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的天下是几家大公司掌握的话，农业这家公司占有的市场份额应该在60%以上，其他行业杂七杂八加起来，能不能超过30%都不好说。农业公司的老板（皇帝）完全可以高高在上，即便做不到一言九鼎，差不多也能做到一言七八鼎了。
问题是，既然有一言九鼎，我为啥要满足于一言七八鼎啊。再说了，谁又能保证农业公司的市场份额能万年不变地保持在60%以上啊，人家那些行业就不会去努力开拓市场吗？当其他行业把农业公司的市场份额挤得不到30%的时候，农业公司的老板甭说一言七八鼎，恐怕是七八言也没法一鼎喽。
别说，历史上还真出现过这一幕，不过不是在中国。
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欧洲那些不靠土地过活的制造商、商业资本家等势力，就把农业公司的老板从高高在上的位子上赶了下来，倒霉的查理一世、路易十六还被咔嚓了。
如果那个时候就有了电视直播、网络视频、3G手机的话，清王朝的皇帝肯定会暗自高兴一把，幸亏咱是崇本抑末，跟命相比，钱算个啥子哟。
看到了吧，所有的非农产业都是皇帝们的潜在威胁，哪怕这种威胁一时半会儿成不了气候，但是保不齐哪天就会把皇帝们送上断头台。
不过呢，从普通人到皇帝，还都离不开这些倒霉的产业，把它们连根儿铲除，也不是个事儿。
办法总比困难多，那些农业公司的老板，在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这个伟大思想的指导下，充分利用自己的现有地位，制定了游戏规则。在给各产业做重要性排名的时候，农业公司的老板尽量压低这些非农产业的名次，士农工商，手工业和商业排在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一。
同时，历朝历代还都限制（大多时候是禁止）商人参与政治。
前面说过，搞经济的是在做蛋糕，搞政治的是在分配蛋糕。在分配蛋糕的时候，商人自己能拿多少都得看别人的脸色，怎么能为更多人争取份额呢。跟着你没啥好处，那谁还愿意跟着你混啊。
商人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越小，就越没有盟友，越没有盟友，商人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就越小，正经的恶性循环。
虽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但好歹还活着不是，中国的商人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活了几千年，真难为他们了。
活到今天，中国的商人终于翻了身，虽然没有当上主人，但是，跟前辈们相比，他们的地位有了跨越式提高。
不过呢，在今天的中国，商人的名声依旧不咋地。想当年那些不入流的倡优、戏子，连商人都不会拿正眼去看他们，但是人家在今天都是艺术家、偶像了。商人呢，还死活摘不下那顶“奸商”的帽子。
太有趣了吧。
在这个有趣的背后，是人类一个永不磨灭的心理——嫉妒。
在农业社会，种地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到头累得臭死，每天三顿饭都不一定有着落。那些商人呢，只是跑跑腿儿，靠贱买贵卖、投机取巧就能够锦衣玉食（精确说来，在大多时候商人是不能穿锦衣的）。
在这个光年的反差下，广大人民群众给商人送上一顶“无商不奸”的帽子，以达到心理平衡，这还是可以原谅的。千百年来，随着无数人的传颂，“奸商”也就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也成了我们的文化基因。
再说，在商人的队伍中，的确存在一些不地道的主儿，干过一些黑心棉、黑心米、毒奶粉、毒雪碧之类的勾当，几颗老鼠屎坏了这锅汤，那些比较地道的商人，您就担待一点儿吧。
这顶“奸商”的帽子，也影响了一位重要人物的历史口碑，以至于在很多恶俗的电视剧中，这个人成为了绝对反面的形象。
在这里说一声：委屈你了，吕不韦。
伟大的邂逅
虽然在大一统时代，商人是有关人士有目的、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是在不统一的时代，商人的日子过得还是蛮不错的，例如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太史公就给那个时代的商人专门做了传记：《货殖列传》。
那些能进《货殖列传》的主儿，放在今天那都得是福布斯排行榜上的No.1。不过，历史上获利最高的那个商人，并没有被太史公写进《货殖列传》，他有自己单独的传记：《吕不韦列传》。
在历史上，吕不韦能够比其他商人更加有名，靠的不是自己的商业经营技巧，而是自己的政治作为。而吕不韦的政治作为，恰恰是从商业投资开始的。
商人的本性是什么？
社会责任感？
做慈善事业？
社会责任感也罢，慈善事业也罢，背后都得有一个字儿来支撑：钱。只有赚了钱才能谈其他的，否则就是在扯淡。
赚钱是商人的本性，如何赚几万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是商人的行动指南。
商人吕不韦也不例外。
吕不韦，韩国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
严格说来，吕不韦家族不是一个“商人”家族。
在今天，我们把那些做买卖的统称为“商人”。在古代，这些做买卖的却分成了两大类：
一类是坐在家里等着供货商送货到门，然后再等着买家上门来血拼的，这种人被称为“贾（gǔ）人”，跟今天的超市差不多；
另一类是自己亲自跑出去采购，然后再给买家提供送货到门服务，这种人才是“商人”，约等于今天的小商小贩。
一个是只动嘴儿，一个是跑断腿儿，由于两者的经营模式不一样，中国也多了一个词语：行商坐贾。
在当时来说，吕不韦家族是一个“贾人”家族，不过呢，他们家的经营地点并不是在老家，而是在远离故乡数百里之外的邯郸。
吕不韦的家族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业家族，靠着贱买贵卖、投机取巧积攒了千金，算是商业领域的一枝花。
如果没有那次邂逅，说不定吕不韦就守着这份家产，跟邯郸那些色艺俱绝的歌姬风流快活一辈子，然后作为一个土财主湮灭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战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儿，偏偏让这个地位并不高的人，掀起了滔天巨浪，并且还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就在吕不韦在邯郸经营自己事业的时候，另一个人也在邯郸。他就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异人。
王孙异人到邯郸来不是公费旅游的，而是肩负着国家使命——做质子，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战国时代的质子，跟今天的大使有得一比。
在今天，不管两国的关系有多差，只要还没有到撕破脸的地步，那就要互设大使馆。战国时代，只要是等级差不多的国家，也都互派质子。
今天中国派驻美国的大使都是副部级干部，那是因为中美关系不比一般，连美国总统都喊着G2共管了。古今有些道理是相通的，战国时代，国家也是根据对其他诸侯的重视程度，来挑拣做质子的人选。
如果国家特别重视跟某一个国家的关系，那就派太子去做质子，秦昭王的太子也干过这个差事；如果感觉跟这个国家的关系纯粹是因为礼节的需要，那就随便派个王室成员去做质子，聊胜于无。
异人来赵国做质子，很可能是为了配合秦国那个远交近攻中的“远交”。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来看，跟自己的伯父相比，异人也就是个聊胜于无的角色。
就在异人在赵国做质子期间，秦国还不停地折腾赵国，并且发动了惊天动地的长平大战。可见，秦国上下并没有多少人把异人的小命儿太当回事儿。
既然秦国都不怎么把异人当回事儿，赵国就更不怎么可能把他当成宝了，就连在长平前线最困难的时刻，赵国都没有拿异人来说事儿，权当赵国没有秦国的质子。
都是在为祖国作贡献，差距咋这么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