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节（上）：战猇亭先主得仇人
王朗原在吴，后归魏，一直居高位，也一直未离开洛阳，诸葛亮骂死王朗，纯系演义作者杜撰。
建安初，曹操在许都站稳脚跟以后，很在意网罗名士。第一，要用他们的知名度、号召力、招牌作用，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第二，需要他们参与政府的管理，得到这些士族的上层分子的支持，无形中也就加强了自己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实际上，这些士族代表人物，大多拒绝与曹操合作，至少内心深处，对他怀有敌意。首先，非我族类；其次，绝非善类；再则，也是最关键者，此人出身低微，根本不按他们的游戏规则出牌。于是，有逃避的，有敷衍的，更有对抗的。当然，也有归顺的，王朗就是，华歆就更是。
当初王朗离吴而魏，孔融还帮助曹操给他做工作。后来，孔融与曹操翻了脸，王朗则始终为曹操、曹丕、曹叡效力。
值得一提的，王朗还曾为曹魏的江山社稷计，与他的老朋友蜀太傅许靖写过多次信：“若足下能弼人之遗孤，定人之犹豫，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荣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与事并，声与勋著，考其绩效，足以超越伊、吕矣！”据《三国志·蜀书》：“始（许靖）兄事颍川陈纪，与陈郡袁焕、平原华歆、东海王朗等亲善，歆、朗及纪子群，魏初为公辅大臣，咸与靖书，申陈旧好，情义款至，文多故不载。”
姑且不论王朗给许靖的这些信，结果如何，但在当时那些名士心目当中，把国土的完整统一，看的极为重要。
明人汤显祖谈三国，这样说过：“孙策起江东，非有家门积聚之势，朝廷节制之重，然以三千人，涉江淮，定吴会，据有江东，袁曹愕眙，不敢正视，然竟以此蹶，此气胜而机不胜也。诸葛武侯精其技矣，至于木牛流马，然不能出汉中一步，窥长安与许洛者，此机胜而气不胜也。”
其实，当曹操叱咤风云，不可一世之际，兵临江表，鞭指西凉，荡涤中原，千里扫北，魏之气，魏之机，都曾经是超一流的。因为他打的旗号，是汉献帝，用的年号，是建安，虽然汉献帝不过是坐在金丝笼里的高级俘虏而已，但他却是这个国家统一的象征。所以刘备也好，孙权也好，对于这个皇帝盖了国印的任命书，还是很当一回事的。为什么？曹操明白，这就是他能掌握住气势、时机的本钱，理直气壮地讨伐他们，说他们不臣的底气。
这也是刘备张嘴闭嘴奉衣带诏讨贼的原因，也是孙权老煽动曹操称帝的原因，只要你废了汉献帝，大家就平起平坐，气与机就不是你的强项。曹丕不明白其父一生不称帝的奥秘，急不可耐地禅代。于是，西蜀以攻为守，保全一方自安，东吴鏖战长江，打得不可开交，便使三国分裂定型。此刻的司马懿，虽不过是曹叡既不敢大用，又不能小用的人物，但是，等他手中握有汤显祖所说的“气”与“机”，最后篡魏，灭蜀，降吴，出现三国归晋成一统的局面，现在就显出苗头了。
中国人的统一情结，也是气之所在，机之所在，谁把握了，谁就是胜者。
秦汉大一统之后的大分裂，始自三国，延续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前后三百多年。在此期间，曾经有过短暂的统一政府，“严格言之，不到十五年，放宽言之，亦只有三十余年，不到全时期十分之一”，这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的说法。他认为，“中国何以要走上分崩割据的衰运，一是旧的统一政权必然将趋于毁灭，二是新的统一政权不能创建稳固。旧统治权因其脱离民众而覆灭，新统治权却又不能依民众势力而产生。”东汉式微，固然与黄巾起义有关。但实际上，“东汉王室并没有为黄巾所倾覆。而是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的国家何从成立？”
钱穆认为，到建安初年，黄巾已靖，“若使当时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其时外戚、宦官均已扑灭，献帝亦未有失德），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思，并不在此。”公元220年，曹操死，公元223年，刘备死，这两个至少表面上、口头上，还打着一统天下旗号的人物亡故，进入后三国时期，这种大分裂的格局，便益发坐实，不可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