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事业中的罪恶
两三百年前,许多英国港口城市在奴隶贸易中发了大财,比如伦敦、利物浦、兰开斯特、格拉斯哥,以及我留学的城市布里斯托尔。欧洲人贩卖非洲奴隶的勾当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叶,前后持续了400多年。成批成批的大活人居然可以像牲口一样,被一帮异族有组织、合法地买卖,而且旷日持久,简直难以想象。当年贩奴的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普鲁士、丹麦、瑞典等诸多国家。英国人并非这桩罪恶的始作俑者,它比挑头的晚了200多年。但是后来居上的英国商船总共贩运了350万非洲人,占400年奴隶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还多。其贩运规模之大、积累财富之巨,均达到令人惊愕的程度。那个年月致富的英国商人攒下了殷实的家底,在城市的最好地段买地置业,这些房子至今不失其雍容富贵。
我留学时住的宿舍楼在布里斯托尔市中心,出门是市政府和大教堂,楼后的大乔治街上有一处历史遗迹——乔治屋(TheGeorgianHouse)。乔治屋当年的主人叫约翰·皮尼(JohnPinney),他曾在中美洲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上经营种植园。1783年退休后,皮尼带着家小和两个奴隶来到布里斯托尔安度晚年,并创建了利润丰厚的糖业商行。那时候欧洲市场对糖的需求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种甘蔗、制糖、加工糖和贩糖都能挣大钱。糖业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富翁的行业。而种甘蔗的苦力,都是被贩卖到西印度群岛的非洲黑人。所以说,甜蜜事业中的罪恶让众多英国人,当然还包括其他国家的欧洲人,过上了好日子。
在乔治屋主人皮尼生活的时代,英国的诸多港口城市在贸易的刺激下迅速发展,布里斯托尔是个典型。进口的蔗糖和烟草来自西印度群岛,源源不断的出口商品由本地产能过剩的纺织业和制造业提供。由于城里的蔗糖、烟草、棉花加工及制造业迅速发展,城市周边贫困地区的大量人口进城务工。从1700年到1801年,布里斯托尔的城市人口从2万增加到6.4万。如果找一张1742年的布里斯托尔地图,你会发现上面比50年前的图多了几个玻璃工场。生产出的玻璃瓶子,大多用来装白兰地、啤酒、葡萄酒和苹果汁。和纺织品一样,这些东西的目的地是非洲西部和西印度群岛。
商船从英国港口装上货,在大西洋中向南行驶到西非海岸,卸货装奴,再横跨大西洋到达西印度群岛把奴隶贩卖给种植园主,然后装上糖、烟草和朗姆酒返回欧洲。这条横跨大西洋的航线是三角形,虽然奴隶只出现在一个边上,但是没有这个边,其他两个边就不存在。因为,是奴隶在西印度群岛上种甘蔗、制糖,创造最根本的财富。因此奴隶贸易又叫“三角贸易”。
这里还是说布里斯托尔的皮尼。他带到英国的两个奴隶中有一个叫佩罗(Pero)。佩罗被皮尼买下时只有12岁,当时,皮尼买了三个小孩和一个成人奴隶,一共花了115英镑。有人算过账,这些钱现在值5750英镑,人民币六万元左右。15000块钱一条人命,还加跨洋运费,可见奴隶命贱。佩罗服侍皮尼一家32年,直到45岁病死也没有自由身。1999年,布里斯托尔市中心的一座小桥被命名为佩罗桥,以示纪念。皮尼的富裕程度可以从乔治屋内的结构看出来。从外面看,这栋不起眼的楼房只有三层窗户,十分朴素。但是屋里有六层,内部装饰和家具十分精美。采光充沛的主人卧室在三层,房间设计简洁而精致。由于乔治屋建在小山上,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布里斯托尔港口的全貌尽收眼底,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感觉扑面而来。
由于离得近,我经常去乔治屋转悠。看了几次,就发现了一些门道。一进门是面积不大的过厅,厅两侧是宽大气派的楼梯,但这是给主人和客人用的。用人有自己的楼梯,隐藏在门厅一角。用人楼梯是螺旋而上的圆梯,狭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看到这样隐蔽、局促的楼梯,我脑子里出现了用人小心翼翼地端着碗盘上下的情景。窄梯通向地下室,那里豁然开朗,宽敞的厨房和洗衣房衬托出主人的排场。厨房里,锅碗瓢盆和大号铜质炊具整齐地陈列在桌子和墙上,透着当年主人生活的气派。不难想象,楼上主人与客人享受的优雅生活全靠地下室里用人们的忙忙碌碌。不过用人再辛苦也比奴隶强,因为用人有自由。
1818年皮尼死后,小儿子查尔斯继承了乔治屋。查尔斯嫌乔治屋小,不久另造大宅。
在18世纪英国贩奴的高潮阶段,布里斯托尔是仅次于伦敦的英格兰第二大城市,也是参与贩奴的主要港口。最初,伦敦的皇家非洲公司垄断对非洲贸易。在高额利润驱使下,布里斯托尔一边冒着船货两失的风险偷运,一边游说英国议会废除垄断。1698年,垄断被打破。这以后的100多年里,大多数布里斯托尔城里的商人、牧师和政客都支持奴隶贸易,因为他们都得到了实惠。那个年代,布里斯托尔有16任市长都做蔗糖生意。众多街头小贩也让水手带上袜子、肥皂一类的东西挣点小钱。好多挣了大钱的商人还热心公益,捐资修建图书馆和戏院等公共设施。这么多人受益,城市怎么可能反对贩奴?
当然,反对的声音并不是没有,主要来自宗教改革派和被迫出海的水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的进步,1807年3月25日,英国在众多贩奴国家中率先通过禁止本国船只贩运非洲奴隶的法案,四个世纪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走向灭亡。推动议会通过废奴法案的议员叫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Willberforce)。2007年3月,讲述威尔伯福斯唤醒英国民众良知的电影《奇异恩典》(AmazingGrace)在纪念废奴200周年之际上映。当年,全世界都在纪念废奴200周年,有各种展览、音乐会、游行、演出等。然而这些活动所传达的声音迥然不同。在英国,一些非裔团体要求政府承认那段“反人类罪恶”、正式道歉并赔偿奴隶后代。而一些社会精英、舆论领袖认为道歉是无稽之谈。他们声称,英国在仍然有利可图的情况下率先禁止奴隶贸易,这种义举犹如“启蒙的灯塔”,值得自豪。
双方都在报纸上理直气壮地摆事实、讲道理。孰是孰非?
这就要仔细辨别那段辛酸史了。
甜蜜事业中的罪恶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欧洲人开发美洲新大陆的产物。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造就了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是当年“五月花”那样的移民船并没把所有英国人运到美利坚。17世纪,英国移民中的70%去了中美洲的西印度群岛,因为那里适宜种糖,是财富的源泉。
早在1660年,英国进口货物中糖的价值就超过了其他商品。但是中美洲热带岛屿的气候恶劣,人口死亡率极高。在巴巴多斯,15万白人移民活下来的只有2万。1700年以后,这里的英国移民锐减,但是英国市场对糖的需求持续增长。欧洲糖消费量的三分之一进了英国人的嘴巴。历史书上记载:“到了1750年,连英国农场里最穷的农民媳妇都要在茶里加一点糖了。”除了糖,用甘蔗汁和废糖蒸馏制成的朗姆酒特别适合英国人的口味,成了英国海军的军需品。前文提到过,种糖的都是被跨洋贩卖到种植园的非洲奴隶,正是这些低廉的劳动力让英国人过上了甜蜜日子。
由于欧洲糖市场不断扩大,糖产地西印度群岛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长,贩奴成了利润惊人的“好生意”。奴隶从非洲西海岸到达大西洋另一头后价格上涨七八倍。从1662年到1807年,巨额利润驱使英国贩奴船在跨大西洋三角航线上走了一个半世纪。
什么样的英国人贩奴呢?约翰·牛顿(JohnNewton)是其中之一。他属于航海世家,20岁出头就当了贩奴船船长。不过,他也是一个虔诚的牧师和世界闻名的作曲家,良心发现后参加了废奴运动。他的日记记载了许多跟非洲奴隶贩子讨价还价的细节。一次他用木材和象牙换了八个奴隶后觉得吃亏了,因为其中一个“嘴巴不好看”。他在日记中抱怨:“身体好的男奴买主太多,价格是以前的两倍。”至于女奴,牛顿不要“乳房松懈”的。当一个女奴死亡时,牛顿这样记录:“一个身体好的女奴死了,11号。”这些奴隶不但没有名字,而且连人称代词都不配用,牛顿用的代词是“它”(it)。
贩奴的风险很大,航程中不但可能爆发霍乱和痢疾,船主还要经常提防奴隶暴动。在甲板下,奴隶被铁索拴在一起,蜷缩在70多厘米高的空间内,牛顿曰“像架子上的书”。牛顿一旦发现奴隶私藏刀子一类的危险品,就用脖子上的枷锁和拇指铐管束。由于过分拥挤、卫生条件恶劣、缺乏运动和营养,七分之一的奴隶熬不到航程的终点,而船员的死亡率居然更高——17%。后来,白人海员的高死亡率受到舆论谴责,并成为掀起废奴运动的原因之一,着实令人费解。
更令人费解的是贩奴者的心态。牛顿是牧师,肩负着拯救灵魂的使命。航行中,他要向所有船员传播上帝的福音。然而对甲板下的那些苦难灵魂,他居然心安理得地没有任何愧疚。在给妻子的信中,牛顿说这些奴隶被巫术和魔法欺骗,满脑子恐惧、无知和迷信,完全是一群陷入邪恶的另类生灵。牛顿觉得这些奴隶根本不能理解上帝赋予人类的宗教、自由和爱。在那个年代,牛顿的思想具有普遍性。譬如,一些种植园园主干脆坦言,非洲人就是劣等种族,既没有道德感,也没有推动科学和文明进步的能力。
到达目的地以后,奴隶的命运更加悲惨,死亡率高得无法想象。到1750年,先后有80万奴隶被卖到英属加勒比群岛,而那里的奴隶总量不到30万。一个巴巴多斯种植园园主甚至计算出蓄奴公式:“要维持100个左右的存货,每年需要购买8到10个新奴隶。”除了死亡、疾病、苦疫和热带气候的折磨,女奴还饱受性侵犯,混血后代则在备受歧视中重复着被奴役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