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召诏令露祸端
天汉四年（前97），桑弘羊被贬为搜粟都尉。在这之前，桑弘羊有一个子弟犯法，被执金吾（负责京师的治安）杜周逮捕。按照法律，子弟犯法，父兄要连坐。所以桑弘羊的被贬官可能与此有关。但是桑弘羊被贬职后，直到昭帝始元六年（前81）杨敞被任命为大司农止，中间有十六年，大司农的职务一直空缺着。这可能是由于桑弘羊子弟犯法，照法律他必须连坐受处分，所以降职为搜粟都尉，但是桑弘羊在理财上深受汉武帝的信任，而大司农一职当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汉武帝就采取了一个折衷的作法，一方面罢了桑弘羊大司农的职，另一方面又让他代理大司农的职务。
从元鼎二年（前115）桑弘羊负责财政以来，所实行的各种经济政策，一方面打击了大工商业主和地主豪强势力，巩固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使西汉政府在工商业方面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那时候，战争的巨大费用，以及汉武帝个人穷奢极欲的挥霍赏赐，大都是从这些收入中开支的。但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仅仅是暂时缓和了一下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不可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农民的负担仍然很重，阶级矛盾仍然在不断加深，农民起义在各地爆发。汉武帝认识到这种形势，因而决定改变自己的内外政策，实行对外暂时变攻为守，对内恢复休养生息的办法，以缓和激化了的矛盾。
征和四年（前89），桑弘羊上疏，建议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轮台地处塔里木盆地的中心，是汉朝到西方去的使节和商队来往的必经之地。轮台以东，焉耆、危须、尉犁（均在今新疆境内）一带，则是匈奴僮仆都尉经常驻扎的地区。桑弘羊认为如果在此处屯田，不仅可以开垦良田五千余顷，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库收入；而且对进一步排挤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保卫中西交通及汉朝西北边郡的安全，也有重大意义。
桑弘羊的这一建议，从长远来看，确实是征服匈奴的有效办法。后来昭帝时，霍光就曾采用这个办法在轮台屯田，到宣帝、元帝时，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它却不适合汉武帝当时的形势，所以汉武帝抓住这个问题，下了有名的轮台诏令。在诏书中批评桑弘羊的建议是“扰乱和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毫无好处。”为了表示今后不再扰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特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从屯田轮台这一事件上可以看到，在汉武帝晚年，桑弘羊与汉武帝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差距。汉武帝看到形势发生变化，马上由攻改为守；而桑弘羊却没有认识到这些变化，仍然坚持继续进取的方针。所以他的一些主张不再像以前那样，事事被汉武帝采纳，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顾命大臣分歧深
汉武帝在轮台诏中对过去自己的好大喜功作了自我检讨，并改变了对内外政策后，过了三年，在后元二年（前87）就病死在游幸途中。汉武帝死后，立少子弗陵为昭帝，由于他只有八岁，所以汉武帝以遗诏命霍光、桑弘羊、金日殚、上官桀、田千秋为辅佐昭帝的顾命大臣，共同掌管朝政。桑弘羊在受遗诏为辅政大臣的同时，被提升为御史大夫。
霍光是已故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由于霍去病的关系，霍光十几岁即入宫为郎，历任诸曹、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据说他平时出入殿门，举止进退，都有一定的地方，诸郎官曾暗地做上标记来观察他，竟然不失分寸，其谨慎稳重由此可见。汉武帝在发布轮台诏之后，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要物色一个能执行自己政策的大臣，他觉得霍光适合，就让黄门画者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赐给霍光，以此表示对霍光辅政的信赖和希望。
武帝病重时，要霍光行周公之事来辅佐昭帝，霍光推荐金日殚。金日殚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霍去病与匈奴作战时，休屠王被杀，金日殚和他的母亲及弟弟被俘，送到首都给皇帝养马，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提升为驸马都尉。当霍光推荐他当行周公之事时，就以自己是匈奴人为辞，表示愿作霍光的助手，所以霍光成为顾命大臣中主要决策人。田千秋虽为丞相，但年纪比较大，并无多大能力，只因一封上书受到汉武帝的赞许，很快就由一个供奉汉高祖寝庙的高寝郎上升为丞相，他当丞相为人处事都很谨慎，对霍光处处迎合奉承。上官桀本来是一个给皇家养马的未央厩令，有一次汉武帝生病后去看马，见马都瘦了，很生气。他却以听说皇帝病了，无心养马为名，表示了对皇帝的忠心。汉武帝不但没有加罪他，反而提升为侍中、太仆，武帝死时升为左将军。
武帝留给昭帝的这五位顾命大臣中，田千秋年老不多管事，金日禅第二年就去世了，实际上只是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三个人。霍光是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而为顾命大臣的，汉武帝病危时又明确地让他行周公辅成王的事，所以昭帝即位之后，一切大权都掌握在霍光手中。
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娶霍光的女儿为妻，生有一女，在她六岁时，其父想让她入宫，希望为帝后。为这事上官安曾与霍光商量，霍光认为年纪太小，没有同意。上官安则认为霍光心怀妒忌，有意阻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向鄂邑公主求援。鄂邑公主有一个情夫叫丁外人，上官安素与丁外人要好，想通过丁外人的关系向鄂邑公主说合，并许事成之后，帮助丁外人求一侯爵。由于公主的支持，安女果然被选入宫，不久便立为皇后。上官安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曾多次要求霍光按列侯尚公主的成例，封丁外人为列侯。但霍光认为丁外人不是公主的真正丈夫，始终没有答应。上官桀本来在武帝时已官至太仆，地位比霍光高，这时又因孙女入宫为皇后，父子并列为将军，对霍光的掌权看不顺眼，霍光又不买他们的面子，不答应他们封丁外人为列侯的要求，所以上官桀对霍光不满，他们之间开始发生矛盾。
桑弘羊也因为自己论资格和功劳都在霍光之上，对霍光的掌握大权不服气，他又想替自己的子弟谋官，也遭到了霍光的拒绝，所以也越来越敌视霍光。这样，在三个有实力而又雄心勃勃的顾命大臣之间，就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桑弘羊与上官桀联合起来，反对霍光的独揽大权。
盐铁会议惹矛盾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在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下，召开了盐铁会议。杜延年是杜周的儿子，是霍光的亲信。他曾向霍光建议，现在的年景不好，一些农民还流落在外乡，应该恢复孝文帝时的政策，提倡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霍光同意了他的建议，就让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六十多人，集中到首都开会，讨论民间有什么疾苦，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
贤良是已经有了功名的儒生，文学只是地方上有点名气的儒生，他们都不是国家的官吏。参加这次会议的六十多名贤良文学中，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
丞相田千秋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时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政府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他共发言一百一十四次。这次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前一个阶段是正式讨论会，后一个阶段是在正式会议结束后，贤良文学向丞相、御史大夫辞行之际进行的另一场辩论，也可以说是非正式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很广，有政治问题如应重刑罚还是重德教，有军事问题如抗击匈奴好还是与之和亲好；但更多的是汉武帝所施行的盐铁、均输、酒榷、币制、算缗告缗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汉宣帝时汝南人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整理成《盐铁论》一书，所以一般都把这次会议叫做“盐铁会议”。
这次会议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一方，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民间一方，互相辩论得非常激烈，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和估计。桑弘羊代表了全面肯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各项政策，并希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的一方意见。而贤良文学则代表了否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的各项政策，要求加以全面地估价和修改的一方意见。
霍光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对这次会议是重视的。他显然不同意桑弘羊的意见，这从他当政之后所实行的政策看，他是按汉武帝轮台诏的精神进行的。这就是他和桑弘羊在政见上的分歧所在。但是霍光也不完全赞同贤良文学全面否定汉武帝政策的看法，他没有接受贤良文学要求全部罢除盐铁、均输等官营事业的建议，而只是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他也没有采纳贤良文学主张对匈奴实行感化政策，放弃防御和抵抗，而仍然加强了边防建设。但是，霍光通过这次会议，利用贤良文学的激进情绪，批评和打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因此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来说，是有利于霍光而不利于桑弘羊的。会议结束之后，参加会议的贤良文学都被封了一个列大夫的官爵。
“燕王之变”悲剧演
盐铁会议的第二年，即昭帝元凤元年（前80）九月，在汉朝皇族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夺帝位的斗争，史称“燕王之变”。这次事变后，桑弘羊及其家人全被霍光处死。
原来汉武帝有六个儿子，其中太子刘据因“巫蛊事件”受到诬陷而造反，失败自杀，齐王刘闳则早死，剩下的武帝诸子中以燕王刘旦为最长。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的继承人应是嫡妻（皇后）的长子即嫡长子；如无嫡长子，可以由其他嫡子继承；如无嫡子，也可以由嫔妃所生诸子中年长者来继承。燕王最长，当立为太子。然而，武帝并不喜欢他。一次，燕王曾上书请求入宫宿卫，意思是想争夺太子位，武帝不仅不许，反而把燕王派来的使者杀掉了；还有一次，燕王犯了藏匿逃犯的罪，被削去三县。这两件事让武帝极为反感，结果，少子弗陵被立为太子。武帝死后，霍光受遗诏拥立弗陵即位，是为昭帝。燕王作为长子，未能继承皇位，因此对霍光怀恨在心。同时，由于上官桀父子、鄂邑公主在与霍光争权过程中，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对霍光有所忌恨。于是，他们便和燕王相勾结，打算除掉霍光，废掉汉昭帝，拥立燕王旦。
为达废霍光之目的，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上官桀先是上书，告发霍光擅自用天子礼仪，结党营私，扩充军事力量，图谋不轨。说霍光外出检阅羽林兵时，用天子礼仪，有谋反的野心；大将军长史杨敞无功劳，拜为搜粟都尉；还私自增加幕府校尉，等等。然而这一招并未奏效，昭帝发觉其中有诈，没有听信，而且，每逢上官桀的党羽说霍光的坏话就会大怒。上官桀等一看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由昭帝长姊鄂邑公主出面，置酒宴请霍光，想乘机将霍光杀死。不料此事走露了风声，被公主手下的一个农官发觉，告知了杨敞，杨敞又转告给谏大夫杜延年，杜立即告诉了霍光。这样，这一计划完全败露。此后，燕王、鄂邑公主先后自杀，上官桀父子以谋反被诛。
据史书记载，由于桑弘羊和霍光有着深刻的政策分歧，政见不合，而且欲为子弟求官不成，所以，在“燕王之变”中也参与了反对霍光的活动，曾与燕王通谋。因此，他也没能逃脱被诛的厄运。霍光对此事处理非常严厉，将当时已经七十四岁的桑弘羊押赴刑场，而且连他的全家和宗族也不放过，甚至与其多少有点瓜葛的人都未能幸免。当桑弘羊被杀的时候，他的儿子桑迁畏罪逃亡，在逃亡途中，曾经藏匿在侯史吴家，后来桑迁被捕，判处了死刑。不久，朝廷颁布了赦令，赦令中规定：与此案有牵连的官吏，过去没有发现的，一律不予追究。于是侯史吴便自动投案自首。廷尉王平和少府徐仁共管此事，他们认为桑迁是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藏之，不是匿反者，应依赦令免吴罪。但是霍光不同意这样处理，又令侍御史复核，认为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止，与反者无异。侯史吴三百石吏，而藏匿反者，不得赦。并弹劾廷尉、少府纵反者。少府徐仁是丞相田千秋的女婿。田千秋为了替徐仁开脱，召中二千石、博士于公车门重议侯史吴一案，当时朝中公卿都知道是霍光的旨意，谁也不敢出来帮助他说话。结果廷尉王平、少府徐仁弃市，连田千秋这个老好人也几乎被牵连在内。
作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汉武帝时代在治理国家的财政上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桑弘羊，在年逾古稀之年，被霍光杀了头，灭了族，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悲剧。
长孙无忌之冤
长孙无忌在唐朝担任了三十余年的宰相，同时还是当朝显赫的外戚，曾为唐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竟以一个“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而结束。
尽心辅佐功盖世
长孙无忌，字辅机，洛阳人。他的祖先姓拓跋，是北魏王朝的宗室，因其家族人“功最居多”，又为宗室之长，改姓为长孙。长孙无忌的祖父是北周的高官，父亲是隋朝的将军。出生于这样一个贵族家庭，长孙无忌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上他聪明过人，所以学识非常渊博。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李世民少年时期的好朋友。太原起兵不久，长孙无忌就参加了李渊父子的军队，以其杰出的政治才干，渐任重要职务。高祖武德年间（618～629），他是李世民秦王府的重要谋士。当李氏兄弟争夺皇位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要害死秦王李世民的紧要关头，是长孙无忌建议李世民先发制人，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一举灭掉建成和元吉两股势力，使李世民当上了太子并“监国”。两个多月后，即公元629年八月，高祖李渊退位，世民登上皇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封长孙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齐国公。不久，又晋升他为宰相。太宗因长孙无忌为“佐命元勋”，又是至亲（长孙无忌的胞妹是太宗的长孙皇后），所以对他格外信任和器重，可以随时出入太宗的寝宫议事。享此殊荣者，大臣中只有长孙无一人。一次长孙无忌偶尔疏忽，身戴佩剑进入太宗寝宫，如果是别人，论罪当斩，可太宗对他也不加罪，只是轻罚了一些金银了事。
太宗在位共二十三年，长孙无忌始终是太宗依靠的重臣。长孙无忌辅佐太宗，也始终尽心竭力。太宗命他参考隋《开皇律》和唐初的《武德律》，编成《唐律疏议》，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完整法典。他的一系列重大建树，深受太宗赞誉，称之为“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他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到了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不相上下的作用。
有的官僚见长孙无忌权势过大，就给唐太宗秘密上奏章，请皇帝对之严加防范。唐太宗接到这份秘本后，立即交给了长孙无忌，并说：“我们君臣之间应无话不谈，不能互相猜疑，否则就会产生隔阂。”就罢，把众臣召集前来，当着长孙无忌的面对众臣说：“我的儿子们年岁都还小，无忌给我立过大功。你们今后不许干那些新间旧，疏间亲的事情。”尽管唐太宗一再表示同长孙无忌亲密无间，但长孙无忌总觉得自己权力过大，担心难免招致怨尤，于是三番五次要辞去宰相一职。他的妹妹文德皇后也极力表示支持，不止一次地请求唐太宗不要再让其兄参与机密大事。唐太宗无奈只好答应长孙无忌不当宰相。可是，过了不久，唐太宗又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并对大臣们说：“我封官是按才能。如果没有才能，就是我叔叔也不能封他官，如果有才能，就是我的仇人也要封他官。长孙无忌才能出众，所以我让他当宰相，帮助我治理国家。”同时，还亲自为长孙无忌作了一篇《威风赋》，赐给他，在赋中把无忌比喻为“殄乱世而降”，“训群鸟”的“垂鹏”，因“垂鹏”腾飞而“日月腾光”。并勉励他像凤凰一样给百鸟造福，不为自身谋利。对其信任、器重可谓无以复加，也是寄厚望于无忌。贞观十七年（643），太宗给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开国功臣画像，悬挂在凌烟阁，藉以表彰他们的丰功伟绩。
长孙无忌没有辜负唐太宗的厚望，凡是朝廷遇有疑难之事，他无不直言，全力支持唐太宗推行种种政策。太子承乾担心自己被废，于贞观十七年，暗中联络一批大臣要推翻唐太宗，事情泄露，承乾被囚禁。唐太宗决心废黜承乾，另立九儿子李治为太子。唐太宗担心大臣们反对，事先找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劫三个人商量。长孙无忌首先表态：“我完全拥护，如果有人反对，我就把他杀了。”这样，李治才得以被立为太子。
长孙无忌对唐太宗的某些不当的措施，并不盲从，而是大力谏诤，直到唐太宗改弦更张，方始罢手。唐太宗将九儿子李治立为太子不久，又想立三儿子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认为太子无过错，不能轻易变动。唐太宗这才打消了再废太子的想法。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之时，把太子托付给了长孙无忌和中书令褚遂良，命他二人辅佐太子治理天下，并把他俩比作霍光和诸葛亮。这样，长孙无忌成为太宗托付辅佐太子新君李治的第一顾命大臣。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改元永徽。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尽心辅佐，治国之策主要出自长孙无忌，李治“无不优纳之”。史家誉为“永徽之治”，仍有贞观之遗风。君臣间和谐无隙，长孙无忌的地位和所得殊荣与贞观年间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宗曾多次“亲幸”长孙无忌家中，封其爱妾所生三个幼子为朝散大夫，命人独画长孙无忌之像并加赞语……这些都是永徽五年（654）以前的事。长孙无忌一生的仕途和显赫的地位在此达到顶峰。此后，围绕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长孙无忌开始交了恶运。
交恶招祸端
武则天，因颇有姿色，十四岁入宫为才人，后为昭仪，很得太宗喜欢。太宗死后，武则天入感业寺为尼。李治即位后，又把她接回宫中。
永徽六年，高宗要废掉王皇后册立武则天为皇后。长孙无忌认为不可，坚决反对，其他大臣韩瑷、来济等人也持同样态度。理由是武则天曾服侍过先帝太宗，如立为新帝皇后，不合封建人伦道德标准，再者高宗的王皇后是先帝太宗为他所娶，又是名门望族，且无过错，不可废掉。然而，颇富权术的武则天则竟将亲生女儿掐死，诬为王皇后所为。从此，高宗对王皇后更为不满。
高宗为达到废王皇后的目的，秘密派人给长孙无忌送去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希望以此令长孙无忌改变态度。与此同时，武则天的母亲杨氏还亲自到长孙无忌家中，请求无忌答应并分析利害关系，但长孙无忌始终不答应。
一天，高宗为废立皇后之事召集褚遂良、于志宁和李勣等文武大臣计议，李勣托病没有出席。高宗说：“王皇后没有生过一男半女，作为皇后，其罪大，难道不该废掉吗？”褚遂良第一个挺身而出，明确表示反对。高宗很不高兴。第二天，复议此事，褚遂良又说：“陛下如果一定要改立皇后，请选择其他世家女子，武昭仪侍候过先帝，并受恩宠，现在如果立她为皇后，怎掩天下人的耳目啊！”褚遂良说完就把大臣上朝奏事时用的笏板放在殿阶上，叩头流血，以示抗争，并说：“将此笏板还给陛下，我请求回老家去了。”高宗恼羞成怒，令人将褚遂良赶走。武则天听后恨得咬牙切齿，从幄帐后大喊：“为何不杀此老贼！”这时，长孙无忌抗议道：“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即使有罪，按规定也不能加刑，何况无罪！”于志宁也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但他为人谨慎，始终不敢讲一句真话。高宗感到很为难，就秘密私访当时手握兵权的李勣，试探性地问他：“我想立武昭仪为皇后，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两个顾命大臣都说不可，你认为如何？”李勣当即答道：“废立皇后，这本是陛下家里的事，没必要问外人！”表示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另外，支持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礼部尚书许敬宗，一个是中书舍人李义府。
永徽六年，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武则天终于当上了皇后，王皇后被废，其母家官爵被夺，原来的太子也被废。武则天当上皇后，渐渐参政揽权。高宗本来就庸儒，加上患了中风，渐渐放权怠政，时人都知朝中有皇帝皇后“二圣”。当武则天和支持她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一伙人羽毛丰满，权势已成时，被武后恨之入骨的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便必然要受害了。
主暗臣奸遭死罪
显庆四年（659），礼部尚书许敬宗按武则天的旨意，向唐高宗递上一份诬告监察御史李巢与长孙无忌相互勾结“谋反”的密封奏折，高宗下令让许敬宗和侍中辛茂将拘捕了李巢，昏庸的高宗不加认真分辨，对长孙无忌也怀疑起来，他感慨地说：“我家真是不幸，亲戚中屡有坏人坏事发生。高阳公主与朕关系很好，前些年却与其夫房遗爱（房玄龄之子）谋反，现在我舅父又起恶心，近亲竟都是这样，真使我惭见天下百姓。”许敬宗乘机煞有介事地说：“房遗爱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与妻谋反，怎能成气候？可长孙无忌就不同，他与太宗皇帝一道打天下，人们都佩服他有智谋；他当了三十年的宰相，百姓都怕他。长孙无忌有智谋又有威信，他的一举一动可关乎大局。臣怕长孙无忌知其事暴露就要跳出来，他抖动袍袖一呼，很多人就会跟着他一起干，必定会成为宗庙社稷的深忧大患，愿陛下明断。我看近日将他收捕起来，绳之以法，破除其家，方能免除后患。”听到这里，高宗竟然边哭边说：“我不忍心处分长孙无忌，给他加罪，后代史官会说我不能和亲戚好相处的。”言语之间，主要是为自己开脱。许敬宗这时却紧迫不放，他引证历史故事，说：“汉文帝是西汉的明君，薄昭，也是他的舅舅，跟随文帝从代郡（今山西雁门）来到长安，也有大功，与长孙无忌比毫不逊色。只因薄昭杀人，文帝以国法重于甥舅之私情，下令让朝中大臣们穿着孝服到薄昭的院子里哭他，随后让他自杀。史官不仅不认为文帝做得不对，反而还加以赞扬。现在是长孙无忌忘掉了先帝和陛下对他的大恩大德，背叛了陛下，他意在推翻社稷，比起薄昭的罪恶要大得多，按其罪恶应该诛灭五族。臣听古人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谋反大案，处理要刻不容缓，如果稍有延迟，即生变故，请陛下赶快决断。”被许敬宗的谎言说得团团转的高宗，越听越觉得问题严重，竟然不亲自问一问长孙无忌是否真有此事，也不与李巢对证，就完全听信了许敬宗的诬陷之辞。既无人证，也无物证，就定长孙无忌为“谋反”大罪，下令罢除长孙无忌的一切官爵，把他流放到黔州（今四川彭水县）。
这位担任了三十多年，年已花甲的宰相，一路上过秦岭，走巴蜀，受尽千辛万苦，足足走了两个多月，总算到了荒僻的黔州。但他还未来得及洗净身上的尘土，更未能恢复一下极其疲倦的身体，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顺就已经在许敬宗、李义府的指使下赶到了黔州，他们对长孙无忌进行严刑逼供，重治长孙无忌的“谋反”罪。最后长孙无忌被迫自缢而死。
长孙无忌被害后，其家产被抄，其家人、亲属也受到了株连。其子驸马都尉长孙冲等人被撤职查办，发配岭南安置。时任刑部尚书的堂弟长孙祥，不但未能救其兄，相反自己也因“坐与无忌通书”而被害。那些参与陷害长孙无忌的许敬宗、李义府、辛茂将、崔义玄和袁公瑜等人，则加官晋爵。
三朝元老长孙无忌，以忠直、功高而有名于唐初，而在晚年竟然以“谋反”的罪名被杀，实在是一桩特大的政治冤案，造成这一冤案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主暗臣奸，死非其罪”似乎更能说明其中真谛。
岳飞之冤
一提起岳飞，人们都会肃然起敬，既为他“精忠报国”的精神所感动，也为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而扼腕。凡是去过杭州的人，几乎都要到西湖边上的岳飞墓前瞻仰一番，而向跪在那里的秦桧铁人大吐唾液。这表明，凡是对祖国和人民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人民将永远怀念他，而那些危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将永远遭到人民的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