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十九，玄烨谕令，将吴三桂骸骨分发各省。
这种发泄仇恨的奇特做法，堪称首创。如此高智商的皇帝，情急之下，做出这样的事情，只能证明他气急败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说白了，即使将其骸骨磨成齑粉，对死了四年之久的吴三桂，除了落一个笑柄外，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说，将其骸骨分发各省，予以展示，更是匪夷所思。如此野蛮的报复手段，不但起不到警诫作用，反而使人徒增反感。
他为什么非这样做不可，因为这位皇帝差一点栽在吴三桂手上。
吴三桂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之一，如果他真赢了的话，我相信也没有几个中国人会高兴的。但是，康熙有相当一段时期，被这个吴三桂逼到墙角，老百姓还是觉得很开心，因为这个汉奸居然弄得他很丢脸。康熙当然知道汉人看他的笑话，你养了一条狗，你又惹了这条狗，这条狗转过屁股来咬你，活该！所以，他恨这个吴三桂，恨到极点。
他有“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局促在云南一隅的他，挥师北上，来势凶猛。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福建、广东诸省响应，江西、陕西、甘肃等省波及，让他不知如何是好。二是更想不到八旗子弟兵，尤其不成器。“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时机者。甚而干预公事，挟制有司，贪昌货贿，占据利薮。更有多方渔色，购女邻疆，顾恋私家，信使络绎。尤可异者，玩寇殃民，攘夺焚掠，稍不如意，即指为叛逆。不知怎样应对？”
《清通鉴》记他在永兴之战失利以后，“忧心忡忡，现于词色”，虽然，他最后险胜了，但是，这是一道最简单的算术题，谁都能算清这笔账。吴三桂死时已七十四岁，这年玄烨刚二十五岁，两人相差四十九，快五十岁，有足够的时间等到他自然死亡后，“三藩”肯定是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何必打八年仗，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然而，年轻气盛的他等不及。自以为是天纵过人的他，不能等。康熙的道理非常简单，非常自信，朕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十六岁就不动声色地拿下辅臣鳌拜，独掌朝政大权。那么，朕二十岁了，还不撤除三藩，以去心腹之患，更待何时？
于是，康熙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因为先前有决策权的大臣，如鳌拜等，不是被杀头，就是被打倒，再也无人阻挡、谏劝此事之不可为。玄烨遂在处置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位汉族藩王的策略上，改变多尔衮、顺治一直到鳌拜的利用之，收买之、尊崇之的同时，采用逐步消减之的手段。这班人未必喜欢这个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平西王，但是相信年龄不饶人，是个绝对真理，相信时间最后可以摆平一切，也是客观规律。
然而，康熙高估了自己，他以为能把拥有至高权力者，如四辅臣，如鳌拜等统统拿下，吴三桂岂在话下？可他没有仔细思量，鳌拜之流固然在朝廷里有党羽，有耳目，可都在陛下的视线之内，掌控之中啊！而吴三桂却远在南疆，鞭长莫及，何况那是有地盘、有军队的实力派？现在，你一纸谕令，要他和他的部属，撤出经营了十年之久的云南、贵州，再去驻防山海关，再去拓荒垦边，分明是激其生变，促其反叛。
别看如今对康熙的吹捧，甚嚣尘上，对盛世的渲染，离奇过分。其实，他不高明，至少在“撤藩”上，走了一步臭棋。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建国三十年后逼反功臣，引发内战，而且一打就是八年，是只有康熙这个太自信的笨蛋，才能干得出来的糗事。其狂妄，其愚蠢，其冒险，可想而知。
结果，这场仗，打了八年，吴三桂差不多打下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其间，双方进行过六次殊死决战，吴军胜四，清军胜二，吴是占上风的。几年的仗打下来，吴的总兵力为清军的两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玄烨都不是吴的对手。因此，如果不是吴三桂病死，战争未必很快结束。既然战争还要进行下去，那么，他被吴三桂打败的可能是存在着的。至少还要再打上若干年，才能定胜负，正因如此，玄烨的赢，赢得有些忐忑。
“幸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逆贼遂尔荡平。倘复再延数年，将若之何？”这是发自他内心的话，说明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的尴尬，曾经也使他六神无主过。
在中国历史上，撤藩，是一种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做，然而最好不做的危险游戏。因为涉及地方利益，所以被剥夺者通常要进行反抗，而剥夺者也就必然要进行“反”反抗。于是，剥夺者成功也罢，被剥夺者胜利也罢，双方都没有好果子吃，都得付出代价。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用晁错计，削夺诸侯国部分土地，归中央直接管理，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与其他五位侯王，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反抗中央政府，史称“七国之乱”。刘启派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率大军镇压，历时三月，叛乱平定。公元1399年，明惠帝朱允炆纳齐泰、黄子澄削藩之策，是年七月，驻北京的燕王朱棣，以诛齐、黄为名，举兵反。这一仗打了四年，朱棣攻入南京，惠帝下落不明，叔叔夺了侄儿的江山。唯有公元961年与969年的宋太祖赵匡胤的两次“杯酒释兵权”，算是一次成本极低的“削藩”行动。
看来，这位少年天子，并没有从中国历史上学到怎样使尾大不掉的各路诸侯，削权降格；使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解除武装；使功高震主的开国元勋，不再干政的事，而是一意孤行，非要逼吴三桂就范。结果，他自己也承认这场险胜，与失败无异。“伪檄一传，在在响应，八年之间，兵疲民困。”然而，掀起这场战乱的这个主谋，并不责备自己，却振振有词地反问大家：
忆尔时惟有莫洛、米思翰、明珠、苏拜、塞克特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明言迁移吴三桂必致反叛。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清通鉴》）
听听，这等错了不认账，把责任都推给别人的口吻，多么无赖，又多么可笑啊！
二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辛巳，一位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弃市”。
那时在北京，只要“弃市”，就是押往菜市口杀头。雍正嗜杀，当然，康熙和乾隆也并不少杀，不过，雍正更残忍更可怕些，手段和花样，也更促狭更阴损些。这次杀汪景祺，大家原以为看一场热闹，随后作鸟兽散，回家喝二两，庆幸自己脑袋还在脖子上，也就罢了。谁知这次菜市口秋决，出了点麻烦，监刑官、刽子手，对着这具身首分离的死尸，直吮牙花子，不知如何办才是？因为一位刑部衙门的文案，指着这份将汪景祺斩立决的谕旨上雍正爷的朱批，有“立斩枭示”四个字，“立斩枭”遵旨照办了，还有这个“示”字，什么意思呢？臣僚们琢磨了半天，才明白陛下的意思，不光要砍下脑袋，还要把这颗脑袋悬挂在菜市口示众。示者，公示也，也就是公开展览。让大家看看，跟皇帝老子作对，会有什么下场？
枭首砍头，戮尸燔骨，这是康、雍、乾三朝时不乏见的场面，然而像雍正如此忮刻酷暴，将汪的头颅一直挂到他驾崩，也没说一句免了、去掉、拿下的话，在中国文人受迫害的全部历史上，还真是少见的暴虐。对知识分子恨到如此咬牙切齿，除了变态心理，哪里还有一点点当下文人鼓吹的“盛世”帝王的胸怀？整体看来，康、雍、乾三帝，一个赛过一个不是东西。
汪景祺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的幕僚，他的灾难，即由此而来。
一个文学家，最好不要跳上政治家的船，哪怕是最豪华的游艇，也要敬而远之才是。唐朝的李白，一开始是绝对明白这个道理的。杜甫《饮中八仙歌》就写过他“天子呼来不上船”。李白心想，我要登上皇帝的船，不被皇帝吃了，也会被皇帝身边的人吞了，岂是我能去的地方？可后来，估计酒喝高了，下了庐山，竟登上永王李璘的旗舰，检阅起水师，还大唱赞歌，“为君谈笑静胡沙”，结果好，永王失败以后，他也就充军流放到夜郎了。
这位汪景祺，号星堂，浙江钱塘人氏。康熙举人，小有文声，但仕途蹭蹬，一直不那么发达，萍踪浪迹，落魄秦晋，并无定处。清代的武官，粗鄙少文，地位较高的统帅，通常要礼聘一些文人为幕客。名气大的，为客为宾，起参谋僚属的作用；名气小的，为职为员，司管文书笔墨等事。年羹尧，康熙进士，内阁学士，一代鸿儒，也非等闲之辈。康熙年间，他西征噶尔丹、郭罗克、罗卜藏丹津诸役的赫赫战功，总不能自己动手撰文吹嘘。恰好，这位汪师爷，一心想上他这艘艨艟巨舰，于是，给年大将军写了一封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仆向之所向慕，归往于阁下者，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已。……朝廷深赖贤佐，天下共仰纯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宸翰宠贲，天子倚阁下等山岳之重也。今阁下英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振旅将旋，凯歌竞奏。当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此身诚虚生于人世间耳。（《西征随笔·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
这样，雍正二年，此公被年羹尧延请入幕，聘为文胆。
其间所著《西征随笔》，在查抄年羹尧杭州邸宅时，被侍郎福敏发现，呈上。喜欢作批示的雍正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表现欲，在书上亲笔写上：“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此种”两字之间，也许雍正漏写了一个“杂”字，这个文人太招他的恨了。
我一直忖度，同案的钱名世，也是因年羹尧获罪的，同样，也是因写捧年大将军的马屁诗被参，但雍正并没有将他送往菜市口秋决，而是御书“名教罪人”匾额，要他挂在自家大门口，每日叩拜忏悔。虽然每天磕头，但保住了这颗脑袋。最滑稽的是，将钱遣返回乡时，雍正让朝廷所有官员，都写诗表态，认为钱罪该万死，幸皇上宽大为怀，令其居家思过。这部大批判集，故宫博物院作为文字狱一案，曾经印行过的。
雍正恨汪，胜于恨钱，道理很简单，汪和钱都拍年的马屁，但钱只止于写谀诗而已，而汪则参与机要，为虎作伥，出谋划策，助纣为虐，这是雍正早在储位的时候，就种下来的仇。康熙晚年选嫡，举棋不定，年羹尧的一票，起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关键作用之时，雍正也对这位军门，殷勤致意，示好巴结，联络拉拢，不遗余力的。而汪景祺，对于这位功高震主的军事统帅，所能起到的左右作用，是非同小可的。这才使雍正始终戒之惧之，而留下刻骨铭心的影响，必狠狠报复而后快的。
这本《西征随笔》，让雍正逮了个正着。应该说，汪景祺不傻，他不是有小聪明而是有大聪明，不是有小野心而是有大野心，书中有《功臣不可为》一文，就是为年大总督写的，其意所指，年是会心的。不但会心，很可能首鼠两端过，雍正不会没有知觉。但文人从政，很难成气候，虽然他们喜欢染指权力，但十个文人至少有九个，在政治上属于无韬略无谋划的低能之辈。尤其稍稍得了点意的文人，无一不是狗肚子装不了几两香油，那张管不住的嘴巴，先就给自己挖好了墓穴。
雍正的情治系统，其效率之高，野史演义，多有记载，早把年大将军与另一可能接班对象允禟，在西宁的来往，密报上来。雍正三年四月，这位陛下最初发难，谕责年羹尧僭越之罪时，无心之言，泄露天机：“朕曾将御前侍卫拣发年羹尧处，以备军前效力，并非供伊之随从也。然伊竟将侍卫不用于公务，俱留左右使令。”这些侍卫，其实就是雍正安排在年羹尧身边的“克格勃”，而汪师爷的一言一行，岂能逃脱这班皇家特工的眼睛。于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赐年羹尧自裁。一周后，雍正就将这位年府首席文人，枭首示众，那身躯和脑袋分别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任其鸦啄蝇聚，风吹雨淋。而且株连家小，“其妻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俱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这个雍正，近年来被奉为盛世之主，小说写过，电视演过，但是，从他对汪景祺这样一个文人的刻薄歹毒，以致那尸骸骷髅，在菜市口一挂十年，这位陛下的小人嘴脸，还不昭然若揭了吗？
三
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去世，乾隆（1711—1799）继位，这年他二十五岁，正值年富力强之际。不过，他的老子临终嘱托里特别交代：“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著配享太庙，以昭恩礼。”这让刚坐上龙椅的弘历，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何一位新皇帝，对前朝老臣都不会太欢迎的。
鄂尔泰（1677—1745），为满洲镶蓝旗人，任过广西巡抚，云贵总督，雍正朝授保和殿大学士。雍正十年，为首席军机大臣，备受器重。雍正还为皇子时，曾拉拢他作为私党，被断然拒绝，没料想雍正反而对他肃然起敬，为帝后立授重任。鄂尔泰力主西南诸省的少数民族地区，施行废土司、设府县、置流官、驻军队的“改土归流”政策，此举对于巩固边疆，起到很大作用。
张廷玉（1672—1755），汉人，因授课皇子，得雍正赏识，擢礼部尚书，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调户部任职。雍正对他十分信任，先后授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以表其辅佐之功。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交张廷玉全权规划，厘定制度，订立章程。由于其擘画周详，设计完密，深得帝心，倚为股肱。据说，有一次张廷玉告病假，雍正坐卧不安。近侍趋问安详，他说：“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否？”众人惊讶不止，他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
鄂尔泰比乾隆长34岁，张廷玉比乾隆长38岁，对这两位等于父辈的前朝老臣，第一，能不能驾驭得住？第二，他们会不会买自己的账？让年轻皇帝有点郁闷。乾隆是个强人，强人的特点是他替别人做主，而绝不接受别人替他做主。现在，父皇强加给他两位老臣，而且几乎找不出来什么破绽和瑕疵，可以退货。更何况，他的老子不但考虑到两位生前的安排，连死后哀荣也想周全了。遗嘱里说得清清楚楚，还要配享太庙，给予帝国的最高荣誉。弄得这位刚上台的皇帝，一是毫无作为；二是无法作为；三是不敢作为，只有接受既成事实，能不教他恼火窝心吗？
虽然，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他的祖父康熙登上大位后，处心积虑，搞掉了碍手碍脚的前朝老臣鳌拜；他的父亲雍正登基以后，马上就出重拳，将前朝老臣年羹尧，打入十八层地狱。现在，轮到他主政，却拿这两位被强行安排的左膀右臂无可奈何。再说，皇帝要除掉大臣，并不需要理由，一般都是利用其出错，革职查办；或者，诬其叛逆造反，彻底铲除。但是，姜还是老的辣，雍正显然不愿意大清王朝的江山，一下子落在这个年轻人肩上时出现什么交接班的问题。其实，这还真是雍正为他儿子着想：首先，刚坐江山，定然执政经验不足；其次，千头万绪，难以把握轻重缓急；再其次，也许是知其子莫如其父，也许是为父的确切了解其子，乾隆有做大事之决心和野心，但并无做大事之本领和功夫（他的一生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给他派定两个政治辅导员，扶上马，送一程。
当然，乾隆横下一条心，硬要干掉他俩，也许并非难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脸一抹，什么下作事做不出来？雍正似乎预知他的儿子会有这想法，提前给这两位老臣打了政治上的保票，“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写在遗言中并公诸于世。这就是雍正的厉害了，如果小子你真要将鄂、张二人如同鳌拜、年羹尧那样除掉，也就等于向世人宣告，你老子说的话等于放屁。雍正想到这里，心里说：谅你这小子也没这份挑战的胆子。于是合上眼睛，撒手西去。这样，在太和殿的登基大典上，两位老臣，一左一右，跪在他面前，低头偷着乐，而乾隆，却好像心头堵着两块石头。
然而中国人窝里斗的劣根性，根深蒂固，积习难除，两位老臣在雍正朝就互不相能，到乾隆朝，更针锋相对。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大小官员逐一排队。鄂尔泰树大根深，其追随者为封疆大吏，为地方督抚，为带兵将帅，为满洲要员。因曾“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之士多出幕下”，所以，执掌内阁以后，更获雍正帝的眷注恩渥，授首席军机大臣一职，权倾天下。于是，在他周围，形成一个以满臣为中坚，包括一部分汉臣在内的政治集团，主要成员有庄亲王允禄、军机大臣海望、湖广总督迈柱、河道总督高斌、工部尚书史贻直、巡抚鄂昌、总督张广泗、学政胡中藻等，人称“鄂党”。
张廷玉长期经营，其拥护者为府院高层，为六部长官，为文化名流，为门生子弟。尤其张氏一门登仕者达十九人，其弟廷璐、廷璩，其子若霭、若澄、若淳均为朝中高官，可谓显赫世家，顶戴满门。张著文自诩“近日桐人之受国恩登仕籍者，甲于天下”，“自先父端而下，三世入翰林者凡九人，同祖者二人，是廷玉一门受圣朝恩至深至厚”。如此广通的关系网，如此深厚的软实力，自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政治组合，人称“张党”。
鄂尔泰具有居高临下的满洲背景，骄横跋扈；张廷玉具有精通汉文化的精神优势，闻声遐迩。鄂尔泰背后是颐指气使的满族豪贵集团，气焰嚣张；张廷玉身边是炙手可热的汉人精英分子，极具人脉。于是壁垒分明，不相水火。由此也证明，中国人是不能太成功的，成功而不清醒，必得意，得意而不谦谨，必忘形。忘形之人，哪里还会有警惕之心，自省之意？这两位老臣最晕头之处，最混账之处，就是没有把这位有点轻浮，有点虚荣，有点小聪明，有点小才华的年轻皇帝，真正放在眼里。他们很自信，你老子我们都侍候过来，还摆不平你？
乾隆是什么人？自负、记仇、心狠，翻脸不认人。一直等着两位老先生，出格、犯规、惹事、闯祸，有个什么闪失，好来收拾他们。他通过一系列的案件：一、乾隆元年，鄂党张广泗、张党张照，先后出兵贵州的相互攻讦案；二、乾隆六年，鄂党仲永檀、张党张照，泄密受贿彼此揭老底案；三、乾隆十三年，处死鄂党张广泗兵败金川案；四、乾隆十五年，张廷玉姻亲涉及吕留良文字狱被罚巨款案，以及发动朝臣攻击张廷玉不当配享案；五、乾隆二十年，胡中藻的《坚摩生诗抄》文字狱案发，因系鄂尔泰门生，虽死也遭清算案。极尽打打拉拉，拉拉打打之能事，极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手段，终于将他俩修理得体无完肤而离开人世。
应该说，乾隆前期的治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位辅导员，承续着雍正时期“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章学诚语）的大政方针，“励精图治”。我估计，“前朝是怎样办理的？”“宪皇帝是怎样教导的？”肯定是这两位执政大臣，一天到晚挂在嘴边的辞令。而且，我还估计得到，其实挺小人、挺小气、挺记仇、报复心挺强的乾隆，一定会对这种使他耳朵生茧的训诲，打心眼里起腻。也许越是说这种类似“按既定方针办”的话，年轻的皇帝越是反感，也就越发加大收拾二位的力度。
显然，两位老人家没料到这位年轻对手，竟是“鹬蚌相争”的得利渔夫。多年以后，乾隆笑谈这两位老臣的不识时务，不知进退时，以调侃的口吻说：“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亦未免故智未忘耳！”这话说得有点阴，有点损，什么叫“故智”？即“玩不出新花样的老把戏”，即“起不了大作用的老手段”，这种如同耍猴戏似的，挥鞭驱使的主宰语气，这种完全在其掌控之中，跳不出掌心的从容口吻，也可窥见乾隆绝非善类的嘴脸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