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晋煤大整合”掀起了新一轮的推进高潮，数千亿民间资金正汹涌而来，市场“投资饥渴”正在严重影响着手握重金的煤老板的生存决策。
而面对汹涌澎湃的山西民间投资“海啸”，如何科学合理地引导这股民间投资热潮，则是摆在政府与民间、民企与国企等各方面前的一个紧迫的话题。
在这股投资执潮中，我们有如下“冷思考”：
首先，“晋煤大整合”后，民间资金合理流向是一个全新的经济课题，政府应首先当好“引导角色”。我们知道，这次“整合”后，大批煤老板将撤出煤焦领域，其身后随行的数量庞大的山西民间资本会形成“外溢效应”。对此，社会各方都不敢怠慢，政府方面的态度更是谨慎有加。
有消息说，山西地方政府在对山西民间资本退出煤焦领域的出路问题上曾用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进行调研讨论，才拿出了这则公开的《意见》。
要注意的是，山西地方出台的这则《意见》，是“有法可依”的，因为在此之前，国家发改委曾颁布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逐步放宽民间投资领域，具体就是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
而山西省也出台的相关政策，就是把发改委的意见具体化了：可以通过转让特许经营权或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推行PPP(公私合作)、BT(建设——移交)、BOT(建设——经营——转让)、TOT(移交——经营——移交)等投资运营形式，进而引导民间资本全面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
其次，以往民营资本在市场上“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特殊待遇”将会改变。
当煤老板们退出煤炭行业后，也就泛化为一般意义上的民间资本了。而对于民间资本而言，无论进入哪个领域，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行业准入门槛的问题。在“国资”面前，“民资”就显得“理亏气短”，成了一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抱养娃娃”。所以，当煤老板们这次试图转型时，能否公平享受“国民待遇”显得尤为重要。
其三，煤炭产业转型不能“走急弯”，民间投资也应符合经济客观规律，千万不能急，要“稳且较快”。
山西煤老板手握巨资，却在产业转型方向这一“大是大非”上容易迷失方向。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狭窄，政府在投资门槛、土地供应、环境容量、金融支持等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其四，民间投资应量力而行，“看米下锅”，“因资”、“因己”、“因市”而行。这句话，是说给那些“常有好高骛远之意，而无脚踏实地之行”的企业和煤老板们说的。
项目投资随意性强，企业发展凭借感觉行事，靠经验发展。这是一种与现代企业经营发展理念完全背道而驰的行为，这就是长期以来，煤老板在煤炭领域发展形成的“暴利惯性”的负作用影响下的“思维模式”。
从长远来看，他们这种所谓的“思维模式”对自己人生事业道路的影响是致命的，这说明他们还没有摆正自己在市场经济定位中的角色。
种种迹象表明，面对新一轮民间投资的汹涌波涛，政府在思考，煤老板也在思考。
晋煤整合，当防“五舍四入”
山西省对小煤矿的集中“收编”工作又遇到了新的瓶颈。
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里，我们引用“收编”这个词，之前也曾考虑用过“招安”或者“整合”两个词，但经过慎重权衡，还是认为在这样的事件影响和文字语境背景下，用“收编”似乎更贴切。
上文所说的“瓶颈”，在这里就是指“由于补偿标准与煤老板心理价位相差太大”，从而影响了这次整改工作。
那么，上文中所说的“价位相差太大”，到底有“多大”？
我们来看一个现成的案例：山西吕梁一座政府估价1亿的煤矿，煤老板的要价却高达7个亿。双方谈判期许多不靠谱，自然难以形成一个“谈判基础”。
这也同时给我们一个提醒：对小煤矿“一刀切”式的“收编”举动的最终效果如何，却不得不面临一个“山西式”的现实考验，而这一点更值得我们冷静地思考。
毋庸置疑，山西许多小煤矿长期掠夺式地开采给煤老板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滚滚财源。煤老板因“煤”得财，但是，同时也给当地的环境造成“系统性的破坏”。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山西人民却无法与煤老板一样享受到“因煤而富”的“福利”。
就另一方面看，从山西煤政体制深层次原因来分析，煤老板在经营煤矿时采取“涸泽而渔”式的滥采私挖，实则对自己事业前途没信心所致，也是煤矿拥有权的不确定性预期所导致的。
在种种“不利因素”的共同促进下，这种“能赚一把就是一把”的侥幸心态一直伴随着煤老板的人生命途。
比如，有一个最为典型的现实例证：据一些媒体报道，很多山西煤老板在暴富之后，大多都会远离山西这块“是非之地”，选择去京津沪港大手笔买房置业，并将子女户口迁移至省外或境外。
这就是说，煤老板在靠挖煤暴富的过程中，始终都没有把生养自己的家乡当作自己的人生归宿，没有把煤矿开采作为延续香火的永续事业。
假如煤老板的民营煤矿可以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和渠道而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稳定拥有，那么，他们自然会倾向于踏实稳健地经营，而不会心气浮躁地恃富欺世，并一门心思致力于让其所掌控的资源尽可能得到优化配置和“长久拥治”。
这样的市场结果显然并不符合相关部门的初衷。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通过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厘定评判的确难以精准，比如，山西煤炭兼并重组过程中出现的“阴阳合同”就是一个例证。
总之，我们认为，针对中小煤矿的“整改”固然值得鼓励，但是，执行措施的“建模设计”方面的不足却有可能让政策的“硬度感”大打折扣。
这也就是说，如何在“行政监管”与“市场竞争”之间获得一种“动态平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山西战略调整支柱产业的智慧考量
历史经验表明，金融危机的过程，从某种角度考量，实质上就是一个各种市场要素进行优胜劣汰、优化重组的过程。
目前，由于市场低迷、经营困难，这为我们专心致志苦练“整合内功”，重新理清思路，进而调整方向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从国际大环境看，国际能源原材料市场萎缩，收益水平下降，降低了煤炭资源整合和企业重组的阻力与成本。同时，也减弱了企业的短期趋利冲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煤炭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留下了一定的“回旋转身空间”。
在山西产业经济格局中，煤炭、焦化、冶金、电力四大行业一直是支撑山西经济发展的“传统支柱产业”。于是，有专家形象地称为山西经济的四大“护法金刚”。长期以来，它们一直成为山西经济发展的“开路先锋”。然而，时至今日，客观地讲，这四大“金刚”对山西经济的贡献自然功不可没，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经济局势的风云变幻，四大“金刚”的“经济法力”似乎已力不从心。由此产生的种种经济弊病已显露出来。从山西经济全局考察，四大“护法金刚”似乎更有“退位让贤”之必要。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专家曾指出，山西GDP曾一度是负数，这在全国来讲，大概是排到各省的最后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这答案很明确，用专家的话说，就是长期以来山西在“一煤独大”发展思维主导下的产业结构模式导致的。
有资料显示，多年来，山西经济高度依靠煤、焦、铁、电四大支柱产业，其比重已占到山西工业总产值的80%到90%，单一经济结构的发展模式与现代经济规律明显“尿不到一壶”，其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致命缺陷。这种“缺陷”首先表现在支柱产业单一，产业市场各要素之间相互“嫁接衍性”和“互补性”太差所致。这对一个地区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是致命的。
另外，由于产业发展同质化现象严重，这很容易导致在产业经济大环境下的“近亲交配”。
实际上，山西四个支柱产业要说也不算少，但是他们是一个类型的，这对山西经济的影响“敏感度”非常明显。近年来，山西开始着力推进安全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并适时择机促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事实证明，高瞻远瞩站在行业高端，立足未来推行“晋煤整合”，审时度势调整山西经济发展方向，走出“四大支柱产业”思维，寻找更大的空间，这已经成为山西未来发展的必然之路。
综上所述，山西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整合势在必行。
另外，在这场意义重大“运动”中，当事各方不仅要有“大势意识”、“大局意识”，还要有“危机意识”。
我们在这里强调“危机意识”，就要求我们“该出手时就出手”，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可见，山西未来发展必然之路是走出煤炭产业。走出去，寻找更大空间，已成为山西未来发展的必然之路。
这，也印证着山西战略调整支柱产业的智慧考量。
“晋煤大整合”风云下的山西“软着陆”
2009年10月，从山西煤炭管理部门传来消息，说山西朔州19家民营集团首批领到崭新的《采矿证》，这标志着山西全省大规模生产煤矿换证工作已开始“破冰”。随后又从政府部门得到消息，山西煤炭重组整合煤矿企业协议的签订率达到90%，主体接管到位率达到71%。
对此，有专家认为，对于“晋煤大整合”这一复杂工程而言，从“签约”到“换证”，这无疑是一个实质性的飞跃。也有人说，这是晋煤整合重组后结出的第一颗“果实”，这标志着山西经济从“腾空”状态到“无损伤落地”时的平稳性“软着陆”状态。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山西省煤炭行业小、散、乱的现状，制约了山西省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对全国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而来自社会各界要求山西求变图新的强烈呼声，则汇成了普天下之民意所向。
所以有专家认为，说山西省这次下大决心推进煤炭资源整合，是顺乎民心之举，这对于山西省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促进全国煤炭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是有益的。
“软着陆”，其标志之一就是山西推行的“晋煤大整合”是国际大势、潮流所向，而非区区一隅之国或省可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