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甲升补他缺后，因为摊上一个清水衙门，很快将之前捞来的银子花得七七八八，暗想这非长久之计，所以找乙商量：“咱合资捐个知县当当如何？”乙意欲与甲互易主仆之分，甲知其心意，主动提议：“这回你来当知县，我呢，愿供执鞭之役，捐官的钱则你出七成我出三成。”乙心想我历练了这么多年，别人可不易欺我，且当官的威风自己还未曾尝得，当然巴不得如此。于是乙换了名字，至京报捐知县，次年当上了四川万县的知县。甲则称病辞官，成了乙的长随。万县是个肥缺，乙甚得意，时常对甲吆三喝四。甲稍有所欺蔽，皆为乙发觉，甚是怅憾。想不当这鸟差事吧，则捐官的银子已交乙，又不能索回。后来甲发愤钻研欺蔽之术，又向诸老辈虚心请教，不数月尽得其术，造诣甚至在乙之上。甲浸渔冒滥，无所不至，乙均不能觉察。久之，乙见甲服饰稍奢，很是奇怪，细为查察，始知甲已积至十余万金。这日，乙置了酒席招待甲，与他讲和：以后公见，仍行主仆之礼；私见则是好兄弟。至于捞来的银子，无论多少，一概平分，以示公道。不到四五年，两人均分得三十余万两银子。而甲因以前私营之故，独多得十余万。
二人深知官场险恶，见好就收，弃官从商，合股做起了食盐生意。每提及从前互相欺蔽之事，二人都觉得笑乐，还感叹道：“要是当初咱都当长随，只怕现在更富得流油了，那些官爷人前威风八面，殊不知其实被长随牵着鼻子走。”清代是明文禁止长随等“贱类”晋身官僚行列的，《大清律例》说得清清楚楚：“娼优隶卒及其子孙概不准入考捐监，如有变易姓名蒙混应试报捐者，除斥革外，照违制律杖一百。”不过晚清之时，社会已礼崩乐坏，要钻律法的空子也不是难事，所以门子出身的乙更名捐官，并非不可能。乙当上知县后，按照之前与甲的约定，让甲当了长随。从前的门子乙现在成了知县，从前的巡检甲现在则成了家丁，主仆名分易位。至于甲是不是仍当门子，《清代之竹头木屑》没有说明。饶是知县乙历练多年、经验老到，还是被长随甲蒙蔽，最后只得与甲讲和，共享权力“赎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长随甲因之前私营，又比知县乙多捞了十余万两银子。需要指出的是，长随获利多于主人，倒不能说明长随的权力大于县官，而是反映了权力系统的公共权威极容易被接近权力中心的内部人截获。权力运行的科层化程度越低，权力被窃取或假借的机会就越大。
清代的州县虽然具备一套完整的正式职能机构：比照中央六部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房，配备一班正式编制内的佐贰官，如县丞、主簿、典史等，还有大量不领国家工资的书吏、衙役。但是，佐贰官在实际上常常有职无权，吏役更是不值得信任的虎狼之辈，所以州县长官通常要倚重自己的私人。一个县官需要雇用数个至数十个长随，除了前面提到的门子，还有“稿签”（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跟班”（相当于秘书）、“钱漕”（负责税收）、“管监”（看管监狱）等。此外，县官还需要聘请一名至数名师爷，协助自己管理县政，以刑名师爷与钱谷师爷为最重要。作为县官内部人的师爷与长随，还负有监控书吏、衙役是否舞弊谋私的责任。简单地说，州县长官相当于在正式的职能机构之外，另立了一套非正式的行政班子，以非公务员身份的私人来协助、监督乃至取代正式与半正式的“公家人”。我将这称为“假私济公”的政治。但“假私济公”的结果，容易造就一个“假公济私”的隐权力集团，包括长随、官亲、师爷等，他们密密麻麻寄生在官场的丛林中，敲骨吸髓、食权自肥，甚至与书吏、衙役集团相互勾结，把持衙门，架空县官的权力。
从上面“甲乙二商”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县衙的长随，四五年时间竟然可以捞到四十多万两银子，折合人民币约6000万元。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夸大，不过，通过其他史料，我们发现长随的权力的确是非常可观的。乾隆宠臣和珅倒台后，他的门丁刘全也被抄家，竟抄得二十万两财产。晚清学者冯桂芬也曾估算，在江苏的一个县，一个管税收的长随，可以从漕粮征收中贪污上万两银子，看来一个县衙长随的最大权力值，至少也值上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当然也有受穷的长随，据瞿同祖先生的研究，“长随的经济地位千差万别，大部分人都很贫穷，但有一些却相当的富有”。我觉得，这是因为隐权力是因人而异的，假借不到隐权力的长随，收入自然寥寥可数。隐权力集团中的书吏与衙役，其权力值也是不可小瞧的。
虽然他们的工食钱非常低，衙役每年六七两银子，书吏每年十几两银子，然而，看看他们勒索、盘剥百姓的名目，就能想象得到这些编外公务员的“权力赎金”之丰：老百姓上衙门打官司，衙役会向他们索要“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招结费”、“解锁钱”、“带堂费”等等；书吏则可以索要“纸笔费”、“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出票费”、“到案费”、“铺堂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等等。每年征收皇粮，吏役又会借机向粮户索取“酒饭钱”、“脚力钱”、“捱限钱”、“宽比银”、“杂费银”、“运官酒席银”、“催册银”、“比征簿银”、“监柜银”、“酒礼银”等等。上面说到的是隐权力集团的权力收益。我们再来看看知县的权力值。如果按清代的正式年俸加养廉银计算，也不过是一千多两银子。显然，这严重地低估了知县的实际权力值。我在民国学者蒋梦麟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一个比较真实的参考值。
蒋梦麟说：“以我的故乡余姚县而论，就我所能记忆的，没有一个知县在我们的县里任职一年以上。正常的任期是三年，一位知县如果当上三年，大概可以搜刮到十万元丁当作响的银洋。”十万元银洋，相当于七八万两白银，平均每年即有二三万两的收入。这个远远高于县官正式工资的权力值，还可以从晚清稗官野史上找到旁证。据《清稗类钞》记录，山阴人蒋渊如与四名朋友合资捐官，蒋渊如当了知县，友人则分别充任师爷与长随，五个人舞文弄法，狼狈为奸，每年敛取不义之财多达二十多万两银子，平均下来，每人也可分赃四万多两。晚清年间，湖南有一首形容县官收入的民谚也说：“不贪不滥，一年三万。”可见一个县官一年期的权力收益大致在二万至四万两银之间。其他官员的权力值呢？根据张仲礼先生对清代官员额外收入的研究，再加上这些官员的养廉银（正式俸禄只是官员收入的零头，大可略去不计），就可以估算出他们的实际收入。
我将部分重要官员的大致年收入（包括正式工资与额外收入）列成一个简易表格（见下页）：从表格中，我们可以发现，官员的实际收入，并不是绝对地与品秩成正比。比如，内阁大学士与六部尚书是一品大员，但他们的实际收入与从四品的知府相当；六部侍郎与各省巡抚平级，但实际收入远不如后者。原因是，京官一般不经手钱粮征收，能用来染指分肥的权力与隐权力比不上地方官。上面罗列的官员收入只是一个估算出来的平均数，一名京官如果掌握着过人的隐权力，那他的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就绝对不止是区区五万两银，比如前文提到的家产近十亿两银的和珅。同样道理，一个地方大员如果实际的权力腾挪空间受到压挤，则可能几年都捞不到一二十万两银。张集馨的经历可作为例证。咸丰年间，张氏在甘肃当了一年半布政使，按照上表的估算，他应该可以获得二十多万两银的收入，但事实上，张集馨因丁忧回籍时，竟连路费都不足敷用。
因为他在甘肃一年半，受总督及同僚排挤，虽然名义上是执掌一省人事、财政大权的布政使，但跑官要官的人都不找他，财政上的事他也无法全权过问，总之不但没有半点隐权力，连正式权力也被变相剥夺了，难免“入项甚微”。而比张集馨稍早一点丁忧离任的甘肃按察使明绪，却捞了个盆满钵满，单黄金就积了三千余两，当时一两金至少值十五两银，三千余两金折成银子大约有四五万两，另外，张集馨还为他张罗了一万两奠银。原来明绪是总督的身边红人，“操纵黜陟之权，与制台（总督）无异”，其收入当然水涨船高了。
官场上的收入（包括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分配，其实反映了一种更接近真实的权力分布：一部分人尽管没有获得正式的国家权力，比如长随集团，却能闷声发大财，因为他们掌握着含金量可观的隐权力；一部分人尽管品秩、官阶很高，比如六部侍郎，但收入不算太多，因为他们能运用的权力空间相对有限。即使我们计入肥缺与瘦缺的差异性因素，官员收入的数目仍能比较周全地体现官员的实际权力值--能染指肥缺之人，通常也是隐权力资源比较丰沛者，比如人脉广泛，比如后台过硬。如果一个人长年在清水衙门不得寸进，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他的隐权力资源着实可怜。而且，官员要搜刮地皮而不被查参，也离不开隐权力系统的庇护，“朝内有人好做官”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