起了演“样板戏”的班子，因为匡二秋有文工队的老底子，又恰有当年老战友在区里张罗教育口的“板团”，他便调到了那里，成为“板团”的第三把手。在那里，他的性格终于稳定下来，具有了某种鲜明的色彩。
他的性格给周围的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许只有那“板团”的一把手——他的老战友浑然不觉而成为一个例外。
那位老战友是个狂热的江青崇拜者，并且是个专爱“揪出反江青的现行反革命”的虐待狂，因而绝大多数人都对之既惧怕又痛恨，既鄙夷又无奈。匡二秋如何应付他呢？且举一例：该人作起报告来，又臭又长，他作报告，报告会由匡二秋主持，匡二秋主持时握住喇叭筒，一本正经地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小河航行靠艄公，今天就是艄公给咱们上课，咱们只有认认真真地听，仔仔细细地体会，才能通过艄公，领会舵手的精神，经过小河，驶往大海……”这不伦不类的当面吹捧，让台底下的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想笑又不敢笑，想交头接耳又不便交头接耳……报告终于讲完了，那位作报告的人派头很大，向来是自己讲完了便离场休息，把杂事的布置留给二三把手，二把手不在，三把手匡二秋待一把手走远，便在台上又握住喇叭筒，对台下的人们露出一个与开场完全不同的表情——竟是一种滑稽相，吐吐舌尖，故作意味深长地说：“咳呀，我为刚才许多同志的耐性，深表同情，深感钦佩！”他头几回来这一手时，竟博得了阵阵情不自禁的掌声……
那小小“板团”的一把手，“破获”了团内一个“聚集在阴暗角落偷听封、资、修破烂货，反江青反‘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小集团”，结果一共只有四十三人的团体中竟有十九人被勒令检查交代，十九人中十人是“日托”——每天白天到团交代晚上准予回家，九人是“全托”——等于拘禁起来，白天黑夜都不许回家，而九人中为首的两人更惨——各被关在一间小屋中，二十四小时有人监守，每天要被批斗两次；匡二秋被指定为“专案组”组长，他忠实地执行一把手的指示，对这些人所被扣上的罪名，绝不减轻，对没收、销毁这些人暗中聚集欣赏的旧唱片（其实只不过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和梅兰芳、马连良等人的京剧传统剧目唱段），绝不含糊；但当一二把手都不在时，他却又对由他单独“提审”的犯案者歪眉斜眼、故作幽默地说些这类的话：“活该你们倒这个血霉！人家是土豹子认不清洋点心，只当贝多芬就是当年匈牙利反革命搞的那个‘裴多菲俱乐部’的裴多菲，柴可夫斯基就是那个反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哩！别看他们人五人六的，其实狗屁不通！”“咳呀，赶明儿平反了，你们有好片子听别忘了叫着咱哥儿们啊！”被提审的只当他这是“诱供”，绝对笑不出来。他说完却嘻嘻嘻、咯咯咯地笑。
结果，一名被指控为“首犯”的中年女性在上厕所的时候，吞服搁在厕所里用以清洗便池的“来苏水”自杀而死。后来此案不了了之。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匡二秋及时找到当年参军时的老领导，回忆了“文革”十年中自己所遭到的迫害——确实，“文革”初期“造反派”把他当做“黑爪牙”游街、剃阴阳头、跪在校门口让学生们啐唾沫等等情形，都绝非他的臆造与夸张；他又递上了揭发那“板团”一把手执行江青路线、迫害革命群众的材料，那也绝非他的臆造与夸张；老领导对他的遭受迫害深表同情，对他自觉而勇敢地投入拨乱反正的斗争深表赞赏；那位老领导在“文革”中有整整七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精神仍然旺健但身体受到摧残而潜伏着癌症；他把匡二秋调到了身边，委以一定的责任，那单位即是现在这个单位的前身，后来老领导不幸英年早逝，匡二秋渐渐升到这个单位的第四把手。
匡二秋所工作过的那所中学，曾在校庆日请他回去欢聚，他没去，他不跟那一阶段的任何同事来往，他尽量从自己的个人经历中抹去那一段记忆；他参与领导过的那个“板团”，后来自然解散掉，也曾有那位自杀的冤死鬼的家属，通过组织上找到他，要他为其平反，他写了一份材料，把责任全归到当年那“板团”的一把手身上，但又指出，当年并未最后定案处理，所以其实也无反可平；那位当年“板团”的一把手，后来倒也没算成什么，只是不受重用，仕途潦倒，也曾找到他家，希图叙叙旧情，得到一些提携，他对其十分冷淡，甚至都没有倒一杯水给人家喝，人家说话时，他只是用指甲刀修理自己其实已经相当整齐光润的指甲，连眼睛都没怎么抬，嗯嗯哼哼的，使人家只好知难而退。
头几年，对台关系也开始变化。匡二秋，这位曾经担任过相当时间人事干部的党员，那时他对当年中学里那些有亲属和社会关系在台湾的干部教师，不仅时刻表现出高度的警惕性，而且当“文革”来临时，无论其为“造反派”“保皇派”，他都抛出过他们的这一档案材料，使他们付出过挨批挨斗的惨重代价，他自己呢，则在任何一份表格中，都绝无这类不洁净的关系的痕迹；但头几年重填干部履历表时，他却一连填出了叔叔、姐姐姐夫、表姐表弟一连串的1949年去往台湾的亲属关系，人们当然只能是从他的这一举动中，认识到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是如何地给人以亲情的压抑，并体会到如今海峡两岸的关系如何地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年迈的叔叔从美国回国观光，自然同匡二秋有团聚之乐。姐姐也终于从台南来信，取得了直接联系。但他们毕竟联系得太晚了！叔叔从大陆回到美国不久便一病而逝，姐姐竟又在一次车祸中罹难，表姐表弟他去信联系人家并无回音，叔叔的子女和姐夫更远了一层，都并不与他认同，因此匡二秋颇有失落感。
就在这种情形下，匡二秋结识了赖先生。
先是在国内出差时，匡二秋在家乡地区听到了关于赖先生的种种故事。赖先生单名仑。这位赖仑也是1949年去往台湾的，年龄其实与匡二秋相仿佛，他后从台湾去西欧某国，在那里成为一名向欧洲人弘扬中华儒学的学者，80年代初他从西欧回到大陆，在家乡当地的头头脑脑宴请他时，他说他丧偶多年，现在发愿要娶一家乡女子，带到国外去共同生活，人们听了吃上一惊，那可以说是一个穷乡僻壤，县城的女子已无比土气，何况乡里的姑娘！但赖仑回到祖籍之乡后，硬是看上了一位富农（那刚摘帽不久）的女儿，那姑娘二十六岁了，因出身不好，一直嫁不出去，赖仑却觉得她体格健壮、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勤劳朴实，决意将她娶到西洋，此事惊动一乡一县，传为奇闻，亦是美谈。据说那姑娘当时不仅绝对不懂外文，就连普通“官话”也不会讲，只能讲当地最土的方言，她得到赖仑的求婚后，听说要把她带到一个什么外国，别无所虑，只是问——
“那里有得红苕吃么？”
红苕就是番薯，她问这话，意思就是那里能吃饱饭么？只要能让她吃饱饭，她就去！
这件事传到匡二秋耳中时，以这个细节最令他心弦颤动。他感叹良久，觉得赖仑回乡娶妻一事，真有点惊天地、泣鬼神的味道！
后来匡二秋因公出访欧洲，在欧洲一大都会见到了赖仑，两人是一见如故，论起来，赖仑还是匡二秋母系的亲戚，排起辈分，应称舅舅，因赖仑在赖家行四，所以匡二秋就叫他四舅，有了这个四舅，那些挂不上钩的侄儿侄女、表姐表弟和已失其姐的姐夫，也就不足挂念了。
赖仑对匡二秋这个大外甥，也是格外的亲热，陪他逛风景名胜、参观博物馆、坐咖啡馆不算，还把他请到家里做客，因而得以一睹四舅母的风采，那确实令人艳羡，令人赞叹！
四舅母原叫马世芬，是乡间很俗的名字，现护照上仍保持这个名字，但为在当地称呼方便计，赖仑叫她芬妮，匡二秋也便称她芬妮。芬妮虽然已经身居西洋大都会数年，并已能用当地语言上街购物，但除了衣衫不可避免地洋化外，头发仍是最朴素平实的直发，用最简单的发夹一夹而已，不戴任何首饰，也基本上不施任何化妆品，皮肤仍然黄黑中带有天然的红晕，显示出一种乡土气的健美；她已能无微不至地照顾赖仑的生活，煮咖啡、煎鸡蛋、烘点心、配沙拉……这些洋手艺已娴熟自不消说，还能烧出越来越多的中国菜，使赖仑足不出户，便可以安享那边最好的中国餐馆也未必能提供的家乡风味；她又能给赖仑按摩、修脚，并且还亲自绣制家中的桌布、餐巾……真不知道她这些能耐是怎么一下子全具备了并发挥得如此之好的！她身居西洋大都会却并不出入那些花花绿绿的场所，除了上超级市场购买日用品，她几乎就是待在家里，为赖仑经营安乐窝，她的唯一娱乐是看电视，而她最喜爱的电视节目是专为低幼儿童安排的动画和木偶剧！
匡二秋拜见她后曾打趣地问过她——
“怎么样？有得红苕吃啵？”
她认认真真地用乡音回答说——
“到了这儿才晓得，原来红苕倒是满金贵的东西，要买生的还难得找，只有炸好的片片儿卖给你，不过还是土豆炸成的更多，他们这里都叫做‘薯片儿’！”
匡二秋回国以后，不仅撰文讴歌了赖仑和马世芬的奇缘，还把此事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他又在本单位团委会组织的一次报告会上，很动感情地讲述了这段故事，末后发挥说：“我们这里有的年轻人，总觉得自己的国家穷，平均受教育的程度还太低，这种想法，起码是很不健康嘛！甚至于是不爱自己国家的想法嘛！赖仑先生就不这样看，他对我说：‘我们中国人要多弘扬我们的优势嘛！试问哪一个国家有我们这么众多的民众？又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中国这样地既大而物又博？我们的孔夫子多么伟大！我们的儒学多么丰富而深刻！’建议在座的年轻人都能自觉地同赖仑先生对比一下，你有他那样的爱国主义胸怀吗？他身居西欧，洋房汽车，有学者之尊，为无数金发美女所包围，但他却偏偏回到故土的穷乡僻壤，娶走一位原来连县城都没去过的最土最土的家乡女子为妻！这难道不令那些看不起自己国家、看不起自己同胞的崇洋迷外者惭愧吗？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赞扬、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他的报告，博得了不少掌声，也确令一些听报告的人感动。但他在报告中也接到一些匿名的条子，上面是一些令他恼怒的问题，如：
“请问赖先生持有哪国的passport（护照）？他娶走的那位女子现在又持有哪国passport？如果他们现在连中国公民都不是了，请问他们又怎能称为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充其量只能算是两位爱自己出身地的外国人罢了。我们即使再有缺点，但我们是中国公民，我们为什么要在两个人了外国籍的人面前感到惭愧？”
“一个台湾人跑到西欧去定居，回中国大陆娶走了一位中国女子，带到西欧去更久远地定居，这跟爱国不爱国有什么关系？”
“赖先生回大陆娶妻的标准，看来没有爱情这一条；那位芬妮女士嫁给他时，只问能不能吃饱，也没有爱情这一条；这种结合在我看来不仅无爱国主义可言，也无任何可歌颂可羡慕可学习之处！”
“赖先生如果真爱国，就该归国定居；如娶家乡女子体现爱国，就该自己搬回中国和她同住。当然现在这样也不能说他不爱国，但无论如何轮不到他来教我们如何爱国！”
“您颂扬赖先生时，似乎有一个心理前提（有的您已讲了出来），就是，你看那马世芬条件多差啊！出身又不好，又没受过教育，又穷，又没见识，皮肤又不白，又不漂亮，又不会说外语，又可笑可叹到只关心有没有红苕吃，能不能填饱肚子；而你看那在西欧当学者的赖先生，条件多好啊！那边又富裕，又文明，又干净，又美丽……因此赖先生娶走马世芬，不仅是马世芬的幸事，也是中国的幸事。我觉得这种心理状态，实在非常的卑微，非常不可取，这实际上恰恰是同您所批判的那种认为中国穷、中国普遍受教育的程度低那类的观点，站在一个水面之上，而且显得虚伪、矫情！”
最后一张条子，最令匡二秋气愤填膺，事后他把这些条子拿给一二把手看，认为应当追查递条子的人，公开点名批评，以再教育全体青年，但二把手的意见是：“应当允许年轻人同我们讨论问题。”一把手的态度是：“即使他们想法不对，也不能搞追查，搞点名，搞批判，只能是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当面说：“对对对，要耐心。”一、二、三把手走开后，他却又对宫自悦说：“瞧，他们就这么绥靖！”宫自悦只含含混混地笑，头在动，却不知是点头还是摇头。
匡二秋这回打算请赖先生亲自出马，现身说法，而且不仅是对单位里的青年人讲，大家都应该听一听。
当然，匡二秋来接赖先生赖四舅，还有更其要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