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董就是一板一眼。”一位鸿海高管对记者说，比亚迪明显有错，郭台铭怎么可能轻易放手。
“如果我输了，我就从这里跳下去。”郭台铭有一次在接受台湾地区媒体专访时，指着办公室后面的落地窗如此说。
郭台铭曾经下过一道严令：禁止任何比亚迪的汽车开进富士康厂区。这显示出双方水火不容的情况。
郭台铭：我只是不想买媒体而已
全世界最差的企业媒体关系
在台湾地区，马英九可能还不是最受媒体青睐的人物，因为有郭台铭在。
只要是他出席的公开场合，总是挤满了记者，把他团团围住，总是让路人侧目。2010年5月26日开放龙华厂这一天，更拥来了300多位记者，这么盛大的场面，可能连每年的“两会”记者会，都要瞠乎其后。
但媒体关系，永远是郭台铭的短板。郭台铭常说，鸿海的生意不需要媒体，“只是地瓜大了，大家就要来看”。
尤其他在两岸曾经告过三家媒体或记者，也是全球企业公关史上的一个纪录。
这十几年来，郭台铭正进行着一场“不见血的垄断”，仗着他累积的财富，以及恐怖的假扣押、求偿天价的恶劣法律手段，威吓利诱媒体，为他和鸿海集团化上一层又一层的浓妆。《壹周刊》前记者臧家宜，在她所撰写的《新商场厚黑学——首富致富手法揭密》一书中，如此描述郭台铭如何处理媒体关系。
台湾《工商时报》记者旷文琪，是他第一个提起假扣押诉讼的对象。
旷文琪曾在一篇报道中，提及鸿海连接器报价达7美元，并暗指其产品价高质量有问题，也损害该公司营销策略，使其竞争对手得以借机发动言论打击，让鸿海损失商业利益达3000万新台币。
郭台铭对外质疑说：“记者是大鲸鱼还是小虾米？在台湾一则经济新闻如果未经证实就报道，对企业的伤害很大，记者不等于小虾米，大家自由心证，如果有一支笔，是不是胜过千支枪杆，小虾米胜过几百头鲸鱼呢！”
他进一步强调说，这是一则未经查证的报道，“这对一家公司伤害有多大？很多客户因而延迟下单。我们思考的是公司利益，如果经营者不提出任何辩解，那就等于默认”。
郭台铭因此向“台北地方法院”提供1000万新台币的担保金，诉请假扣押旷文琪的财产3000万新台币获准。2004年6月起，旷文琪每月薪水被扣三分之一，名下财产亦无法处分，个人财务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2004年10月，旷文琪申请留职停薪三个月赴美，整起事件开始得到台湾地区媒体关注，在互联网上，也有许多媒体记者串联支持她。
2004年11月30日，“台湾记者协会”要求鸿海于12月15日前撤回“假扣押”申请，否则，不排除寻求国际记者协会协助，且不排除集结全球新闻同业，对鸿海公司海内外据点进行一连串的示威抗议活动。
2004年12月18日，郭台铭亲自拜会《工商时报》，经过详谈沟通之后，决定收回“假扣押”的决定。12月20日，鸿海与《工商时报》发表共同声明：鸿海与《工商时报》为减轻假扣押事件对社会造成的纷扰，愿意以最大的诚意，让本事件及早落幕。
基本上，郭台铭对媒体是不信任的，对记者的感觉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鸿海不但没有像台积电等大型上市公司一样，每一季定期举行法人说明会，让外界了解鸿海经营现况，公开营运信息，尤其在公关运作上，也根本毫无策略可言。
跳楼事件就是最好的案例。极其严重的危机处理，在事件早期却无人能公开说明，造成两岸媒体皆以窥视，甚至是狗仔队的采访方式，负面报道跳楼新闻。
就像是挤牙膏一样，跳楼事件每天都有不同媒体的臆测与传言，鸿海官方却毫不出面讲清楚、说明白。在两岸乃至全球都关心这起事件进展的前提下，媒体报道方向自然理不清，人心越来越乱。
郭台铭公开对媒体三鞠躬，希望不要再制造“维特效应”，但是他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如果不是鸿海从来皆以防卫心态面对记者，造成媒体记者习惯“挖掘”鸿海新闻，恐怕不会牺牲更多的人命。
在过去，只要跑鸿海路线的台湾记者，没有人不知道郭台铭有一份“黑名单”，这份黑名单上的成员，都是曾经写过郭台铭认为对鸿海有负面影响新闻的记者。过去郭台铭惩罚这些记者的方法，则是不让这群记者参加一年一次的股东会以及尾牙，这是他一年难得的两次曝光机会。
往往鸿海高管对记者多说了几句，郭台铭看到报纸后一个不高兴，就在内部“悬赏”，要找出泄密者。如此不合时宜的媒体“策略”，让关系总是打着个死结。郭台铭说，媒体是庞大的鲸鱼。他认为媒体报道应该更慎重，在《工商时报》事件后，他说：“这虽然是第一次（告），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告）。”
果然，在2006年6月，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王佑，写了一篇揭露鸿海是血汗工厂的报道，“富士康：机械罚你站十二小时”。
郭台铭这回祭出的手段，不是假扣押，是直接对撰稿的王佑，以及负责编辑的翁宝，提出求偿3000万元人民币，并冻结银行存款、房产及车辆等诉讼方式。
3000万元人民币，对从事新闻工作的两个年轻人来说，当然是个天价。但比起台湾《工商时报》的畏畏缩缩，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社方，是一面倒地支持王佑跟翁宝，为他们聘请了庞大的律师团来跟鸿海大军抗衡。
大陆媒体也预备向苹果发动陈情，种种的力量，加上有书记等级的官员出来协调，最后郭台铭终于放弃以高压手段对付媒体，双方和解落幕。
直到2007年，《壹周刊》前记者臧家宜企图撰写一本郭台铭的书籍。她将一份大纲寄给郭台铭后，遭郭台铭以恐吓勒索罪刑告上法院，臧家宜因此被判刑10个月。
三个记者，三个案例。可以看出郭台铭对媒体报道是多么的“重视”。他曾经说过要出资兴办《鸿海日报》，这个意思是：要从经营方面，影响新闻内容。
2010年6月8日，鸿海股东会上，郭台铭就对《中国时报》记者说：“我只是不想买媒体而已，不然哪轮得到你们蔡老板买的份！”
蔡老板，指的是旺旺中时集团老板蔡衍明。他在2008年，用米果本业赚来的大把银子，买下了台湾地区两大报系之一的中时报系。
郭老板这句话，惹火了同样霸气的蔡老板。《中国时报》的社论，本来还称赞郭台铭宣布大幅调薪，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但股东会隔天，就转为批评他是个“缺乏自省力的大老板”。
这篇评论认为，郭台铭调薪是给台湾地区其他制造企业找麻烦、引发工人运动也无益于中央政府“和谐社会”目标。直到不少学者联署质疑郭台铭是“台湾之耻”，中时集团也全力跟进批评。
郭台铭也一再大吐苦水，他说台湾地区的媒体大老远到了龙华，却不去报道鸿海优渥的员工福利，只会挤在他身边拍照，一再丑化他。郭台铭更认为持续修理鸿海、让厂区发生“模仿型连锁自杀”的主犯，就是台湾地区的媒体。
这样看来，郭台铭一再误解媒体，双方心结越来越深。他应对媒体，真的永远找不到好方法。
一位鸿海高管说，郭台铭总是心太急了，“什么事情前一分钟知道有问题，第二分钟就想知道答案。”他说。这位高管以前讲常跟郭台铭开玩笑，“太急了，会把自己头发都急白了”，结果，郭台铭果然白头发不少，现在常要靠染发来遮掩，或许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媒体气出来的。
如果他真的要办《鸿海日报》，可以简单地说，起码他旗下的媒体，不会说鸿海的坏话。
说穿了，郭台铭的期望是“凡不利于本人与本企业形象的新闻，一律不准报”。但肩负政经监督重任的媒体，不可能达到他的期望。
2010年股东会场内，郭台铭面对股东、记者提出的一个个相关跳楼的问题，慢慢找回了发球权，不再一味挨打。他重拾了惯常的威严语气说，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