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上）：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西凉刺史董卓，陇西临洮人。《三国志》称他“有才武，膂力无比”。《英雄记》称他“数讨羌、胡，前后数百战”。但《三国演义》，出于平民意识，对于董卓这类残暴的军阀，一言以蔽之：“董卓乃豺狼也”，便定性了。他生性残忍，狡狯狂暴，有豺狼食人之心，怀不轨叵测之意，是一个军阀野心家。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封建王朝难以为继的末期，便群强崛起，争雄天下，谁胳膊粗，谁占上风，谁最野蛮，谁最优势。农耕社会的中原，常常很轻易地亡败在一个文化落后，经济落后，但却骁勇善战、民心强悍的外域异族手里，道理就出于此。
记得豫剧《穆桂英挂帅》中，有一句唱词很精彩。“这几年我未到边庭地，尔好比那砖头瓦块可都敢成了精。”董卓这个匹夫，由于长期在西北地区，与羌、胡少数民族周旋，深受蛮荒地区的粗野影响，就这样居然成了精，为西北一霸。本是一介武夫，粗鄙少文的他，在不停地较量角力、厮杀格斗当中，权欲与贪婪，复仇与疯狂，歹毒与罪恶，无耻与恶行，使他残忍不仁、桀骜不驯的性格，愈发变本加厉，总想进入中原河洛富庶丰饶之地，好一饱他贪婪的胃口，攫权的野心。加之，他手下有数十万来自边外的强兵悍将，也日思夜盼到内地来发一笔战争财。
灵帝中平五年，中央政权觉得他挟权自重，有异志，要这个独霸一方的西北王将兵权交给皇甫嵩，调京城任少府，他推托不就。第二年，又调他为并州牧，仍要他把兵权交出去，他再一次抗命。就在他任河东太守期间，恰逢黄巾事起，他不得不奉命征剿。可是，他这支部队，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边民，是既残暴又凶恶的虎狼之师。可与黄巾军交战，既指挥失灵、无力杀敌，又抢掠平民、骚扰地方，他和他的队伍，几乎不堪一击，被黄巾军打得一败涂地。因此获罪，很倒霉了一阵。“朝议将治其罪，因贿赂十常侍幸免，后又结托朝贵，遂任显官，统西州大军二十万，常有不臣之心”。就这样，他成了精。
恰好，大将军何进当朝，听了袁绍的馊主意，调董卓进京，为己羽翼，清除十常侍。命令一到，正中下怀，董卓乐得嘴都合不拢，二话不说，立马开拔队伍，由河东直奔洛阳。这个野心勃勃的独夫，旌旗蔽日，戈戟遮天，穿邙山，跨黄河，直捣洛阳，那滚滚而来的一路风尘，充满杀气，便注定这座城市的末日来临。任何一个野心家，在失意的时候，在冷落的时候，在什么也捞不着的时候，在谁也不把他当回事的时候，那灵魂中的恶，便抑制不住地养成了对于这个正常世界的全部仇恨。若是一旦得逞，必定是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千倍的报复。
黄巾也好，董卓也好，所有来自文明程度较低，物质状况较差的草根阶层，普罗大众，部落牧族，无业游民，一旦他们手里赶羊的皮鞭子，换成枪杆子，一旦他们手里的锄把子，换成印把子，对于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城市，是决不留情的。践踏，破坏，毁灭，焚烧，是他们发泄仇恨的唯一方式。尤其当他们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力、作威作福的能量，宣泄性欲之随便、聚敛金银之轻易，那是绝对不会客气，不会谦让的。
每个人的灵魂最隐私处，总是存在着善和恶的碰撞，甚至交战。善控制住恶，能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善若约束不住恶，必定如癌细胞扩散那样，愈演愈烈。当社会抑制不住恶病毒的蔓延，个别人的恶自然要发展为集团性的恶，而集团性的恶若被低智商、低素养、低理性的痞子先锋操控，必然便是一场不可收拾的人间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