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多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在李鸿章担任总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总理衙门的主要角色便是作为中国的行政部门与外国驻京代表之间的缓冲器。它所从事的这些活动非但没有扩展中国的外交关系反而是削减了对外关系。在政府各部门的官方名单中总是将总理衙门存在的解说遗漏在外，这等于说这个部门是多余之物，直到1890年这个情况才有所改观。正如本书下一章将要提到的，中国从1870年到1895年，对外关系的处理实际上是由时任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所掌控的。
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李鸿章离职直隶总督调任至总理衙门。1901年在他有生之年该部门改建为外务部，这个部门的权力和声望彰显了旧秩序的无能，说明了慈禧太后采纳了新的治国方针。如果他活着亲眼目睹清王朝的崩塌和1911年所谓的革命，他会看到官僚们再次从无序的骚乱中毫发无损地挺过来，旧有的体制在种种经济危机和政治剧变中维持不变。他还会看到他们在新旧中国的冲突中露出平静的胜利喜悦之情。
在李鸿章毕生事业里，表面上独裁的权力专属天子，实际上却由朝廷任命的京官与各省的官员所掌控。由于18世纪末乾隆皇帝统治结束后皇族在身体和道德方面均出现日益衰败的迹象，满族皇室逐渐衰落的威望和治国的无能越来越反映在高官中汉人和满人的比例上，20世纪初，满人眼睁睁地目睹汉人在高官的数量和级别上超过了自己的民族。由于这个原因，从1860年到1901年，朝廷官员和京城各部门逐渐丧失了自主决断的主动权，其功能越来越趋向于监督和规劝。只是依赖着皇帝自古以来就拥有的通过圣旨即可罢免官员的权力，以及对于由儒家传统赋予的那些天命所享有的毋庸置疑的尊重，慈禧太后才得以在有生之年用权术将大清帝国在不稳定的平衡局势下聚拢在一起。
除了军机处——一个在皇帝面前郑重处理日常国家事务的顾问机构，还有军机大臣——其职务在满人统治时期极受敬仰，以及京城的六部九卿、各省巡抚的奏疏和都察院的建议都一起辅助皇帝治理大清帝国。就朝廷事务与百姓福祉的所有问题，御史（共56名）的特殊职责就是向皇帝提供有关信息和忠告。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朝代频繁更替，但御史的特殊地位和职能却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所谓的民国体制下，他们仍然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官僚行政机构的一部分。
在最后一个满族皇帝的统治下，都察院反映了公共服务方面道德的总体败坏；自称“皇帝耳目”的御史总是任凭高官的指使，他们的所有活动就是为敌对政治派系的基本目标服务。不过他们中总是会产生一批正直勇敢的斗士，这些人谴责公务腐败，担起上诉法庭的责任，与上层的不公正进行抗争。其中有人依仗其职位所特有的不可亵渎的传统，大胆行使着批评朝廷及皇太后本人行政弊端的权力。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功能就是参与卑劣的密谋、从事唯利是图的间谍活动，或是进行针对高官（如李鸿章）的共谋活动，因为高官的财富好声望能使“局外人”联合起来对付他们，既而从中获利。
最后，在看得见的权威行政机构的背后，在“大内深宫”之中当差并终身贴身伺候皇帝的人便是宦官。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自嘉庆皇帝以来，这个群体对国家大事的影响一直逐步增强。在生性放荡的咸丰皇帝时期，这些盲目执行主子命令的太监们渐渐势力扩大，面目可憎，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在可悲的明朝末期的前辈们如出一辙。咸丰之后，在他的后宫慈禧太后摄政期间，大太监李莲英即慈禧贴身奴仆的邪恶影响不仅殃及了整个皇宫，而且还扩散到了有关大清帝国官员的等级、头衔和晋升的决定权，而这些本来都是由皇帝裁决的。李鸿章是一个谨慎之人，同时又忠于慈禧的政治集团，于是毫不犹豫地与发不义之财的卑劣之人（即慈禧宠爱的宫廷内臣，尤其是与大太监李莲英）交朋友。
从1870年到慈禧太后去世的1908年为止，李莲英的影响力一直主宰着整个宫廷政治。根据清朝的皇家律法，太监不得拥有任何官职或以任何借口离开京城，这些规定在咸丰皇帝时期仍被人们执行。但是，在慈禧太后摄政期间，由于她把权力放任到太监手上，其结果是，明王朝在最后的衰败中所显现出的腐败和阴谋又重新上演了。在慈禧太后的保护下，在她摄政期间这些滥用权力的次数不断增加，直到1898年的军事政变之后，她的宠臣李莲英，即她的钱库管家，竟常常公然炫耀，声称自己能缔造亦能毁灭官员，还敢藐视当朝天子的威严。
在李鸿章的为官生涯中有许多次被李莲英束缚了手脚，他的政策被李莲英及其爪牙的阴谋所破坏，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中日战争之前为海军提供经费以及之后的与俄国签订秘密条约。甚至在光绪皇帝成年后的1899年至1898年，慈禧表面隐退于颐和园，李莲英那只无形的手还在通过她继续操控高级官员的任命与罢免，并坐享由此带来的好处。
宫中这些“滑头无赖”施加的影响，就如京城各部和督察院里思想僵化的官员们施加的影响一样，他们反对那些自由思想和改革手段的介入，而这些在李鸿章眼里，恰是拯救国家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1901年，在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剧烈动乱中，罗伯特·赫德先生（他是一位十分关心中国事务的乐观派人士）把中国统治阶级一成不变的态度归因于自大——“遗传下来的自大，这种自大完全处在巨大和盲目乐观的愚昧环境里。”在无法抗拒的一些事件之后，这种傲慢自大的漠视态度有所改变；但当李鸿章试图通过坦率的说理来加以改变时，它仍旧丝毫不动，依然坚守着“民族的自鸣得意，智慧的自鸣得意，文明的自鸣得意，至高无上权力的自鸣得意”。这种天生而来的自鸣得意感对显而易见的事实却顽固不化地一味拒绝面对，对此我们可以悲叹，但我们不得不钦佩这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气，正是这种精神让这个民族紧紧握住自己的信仰，坚信道德力量最终会战胜物质力量，正义战胜强权，正是这种信念让他们维护绝妙的闭关政策，继续把外面的世界看得漆黑一团。
无论在道德还是智力方面，李鸿章早期的中国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古代社会——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结构，凭借时好时坏的运气，抵住了无数次的叛乱和入侵，其灿烂文明和祖先崇拜与宗教教育的固有传统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我们也许会为欧洲文明的科学艺术、许多发明和机械成果感到骄傲，但中国确实有一些东西引起我们自发的尊敬甚至是嫉妒般的敬仰，比如中国人对务实和实用主义的优先考虑，中国人冥思的哲学观点和甚至处于贫困之中也能保持乐天的劲头。
欧洲在从奴隶制迈进到希腊、罗马文明之前，这种以家长制为其基石得出的道德哲学，已经十分有效地使三分之一的人类融进了根深蒂固的单一性质的民族中。部分是地理位置的原因，部分是这个国家已被实践证明的自我满足，中国在后来漫长的世纪里对“无法无天的次要族类”不闻不问，继续做她的美梦，沉静于她的冥想，更多地关心自己的终极目标而非眼前的结果，甚至在后来的年月里，一点都不为西方蛮夷取得的惊天动地般的进步所打动。
中国古老信仰的力量永远比新的信条和科学发明到来时的力量强大。在中国闭关自守的漫长的岁月里，有时从西方传来令其不安的声音。印度对中国遥远边疆的入侵，以及印度塞西亚在中亚的征服——“光荣属于希腊”的虚弱回声——都已经传入了中国，并记录在瞭望塔和佛寺之中，后者建立在沿着西方贸易路线最远的边境上。
整个中世纪的欧洲，那些波斯、阿拉伯和印度的冒险商人将香料、乳香、象牙与宝石带到了中国的南方海岸，与这些货物一起带来的还有许多奇谈，讲述着洋夷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中国边境以外大片无人占领的水域。天主教方济会的牧师们，以及来自地中海东部与爱琴海沿岸国家和岛屿的商人们，不畏艰险穿过印度洋来到中国南部，中国的统治者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有关13、14世纪天主教欧洲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只是打听来的，并不完整。然而，由于自鸣得意而缺少对外部世界和事件的好奇心，儒士们仍不为所动。
马可·波罗及其亲戚在忽必烈汗的宫廷里拥有的声望和影响力，在清王朝的记载中很少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很快也被世人遗忘了，正如同与他有关的13世纪遥远的中国记述已被西方世界忘得精光一样，他们的记忆直到两百年后才被葡萄牙的航海家们重新唤醒，如今，北京反过来轻蔑地把他们当成从荒蛮之岛上跑来的乞讨商人，只是出于宽容之心才允许其在广州经商，而且只给他们很差的条件。
随着第一批自由贸易的英国商人来到中国，并且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于1834年被废除之后，一些更有卓见的官员开始产生了一种危险迫近的不详预感，也有些察觉到这些海外商人背后的军事力量。在律劳卑勋爵作为国王（而非公司）的代表，被派驻在广州之前的三百多年里，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没有使中国的统治者废除那个古老而可敬的信仰——他们国家是宇宙的中心，固定不变。直到大不列颠对他们发起第一次战争（1839——1842）之前，中国的政府和百姓一样，十分相信龙座上的皇帝用来对付外来蛮夷的智慧和谋略。
雷夫查尔斯·古茨拉夫在1838年的著作中确切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天朝：“与整个世界完全隔绝，以无法形容的鄙夷态度对待其他每个国家”。所有其他国家的人们被看成是野蛮人，“注定要居住在方形大地的边缘，或居住在环绕天朝的四大海洋上的小岛之上”。“感觉到了她的高贵，”作者写道，“她认为自己是影响整个世界的大清帝国，不仅摇撼四海，而且以怜治之。她以同样的柔情怀抱所有国家，同时，如果远方的蛮夷愚昧到了不承认世界上唯一文明的国家所具有的优越性，那就让它自行其是好了”。这就是中国统治者在处理与大英大清帝国的第一批使节——马嘎尔尼伯爵（1793）与阿默斯特爵士（1816）的关系时，所怀有的振奋之情。当时他们通过西藏和尼泊尔得到了一个报告，说莫卧儿帝国瓦解了，白人在印度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中国统治者的振奋之情仍未被改变。乾隆皇帝在热河接见马嘎尔尼伯爵几天之后颁发给乔治三世国王陛下的圣旨，以及嘉庆皇帝于1816年给乔治四世的圣旨，都展示了这种极其无知的精神。
与英国的第一次交战争以签订《南京条约》（1842）为结束，此后直到李鸿章作为对抗太平军的欧洲雇佣军的组织者登上历史舞台为止，西方的冲击也许已经让一些中国人打开了眼界，让他们看到了没有武力支撑的自傲态度是有多么危险。
但这丝毫未能消除北京当局及其派驻各省省会代表们的傲慢态度，就连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也未能使之动摇，因为这样自豪的民族精神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感情所致，是中国人所有道德观念的基础，它胜过了任何明显的事实与政治理念。这种坚定不移的道德优越感，生来就在中国统治阶级的骨髓里，长年不变，也不会轻易为外国人的物质成就所颠覆。官僚群体总认为这些成功只是偶然所致，希望只是暂时之象，因为他们在各个时期都坚持他们的努力，努力“将蛮夷赶到海里去”，直到1900年才作罢。
在与外国列强发生断断续续的关系的任何时期里，中国政府都未曾认真地转向条约强加之上的政治改革，除了创造出这些条约失效的组织，她采取的所有措施没有任何其他作用。这种批评特别适用于清朝于1860年由热河返京以及英法联军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那些早期战争与条约带来的教训，很快烟消云散，而且中国官僚群体意识到外国列强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完全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他们就安心了。
从1860年起，中国的外交变得越来越胆大，因为官僚群体领悟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真理，那就是政治上的强大就在于外交策略。在将近半个世纪里，中国利用一个列强对付另一个列强的成功事实往往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官员对外国人智力的鄙夷。不管是作为外交官还是行政官，李鸿章与他同一时期的大多数著名人士不一样，因为当他也像其他官员一样不喜欢不信任欧洲人时，他却不轻视欧洲人。我们把他与其同僚们的奏疏和公文进行比较，便可发现他在这方面的辨别能力多么强大，远远超过了别的官员和皇帝的顾问们。著名的两江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在他们著名的奏折里从头至尾都忠实地代表了正统官员们一成未变的理念，即中国是宇宙的中心，儒学便是这个中心芬芳的花朵。
关于对外政策，他们对皇帝提出的建议，也跟现实世界的事实和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与李鸿章清醒且务实的言辞相比，他们的观念给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印象，充满了十足的稚气。
在后面的篇幅里我们会作一些批判性的比较，来搞清楚李鸿章展现的智慧与原先和他主要的同僚以及对手的无能之间的差距。这里只需指出，文人学士的精神与道德状况及官僚阶级的家长制传统，使他们顽固地轻视外国人，两者构成了一道防线，没有人能够摧毁它甚至仅仅使它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