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咨询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讲师，征求他对苏格兰政局的看法。他说：“我二十多年前离开苏格兰，现在不关心那里的政治。就个人立场而言，我认为所有民族认同的概念都是具有负作用的意识形态建构，苏格兰人、英国人（British）或者其他什么，我哪个也不认同。”他回信的语气让我想起课堂上讨论“民族利益”的情景。虽然已过不惑之年，这位一天忙到晚的讲师说话却还像“愤青儿”一样。在他看来，哪有什么民族利益，无非是一帮政客出于政治目的编出来的，然后兜售给老百姓，学术上叫“建构主义”。这个观点不无道理，近两年在苏格兰出现的盖尔语复兴现象可以为之做注脚。地方议会2005年通过立法，认定盖尔语为苏格兰官方语言，并和英语享受同等尊敬。最近几年，苏格兰还出现了只说盖尔语的中学、盖尔语电影、盖尔语路标。然而说这种民族语言的人不到苏格兰人口总数的2%，还不到6万。支持民族语言复兴的民族利益何在呢？
我的导师乔治也持相似看法。他觉得，苏格兰自治的理由现在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多地以“历史记忆”为基础。一些民族主义者按照自己的思路解释苏格兰的历史及其独有的制度和习俗，然后得出独立的结论。在英国学术圈，建构主义十分流行。这个理论简而言之，就是世界上没有真理，什么事情都可以解释。同一个事情，不同人解释出的结果不一样。观点不同，行动也不同。就苏格兰政治来说，统一派认为苏格兰和英格兰是一家，而独立派倒腾出的全是两家打仗的历史故事。
那么独立的现实前景到底怎么样呢？
2008年，美国不良贷款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英国是重灾区。维系苏格兰经济命脉的两家大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不得不接受英国政府援助，以免遭破产厄运。政府注资的代价是银行部分国有化，连银行都被英国政府拿去了，苏格兰独立的希望就更渺茫了。有人质问鼓吹独立的萨尔蒙德和他的SNP：你们不是说冰岛是小国独立的榜样吗？看看，冰岛差点全国破产。一旦关键时刻伦敦不伸手，苏格兰的前途就是今日的冰岛。你们还独立吗？萨尔蒙德的回答是：“都是英国政府当家闯的祸，联合才会出这种事。”
还有一个有趣的观点来自支持SNP的大财主、爱丁堡的百万富翁汤姆·法摩尔爵士。他曾在2007年选举中资助SNP10万英镑的竞选经费。按说花了这么多钱支持SNP，法摩尔爵士一定拥护独立。但是他却站出来唱反调：“我闺女和儿子早就独立了，但我们还是一家人。”
那独立和分裂是什么关系呢？留着政治家继续玩游戏吧！
孤零零的马克思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客死异乡。三天后，仅仅11个人参加了伦敦海格特公墓的葬礼。场面如此冷清，恩格斯却在悼词中称赞他的好友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并预言“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马克思有生之年贫病交加、颠沛流离，暮年饱尝丧妻丧子之痛，一辈子也没出什么大名。但是，历史证明恩格斯的评价并不过分，没有第二个人的思想蕴藏了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战斗力。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斗士们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狂潮，整个地球为之震撼，20世纪因此波澜壮阔。
2005年3月15日是个星期二，我起了个大早，从布里斯托尔坐了三小时的长途车来到伦敦。此行的目的十分明确：瞻仰马克思。海格特公墓位于伦敦城北，每年3月中旬马克思逝世纪念日前后，这里总会多出一些前来凭吊的人。三三两两，络绎不绝。我刚到公墓门口，看门的老太太便主动问我：
“来看马克思的吧？”
“对。最近来的人多吗？”
“周末来了不少人，现在不多了。”
“墓好找吗？”
“顺着这条路往左走，就在路边，很醒目，不会错过。”
我交了门票钱，顺着看门人手指的方向走进公墓。海格特公墓不大，相当于天安门广场面积的三分之一。这里有52000多个墓，167000人长眠于此，其中不乏著名的艺术家、诗人、科学家，马克思对面就“住”着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这里曾是有名的“花园墓地”：老树、灌木、野花和弯弯曲曲的小路。不少旅游书籍和网站都推荐游客来此享受一个夏日的午后。但是，初春三月，公墓略显凄凉。天气很少放晴，墓地也没什么人维护，苔藓可以自由自在地爬上墓碑。
马克思的墓的确很好找，就在一个路边拐角处。巨大的头像庄重醒目，墓碑上刻着同葬家人的名字。31岁那年，马克思全家离开欧洲大陆，来到最大的政治流亡中心——伦敦。当时以为是逃避欧洲大陆警察的权宜之计，结果在此过了后半辈子。流亡生活的贫困在马克思的信中可见一斑：“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一次绝望中，马克思决定到一个铁路公司去当办事员，可是由于“字写得不好”遭到拒绝。
但是，生计之苦没有淹没马克思。伟人之所以伟大，不是他少了常人的俗。马克思的俗人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少年调皮捣蛋、青年浪漫反叛。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暴躁的棋迷，输了棋却争辩其战略的伟大和战术的疏忽。一次，马克思把朋友请到家里，棋从中午11点一直下到后半夜，直到管家琳蘅忍无可忍，勒令其住手。让马克思在芸芸众生中出类拔萃的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种在贫困潦倒中毫不动摇的坚定信念，正是这种顽强的意志令其卓尔不群，并最终造就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青年马克思
青少年时代的马克思，令人羡慕。
马克思有纯粹的犹太血统，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个家务事缠身的普通妇女。他在一个友爱、富足和有文化素养的家庭中度过了幸福的童年。马克思小时候身体结实、脑子灵活，好动并且善于组织游戏。他喜欢称王称霸，像赶马一样轰妹妹们跑来跑去。他还用脏手和面做点心，强迫妹妹们吃下去。妹妹们也不拒绝，因为只有吃了，哥哥才讲故事。童年时代表现出的旺盛精力、丰富想象力和坚毅性格贯穿了马克思一生。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在班上年龄最小，很多同学是农民、工匠和手工业者的子女。他经常在书店里翻阅一些小册子，直到人家收走。他乐于观察那些聊天的人，倾听他们的议论。马克思中学时代的作文写道，每个人都有一个被内心深处“轻微而坚定”的声音所启示的人生目标。波恩是马克思大学时代的起点。他毫不理会父亲量力而行的建议，头一学期就选了九门课。没过多久，过度疲劳的马克思病倒了。第二学期，他把课程削减到四门，并把学习的热情投入了丰富的课外活动。于是，夜间酗酒喧闹，被学校罚禁闭一天；和一个贵族子弟决斗，左眼上方挂了彩。父亲见势不妙，决定让他转学柏林。
转学前的那个夏天，马克思在家乡和一起长大的燕妮偷偷摸摸订了婚。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燕妮出身贵族，是众所周知的特里尔城最漂亮的姑娘。一个“舞会皇后”、“迷人公主”怎么能看上一个小她四岁的“犹太混混儿”呢？可是马克思耀眼的才华硬是让燕妮无法抗拒，她休了自己的未婚夫——一个年轻的少尉，瞒着父母订了婚。后人评价马克思高攀了燕妮，透露出犹太人的精明。不过，翻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青年马克思写给燕妮的情诗，不难得出结论，没有几个女孩子能对字里行间表露出的痴情和挚爱无动于衷。
马克思虽然在柏林大学念书，论文却提交给了名气较小的耶拿大学，因为那里“非常容易获得博士头衔”。耶拿大学的文学教授沃尔弗是马克思的熟人，他把这所学校的内部情况告诉了马克思。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在提交论文后不到两个星期就被“缺席”授予了博士学位。
接下来的两年，马克思投身《莱茵报》。他当主编时，才24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这是一段敢想敢干、小试锋芒的记者生涯，他抨击“阶级特权”和“官僚专制”，报纸订户两周内翻了两番。他尤其看不惯政府欺压穷人的行径。比如，马克思撰文指出，多少年来，莱茵河两岸的居民都可以捡地上的树枝，拿回家当柴禾。如今，捡柴禾居然成了犯罪，处罚的轻重要根据所拾树枝的“价值”决定。他不但对政府不关心穷人疾苦的做法毫不留情地进行谴责，而且鞭挞普鲁士国会议员所热衷的新闻检查。马克思在文章中写道：“他们从来不明白新闻自由是人类的一大需要。在他们看来，要保住的是脑袋，心灵是无足轻重的。”由于马克思经常发表此类犀利文章，跟政府唱反调，没多久，报纸被查封，马克思被迫辞职。马克思用笔杆子跟政府作对，丢了饭碗。这时候，燕妮的哥哥百般阻挠“有辱门庭”的婚事，可是燕妮铁了心嫁给了这个没有工作、一文不名、笔墨官司缠身的犹太人。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青梅竹马、从一而终的漂亮媳妇，马克思娶到了。这一年，他25岁。
全球化、不平等和经济危机
我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很多课程都把马克思主义文献列为必读材料，这是我出国前没有预料到的。马克思逝世120多年了，世界发生了那么多变化，当我们都对他的思想发出质疑的时候，西方学术界并没有轻视他，还有那么多学者虔诚地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用它解释世界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