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毛泽东批示保护了大批干部
信阳地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关押的一批高级别“重犯”——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和他手下的十几位县级领导干部（多数是县委第一书记），无疑是处理信阳事件中的焦点之一。
表面上看，在这场严重的灾难中，作为各县的“当家人”他们理应被问责。但事实在于，这些“当家人”因手中缺少粮权而无力控制局面，他们的确算不上罪魁祸首，被定性为“反革命”着实过于严厉。
更糟糕的是，这批地、县级领导干部被关押不久后就因“反革命罪行极其严重”而被列入死刑犯名单。
这批共产党的地、县委书记被关押之初，只是觉得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太冤枉，几乎无一例外把“飞来之冤”视为省委最高权威人物气头上的过火行为，似乎对这种处理也能够理解。他们毫不怀疑自己所受的是“暂时的委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忠诚的革命战士而绝不是反革命。他们心存希望。
可是，当专案人员宣布他们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当“内定死刑”的消息风传入耳，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面临的远不止是委屈，而是毁灭。人人惊呆了，人人绝望了。
许多人毫不怀疑这是一场冤案，却一时无法阻止。毕竟，这一切裁决都出自省委主要负责人，这位最高权威人物的决定谁能轻易改变？所以，人们有理由担心，这批地、县委书记已走近地狱之门，若想摆脱厄运，除非有奇迹出现。
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坐卧不安，因为他太清楚省委最高权威人物的政治风格，无法不为自己的老搭档路宪文以及十几位县级领导干部捏把汗。无论如何，他要想办法解救他们。
张树藩和地委代理第一书记赵定远找到省委主要负责人，明确表达信阳地委的意见和态度：这批地、县级领导干部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都是党的忠诚战士，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希望省委慎重定性，更不能轻开杀戒。
两人又找到中央工作组，希望中央工作组出面干涉省委的过激做法。
可信阳地委的努力未能奏效，省委主要负责人亲自坐镇信阳，加紧对这些“重犯”进行突击提审，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的确，人也抓了，“反革命”的帽子也扣上了，还“内定”杀头，岂能视如儿戏，无论如何也要让“反革命”低头认罪，否则怎好下台？
可是，逼迫路宪文和他手下的十几位县级领导干部“低头认罪”，谈何容易。
曾身为地委第一书记的路宪文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成为反革命，被提审时，他委屈得泣不成声。提审员讥讽他道：“现在觉得痛心了是不是？早干啥去了？老哭没用，赶快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路宪文腾地站起，大叫道：“我的确觉得痛心，但和你说的痛心不一样！我痛心的是，当年提着脑袋打江山，枪口刀刃滚万遍，为了革命连自己的小命都不在乎了，现在却说我是反革命！我，还有那十几个人没有一个反革命！不服，坚决不服！”
提审员冷冷地问道：“既然不是反革命，为什么被关进来？”
路宪文仍然怒气冲天，大声答道：“这个问题你得去问省委领导，他们心里最清楚。我只能告诉你一点，信阳饿死这么多人，是省委一手造成的！我们也有错，错误就在于执行省委的指示太坚决了。仅凭这个就说我们是反革命，那省委领导更是反革命！”
提审员重重地拍下桌子，警告道：“请注意你的态度，不能攻击省委领导，重点是交代你自己的问题。”
路宪文缓步走近提审员，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说道：“你听清楚了，我的‘罪行’和省委领导连得太紧了，想割都割不开。如果不让我提及他们，我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说罢，转身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提审员似乎被激怒，厉声道：“大胆！抗拒从严，你知道后果吗？”
路宪文突然放声大笑，指着自己对提审员说：“我这种人，连国民党的大刑都撬不开嘴巴，还能被你这一声吆喝吓住？你向上汇报吧，砍头也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对路宪文的提审只留下一句笔录：态度极不老实。
提审原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的效果也不理想，因为杨守绩从头到尾只说了一句话：既然省委已经编好箩筐，想往里装甚东西是省委的事，我这里不供货。
提审原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时，王汉卿流着泪说：“我家几辈人要饭，就出了我这一个官，还是共产党给的，感谢还来不及，咋会反革命？大卸八块也不愿受这个冤枉啊。”
原汝南县委第一书记付太良的一席话让提审员也感到茫然。他说：“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听党的话，想来想去就有一件事唱过反调。粮食产量‘放卫星’时，我想不通，认为是吹牛，所以不管上面咋要求，我们县一个‘卫星’也不放。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批评我思想跟不上形势，我说随你咋批，我就是不吹牛，就是不说瞎话，小麦亩产140斤实打实不变。你们说，这种行为不能叫反革命吧？我也想了，自己最大的责任是饿死群众了，可谁都清楚，我们这一级领导干着急没办法，从发现群众挨饿就向上面要粮食，要么要不来，要么是你要一袋他只给一瓢，能不死人吗？如果这事算反革命，我看在死人的份上，屈死也认！老百姓命都没了，我受屈算啥？”
显然，突击提审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因为这些“重犯”无一承认其“反革命罪行”。
突击提审陷入僵局，专案组不得不另辟途径：从外围搜取“罪证”。
专案组在信阳地委机关召开座谈会，又到几个县、社广泛调查，几乎所有人对路宪文的评价都是：这个人执行党和上级的指示最坚决，想让他走样都难，典型的“老革命”，不可能是“反革命”。饿死人能是他的罪吗？是省里不给粮食。要说问题，工作作风太专横，可这与“反革命”不沾边啊。
专案组来到固始县，发现基层干部群众对杨守绩的评价更高。一位村支书说：杨书记要是反革命，俺县干部堆里就没好人了。听说省里还想杀他，咱共产党咋能剁自己的手足？肯定有坏人陷害他，你们再不放人，俺老百姓就找毛主席，替杨书记叫冤！
专案组对付太良的外围调查尚未进行便取消了，因为汝南县已有几批群众到中央工作组为他们的书记鸣不平，强烈要求放人。专案组急忙到中央工作组驻地解围，对群众做解释工作。
专案人员越来越感觉到纳闷：这些人若是反革命，怎么在群众中有如此高的威望？人民群众不可能拥护反革命呀。专案人员对这批“反革命”的好感似乎与日俱增，因而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像当初那样抱着一种仇恨的心态对待这批“反革命”了，主观上也不愿“挖地三尺”查找“反革命罪证”了。换句话说，专案人员在办理此案过程中尽量向客观事实靠拢了，他们希望客观公正的调查结果能改变省委最高权威人物的态度，最终使无辜者脱离厄运。
只是，专案人员的态度决定不了什么，因为路宪文和他手下的十几位县级领导干部的命运掌握在省委最高权威人物的手中，在省委最高权威人物没有明确改变态度之前，专案人员还得执行既定方针，这一点谁都非常清楚。
中央工作组对省委组织的突击提审也持否定态度，尤其对“内定死刑”问题提出了异议，并建议河南省委对这些被关押的地、县委书记的定性和处理要“以事实为依据，不可妄断”。但河南省委最高权威人物对中央工作组的意见似乎并不在乎，仍要求专案人员不可懈怠，加紧对“反革命”的严审工作，直到其“低头认罪”为止。
中央工作组对“一方诸侯”的影响力似乎有限，更无法强行改变其意志。也难怪，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河南的地位举足轻重，并一直扮演着“大户”的角色。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中，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对河南及这位“诸侯”的赏识众人皆知，这种特殊的背景和这位“诸侯”跋扈的作风，决定了在这个地盘上他的意志决定一切，除了毛泽东，恐怕无人可以改变他的任何决定。
正因为如此，中央工作组在向中央上报“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情况时，同时上报了河南省委对在押的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的倾向性处理意见，尤其注明了众多群众对此事所表现出的强烈不满情绪。毫无疑问，中央工作组希望把这批在押的地、县级领导干部拉出死刑犯名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件事交给中央“圣裁”。
此后传出了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时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长的习仲勋最早接到中央工作组的情况报告，对河南省委将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内定死刑”一事感到惊讶，深夜接通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电话交换意见，希望河南省委对这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慎重定性、慎重处理，言下之意自然是要保护他们。有人分析，习仲勋之所以这样做，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觉得对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所犯错误的定性、处理明显过重，他不赞成把犯有错误的同志一棍子打死；二是考虑到报告一旦呈给毛泽东，尽管毛泽东对“人命关天”的事一向极为慎重，但万一他圈阅“同意”呢？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岂不死定了。如果把工作做在前面，说通河南省委改变态度，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的性命之危便可解除。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对习仲勋只是打哈哈。习仲勋并未就此放弃，又打电话给中南局的领导沟通，希望中南局的领导出面，尽可能劝说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改变过激做法。
另一种说法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没有急于把中央工作组的情况报告呈给毛泽东，而是先找副总理李先念征求意见，因为他知道李先念对信阳事件的情况掌握得比较全面。
李先念的观点是：这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都是从枪林弹雨中滚过来的，是党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哪能是反革命。他们在信阳事件中可能犯有错误，但没有罪恶行径，不能轻言杀头。
周恩来也明确表态：信阳地区总共多少个地、县委书记呀，河南省委却要杀掉大部，这不叫革命行为，而是对自己的同志不负责任，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不负责任，国务院要把好这个关。
周、李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以国务院的名义起草报告，建议党中央、毛泽东对在信阳事件中犯有错误的同志“教育从严、处理从宽”。
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私下对毛泽东“吹风”说：听说河南要杀掉信阳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多数是县委书记，信阳群众强烈抗议，准备找您“告御状”。我对这事有点纳闷，我们共产党要杀的应该是罪大恶极之徒，何以遭到群众强烈反对？难道群众和坏人站到一起了？
毛泽东笑着说：您董老反对杀人，可以明说，我毛泽东也不是刽子手嘛。这个“诸侯”要杀人，不能证明他比别人更革命，我看是想推卸责任。饿死人，错在中央，我有责任，要杀头我应该第一个伸脖子，轮不到地、县委书记啊。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要保的人，我们共产党岂能不保。任何时候，共产党都要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决不能成为对立面。
种种传说查无实据，至今也找不到相关文献记载证明其真实性。能够确定的是，诸多传说代表了信阳人美好的愿望，谁都不相信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是反革命，谁都不希望他们成为刀下之鬼。
信阳人焦急地等待着中央的消息，他们盼望最终的结果能与种种传说相符相合。
准确的消息终于传出——关于信阳事件的情况报告终于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后立刻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说：我不相信有这么多反革命，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我的意见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
毛泽东的意见表明，他对信阳事件的态度已经发生极大的转变，不再把信阳事件视为“反革命复辟”。政治局常委们自然还能感觉到，这位新中国的掌舵人有可能自此开始调整航向。
果然，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指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十万火急”的方式起草农村政策问题指示信，强调反对共产风，给农民创造有益于休养生息的政策环境。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喜不自禁，立刻指示办公厅把毛泽东的批示发向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在周恩来看来，信阳事件不是孤立的，因为饿死人的现象全国普遍存在；如果因此杀了信阳地区这些地、县委书记，全国其他地方又群起效仿，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毛主席的这个批示不仅仅是针对一个信阳事件，而是对全国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意味着全国有许多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能够免遭杀头之灾或牢狱之苦。
信阳十几位地、县级领导干部的性命之危解除了，行署专员张树藩从中央工作组处得知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刻驱车急奔关押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监狱，把好消息告诉了老搭档。路宪文抱着张树藩泣道：“我们党有这么英明的领袖，有那么多你这样好的同志，身为党的一员，我路宪文三生有幸啊，遭遇再大的磨难也不会灰心。”
路宪文敞开胸怀对张树藩尽掏肺腑之言，其中多含歉意。狱中的日子给他许多反省的机会，使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许多错误，包括在张树藩遇到不公正的处理时，他对省委主要负责人错误决定的迎合。张树藩自然不在意过去与老书记之间的冲突，他能够理解路宪文的难处，相信路宪文主观上绝无整人之心。张树藩在意的是老书记和十几位县级领导干部的安危，眼下他们得救了，他除了高兴不想别的。他对路宪文说：“我们之间本来就无个人恩怨，无非是工作上的摩擦，都过去了，再不提那些。从现在起，我们该想的是走出这里以后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