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胡林翼、郭嵩焘想方设法烧香拜佛、打点关系，又有潘祖荫专疏保荐，后面的事态，基本上就是按着“保左”派的设想发展。潘祖荫上疏后，胡林翼与曾国藩的保折也先后呈达御前。咸丰皇帝依肃顺之言，将几份保折打包发给了官文。官文一看，已知朝廷有意重用左宗棠，同时又碍于胡林翼的情面，也就不好为难左宗棠了，遂与僚属商量具奏结案。来自正式权力系统与个人关系网络的双重压力，官文不得不改变了主意；而正式权力系统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个人关系网络的暗中推动而形成的。我们回头来看樊案，可以发现，樊燮控告左宗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场正式权力意欲铲除隐权力的官司，但吊诡的是，博弈双方都需要借隐权力来保驾护航与推波助澜。樊燮固然有官文暗助，左宗棠的最后胜出更是得益于他的几位姻亲--胡林翼、郭嵩焘、曾国藩等人--不遗余力的周旋。若不是郭嵩焘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潘祖荫的关键一疏自然不会从天而降。若没有潘祖荫上疏，肃顺则不好意思为左宗棠美言，咸丰皇帝则不会下定决心“弃瑕录用”。
这实际上是一场隐权力的大比拼，左宗棠尽管只是一名举人、幕客，但他的朋友与亲戚们都是势力显赫的朝廷重臣，当时外患内忧，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太平天国席卷半壁江山，朝廷正需要这些湘籍大佬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而樊燮虽然官居二品，却只有湖广总督官文一人可倚仗，即便官文本人，也是胡林翼关系网络的一部分。总而言之，左宗棠的人脉资源远非樊燮所能比拟，所以，咸丰九年的那一场公案，并不是给左带来灭顶之灾，反而成了他从游幕生涯走向封官拜相的人生转折点。左宗棠经历樊燮案后，对官文很是痛恨。他在浙江督办军务时，给郭嵩焘写信说，官文是个“媪相”。“媪相”是太监之意，左宗棠此语，大概是在讽刺官文缺乏雄性荷尔蒙，是怕老婆的“面瓜”一个。至于被左宗棠击败的樊燮，虽然不成器，却很有志气。他回到湖北老家后，将左师爷骂他的“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写在木板上，置于祖宗神龛下侧，称为“洗辱牌”，每逢初一十五，率领子孙行礼。他又修了一间小楼，将两个儿子关进去，花重金礼聘名师教读，以楼为书房，除师生三人外，谁也不准上楼。
并且给儿子穿上女人衣裤，立下家规：“考中秀才，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烧掉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后来他的儿子樊增祥果然考中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樊增祥也是晚清最有才气的诗人之一，算是给老父争回了面子。这是后话，述过不提。最后，我们应该再来对比一下樊燮案中永州知府黄文琛的遭遇，这样我们将会更加感慨隐权力对于个人仕途命运的强大影响力。湖北人黄文琛，性子耿直，平素与左宗棠不和，但在樊案中却坚决为左辩护，只是他缺乏左宗棠那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胡林翼在致官文的私信中也全然没有眷顾他，反而说，“此案樊与黄等似无好声名”。最后，黄文琛“微罪夺官”，与他的同僚兼对手樊燮一块儿卷铺盖走人了。我为左宗棠庆幸，更为黄文琛这样的小人物鸣不平。那个正式权力系统显然并不能完全地识别是非黑白，或者说，它并不会完全地按照是非黑白来作裁断。正义高高悬挂在黄文琛们的头顶之上，你的脚下要有足够的资源充当垫脚石，它才是触手可及的。黄文琛没有这样的垫脚石，那么对不起，你OUT了。所以，我想说，隐权力在为一部分人实现救济的同时，也制造了更大的机会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