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秋，崇阳县新一任知县师长治匆匆抵任，准备开仓收漕。和他前任遇到的困境一样，粮胥们又纷纷托词推诿，不肯承办。师长治“辗转导谕，继之以威”，最后又承诺收漕的“造册、刷串、纸工、领斛、盘川”等经费都由他负责，粮胥们才答应出来办差。师长治按新章程收漕，还允许粮户“自斛而不争较”，杜绝了粮胥克扣浮收之弊。众花户也踊跃完粮，“一月之间交纳过半”。不过，师长治也算过一笔账：如果照这样子收粮，收上来的漕项（每石米加收二斗二升以及水脚每两征钱四千六百文），仅仅够交纳按常例必须送给知府与督粮道的规费；如果算入上缴各级衙门的办事费、支付粮胥的纸工饭食钱和“仓规各费”，则即使师知县将他自己照例应得的那部分漕规、俸禄、养廉银都贡献出来，也是入不敷出的。至于县衙的办公经费、他个人的日常用度，更是毫无着落。所以师长治打定主意，不计较个人得失了，且收完这次新漕，图个安静之名，再另谋他就，总之崇阳这个地方，简直不是官待的地方，怪不得前任金云门要抽身而退。
从师长治估算出来的账目中，你一定发现了另一个寄生在漕运权力链条上的“食权集团”--州县上司，主要是知府衙门与督粮道衙门。作为“管官之官”，府道直接掌握着对州县官的合法加害或造福权，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州县衙门每年浮收漕规，连“漕口”都可分一杯羹，上司焉能不参与分肥？这分润上司的漕规，还有个名堂叫“漕馆”。“漕馆”究竟是一笔多大的数目呢？我们且根据师长治的账目来推算一番。崇阳县的漕额是七千石米，每石米加收二斗二升，总计可得到一千五百四十石漕项，按当时米价，折银约有三千两。这七千石漕额还要加征水脚银约三四千两（按每石米加征半两水脚银计算），崇阳县折钱征收，每两征钱四千六百文，官府收上制钱再按市价兑银，至少可得七千两。两笔漕项加起来，约有一万两银。由此可以推测，崇阳县每年送给府道衙门的“漕馆”为一万两银左右。至于这一万两银具体如何分配，由于我找不到崇阳的资料，不妨以湖南的湘潭县为参照（湘潭的漕额是六千石，比崇阳县略少）。
据洪振快先生的研究，湘潭知县每年送出的“漕馆”账目如下：知府与督粮道每人六百两；府道衙门的其他官员，每人数两至一百两不等，视其权力而定，共计约要五千两；各衙门的书吏也有油水，由于人数众多，也需要三四千两。合计起来，与崇阳县差不多，也是一万两上下。除了分润上司的“漕馆”，县衙浮收的漕规，还要切出一大块用来贿赂兑运漕粮的漕帮，称为“帮费”，这又引出漕运权力链条上的另一个“食权集团”--漕帮运丁（又称旗丁、弁丁、漕丁、漕夫）。运丁是漕运系统雇佣来搬运、押送漕米的苦力，属于社会底层人物，本来哪有收受知县大人贿金的资格？然而，在征收漕粮时，他们却具有挟持县官的隐权力，如果县官不给他们好处，他们就会借口“米色不合”而拒收漕粮，或者借故拖延开船的时间，将县官拖入“误漕”的风险中。由于州县与运丁分属两套不同的权力系统，县官管不到运丁头上，运丁不收米、不开船，州县拿他没办法。顺治七年(1650年)，在苏州府常熟县，有一个叫做崔邦泰的漕粮运官统率运丁“玩漕勒赠，苛索无厌”，知县心中恼火，敦请他们快些收兑漕米，结果崔运官竟带着众运丁，各持棍械，大闹码头，还将知县殴打了一顿。
县官要避免误漕受罚、运丁闹事，只好花钱消灾，满足运丁越来越大的胃口。运丁向州县增索“帮费”的名目包括：宣布提高“行月钱粮”、“水脚银”，在收兑漕粮前收一笔“铺舱费”，兑粮上船时收一笔“米色银”，开船离境时又收一笔“通关费”。根据嘉庆年间江苏的“帮费”标准，每条漕船的“铺舱费”、“米色银”、“通关费”合计起来大约要三百两银。加上“行月钱粮”、“水脚银”等，每船“帮费”估计达七八百两银。通常一个县都有十多条漕船，“帮费”总计往往超过万两白银。清代漕运，每船载粮一般不超过五百石，崇阳县漕额为七千石，可以算出崇阳的漕船有十四条左右，则一年“帮费”大致为万两上下，收上来的“水脚银”根本就不够用，还有“漕馆”开销也要一万两，不浮征勒折能行吗？在“钟九闹漕”之前，崇阳县每漕浮收一万三千石大米，折银约二万六千两，再算上折钱征收的其他陋规杂费，一年的漕规收入不会少于三万两银。这笔远远超过正额的漕规，“漕馆”占了三分之一，“帮费”占了三分之一，收粮的胥役暗中侵占了一部分，剩下的叫做“漕余”，落入县官自己的腰包。像师长治那种“不计盈亏”收漕的知县，可谓绝无仅有。然而，这个不与民争利的知县，下场却很悲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