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臣一起反对，李治也有些束手无策。为了减轻阻力，他曾经试过变通的方法。按照唐朝后宫的惯例，皇后以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妃均为正一品。李治为了提升武则天的地位，便别出心裁地想了一个新名词--“宸妃“。“宸妃“位于皇后之下，贵妃之上，换句话说，就是不是皇后的皇后，准皇后。然而这个变通还是没能行得通，侍中韩瑗和中书令来济将其驳了回来，理由是“没有先例“。看来，“立后“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李治感觉自己走进了死胡同。难道这个死胡同就不通吗？他的心中没有答案。几天后，他在李勣那里找到了答案。李勣进宫朝见，李治留下他单独谈话。李治先起了话头：“我打算立武昭仪为皇后，可褚遂良坚决反对，他是先帝的托孤重臣，我是不是该听他的话，就这么算了呢？“这时李勣说出了一句让后世诟病不已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去问别人呢？““立后“真是皇帝自己的家事吗？其实不是，对于皇帝而言，国即是家，家即是国，“立后“看似家事，其实却是国事。
那么李勣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呢？因为他看透了“立后“背后的局。李治仅仅是为了立武昭仪为皇后吗？其实不然。所谓“立后“，只是以“立后“之名，实际却是皇帝与以长孙无忌等权臣之间的一场皇权和相权的博弈。李治立后，不是单纯的立后，他要把武则天升级为自己的帮手，进而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集团进行打压，所谓“立后“，其实是为了收权，压缩长孙无忌等人手中的相权，至于废王皇后，立武皇后，那是因为武皇后比王皇后更有政治才能。李勣看透了这个局，其实长孙无忌也看透了这个局，但是他没有退路，他退无可退，他退就意味着武则天进，所以尽管长孙无忌知道武则天背后站着皇帝李治，但他还是要把抵制进行到底，因为他别无选择。毕竟，谁也不愿意放弃一直在手的权力，长孙无忌更不愿意。长孙无忌心中闪过一丝寒意，他苦心积虑地将这个外甥扶上皇位，又手把手帮他清除了异己，现在，他还是要从自己的手中把权力收走，转而信任那个曾经做过先帝才人的女人。
哎，自己一生算计，最后又算计出什么呢？到这时，先帝李世民的三位托孤重臣产生了分野：褚遂良坚决抵制，长孙无忌表面中立实则抵制，李勣则选择圆滑地站在了皇帝的一边，而皇帝李治就此找到了答案。其实，回过头看，李世民托孤是有深意的，他同时指定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为托孤重臣，长孙无忌代表文官，李勣代表武将，褚遂良居中调停，就是为了防止将来出现纷争。如果三个托孤大臣铁板一块，那么皇帝李治的日子就难过了，而长孙无忌与李勣素来不睦，他俩注定不是一个阵营，在关键的时刻，必定分崩离析，而这样皇帝就可以居中制衡。现在代表武将的李勣倒向了李治一边，文官集团又产生了以许敬宗为代表的分支，李治的心中有了底，死胡同的前方，闪出了一丝光亮。不久，许敬宗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道：“种田的人多收了十斛麦子，还考虑换个媳妇，何况是富有四海的天子？天子废立皇后都是天子的家事，外人有什么资格妄加议论呢？“此言一出，武则天大喜，密令左右奏报李治，李治得报，同样大喜。一切朝着有利于李治和武则天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