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征税体系中的隐特权格局，导致了一种奇特的博弈策略：乡愚小户干脆每年将应缴的税粮或者折银后的税款交给士绅，由士绅向官府完税。而士绅大户当然更乐意包揽，借此牟利。据道光六年江苏巡抚陶澍向皇帝的呈报，在江苏，每到开征漕粮之始，大户就出来兜收花户的缴税通知书，以同姓为一家，集零户为总户，一经揽收入手，或用丑米充数，或缺斤短两，或任意拖延，勾结吏胥，硬要开户名包交，稍不遂意，不是逞凶闹仓，就是连名捏控不休。郯城知县黄六鸿描述的北地情形也是这样：“绅衿之豪以包揽成风”，将他们的贫穷亲友以及乡间稍裕者的田产揽归户下，每年钱粮包为代纳。这些绅衿收完税银，自行封好投柜，官府验看时，经常会发现有银色不足、银数短少的情况。如果县官查究追补，他们则动辄持官短长，列款控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黄六鸿说，绅衿大户包揽钱粮，同样要加收“火耗”的附加税，但“百姓亦乐于绅衿包揽”。
这是什么缘故呢？黄六鸿没有明说，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记述中找到答案：在小民向官府缴纳税银的过程中，催税的“粮头”、投税的中间人“保歇”、收税的“柜吏”、“仓吏”，乃至“在城棍虎”、地痞流氓、城里的“官银匠”，都会巧立名目、变着法子盘剥花户，以致那些到县城交税的小民“望城市如地狱，见差胥如狞鬼，魂飞胆栗”。现在将税粮交给士绅，虽然也要多支付一点费用，但至少就不用与那些敲骨吸髓的官差打交道了。蒋攸銛也说：“（乡僻愚民）伊等贿托包户代交，较之自往交漕加五六之数，所省实多，愚民何乐而先不为，是以迩年包户日多，乡户日少，不特刁民群相效尤，即良民亦渐趋于莠。”如此说来，地方士绅固然是在利用特权与隐特权揽税自肥，但换一个角度看，他们实际上也给部分乡民提供了一把“保护伞”，尽管这把保护伞有些破烂。那么，找不到绅户“庇护”的小民怎么办？唯有逆来顺受，继续忍受各项摊派勒捐、加征浮收、敲诈勒索。
实在忍受不了怎么办？也许就是铤而走险落草为寇了，说不定当了盗贼还有机会受招安编入“盗户”，从而获得“盗户特权”呢。前述滕峄盗户的际遇表明：从“流氓无产者”翻身变成隐特权集团，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博弈的势力结构改变了，官员的势利眼转过来了，隐特权格局也就变局了。我们再回到蒲松龄的《盗户》故事--在山东章丘县，小民要应付漕粮徭役与火耗杂税，负担数倍于绅衿（这是旧的特权格局）。为了逃避苛捐杂税，小民纷纷将田产挂到士绅户下。但这样一来，官府的税粮收入就损失了，所以章丘知县钟某在请示上级同意之后，开始严厉稽查这种“诡寄”的现象，勒令绅户退回民户诬托的田产。这时候，一些奸猾的“流氓无产者”趁机跑出来告官，将几十年前卖掉的田产，说成是诡寄在某士绅名下的，如今要讨回来。钟知县则有意袒护这些奸民，于是“良懦者多丧其产”（这是新的隐特权格局）。有一次，某甲与一名姓李的儒生争田产，拉扯着来请县老爷裁断。在公堂上，某甲呼李生为“秀才”，李生则立马反驳：“我不是秀才，你才是秀才，你全家都是秀才。
”书吏告诉钟知县，李生确是秀才。知县便质问李生：“你为什么不承认？”李生说：“秀才这头衔，丢在一边也没有人来抢，且待我争到田产后，再来做这个秀才不迟。”前文我们已提到，获得功名的秀才，在司法与赋税上都可以享有一定的合法特权。然而，由于章丘县的隐特权格局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功名带来的正式特权，已经抵不上“流氓无产者”的隐特权了，所以才有“以盗之名则争冒之、以秀才之名则争辞之”的怪事发生。蒲老夫子对此颇不理解，叹息说：“变异矣哉！”其实我们用“隐特权格局”来分析，一切自有其所以然的道理。归根结底，隐特权格局反映了一种极不平等的权利分布状态，有的人“权利过剩”，有的人“权利赤贫”。帝国臣民们的权利额度，既不是由造物主平等赋予，也不是据正式律法“二次分配”，而是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暗博弈。你神通广大，能使官推磨，你就是“权利暴发户”；你没有半点神通，又找不到庇护，你就成了“权利破产者”。这种失衡的博弈结构与权利格局若不改变，即使法律条文上写得很漂亮，终究是哄小孩子开心的鬼话、不可充饥的画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