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我们应该怎样纪念辛亥革命。
——对话历史学家杨天石第五部分访谈反思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即将到来，海峡两岸都举行盛大的纪念。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纪念辛亥革命？这像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其实不然，因为辛亥革命虽是一百年前的壮举，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壮举一划下来就是一百年，辛亥革命与中国百年来的变与不变有什么样的因果脉络？辛亥革命是不是“革命尚未成功”，有仍需我们继续努力的地方？带着这些疑惑，我采访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
杨先生是历史学界研究近代史的佼佼者，我读过他的一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杨天石近代史文存》，对他的治史态度、功力、观点深表敬佩，特约请他谈谈“我们该怎样纪念辛亥革命”。不过，在采访中，直爽的杨老师因怕给我和他自己惹麻烦，避谈辛亥革命与中国百年来的变与不变有什么样的因果脉络，但仍然回答了多个有意思的话题，在此特表感谢。
廖保平：辛亥百年临近了，据报道，武汉、广州、南京等城市都在争做辛亥纪念主会场，在网络上，网友们也是各不相让，各说各的理。你是怎么看这种将辛亥革命纪念当成一种“旅游文化资源”来争抢，当成一张生意牌来打的庸俗化做法？
杨天石：武汉、南京、广州、上海四个城市，都对辛亥革命有贡献，其他各省省会，也对辛亥革命有贡献，比如四川的成都、湖南的长沙等，全国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个城市对辛亥革命作出过贡献。但相对而言，以上四个城市对辛亥革命贡献最大。武汉是武昌首义之地，南京是临时政府所在地，广州曾爆发过三大起义，1895年广州起义，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以及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上海是20世纪初，革命派舆论宣传阵地，《苏报》，《神州日报》，“竖三民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都是在上海创办的，是革命党重要的舆论宣传工具，上海还是比较早的爱国反帝反清根据地，又是南北议和场地。四个城市都作出贡献，都有特殊的地位。
但比较起来，武汉是首义之地，选在武汉是正确的，且已成定局，武汉决定投资200亿修建辛亥革命纪念塔，辛亥革命纪念馆等；从辛亥革命50周年开始，除60周年外，70、80、90周年都在武汉举办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这已经形成了传统。
按因果而言，先有武昌首义，后有全国响应，武昌打响第一枪，辛亥革命在此成功，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因此，各地争也没有用，除非特别原因，不会改变在武汉举办，这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各省各地都可以搞。
廖保平：有句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纪念历史是为了从历史中找到解决当下问题的智慧，为解决当下问题提供契机。所以我在想，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为了纪念而纪念？是缅怀革命先辈，是需要一场盛典？还是还原历史的本真，吸取历史教训，形成历史智慧？我个人认为，史家更为重要的任务，恐怕不是当粉刷匠吹鼓手，而是坚守学术良知，做历史真相的守夜人，这是不是纪念辛亥革命的真正意义的一部分？
杨天石：所有的学者都会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我相信没有一个学者愿意写假的历史。辛亥百年，会有一批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出版，有的写论文，有的写专著，有的编资料。据我所知，武汉方面会有一批著作要出来，改革开放后，辛亥革命史是学界研究的热点，有一大批学者在研究，而武汉地区是持续时间最长，成绩比较突出的。
我最早在1958年就开始研究历史，20世纪七八十年代，踏入历史研究，首先就是跨入辛亥革命，因为最初编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我参加写了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建，后来写北伐战争，研究下移，就告别了辛亥革命，陆续转移，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些老师，以章开沅为代表，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坚持，相信武汉会拿出一批成果来。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我们研究所会有三部大书出版，《中华民国史》13卷，六七百万字；《中华民国大事记》，五六百万字；《民国人物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有一千多人，每个人物一个传记。这是我们从1972年到2011年近四十年时间的研究成果，当时踏入这个领地才二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把所有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些历史和书籍。
对这样一种爆发式的研究成果，我相信有一些会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有若干突破和前进，会比较深入，但不会有很大的全面的突破。至于有人说海外研究辛亥革命更加厉害，我不这样认为，但是，他们的研究禁区较少，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小，这是事实。
廖保平：现在总有一种事后诸葛的说法，认为辛亥革命断送了清末的和平立宪，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这种假设首先不成立，历史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我们不能为了厚革命而薄立宪，或者相反，但是确实这可以提供一个视角让我们去认识当下和将来的道路选择。现在的反思和选择，也许会成为未来历史发展的某种逻辑力量，你觉得是不是？
杨天石：反对革命的理性无非四个理由或原因：一、革命的代价太大，需要流血牺牲，破坏性大，所以不主张革命；二、皇帝作为一个权力象征，有存在的必要，这样可以避免天下大乱；三、给清政府改革的时间，宣传9年预备立宪，对于这样一个政体的变动，这时间不算长；四、按清末新政的路子走下去就可以了，就会迎来光明。
这种告别革命，不革命尽可能不革命的理论，曾经受到过批判。我们能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清政府立宪呢？假定我们接受清政府的立宪的安排，立宪派不转到革命阵营来，其实，清末立宪，宪法已定，咨议局、咨政院已成立，说明清政府并不是样样虚假，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改革决心的，但清政府搞皇族内阁却又是实实在在的，说明他的改革是虚伪的，始终把权力牢牢地把握在满洲贵族手里，这实际上得罪了立宪派。
我们回溯，会发现，早在戊戌变法，就是一次体制内的改革，如果满洲贵族真心改革，就不会镇压戊戌变法。孙中山本来也是对清政府体制内的改革抱有希望的，跑到天津去给李鸿章上书，遭到冷落，这就充分说明，清政府缺少真正的改革诚意。
龚自珍说，改革有自改革和他改革，自改革就是体制内的主动自我改革，应该说，清政府进行自改革既有时间也有机会。庚子之乱后，西太后流亡归来，决心搞新政，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我不认为那些改革都是虚假的改革，比如有一些改革举措，都是真刀真枪的：一个是废科举办学堂，这是引进先进文化，不再让人学八股文，斩断了读书做官的路径，让年轻人学习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培养新式知识分子，就是进步的。二是奖励实业，发展民族资本和私人经济发展；三是办新军，用新式的武器和训练培养国家军队。
清末新政确实将中国向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推进了一步，如果继续往前走，是应该可以走出一条新路来的。但是改革一旦触到皇族的利益核心时，改革就止步不前了，满洲贵族不愿意把手里的大权交给老百姓，而且由于皇族内阁的成立，将更多的权力往自己手里集中，过去，满汉大臣还有一点的比例，这样一搞，满族集权的程度更高，达到了寸权不让。
不仅如此，清政府还与民争利，且寸利必争，甚至将铁路收归国有，本来，湖广、川汉等铁路都是民间兴办的，且没有理由说国营的效率就比民营的高，而且收回的铁路还转移到外国人手里去了。
尤其是四川的铁路，基本上是全民入股，人人做股东，清政府把这些铁路收归国有，就得罪了这些股民，得罪的人太多了，侵犯了老百姓的利益太多。
寸权不让和寸利必争，表明了清王朝改革的虚伪性，即他不可能真正进行自改革，你不自改革，那么别人就帮你改革，孙中山上书要你自改革，你不真心实意，他就来个帮你改革的革命。
基本上所有与民争利的都不会得民心，读史使人聪明，读史也会使政治家聪明，读史可以资治通鉴。而要想让人聪明，前提是让人说，让历史真正成为一面镜子，如果不让人说，就缺少了一面镜子。
廖保平：有的研究者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攫取了，并一步步地摧毁民主共和，只剩下“中华民国”这块空招牌。也有的研究者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失败，因为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使全国的老百姓受到了一次极其难得的民主主义的实际教育和洗礼，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专制复辟的失败，就是辛亥革命没有失败的最好证明。我在思考的是，如果说辛亥革命所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仍然是一个待解的现实问题的话，就说明辛亥革命没有彻底成功，不知道你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
杨天石：多年以来，我们都强调辛亥革命失败了，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攫取。而说辛亥革命成功了，则是这两年才提出来的，我认为两种提法都有片面性，辛亥革命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但是我们对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强调得过多了。
辛亥革命之前，康有为、梁启超说革命会造成大破坏，革命会很漫长，会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他们企图用革命时间漫长、破坏性大来吓唬革命党不要革命。但辛亥革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成功非常迅速，代价非常小。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8省宣传独立，几十天工夫，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死多少人，没有血流成河，很快就宣布共和了。
如果从孙中山1894年成立兴中会算起，十几年工夫，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革命比，也算短的，所以，胜利来得快，代价付出得少，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版图的国家，这是了不起的事。
革命党还执行了优待政策，只要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就给予相当的优待。这一政策是正确的，不需要杀戮和流血，在全国也没有发生杀满族人的事，没有制造大的民族冲突和仇恨。这与正确地利用袁世凯的政策也分不开，革命党利用袁世凯对清的态度，动员他反正倒戈，袁世凯接受了革命党的条件，吓唬隆裕太后，在吓压之下，清帝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