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起源于一桩贪污案。事情同样发生在开元二十四年。“太子事件”后不久，一个叫王元琰的刺史因为贪污钱财被拘审。在案子审理过程中，官员们发现有人在为王元琰游说说情。这个王元琰没有什么背景，给他说情的人却大有来头。说情的人是当时的尚书左丞严挺之，这样的人怎么会为一个小小的刺史说情？经过了解，官员们发现王元琰的妻子，正是严挺之的前妻。看来严挺之这个前夫还挺有情有义，为前妻的丈夫费尽心力。官员们只把这件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接下来，事情急转直下，王元琰的判决还没下来，严挺之说情这件事就被李隆基知道了。李隆基怎么会留意一桩小小的贪污案？这都是李林甫的功劳。李林甫为什么留意一桩小小的贪污案？因为说情的人是严挺之，这个严挺之正是张九龄的亲信。严挺之和张九龄一样，文士出身，性格倔骨头硬，平日不待见李林甫。李林甫想要把张九龄赶下台，自然会注意到张九龄和张九龄身边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李林甫监视。现在严挺之为贪污犯说情，李林甫当然要告上一状。他还不忘暗示李隆基，严挺之之所以罔顾国法、胆大包天，是因为有张九龄当后台。
李隆基对结党警惕性最高，听到李林甫这样说，再思索平日张九龄和严挺之的关系，心生疑窦。他决定叫张九龄来详细问问。这个时候，李隆基只是有点怀疑张九龄。事情与张九龄无关，张九龄自然也不知道李隆基叫自己进宫的用意。听到李隆基问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张九龄自然而然想帮严挺之开脱，他说：“严挺之和前妻早就分开了，这件事能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李隆基看了张九龄一眼，只说了一句话，“虽然分开了，还是有私心。”张九龄不明所以地走出皇宫。第二天，李隆基雷厉风行地颁下诏令，说张九龄结交朋党，即日起免去宰相职务。张九龄差点没站稳，他确定自己没听错，可是，皇上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突然罢免了自己的官职？转念一想，张九龄明白了原因，李隆基的处置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当年姚崇事件的重演。当年姚崇帮赵诲说了几句话，失去了宰相的职位；现在张九龄袒护严挺之，也成了李隆基眼中的“结党营私”。事已至此，辩解也没有用。张九龄叹气，自己算是栽在精明的李林甫手上了。李林甫很快证明，他的精明超过张九龄的预想。张九龄不是贬官了吗？李林甫有办法让他一贬再贬。开元二十五年，李隆基又降了张九龄的职位，把他贬到荆州。
这次贬官的原因，却和张九龄没有半点关系。事情开始于一项人事任命。李隆基一直提拔牛仙客，一位叫周子谅的御史认为牛仙客不能胜任太高级的职位。弹劾官员是御史们的工作，周子谅不过是提了一条正常建议。但李林甫见缝插针，他提醒李隆基，周子谅的建议和张九龄如出一辙，周子谅是张九龄推荐当官的。结论：张九龄贼心不死，仍然在经营自己的势力。此时李隆基已经失去了对张九龄的信任，对又懂事又能干的李林甫却是言听计从，他立刻罢免周子谅的官职，又把张九龄赶出长安。事情还没完，李林甫看裴耀卿也不顺眼，找了个理由让李隆基将裴耀卿也贬了。从此，朝廷上再也没有人和李林甫作对，李林甫大获全胜。这一次，张九龄彻底见识到了李林甫的厉害之处，朝臣们也见识到了。此时李林甫已经成为李隆基最得力的助手，再也没有人能动摇他的地位。对李林甫，朝臣们感到深深的畏惧，这种笑里藏刀，外表恭谨，背地里却玩弄诡计让人中套的人，他们不是对手。从此以后，一个形容李林甫的成语流传开来：口蜜腹剑。即使今天说起来，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当时人们心中的畏惧和厌恶。可惜，李隆基体会不到这个成语的含义。
张九龄罢相，标志着开元年间清明政治的结束，官场风气从此转变，朝廷进入了李林甫时代。这也是大唐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此，李隆基仍然一无所知。哥儿要享受了开元二十四年，随着宰相张九龄的正式下台，李林甫则稳稳当当、毫无争议地成为朝廷之内头号实权宰相。虽然有点不太光彩，但不得不承认这也是李林甫凭借自己努力得来的结果，同时，也是李隆基对于人才取舍的结果。而李隆基到底是为了什么会放弃才华横溢的张九龄呢？直接原因还是在于张九龄的结党问题。好的领导讲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李隆基却是用人常疑。他对自己选择的这些宰相始终都抱有一种怀疑态度，在潜意识里，李隆基是害怕他们得势的。正是因为这个隐形危机感，才使得那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李林甫最终存活了下来，因为文盲李林甫可以给李隆基带来安全感。在李隆基的眼里，一直认为李林甫就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奴仆，忠诚地执行着他的一切决定。最主要的是，读书少的人往往给人的感觉就是只知道出力干活，而很少有什么其他的歪脑筋。更深层原因，是因为李林甫满足李隆基统治的需要。开元初年，李隆基励精图治，他选择的宰相都是有想法、有干劲的人。
李隆基不断与他们磨合，共同探索治国之道，这个磨合过程时常出现不愉快，但结果是好的，受益的是大唐江山和天下百姓。开元末年，国家走上正轨，已经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法。李隆基不需要再找人磨合探索，只需要有人来高效地执行这些方案，李林甫正是这样的人才。他没有什么治国方略，却能把交代下来的事情快速做好，这就是吏治的好处，一切遵照规定，有条不紊。治国思路的契合，使李隆基愈发器重李林甫。李林甫呢，过去那些宰相身上的毛病，比如爱进谏、爱耍脾气、爱和同僚吵架等等，在他身上全都没有。他永远赞同李隆基的意见，永远恭顺谦和。在李隆基眼里，他对同僚永远都客客气气，而且从不结党。更让李隆基开心的是，李林甫工作努力，朝廷上下大事小情，他都能一手包揽，管治得井井有条。有李林甫在，李隆基第一次觉得当皇帝是件轻松的事，惬意的事。他终于明白自己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宰相了。人一旦开始依赖，就会形成惯性。李林甫让李隆基心情好，能够放下心去搞搞艺术，开开宴会，尽情享受人生。李隆基渐渐习惯了把事情交给李林甫。
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李隆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骊山接受姚崇十条建议的帝王了，他开创了一个盛世，就要享受这个盛世，他认为自己已经可以退休了。为什么不放松一下呢？边境没有战乱，百姓安居乐业，犯罪率低到不能再低。他为这个帝国付出了三十年的努力，也该是得到回报的时候了。公元742年，李隆基将年号改为天宝，接受朝贺，大赦天下。他身后，站着意气风发的李林甫。在李隆基眼中，李林甫是盛世功臣，也是治世能臣。公元744年，李隆基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太平无事。朕想要把政事全部委托给李林甫，你看怎么样？”高力士是明白人，当即反对说：“国家的大权不可以交给别人，一旦交给别人，想要收回来可就难了。”李隆基有些不悦，不过，高力士说的话有道理，天下权柄怎么能给他人？“把政事全部委托给李林甫”没有成为事实。但是，李隆基终究日渐沉湎于享乐，离朝廷越来越远，李林甫对朝廷的控制日益加强。李隆基丧失了昔日的进取之心、治国之心，开始贪图个人享受，这才是盛世唐朝最大的转折点，也是李隆基命运的转折点。可惜，沉湎于各种娱乐的李隆基，对此仍旧一无所知。
国际化大都市——长安李隆基沉湎的长安城，是公元8世纪前后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人口超过百万；北方的骏马、南方的船舶，往来商旅如云；与唐朝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足有三百多个；长安还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对世界敞开它的大门。盛唐有博大的心胸，使者、商人、学者、僧人、艺人等从各个国家前往长安，只为一开眼界。唐朝政府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五花八门的外国宗教和道教、佛教一样得以在中土扎根。此外，想要和唐朝交好的国家，纷纷献上奇珍异宝，带来西域的服饰、乐器、歌舞。长安上下都喜欢来自异域的事物，纷纷模仿。男人模仿，女人模仿，全国都在模仿，胡衣、胡帽、胡饼，衣食住行，长安浸润在浓厚的“胡风”中。除了和唐朝交好，还要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日本在这方面走在各个国家的前列。在公元7世纪初之后的将近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向大唐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所谓“遣唐使”，就是派遣到唐朝的使者。这些使者包括学者、僧人、医生、工匠、文书、艺术家、翻译等等，他们全方位地学习大唐社会的制度、文化，将这些学问带回日本照搬照抄，走了一条发展的捷径。日本是个消化能力超强的国家，经过他们的改造，形成了既有唐风，又独具民族特色的大和文化。
在日本派来的留学生中，有两个人最为有名：一个是吉备真备，据说他根据汉字偏旁，创造了片假名（日本文字）。还有一个是阿倍仲麻吕，他的中文名叫晁衡，在唐朝学习，中过进士，接受唐朝的官职，和我国大诗人李白、王维都是好朋友。有一次，阿倍仲麻吕回日本，船被大浪打翻。李白以为好友葬身鱼腹，还写了一首诗。阿倍仲麻吕命大，没过多久仍然回到长安，让李白大吃一惊。鉴真东渡也是中日交流史上的大事。鉴真是一位高僧，也是个医生，为了传播佛法，几次东渡去日本。直到双目失明的晚年，他才到达日本奈良，成为日本佛教律宗的开山祖师，受到了日本人的尊重。不但日本派遣遣唐使，朝鲜等国也都来学习唐朝制度。在宴会上，甚至发生过日本、朝鲜使臣为争座位的次序，各不相让，在李隆基面前吵了一架这样的事，可见当时大唐的威风。长安城是外国人心中的圣地，也是国人向往的繁华首都。一个从小读书的学子，最渴望的事莫过于学业有成，到长安参加科举，得到殿试的机会，成为状元，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大雁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