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台敢捋虎须的《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大概可以与十年前海瑞那篇勇批龙鳞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相媲美，都是传世名文，以致清代学者修《明史·刘台传》时，干脆将三分之二的篇幅都用来抄录这份奏疏。刘台在奏疏上以连珠火力抨击张居正窃权自专、擅作威福。你张首辅不是一贯标榜“吾守祖宗法”吗？不是要综核巡按权力的名实吗？那么好，看看你现在享有的权力，是不是合乎祖宗的法度？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与内阁辅臣的名分相称？刘台一口气列举了好几条“祖宗朝”的成例来反驳张居正的专权、违制、僭礼，我择其要者，意译出来，附列如下：祖宗朝，任用内阁辅臣、六部尚书，必由廷推，经部长会议讨论好人选，再向皇帝推荐。但是张居正却荐用私人，将声名狼藉的张瀚擢升为吏部尚书。现在朝廷每出一缺，张瀚都要请示张居正，所任命者，不是张居正的同乡旧识，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党羽。
难道祖宗之法是这样的吗？祖宗朝，诏令有差错，部臣可以批评是内阁拟旨的失误，但是现在，每有圣旨下，如果是严厉的，张居正就说自己已尽力调剂，才不至于太严厉；如果是温和的，则说是自己极力争取的结果，作威作福，市恩廷臣，以致大伙敬畏张居正甚于敬畏皇上，感激张居正甚于感激皇上。难道祖宗之法是这样的吗？祖宗朝，一切政事，由台省奏陈，部院题覆，抚按奉行，从未听说阁臣可以指手画脚。但是张居正却搞出一个“考成法”来，要求各衙门汇报工作，必须另抄两份，一份送六科，一份送内阁，抚按工作延迟，由部臣纠察，六部如有包庇，由科臣纠察，六科如有包庇，则内阁纠察。
部院分理国事，科臣监督政务，都是职责所系，内阁不过是皇上的侍从顾问，提提建议而已，请问有什么权力胁制科臣，要他们拱手听命？难道祖宗之法是这样的吗？御史、科臣都是独立检察官，但是御史不听张居正指挥，即被放逐到南京养老，只剩下科臣可以监督百官，张居正又用“考成法”控制了科臣，现在谁还敢冒着丢官甚至杀头的危险直言政事过失？如此摧折言官，仇视正士，难道祖宗之法是这样的吗？在朝臣工，对张居正之擅权，莫不愤叹，只是不敢对皇上明言，都是顾忌张居正积威的缘故。请皇上体察臣的良苦用心，限制张居正的权柄，千万不要让他误了国家。臣即使死了，也会因此不朽。明代是一个非常尊重祖制的朝代，北宋王安石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变法，已被目为祸国的渊薮，这也是张居正为什么对傅应祯的奏疏非常敏感的原因。张居正平日高调地以“吾守祖宗法”自诩，因为他深知“祖宗法”正是明代官员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权力需要贴上一张合法性的画皮，方能顾盼生辉；一旦缺乏合法性装饰，就变成了见不得光的“黑权力”，好比是盗窃或抢劫来的钱财，偷得越多、抢得越多，罪孽越重。现在刘台连串质问张居正，祖宗之法是这样的吗？用意也很明确：揭掉你的合法性画皮！坦率地说，合法性问题的确是张居正的权力软肋。张居正是万历小皇帝言听计从的老师，又深受太后器重，还得到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鼎力支持，可以这么说，后宫“三巨头”全是张居正的大靠山，以其隐权力之大，大致没有哪些事情是他办不成的。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为“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开始厉行改革，实施“考成法”--不过，张居正可不认为自己是在搞改革，而是“日取祖宗之法修饬而振举之”，考成法的推行也是打着“申明旧章”的旗号的。所谓“考成法”，即勒令各衙门将公文报告、朝廷政令一概造册登记，按照事情缓急、道路近远，列好办事日程和完成期限，这是底本。
再另造二册副本，一册送六科（六科是明代创设的中央监察机构）备案，凡完成一项，即注销一项，如有积久未完的项目，由科臣向皇帝汇报、责成各衙门限期完成，延误者抵罪。另一册送内阁查考，如六科有欺瞒行为，则由阁臣检举罪过、追究责任。说白了，这是一种层层监管的官员问责制，抚按督促府县，部院督促抚按，六科监督部院，内阁监督六科。权柄的终端牢牢掌握在阁臣手里。这个制度设计效果很不错，据说很快就改变了以往“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明史》对此有很高的评价：“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然而，张居正的考成法，又是经不起合法性深究的，即使它打着“申明旧章”的旗号。因为张居正的本职是内阁辅臣，诚如刘台所言，阁臣只是皇帝的侍从顾问，与从前的宰相显然是两码事。宰相作为百僚之首，有总揽朝政之大权，内阁辅臣则无过问科道、六部、都察院、督抚政事的权力，其职责不过是协助皇帝批复奏章、起草诏令，时称“票拟”，供皇帝参考而已，皇帝可采纳也可不采纳。
因此，自从明太祖废除宰相以来，即使是不可一世的权臣，也“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自知隐权力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但现在张居正却俨然以宰相自居，按祖宗法，你张居正又有什么权力干涉部院，胁制科臣，将独立检察官当成俯首听命的耳目与爪牙？所以刘台毫不客气地说张居正是“擅威福”。“威福”即权力之意，“擅”则可以解释为“未经合法性授权而巧取豪夺”，所谓“擅威福”，就是不折不扣的“黑权力”。刘台的奏疏还捎带揭发了张居正私生活的腐败：“张居正在家乡江陵修建豪宅，费至十万，还派锦衣卫监工，江陵的民脂民膏都让张家刮尽了。张居正倘若不贪，如何能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又如何能过着声色犬马、穷奢极欲的生活？”贪墨的指控，又击中了张居正的另一处软肋。张氏并不是一个在权力收益的巨大诱惑之前还能够坐怀不乱的人，虽然他本人也有过拒贿的记录，但其家人却在江陵老家“营私第以开贿门”。据说张居正曾送给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
万历中期，金一两折银约七两，三万两金加上十万两银，相当于现在的1亿多元人民币。而张居正一年的俸禄折算成白银大概也就八百两（折合人民币30多万元），如果不贪，怎么可能拿得出那一笔贿赂冯保的天文数字呢？这里顺便解释一下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为什么要极力讨好太监冯保。前面说到，内阁的票拟是供皇帝参考的初步意见，那么皇帝如果同意其意见，就用朱笔抄正，称为“批红”，这才成了朝廷的正式政令。只是晚明的皇帝都怕辛苦，经常委托司礼监秉笔太监代理批红。如此一来，秉笔太监就掌握到非同小可的隐权力。张居正要自如操纵朝政，当然离不开秉笔太监的配合。所以张居正不但要厚贿冯保，在冯为自己修建生圹（活人墓）时，还奉上一篇满纸谀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令后人读着大感恶心。总而言之，刘台指控张居正贪污，虽无实据，却不能说是诬蔑之词。在明代后期，政由贿成、无官不贪已成为官场上公开的秘密；另一方面，在晚明浓郁的道学气氛下，腐败又是官员最见不得人的道德污点。刘台的指控，对张居正来说还是极有杀伤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