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者用真箭作恶，有时还用假箭逗乐，真是无奇不有。如唐朝宝历年间，唐敬宗李湛曾特制一种纸箭，箭头也是用纸制作，里面裹着少许麝香或龙涎香的粉末。宫中闲暇无事的时候，李湛就把宫女嫔妃们叫到一起，他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用纸箭射她们，被射中的宫女或妃嫔，身上就沾上了香末，遍体散发出浓烈的香味，却不会感到疼痛。当时宫中把这种纸箭叫做“风流箭”，嫔妃们都希望纸箭能射中自己，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到君王的宠幸。她们之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风流箭，中的人人愿。”李湛常用这种办法在宫中寻欢作乐。火（铜柱、铁梳、铁笼、铜缸）
我们的祖先原始人使用火，在人类发展史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烧火煮饭，生火取暖，点火冶炼，火是人类不能须臾而离的朋友。殊不知，火有时还是一种惨烈酷暴的刑具。
商代末年，纣王的宠妃妲己心性狠毒，脾气乖戾，纣王为了讨妲己的欢心，竟创“炮烙”之刑。“炮烙”就是把铜柱烧红，让犯人赤着脚在上面行走，犯人痛得惨叫不已，就从铜柱子上掉下来，落入火中被烧死。妲己看到这种情景，果然兴奋得大笑不止。这时纣王大喜，以后便经常用烧红的铜柱子烙人逗妲己发笑，许多人也因此被烙伤或烧死，这对狗男女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
关于纣王烙人所用的刑具，古代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火（十）铜格子。《史记·殷本纪》中司马贞索引说，纣王“见蚁布铜斗，足废而死，于是为铜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荀子·议兵篇》记此事时说是“炮格”。《吕氏春秋·过理篇》有“肉圃为格”一句，高诱注云：“以铜为之，有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烂堕火而死。”显然，这里也认为是铜格。东汉大经学家郑玄注《周礼·牛人篇》说：“互若今屠家悬肉格意，纣所为亦相似”，与高诱注《吕氏春秋》所言相同。
但是，更多的书中说纣王烙人用的是火（十）铜柱。《史记·殷本纪》的集解引《列女传》说：“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格之刑。”《汉书·谷永传》有“榜棰瘩于炮格”一句，颜师古注云：“膏涂铜柱，加之火上。”说它是火加铜柱更能突出“烙”的意思，所以，《韩非子》《淮南子》等书就不称“炮格”而称“炮烙”。
后世说到炮烙之刑，多认为是火加铜柱。相关的故事还对施行炮烙的详细情形作了具体的描述。相传明朝末年，有个名叫俞寿霍的人，崇祯年间的某一天夜晚做梦被阎王差遣的小鬼子拘拿到阴曹地府，阎王高坐在阴司大堂上宣判说：俞寿霍经常屠杀毒害生灵，应该受炮烙之刑。于是，鬼役们便抬过来一根铜柱，竖在大堂旁边一角的地面上，高约七八尺，铜柱的中间是空的，燃烧着木炭，烈焰飞腾，把铜柱烧得上下通红。阎王喝令用刑，两名青面赤须、状貌狰狞的鬼卒齐声答应，立即动手，一个抓住俞的头发，一个脱掉俞的衣服，要把俞往铜柱子上放。俞寿霍吓得浑身打颤，心胆俱碎。这虽是笔记纣王创“炮烙”之刑小说作者的虚构，但这个故事毕竟反映了人世间曾经实行过的炮烙之刑。它实际是火刑的一种，这也反映了古人对炮烙之刑用刑方法的理解。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的始祖西伯昌在向商献洛西之地时，曾请求商纣王废除炮烙之刑，纣王不得已才答应了。西伯的意见顺乎民心，所以他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后来武王举起伐纣的旗帜，最终灭商兴周，商纣王用火刑烙人，最后他自己也跳到火里自焚，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作自受。但是，火刑并没有随着商纣的灭亡而绝迹，它还是被后世的一些暴君酷吏继承了下来。
辽穆宗耶律璟即位后，嗜酒好猎，不恤政事，其残忍横暴的程度不亚于商纣。他对待宫中的五坊、掌兽、近侍、奉膳、掌酒等御用杂役人员，发现他们稍有小过就施加火刑和铁梳之刑。所谓铁梳，顾名思义即是铁齿梳子，用铁梳梳犯人的身体，把肉一条条地刷下来。火刑和铁梳并用，其惨无比。犯人受过火刑之后，身上的皮肉都被烙熟了，再用铁梳，很容易把肉刷掉，只剩下白骨，这样，犯人必死无疑。
北宋徽、钦二帝受金人
火刑之辱北宋末年靖康之难时，金人南侵，宋徽宗赵估和钦宗赵桓被金人掳去，也受过类似于炮烙的火刑。据小说《说岳全传》描写，金人把徽、钦二帝掳往北国，老狼主传令将银安殿的地面用火烧热，将二帝头上戴上狗皮帽子，身上穿了青衣，身后挂上一条狗尾巴，腰间系上铜鼓和响铃，手上绑着细柳枝，然后把他们的鞋袜脱去，让他们赤着脚站到被烧得灼热的光地上。徽、钦二帝脚底炙烫，忍不住双脚乱跳，身上的铜鼓和铃铛便一齐响起来，手上的柳枝乱晃，好像在跳双人舞。金邦的老狼主及其臣僚们在旁边饮酒观赏，尽情作乐。金人的行为，是在显示侵略者的淫威，他们不仅不把徽、钦二帝当作皇帝，甚至不把他们当人看，而蔑视为可以尽情蹂躏、任意耍弄的玩物。大宋王朝的威严和脸面，在侵略者的暴行之下扫地以尽。难怪当时宋朝的名臣李若水看到这种情景，不顾一切地把徽、钦二帝从银安殿上抱下来，大义凛然，骂敌而死，才出了一口恶气。这段情节仅见于小说，但它描述了国弱受辱、落后挨打的史实，可以唤起民主精神觉醒，可以激励国人奋起。
火（鼎、镬、水）
煮，古代日烹。古代不仅有烙人的酷刑，还有烹人的酷刑。烹人的大锅古代叫做鼎或镬，都是用铜或铁铸成的，不同的是鼎有三只足，镬则无足。《淮南子·说山训》篇有“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之语，高诱注曰：“有足曰鼎，无足曰镬。”颜师古也说：“鼎大而无足曰镬。”因为烹人要用鼎或镬，所以古时就把这种刑罚叫做镬烹、鼎镬或汤镬。《汉书·刑法志》说“陵夷至于战国，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旧唐书·魏元忠传》说“既诛贼谢天下，虽死鼎镬所甘心”，《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臣令人持璧归，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请就汤镬”等等，所以烹煮之刑离不开火，说到底它仍是火刑，它的刑具为火鼎、镬、水。
据史料记载，周的始祖西伯昌被囚于囧里的时候，西伯的儿子伯邑考在殷都做人质，为纣王当车夫。纣王借故把伯邑考放在锅里“烹为羹”，赐给西伯昌。西伯不知是人肉羹，就把它吃了。事后纣王得意地对别人说：“谁说西伯是圣人？他吃了自己儿子的肉羹还不知道呢！”。这是古代烹人最早的事例。要烹人就离不开火和水，当然也得有鼎或镬，这几样东西缺一不可。
春秋时，天子衰微，诸侯混战，抗金名将曲端被铁笼烤死法制没有定规，那时的国君将人处死，常采用火刑，也即烹煮的方法。周夷王在位时，齐哀公因纪侯在周室进谗言，而被周夷王施以火刑，用大鼎烹死。故谥哀。公元前547年，宋国太子痤被宋成公囚禁，自缢而死，后来成公查证得知太子是无罪的，非常懊悔，于是就点火烧水烹杀了拨弄是非的寺人伊戾。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白公胜在楚国闹政治革命，搞到几乎成功而失败了。白公胜是楚平王的孙子，其父太子建因遭别人陷害流亡国外，生下白公胜。后来白公胜回国，决心武装夺取政权，但兵败出奔，自缢于山中。他的谋士石乞被捉。楚王威胁利诱，要石乞供出白公胜死所，石乞凛然不屈，被处以鼎镬之刑而被烹死。晋公子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有个叫被瞻的臣子劝郑文公杀掉重耳，郑文公没有听从。后来重耳归国即位，就是晋文公，他率军攻打郑国，指名要被瞻这个人，以报昔日之仇。被瞻向郑文公请求把自己交出去，以解救国家的危急，郑文公说：“这样做，我的罪过就太大了。”被瞻说：“死了我一个，可以保全社稷，臣甘心情愿。”于是，郑文公把被瞻送到晋国军营中。晋文公命令准备好大鼎，点火烧水，要烹被瞻，被瞻用两只手按着鼎的铜耳，大声叫道：“晋军将士们，都听我说，当今世界上再没有像我被瞻这样忠实于国君的人了。可是，忠于自己的国君，只能落得个挨烹的下场啊！”晋文公听了他的叫喊，被他的忠诚和勇敢所感动，就改变了主意，向被瞻道歉，并宣布撤军，同时把被瞻送回了郑国。
战国时，却有一位贤明之士因忠于国君而被烹，为后世留下了千古遗憾，此人就是齐国的文挚。文挚的医术极其高明，有一年，齐滑王生了一个毒疮，请文挚诊疗。文挚诊察了筍王的病情，私下对太子说：“大王的病我是可以治好的，但治好了大王的病，他是要杀死我的。”太子大惊，问为什么？文挚说：“大王长的这个恶疮，必须让他发一通雷霆大怒，才能治好，否则就没有救了，但要使他发怒，他一定会杀死我的。”太子向他叩头求告说：“先生只要能治好父王的病，我和我的母后一定在父王面前为你表白，父王定会看母后和我的面子而赦免你，请先生放心。”这样，文挚就同意给齐筍王治病。于是，文挚叫人报告齐筍王说某日某时文挚前去治疗。结果到了约定的时间文挚却故意不去，筍王心里有些不高兴。这样共约定了三次时间，文挚都没有去，潘王已经非常生气，这时，文挚来了，他不脱鞋子直接上到筍王床上，还踩筍王的衣服，问筍王病情如何。筍王怒形亍色，不理睬他，文挚又故意出言不逊、冲撞筍王，筍王怒不可遏，叱骂文挚，并把他赶了出去。文挚走后。筍王的病情就轻了许多，又过了几天就完全康复。筍王痛恨文挚对自己太无礼，不顾王后、太子的极力求情，把文挚放进大镬中，点火烧水，烹死了文挚。
齐威王将阿大夫投入鼎镬齐筍王的祖父齐威王也使用过鼎镬之刑。当时阿大夫荒于政事，治下境内百姓贫苦，阿大夫却贿赂威王左右的人为他说好话。威王查明实情，将阿大夫和左右为他说好话的人一同投诸鼎镬，一锅煮，于是齐国大治。当今吏治败坏、贿赂公行，百姓对此深恶痛绝，有民谣为证：“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光跑不送，原职不动；不跑不送，撤职不用。”这是对行贿受贿、买官卖官现象的极大讽刺。阿大夫若生于现世不仅不烹，也无须走“曲线救国”之路，肯定还会被提拔重用。所以，人们对齐威王这样的开明君主还是难以忘怀的。
乐羊在魏国做将军，率兵攻打中山国，乐羊的儿子当时正在中山国，中山的国君就把乐羊之子投诸鼎镬制成肉羹，并把肉羹派人送给乐羊，明确告诉他这是他儿子的肉。乐羊坐在军帐中，接过肉羹喝光了一大杯，以示攻打中山的决心毫不动摇，结果很快便灭掉了中山国。魏文侯听到这些情况，对身边的一位大臣堵师赞说：“乐羊吃了自己儿子的肉，这是为了我啊！”堵师赞回答说：“乐羊连儿子的肉都敢吃，还有准不敢吃呢？”魏文侯恍然大悟，虽然对乐羊的功劳给予奖赏，但从此却对乐羊起了疑心。
秦汉之际，鼎镬之刑更是常用。商鞅变法时增加肉刑，把鼎煮镬烹规定为死刑的处死方式之一。秦末楚汉战争期间，刘、项都爱用鼎镬之刑。周苛为刘邦守荥阳，被项羽俘虏后，拒绝投降，项羽就烹杀了周苛。成皋之战时，项羽抓到了刘邦的父亲太公，把他放在一个肉案子上，旁边架起大镬，传话给刘邦说：“你不赶快过来投降，我就烹死太公。”刘邦回答说：“我和你当初一起拥立楚怀王，结为兄弟，因此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今天你如果一定要把你的父亲投入鼎镬，就请你分给我一杯肉羹吧！”这里刘邦表现出了一副十足的流氓相，不过玩政治者皆如此，也不能苛求于刘邦，老实巴交的项羽在这个政治油子面前无可奈何，最终他也不忍心烹杀太公。刘邦派郦食其去游说齐王田广，让他归顺，田广已经同意，但韩信仍率兵攻略齐地，田广大怒，就用镬烹杀了郦食其。
汉景帝的儿子广川王刘去生性残暴，他和他的王后阳成昭信一同谋害姬人陶望卿，望卿被逼无奈，投井而死。昭信叫人把望卿的尸体打捞上来，肢解成碎块，放在大镬中，加上桃灰和毒药一起煮，并且把其他姬妾都叫到跟前，亲眼看着陶望卿的骨肉在汤中销化净尽。这虽然不是活煮，其手段也太骇人听闻，太狠毒了！
东汉末年，董卓作乱，他俘获颍州太守李曼及其好友张安，要把他们烹杀。李、张二人临入鼎时说：“不同日生，乃同日烹。”他们在临死之前还有心思说出这样诙谐的话，态度虽然显得从容不迫，但却含有深沉的凄惨。
汉代以后，烹人的鼎镬之刑仍时有出现。十六国时，后赵石勒擒获刘寅，当即将他置于镬汤中煮死。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常侍侍讲荀济与华山王大器、元瑾等密谋搞掉高欢，高欢察觉，将孝静帝幽禁于含章堂，将大器、元瑾等投诸鼎镬烹杀于市。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六年（575）三月，在都市鼎烹妖贼郑子饶。
五代时，后唐明宗长兴年间，姚洪奉朝命率数千人戍守阆州，被叛将董璋拘禁，不肯屈服。董璋命人架起大镬，添满水烧得滚沸，让十名壮士割姚洪的肉在镬里烹而食之。姚洪至死大骂不绝。这是将人一边凌迟刀割，一边烹煮被吃，比单纯的鼎烹更惨毒。
上述烹人的酷刑都是用水煮，历史上还有用油炸人之刑，这也叫烹，或者叫做油烹。南朝梁时，侯景作乱失败，亡命东魏，后来又南奔，高澄命令部下抓到他的妻子，先剥下面皮，然后又用大镬盛油把她烹死。明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占领南京，大肆杀戮建文朝臣，其中将兵部尚书铁铉割鼻之后处死，仍未解恨，又命令把铁铉放进大油锅中，让武士用铁叉翻转铁铉尸体使他面朝朱棣，以示谢罪之意，但怎么也不能把他翻转过来，正在折腾时，突然铁铉尸体爆裂，油锅里的油炸得四处飞溅，武士们惊慌散开，这才作罢。铁铉的尸体也在顷刻之间变得焦黑如炭了。朱棣也和他的父亲朱元璋一样，都是残忍如桀纣的暴君。
墨、刀、凿、针
墨、刀、凿、针是墨刑，后来也称黥刑的刑具。墨刑施行的方法是在人的脸上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刻字或刺字，然后涂上墨或别的颜料，使所刺的字成为永久性的记号。
墨刑是一种很古老的刑罚，尧舜时，三苗之君使用的五虐之刑，就包括墨刑在内。尧诛三苗，废“五虐”，改用“象刑”，就是给犯罪者穿上与常人不同的衣服，以示惩罚，其中当受墨刑者要戴黑色的头巾。禹继尧舜之后开始使用肉刑墨刑将犯人脸上留下永远的印记，以后正式把墨刑定为五刑之一。
开始，墨刑的施刑方法是用刀刻人的皮肤，然后在刻痕上涂墨。《尚书·吕刑》篇中“墨辟疑赦”一句，孔安国传云：“刻其颡而涅之曰墨刑。”《周礼·司刑》中“墨罪五百”一句，郑玄注曰：“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额为疮，以墨窒疮孔，令变色也。”《礼记·文王世子》篇注云，墨刑和劓、刖等刑一样，“皆以刀锯刺割人体也。”《国语·鲁语》也曾说：“小刑用钻凿，次刑用刀锯。”墨刑为小刑，当是使用钻或凿为刑具。但其他各书述及墨刑时都是说用刀刻。我们兼采众说，把墨刑刑具说成刀、凿，以期周全。这些情况说明，墨刑在最初规定为刑罚的时候，施刑时用的是刀、凿，而不是后世才采用的针刺。
西周时，刑法规定“墨罪五百”，即列举应处以墨刑的罪状就有五百条之多。《尚书·吕刑》篇也云：“墨罚之属千。”可见，当时的刑罚是很严厉的，百姓稍有小过，就要被黥面。周代，奴隶主贵族常用黥面者做守门人（《周礼·掌戮》）。因为这些人的脸上带有标记，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所以他们一般都不会逃跑。而且受过墨刑者的四肢是健全的，不影响劳作。春秋战国时，墨刑的使用仍比较普遍，且黥有了不同的种类。如《秦简·法律答问》有对奴妾“黥颜颓”之刑。颜，指眉目之间，即面额中央。杝，也作頄，頄即颧。颓即面之颧部。黥颜杝就是在人面额中间及颧部刺墨。当时各国常使用黥面的囚徒去做各种苦役。秦商鞅变法时用法极严酷，有一次太子犯法，不便加刑，商鞅就把太子的师傅公孙贾黥面，以示惩戒。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请焚烧《诗》《书》等儒家经典，规定说，如果命令下达之后三十天内不烧者，要“黥为城旦”。《秦简·法律答问》也有“城旦黥”的记载，当为对城旦所施加的特种黥刑。城旦是一大早就起来修护城墙的苦役工。当时“黥为城旦”成为一种比较固定的处罚犯人的措施，这样的犯人遍布全国各地。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队伍中，就有许多受过黥刑的囚徒。例如被高祖封为淮南王的英布，年轻时也曾因罪受过黥刑，因此《史记》《汉书》为他作传就称为黥布。
汉初刑法沿袭秦制，仍使用墨刑。《汉书·刑法志》规定“墨罪五百”，条款数目同周初一样。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刘恒下诏废除肉刑，规定将应受墨刑者“髡钳为城旦春”。意思是，男子应当黥面者，改为剃去头发、颈上戴上铁制的刑具，去做为期四年的“城旦”苦役；女子应当黥面者，改为去做为期四年的春米苦役。以后直至汉末，黥面未再实行。但在汉代，匈奴曾规定，汉朝的使节如果不以墨黥面，不得进入单于所居住的穹庐。有一次，王乌充任汉朝使节，出使匈奴时顺从了他们的规矩，单于大喜，同意让匈奴的太子到汉朝做人质，请求与汉和亲。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墨》中说，匈奴的这种规定是他们的一种习俗，只是用墨画在脸上，象征性地表示黥面，并非真的用刀刻割皮肉。这和作为刑罚的黥面当有所区别。
汉朝以后，随着某些肉刑的恢复，墨刑也重新被采用。晋代规定奴婢逃亡，抓回来之后要黥其两眼上方；如果第二次逃跑，再黥两颊；第三次逃跑，黥两眼下方。上述三处，施刑时都要使黥痕长一寸五分，宽五分。这种黥痕要深深刻印到人的骨头上。唐代贞元年问，段成式的从兄经过一个叫黄坑的地方，他的随从拾取人的头盖骨，打算用它配药，看见一片骨头上有“逃走奴”三个字的痕迹，色若淡墨。黥刑要伤人骨，所以用凿。段成式判断这是古时被黥面的人的头骨，而且很可能就是晋代逃奴的遗骨。
南朝宋泰始四年（468），宋明帝刘或颁布黥刑和刖刑的条令，规定对犯有劫窃官者、伤害吏人等罪者，要依旧制论斩；若遇赦令，改为在犯人两颊黥卜“劫”字，同时割断两脚筋，发配边远军州；若是五人以下结伙以暴力夺取他人财物者，也同样受处罚。
北宋时，黥面之刑一律改用针刺，因而又称为黥刺。犯人罪行不同，针刺的位置及所刺的字排列形状也有区别。凡是盗窃罪，要刺在耳朵后面；徒罪和流罪要在面颊上或额角，所刺的字排成一个方块形；若为杖罪，所刺的字则排列为圆形。凡是犯有重罪必须发配远恶军州的牢城营者，都要黥面，当时叫做刺配。例如著名小说《水浒传》中写林冲被刺配沧州牢城，陆谦指使董超薛霸在半路上结果林冲性命，特意嘱咐他们揭取林冲脸上刺字的那块面皮来复命。武松被刺配孟州牢城，他被黥面是刺在额角上的，后来他扮成行者，把头发垂下来可以遮盖着被刺的字。小说的这些描写，可以帮助我们今天了解北宋时期黥刺刑罚的详情。北宋名臣狄青年轻时也曾被刺配，虽后来显贵，仍保留着针刺的印记，而不愿去掉它。
辽代刑法也有黥刺，和北宋的施刑方法基本相同，也是用针刺，但针刺的部位不完全一样。重熙二年（1033），辽兴宗耶律宗真规定，对判为徒刑的犯人，施行黥刺，要刺在颈部。奴婢逃走被抓回，若他（她）盗窃了主人的财物，主人不得黥刺其面，而要刺在他（她）的颈或臂上。犯盗窃罪的，第一次刺右臂，第二次刺左臂，第三次刺脖颈的右侧，第四次刺脖颈的左侧，如果第五次再犯，就要处死。
金代规定犯有盗窃罪且赃物在十贯以上五十贯以下者要处以徒刑，同时刺字于面部，赃物在五十贯以上者要处以死刑。元代仿照宋、金的有关法律，对盗窃罪要予以刺字，并同时施加杖刑，刺的方法和杖的数目有非常详细的条款。另外，对什么情况下免刺、什么情况下已刺过仍要补刺等等，也都有具体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