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现在这个所谓的黎元洪墓并非原墓址，原墓址在20世纪70年代末建起了一栋学生公寓。因为，“文革”时，黎墓曾被红卫兵所毁，黎氏夫妇遗骸也被烧掉，不知所终，现在只在湖北省博物馆还保留着当时从墓里挖掘出来的一些遗物。直到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才在原墓后侧高处十余米重建了这座新墓。
坐在墓边的一个石条上，回望民初那段历史，突然想到，这样一个现在略显落魄的“人”，为什么在民初的政坛上那么吃得开呢？那么风云一时呢？
不过，对黎元洪的评价历来负面居多，似乎并不认为他在民初政治舞台上多么风云一时，显赫炙热。黎元洪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懦弱无能的傀儡，小丑式的人物。如果你是这样看待黎元洪的，那真是把人平面化、简单化了。其实，孙中山曾称黎为“民国第一伟人”，章太炎赞其“功比孙黄”，黎元洪十余年间曾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这个纪录在中国尚无人打破，说他吃不开，说他非风云一时，说他一无是处，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我也看到，这些年，学界不少人在为黎元洪“平反”，著名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就曾指出：“长期以来，黎元洪就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样，就使我们难以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及其相关史事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述。”
我无意为黎元洪“平反”，我所感兴趣的是，在民初的那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舞台上，黎元洪吃得开，说明黎元洪绝非平庸之辈，更非木偶一个，黎元洪在为人、城府、谋略等诸多方面是有几把刷子的。黎元洪到底有几把刷子，不妨试着数一下。
一个见风使舵的高手。
为什么说黎元洪是个见风使舵的高手？这可以从他从一个镇压反革命的清军将领，摇身变成革命党的首义都督看得十分清楚。
现在有人为黎元洪翻案，说黎元洪不是“床下都督”，经过细致的考证，认为“床下都督”不符史实，因为那时身体已经发福的黎氏，不可能钻进床下躲藏，那是贬黎的人捏造出来的。这段公案暂且不论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革命党人要黎元洪出任革命军政府都督时，开始是坚决拒绝的。革命党人好言相劝黎仍无动于衷，于是“众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来请，乃尊重统领也；如坚执不去，则自取祸耳！黎踌躇有顷曰：我去我去！”
在性命攸关的时候，黎元洪明哲保身，应允革命党人的要求。但他并不诚心要做反革命的头头，他自然知道，按照大清刑律，谋反是要被诛九族的十恶不赦的死罪，所以，当革命党人要他签安民布告时，连忙说：“莫害我，莫害我！”这一番推脱是很有必要的，至少，革命不成功，清政府怪罪下来，他可以说拿被挟持无奈争取减刑。
在就任都督的头几天，黎元洪基本上处于无为状态，仍然拖着他那条猪尾巴似的辫子晃荡。他是在观察形势，看革命党到底能闹出多大的天空，后来他发现起义进展得还不错，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清政府的海军军舰也被打退了，全国各地纷纷传来独立的消息，他可能觉得清王朝气数已尽，此时不投机革命更待何时？于是才剪去辫子，并宣布：“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很快，黎就以首义都督的身份获得了巨大社会声誉。
但是他真的能与诸君共生死吗？否！他那见风转舵的本性始终就没有改，当武昌起义部队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打得节节后退之后，黎元洪见势不妙赶紧逃往葛店，最后还是被革命觉人追回来的。因为此次不光彩的行为，后来有人讥讽黎为“逃跑都督”，不无道理。当革命党人誓死杀敌的时候，作为一个首领不但不能“与诸君共生死”，还临阵开溜，动摇军心，他哪里把自己“作为军政府之一人”呢？什么不计“成败利钝”，这不过是一个见风使舵的高手的漂亮借口罢了。
当然，或许人们会为黎元洪开脱，说刀架到脖子上了，难道不能让他反正吗？这话用在现在来说或许还有一点点意义，相对于所谓的“主义”，人的生命可能是最可宝贵的。但是，要知道，黎元洪并非生活在现代社会，他生活的时代，仍然是一个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为主流价值的传统社会。即便在道德上，忠君仍然是一个为臣子所恪守的标准。黎元洪作为一个臣子，一个军人，叛国投降，站在传统观念来看，总不是什么好事。
黎元洪的见风使舵还表现在他对袁世凯的攀附上。照说，黎元洪是革命党人推举出来的首义都督，后来还入了同盟会，他应该站在革命阵营之中，立挺革命党的事业。当孙中山与袁世凯为争夺辛亥革命主导权时，黎元洪这个被革命党人托举出来的革命受益者，却有点忘恩负义地站到了袁世凯的一边，与革命党人作对。这除了袁世凯的拉拢，某些革命党人与黎元洪有矛盾之外，还因为黎元洪明显地看到，在孙与袁的斗法之中，孙斗不过老谋深算兼实力占优的袁，你说黎会选谁？因此，黎元洪虽身在革命阵营中，却掉转方向，很快地投入袁的怀抱，在袁得胜的时候，他分到了一杯羹。而我们假设，黎元洪不是挺袁而是挺孙，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见风使舵固然不易获得道德上的好评，但是无论在治世还是在乱世之中，这类人往往最容易左右逢源，吃香喝辣，因为，见风使舵的核心是投机，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用，这一点，黎元洪做到了。
玩借刀杀人很娴熟。
武昌起义爆发得太突然，起义领导人地位低下，纵是“首义三武”（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也难以领袖群伦，而久负盛望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又不在武昌，一时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为了稳定局势，扩大影响，起义领导人决定把在武汉军民中素有威望，虽然在起义的当晚，亲手杀害两个革命士兵的黎元洪请出来做都督。
“黎菩萨”请是被请出来了，但是在自认有功的“首义三武”眼里，对这个本来与革命八竿子打不着，却身居高位的黎元洪是心怀不满的，根本瞧不起这个逼出来的都督，彼此间抵牾不断就在所难免。
当革命党人拥戴黎元洪为都督而黎坚决不就时，张振武曾主张杀了这个前清军旅长壮声威，他说：此次举义，虽然占领了武昌，但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没有抓到一个来杀以壮威。现在黎元洪既然不识抬举，不如杀了他，枭首示众，达到杀鸡儆猴，壮我革命军声威的作用。这种话传到黎元洪耳内，可以想见是什么样的滋味，会激起多大的仇恨情绪。
矛盾还不止于此，北洋军攻陷汉阳，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有人建议放弃武昌，东取南京，黎元洪表示赞同。张振武拔刀怒骂：“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黎大都督只好说愿与武昌共存亡，其实是句假话。几天后，北洋军炮轰都督府，黎元洪赶忙逃跑到葛店，张振武主张弃黎而另选贤能，这又像是打了黎一记闷棍。
这些矛盾就像仇恨的种子一粒粒种在黎的心里。但是，当时“三武”掌握着湖北实际的军权，黎元洪有职无权，奈何不得这些眼中钉。黎元洪就采取分化的办法，让“三武”分裂对立，成三足鼎立之势，然后借革命党人的内讧“群英会”事件免去“三武”的军职，改任都督府顾问，一步步将权力抓到自己的手里。然而，“三武”毕竟是具很高声望的首义领导人，其影响力仍在。尤其是张振武虽被解除军权，手里仍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时时刻刻威胁着黎的权力。
这时袁世凯为了拉拢黎元洪，派参谋次长陈宦给黎元洪出了一个主意：“‘三武’一日不离开武昌，则副总统一日无权。这些人都是卒伍下吏出身，若由大总统将他们召到北京，授以高官厚禄，不会不去。这样副总统则无后顾之忧矣。”这主意好比瞌睡之时送来一个枕头，真是说到黎元洪的心坎上了，有袁世凯帮助搞调虎离山，让自己独占湖北，他巴望不得呢。
1912年5月，“三武”先后奉诏北上，被袁世凯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职。张振武对这种无兵无权的虚衔很是不满，他当面责问陆军部长段祺瑞：“难道我们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他要求袁世凯授予有实权的职位，袁世凯就委任他做蒙古屯垦使，但又不给实际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张振武气愤不过，挂印而去，跑回湖北向黎元洪索款，准备招兵买马赴蒙古镇抚。这一举动令黎元洪坐卧不安，非除之而后快，于是一个借刀杀人的密谋出笼了。
不久，袁世凯连发三封急电，邀请张振武赴京共商国事。黎元洪也力劝张振武入京去跟袁大总统谈谈，并赠与路费4000元。8月8日，张振武带上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人抵达北京。
8月13日，黎元洪给袁发密电，请求袁“将张振武立予正法”。袁世凯收到密电后，回电询问是不是黎元洪本人之意。黎元洪确认，并派秘书饶汉祥等人入京面见袁世凯，告知武汉方面已布置严密，万无一失。15日晨，袁世凯签发命令，段祺瑞副署，将张振武、方维捕杀，制造了民国第一冤案。这其中的主谋是黎元洪，使用的手段是借刀杀人。
黎元洪杀蒋翊武也是用的借刀杀人。蒋翊武也是一个瞧不起黎的人，彼此成见很深。“群英会”暴动，黎元洪解除了蒋翊武的军权，加剧两人的矛盾。但蒋翊武不像张振武手里握有武装，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在政治上一度十分消沉。
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不顾一切发动“二次革命”，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但“二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凯粉碎，袁世凯到处通缉捉拿革命党，孙中山、黄兴等人逃难日本，蒋翊武却没有出逃，而是潜入广西，被当地巡防营抓住。黎元洪在得知蒋翊武被捕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要求“迅诛”，免得留下后患。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可怜这个首义元勋，最终没有逃得出黎元洪的报复。
如果说黎元洪借袁世凯之手杀张振武是因为张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黎的现实利益，那么，黎借袁之手杀蒋翊武，完全是公报私仇，是将那些曾经狂妄地，在他头上拉屎撒尿的首义功臣置于死地，以平复内心的仇恨。由此看，黎元洪并非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宅心仁厚，其阴险毒辣不亚于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