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觉得大清皇帝没有以死相争，与革命军来个鱼死网破，而是选择了保留福利、和平交权的方式，因而显得格外的“通情达理”，而革命军方面也没有穷追猛打，还要优待满清皇室，也显得格外“通情达理”。其实，这只是因为，一方面，无论大清王朝还是南方革命军，双方都穷得很，没有钱继续打下去，也就是说没有哪一方能够扫荡并统一、平定全国，故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另一方面，大清的军权被袁世凯揽在手里，皇室天天要袁世凯镇压起义，袁世凯就是不听，而是打起了自己的算盘来，以革命军的压力来向清王朝要价，又以清王朝来向革命军要价，两边通吃。当袁世凯从革命党那里得到将来推选他当总统的承诺（大清皇帝总不能直接把帝位禅让给袁世凯吧，最多只能给他个宰相当当），他开始偏向了搞共和而非维护大清帝制。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连哄带骗下，清帝被赶下了台。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南北双方确实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和平，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人破天荒地试验起共和来，举行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覆盖全国的国民议会选举。这看起来热热闹闹的民主共和，不能说试验者完全是在搞表演，在最初，包括袁世凯在内，应该是有几分真诚的。但是，在一个完全没有民主政治传统和土壤的中国试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其操作不成熟而导致的政治乱象也可想而知。
当然，在这个时候，大清皇帝退位了，龙椅空在那里。想坐龙椅的人不是没有，但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内心的“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想法岂会从来没有过？只不过，孙中山同盟会集团和袁世凯北洋集团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一时之间，谁也吃不了谁，大家都暂罢兵戎，一起来试验共和，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复辟帝制。
当这个势均力敌的局面被打破，经过对南方军队的裁减，和用于战争的钱从国外借到手，脆弱的平衡马上被打破，袁世凯的狰狞面目就露出来了。二次革命发生是袁孙两大势力的殊死搏斗，终于还是没有走出以暴易暴之路。只不过，在两虎相争没有决出最后的胜者之时，也即势均力敌之时，双方采取了和平的方式来一起玩政治游戏，当玩游戏的双方都觉得玩得不开心，玩得没有得到好处时，还是走回到以暴力决定最后的胜者，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历史相似之处。
这就好比刘邦虽然首先攻入咸阳，按原先定的游戏规则，刘邦应该坐头把交椅，但刘邦十分清楚，没有实力，那交椅不可能由自己坐，坐上去也坐不了几天，他选择了以退为进，把咸阳城交给项羽，自己去养精蓄锐，来日再跟项羽决一雌雄，事实证明，刘邦这一招管用了。真正决胜的是暴力，政权的更迭依靠暴力，这就是他们认可的硬道理。
当时，孙中山无奈地选择南北议和，也是因为自己实力不济，又借不到北伐之款项，只好将权力拱手相让，其内心的不甘是很难言表的。如果孙中山实力占优势，按照他自己的理想，是一定要“以武力清扫北京势力”的，至于“消灭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之后，孙中山是不是“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
我们在惊诧于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时，恐怕少有人去探究，为什么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实，历史是人创造出来的，无论汉朝的人，还是民国的人，在人性上皆有相通相似之处，这就是孔子所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如果人性不相通，我们就无法推己及人。人性不仅相通，而且人性中的弱点大致相似，自己容易犯下的错误，别人也可能容易犯。比如对权力金钱的贪恋，大抵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这就决定了汉朝的人可能做出来的对权力金钱贪恋的行为，与民国的人做出来的对权力金钱贪恋的行为，有相似之处，比如屠杀功臣以保自己的权势地位。所以讲，人性相近，由具有共同人性的人创造的历史具有相似之处，尽在情理之中。
不过，扩大历史的范围来看，中国的历史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的历史又大有不同，在中国具有惊人相似之处的历史现象往往有“中国特色”，比如宦官专权，这在西方历史是少有的，因为，在西方历史上很难找到宦官这一“物种”。因此，除了人性相通之外，历史之所以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是由历史形态或模式决定的。在同一形态或模式下，而且这一形态或模式长期定型，人大抵会有相同的行为和结果，这就好比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但只要四季轮回（四季轮回就是一种形态或模式），就一定会有两片同时发芽、同时泛红，同时飘落的树叶，这就是所谓的惊人相似之处。
自秦以降，“百代皆行秦制”，君主专制这一政治形态或模式定型了两千多年一成不变。在这样的形态或模式之下，总有一些死结是在这个框架中解不开的，进而影响到一代代的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因此，当我们讲中国人如何如何，讲我们走不出历史的怪圈，讲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在讲中国人一直处在一种社会结构形态之中，被制度、习气、传统、民族精神、国民性等“定”死了，每个人都带着历史的胎记难以更改。有人曾有趣地假设，假如中国人全部移民到美国，就会把名义上的“美国”变成实质上的“中国”，当然，假如美国人全部移民到中国，名义上的“中国”又会变成实质上的“美国”。这绝非虚谈，我有朋友在国外，说只要中国人聚在一起，就会把中国那一套全拿出来，而将在国外学习到的东西抛得干干净净，可见原先的形态或模式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根深蒂固。
回头再来看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国，仍然有那么多与传统历史惊人相似的地方，就足以说明，共和国体虽然建立了，但民主还没有真正实践起来，甚至，政客们在共和的外衣下搞起专制，开起历史的倒车。即从骨子上说，民初虽然处在转型期，民国虽然有了新的时代气象，但因为民主没有真正实践起来，转型转得十分艰难，民国还没有走出传统的政治形态或模式，出现历史上常见的权臣逼宫篡位、屠杀功臣、以暴易暴等，实在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只不过是换了人物和布景，也可能换了故事和情节。用杂文家何满子的话说，那就是“历史搬演的是一幕幕的老戏，脚本按出场人物的特点稍加修改而已”。
但是，就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华民国笼罩着共和的外衣，辛亥革命以及中华民国总是处在赞美声中，对其深刻的反思总显得稀少，这显然是不能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固然承认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起义，中华民国不同于以往的王朝，两者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只是，这点新鲜的色彩与浓厚的旧色彩比起来，仍显单调虚弱，巨大的历史车轮以它固有的惯性滑行，滑行出同样的轨迹，这在成语上就叫做“重蹈覆辙”。而中国要想真正走出这旧轨迹，只有实行真正的民主，就像毛泽东说要走出历史的周期率需要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我们在不断地感叹“历史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时，是不是也在提醒着我们太健忘了？说明殷鉴未远，历史还会继续惊人地相似下去？这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