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魏西南与蜀汉邻近的新城郡（治今湖北房县），也出了问题。新城郡太守是蜀汉降将孟达。孟达初降，魏文帝曹丕听臣下说他有将帅之才，卿相之器，对他非常赏识，如拜他为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当时众臣中有人认为文帝待孟达太厚，不应该将西南之任交给他。曹丕说：吾保其无二心，就像把蒿箭射入蒿中一样。当时，孟达既深受曹丕信任，又与曹魏重臣桓阶、夏侯尚等人交好，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好景不长，不久，桓阶、夏侯尚先后死去，魏兴太守申仪也与他矛盾很深，这使孟达不禁生出羁旅他乡，寄人篱下的伤感。正这时，一个叫王冲的人来见孟达。这个王冲，原是蜀汉中都护李严手下的一个牙门将，为李严所嫉恨，惧罪降魏。他见到孟达，说起了当年孟达降魏时，诸葛亮如何咬牙切齿地要杀孟达的家属，多亏了刘备不接受诸葛亮的意见，孟达对王冲的话一点也不相信，言谈中还表示了对诸葛亮的委仰之情。这些话恰好又被一个叫李鸿的人听见了。李鸿正欲投降蜀汉，他知道孟达也有此意，便急忙入蜀南下见诸葛亮。这件事是诸葛亮南征这年发生的。李鸿南下见诸葛亮，正值诸葛亮平定南中，撤军走到汉阳。
上述曹魏政权中所发生的一切，对蜀汉政权来说，正是出兵攻伐的好时机。诸葛亮迅速解决南中问题，因而没有错过这种时机。
第二，实现了南中的基本稳定，免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
南中之乱，有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一是南中有些大姓借东汉统一政权分崩离析的机会，企图使南中脱离蜀汉政权的控制。益州郡大姓雍给李严的回信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倾向。这些企图分裂的大姓利用自己在南中的势力和影响，利用南中少数民族对历代封建政府压榨他们造成的反感，企图实现自己的阴谋。外部因素是当时孙吴政权利用夷陵之战胜利之机，对南中一些大姓进行拉拢，煽动他们脱离蜀汉政权。
诸葛亮解决南中问题，根据这两方面的因素对症下药。他用军事力量镇压了一些南中大姓所煽动的叛乱，又对南中大姓、少数民族渠帅进行了心理攻势，对他们进行心理征服。除此以外，他还在南中对少数民族群众实行安抚明策，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对待外部因素，诸葛亮积极与孙吴改善关系，恢复联盟，使其不对南中施加压力和影响。
经过诸葛亮的努力，南中实现了纲纪粗定，夷汉粗定，一些忠于蜀汉政权的南中大姓得到了重用，心怀异志的首领也表示南人不复反矣.
第三，开发南中的兵源财源，支援北伐战争。
南中古称不毛之地.其实，不毛之地，只是未经开发的原始荒蛮，南中的物产还是很丰富的。
诸葛亮征服南中，对南中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使之为北伐服务。史载诸葛亮平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这正说明征服南中对北伐的积极意义。
毫无疑问，诸葛亮南征最直接的出发点是为了北伐，因此，建立一个稳定的南中对支持北伐的意义能直接迅速地显现出来。
然而，这只是蜀汉政权南征之举的一得。
蜀汉政权南征之举的另一得，是它对南中地区的开发产生的深远影响。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将原来的5个郡变成7个郡。郡多了，县也要跟着增加，随着大郡变成小郡，大县也生出了小县。蜀汉时期，南中共增加了12个县。
南中郡级、县级机构的增多，意味着蜀汉在南中地区官吏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南中政权所统辖的区域增大、人口增多，意味着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统治的加强，意味着南中与蜀汉政治联系的加强。
诸葛亮南征的结果，不但加强了南中地区与蜀汉的政治联系，也促进了南中地区的经济开发。
诸葛亮及蜀汉政权把汉族地区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到南中地区，至今在云贵地区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诸葛亮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传说。如云南省德宏地区傣族有诸葛亮给他们带来耕牛，教他们用牛力代替人耕的传说。在云南保山县城南约10里的地方，有三个诸葛堰,至今还发挥着灌溉农田的作用，传说也是当年诸葛亮修筑的。佧瓦族人传说诸葛亮教他们的祖先盖房子、编竹箩、给他们稻种。傣族说他们佛寺大殿的屋顶就是受诸葛亮帽子式样的启发建造的。
上述传说，反映了诸葛亮治理蜀汉期间，对南中的经济开发和文化传播。传说不是史实，但传说却源于历史，如果把南中经济文化开发同诸葛亮南征和蜀汉对南中治理所实行的政策加以联想，不能不承认传说之中包含着一定的真实性。
蜀汉南征，一举两得。
稳定了后方，增强了国力，支援了北伐，此为一得。
进一步开发了南中，加强了南中与内地政治经济的联系，此为二得。
前一得是蜀汉统治者主观努力所奋力追求的目标，后一得是这种势力所带来的客观后果。
然而，前一得的意义只存在了几十年，后一得的意义却千年不灭，它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建设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可以说，祖国的西南边陲，至今享受着诸葛亮的智慧所带来的余荫。
6.和防并举，夷汉粗安
审时度势，德威服人，是诸葛亮一个重要的军事思想，也是他的一种高超的智谋与智慧，诸葛亮将这种思想用于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政策与实践中，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巨大成绩。
如何处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颇感头痛的一个难题。诸葛亮虽说尚未达到现代政治家认为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这样的认识水准，但他凭着自己高超的智慧，懂得对他们实行和抚政策的必要，同时也对他们采取了多种防患于未然的重大措施。
它不同于剿抚并用（这种政策完全视少数民族为敌人），因为它基本上是从爱心出发，但鉴于历史积怨，而又不得不有所防备而已。
平定南中之后，诸葛亮仍坚持和抚政策，随后采行即其渠帅而用之的复员方针，也就是说，尽量利用当地有声望的领导人物为官方的行政领导者，甚至采用南中的重要人物为朝廷的高官，例如孟获日后便累官至御史中丞，对蜀汉的政治稳定贡献颇大。
这个想彻底改革数百年来汉人压榨少数民族恶习的策略，自然立刻遭到朝廷中保守分子的强裂反对，他们认为少数民族领袖绝不可靠，这种放任的人事政策，将危及朝廷的统治权。
但诸葛亮坚持自己的正确政策，他并不奢谈理想，反而以实务的立场来分析利害。他表示，以汉人来管理战后的南中地区，将有三大不利：
第一，如果以汉人为行政长官，势必要在南中保持大量的军队。驻军人数太多，必耗费国家军粮，对蜀国抗拒曹魏的基本国策，是相当不利的。
第二，此次平南战事，南方夷人死伤颇重。虽然已经和平了，但父兄被杀之仇恨，不是轻易忘得掉的。将汉人留于此地，日夜相见，反而相当危险。
第三，南中少数民族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由汉人统理的话，即使秉公论断，也得不到信任，反而将加深彼此的误解，造成日后更多的困扰。
因此他决定采取不留兵，不运粮的政策，让南中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自治区。
虽说诸葛亮一生行事谨慎，但他绝非是一个泥古守旧，缺乏革新精神的人。只要对大局有利，策略上合理而行得通的，诸葛亮倒相当有魄力去作改革。
不过，即其渠帅而用之,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放任不管，好不容易平定的叛乱，自然不能让其再度发生。为维持稳定的局面。诸葛亮采取不少策略性措施，以加强蜀汉中央政府对南中地区的控制。
其一，将南中地区改行郡县制，以扩大及健全政治统一的局面。改益州为建宁郡，再分建宁及郡的一部分设置兴古郡，再分建宁及越郡的一部分，设置云南郡。叛乱最严重的益州郡被缩小了，也就是原有的四个郡增改为越、建宁、云南、永昌、、兴古六个郡，加上没有参与叛乱的朱提郡，原降郡都督所辖的郡，共增为七个。并由参加南征有功的李恢以降都督加封安汉将军，兼领建宁太守，并将治府移往中心地区的味县（今云南曲靖）郡县制加强了朝廷对行政官员的监督，以免传统的不良政风。再度引发少数民族的不满。郡区的缩小，也有利于解决地方势力过大，容易造成割据的弊端。
各郡太守几乎都是对当地颇熟悉，有影响力、而且能了解诸葛亮南中政策的官员。新任命的永昌太守王伉和越太守龚禄，原本便是南中地区的高级官员，建宁太守兼降都督的李恢、云南太守吕凯，都是忠于朝廷的少数民族领袖。他们日后成了朝廷和少数民族沟通和取得共识的桥梁。
其二，有计划地消弱大姓、夷帅，并设法收罗有潜力的俊杰之士。他下令强行迁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北.即使如此，南中地区大型的叛乱已不再出现，但小的、局部性的叛变事件仍层出不穷，尤其是以越郡最为严重。不久连新任的越郡太守龚禄都战死了，幸赖将军张嶷率军加以讨平。
更严重的事件，竟发生在降都督李恢所驻守的建宁郡。《三国志》上记载：李恢亲身前往讨伐，锄尽叛乱党余，并迁徙其豪帅于成都。可见，李恢这次一反以往的和抚政策，改采强硬手段，不但以武力杀尽叛党，而且加强了控制。使有影响力的豪强和夷帅，全部迁移到成都，让他们永远脱离南中的政治。其实，思虑谨慎的诸葛亮，绝不可能真正对那些少数民族豪强领袖放心。他在迁移南中劲卒青羌到蜀中后，特别将较羸弱的部曲留下，分给雍、焦、娄、爨、孟、量、毛、李等大姓为部曲，并设置五郡都尉加以统理，将他们纳入政府正式的地方军队。
这些地方军有如现在的后备军人,平时从事生产，战争依征调服役，也就是诸葛亮在南中不留兵、但仍有兵可用的策略。
当然也有不少部落，拒绝被并入大姓或迁移蜀中，诸葛亮令大姓们用金帛收买他们，收买编组多的，可以世世代代袭爵。
这个策略不仅削弱大姓们的经济实力，也以金钱攻势降伏了最不易控制的少数民族。把他们组成夷汉部曲，加强了他们间的认同感，大幅度改善了汉人政权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建兴十一年，南夷的耆老刘胄造反，降都督张翼例率此夷汉军队将之讨平。越太守张嶷，因现有兵力不足以固守，便将这些后备军人编组成赤甲、北军两牙所，以强化军力。
又永昌郡常有寇害，太守霍弋征用偏军--即此种后备军人征讨之。
可见这些预伏的后力,对日后南中地区的安定，的确发挥不少的作用。
同时，为加强对南中的掌握，诸葛亮大量提拔南中有声望的豪族领袖，出任蜀汉朝廷的高官。例如建宁郡耆老爨习是李恢的姑父，后来随诸葛亮北伐，官至领军，朱提郡的蛮族领袖孟琰，亦曾参加北伐，官至辅汉将军、虎步监。叛军的领袖孟获，更官至御史中丞，职掌监察大权。这些策略，对南中蛮族向心力的培养，有很大的帮助。
诸葛亮对少数民族的文化非常尊重。他一向重视降都督的人选。
首任都督李恢，本身便是南中地区人氏。李恢于建兴九年去世，诸葛亮以蜀郡太守犍为人张翼继任。由于张翼执法严格，经常禁止南中民族的宗教习俗，因此惹起南中耆老刘胄等的反叛，影响到其他郡的不安。
诸葛亮立刻紧急召回张翼，改以对南中了解较多的益州治中马忠为降都督。马忠很快讨平了刘胄，使南中地区恢复治安。
马忠字德信，巴西阆中人。刘备在亭战败后，黄权投奔曹魏，刘备非常伤心。巴西太守阎芝派马忠率军以强化刘备亲侍部队，刘备在与马忠详谈后，便转忧为喜地对他人表示，失掉黄权，复得马忠，可见世上真不乏贤人呢！从此以马忠为亲信。
诸葛亮开丞相府时，以马忠为门下督，南征时马忠更出任主要军团领袖而建立大功。战事平定后，马忠受命代理诸葛亮在南中执行抚恤复员的工作，甚有威惠。
建兴三年，召为丞相参军，曾为诸葛亮政权核心的成员，并领益州治中从事。由于长期和诸葛亮共事，彼此默契深厚，对诸葛亮的政风体会甚深。
他继任降都督后，处事能断，恩威并立，将诸葛亮的和扶政策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三国志》上记载：蛮夷畏而受之。马忠去世后，南中各族人民流涕尽哀，并为他建庙立祀，可见其治绩的辉煌。
后来继任的霍弋，也能立法施教，轻重允当，使夷境安。南中治理的成功，慎选人事可说是最主要的原因。
越太守张嶷，也是位颇能体认诸葛亮和抚政策的南中行政长官。越郡原任太守龚禄在夷人叛变中殉职，继任的代理太守，根本不敢到越郡上任，而寄居于八百里外的安上郡。越郡徒有其名，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个时候临危授命，整顿越郡的便是张嶷。
张嶷字伯岐，巴郡南充国人，年轻时以勇敢又富谋略而著称，拜为牙门将，和马忠共同讨伐汶山叛羌，以谋略筹划建立功劳。
张嶷在正式授任越太守后，率直属军团深入越境内，诱以恩信，使不少部落酋长皆来降服。张嶷主动缩小打击范围，把敌人仅限于杀死龚禄的荆都耆帅李求承，将其余部落一律视为友军，使李求承很快陷入孤立，没多久就被抓到，而处以死刑。
张嶷一向反对用武力解决少数民族的叛变，他认为治理南中，应首重恩信，一定要尊重他们的宗教及文化，站在同一阵线上，才能得到夷人的心悦诚服。
这件任务他作得非常成功，据说当他在修复越郡旧城郭时，夷人男女无不致力而为，使工程在极短时间内便告完成。
除了精神生活外，张嶷也很重视物质上的富足，他在郡内的定NC657、台登、卑永三县，有计划地开采盐、铁和漆，并设立专任官员进行管理，让少数民族的各部落都能参与，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更重要的治绩是张嶷成功地打通邛都经旄牛到成都的旧道，并修复古亭驿站，以利商旅往来，不但强化蜀汉朝廷和南中地区的行政管理，也使南中经济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张嶷在越作了15年的太守，当他卸任取道旄牛回成都时，夷人男女老幼夹道欢送，无不伤心流涕、依依不舍，甚至有一百余人随张嶷直到成都。
后来张嶷跟随姜维北伐，战死于沙场上。越夷民接获消息，无不痛哭流涕，并为他建立祠庙。
诸葛亮非常重视南中地区的农业的发展，他说：朱提银、汉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只有农业发展，才能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衣食不匮乏，政治才谈得上稳定。
诸葛亮命令汉人教夷人用牛耕种代替人力，使耕种的效率及收成大量提升。直到今天，云南省德宏地区的傣族，还有诸葛亮引进耕牛、改善本地农耕技术的传说。
发展农耕最重要的是水利。诸葛亮在此地作了相当完整的水利工程，以灌溉农田，使耕地面积有计划地扩大。现在云南省保山县城南约十里的地方，还有三个能供灌溉的诸葛堰,传说是当年诸葛亮所规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