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兰经》上说，穆罕默德的生活在婚后发生了重大转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喜欢祈祷和沉思。7世纪初，不惑之年的穆罕默德自称得到神的启示，并在亲朋好友中传播他的教义。当时，麦加城里犹太人很多，整个阿拉伯半岛南部都信犹太教，很多人觉得他可笑。不仅如此，那时候的阿拉伯人大多数崇拜多神。由于穆罕默德主张信奉唯一的神安拉，他遭到贵族的迫害，被迫出走到麦地那。
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励精图治，身兼宗教领袖、行政首脑和军事统帅三任于一身。在宗教统一的号令下，穆罕默德顺应民意，制止部落战争，为阿拉伯人提供了一种比部落血缘关系更为稳固和广泛的社会纽带。经过10年的东征西讨，阿拉伯半岛各部落逐渐归顺穆罕默德并皈依伊斯兰。632年穆罕默德去世的时候，整个阿拉伯半岛已经在伊斯兰的旗帜下实现基本统一，这时距离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不过20多年。领袖的去世没有带来宗教传播的停顿，相反，新的发展高潮随之而来。穆罕默德逝世的时候，阿拉伯还是一个落后的游牧部落组成的小邦。不到100年的工夫，阿拉伯人在军事扩张和对外征服中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面积甚至超过了盛极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在宗教历史上，还没有哪些战争能取得如此迅速而辉煌的战绩。直到今天，阿拉伯人还引以为荣。
随着阿拉伯帝国疆域的开拓和延伸，阿拉伯征服者在足迹所到之处不断掀起学习的热潮。历史书上记载，阿拉伯人“从沙漠里带来了敏锐的感官、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满足的求知欲和大量的才智潜能”。为了更好地研究东西方文化典籍，从9世纪开始，阿拉伯人掀起了“百年翻译运动”。帝国的统治者竭力鼓励并组织对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大规模翻译，一时间使者四出，寻访古籍抄本。据传说，稿酬是以与译著重量相等的黄金来支付。几十年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等大批希腊名家的译本经过整理和注释后相继问世。也就是说，当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欧洲人遗忘了祖先的精神财富时，伊斯兰文明保存和发展了这份丰厚的遗产。其中，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保存和翻译，是伊斯兰文明影响最为深远的成就之一。后来，这些书又都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欧洲人得以重识先哲之伟大。说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译运动震撼了沉睡的欧洲，一点也不过分。
西班牙是把阿拉伯语翻译为拉丁语的理想中心，也是先进伊斯兰文化西进的重要驿站。当时的科尔多瓦，学子莘莘，包容并蓄。来自欧洲各国的学者，坐在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学者的脚下学习哲学、科学和医学，并从事各种文字的翻译工作。已故美国教授伯恩斯在《西方文明史》中写道：“在12世纪以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灿烂辉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西方的进一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向穆斯林学习的结果。”比如阿拉伯人引进的数字新写法和十进制，其重要程度只要试着用罗马数字记一次账就能有深切体会。还有医学，伊斯兰哲学家阿维森纳撰写的《医经》在17世纪以前，一直被欧洲人奉为经典。
文学也不例外。阿拉伯童话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最典型的就是薄伽丘的代表作《十日谈》，作者把100个不相关的短篇小说有机地连接为一个整体。还有阿尼奥洛·菲伦佐拉的短篇小说集《谈爱情》，书中三对男女聚集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别墅里，每人每天讲一个爱情故事。再有，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在形式上也深受《一千零一夜》的影响。连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终成眷属》都在取材上受了《一千零一夜》的影响。从8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阿拉伯文学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涌入西方，使欧洲人获得了解、学习古代文明的重要途径。古代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前启后，都要归功于说阿拉伯语的人。阿拉伯人承担了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伊斯兰文明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赖以创新的源泉和动力之一。
走进科尔多瓦大清真寺，我发现这里其实是个天主教堂，仔细一看地图，的确标着CATHEDRAL-MOSQUE（主教堂—清真寺）。原来，13世纪穆斯林被赶出西班牙后，基督教国王费尔南德三世开始在清真寺里建教堂。后来的国王不断扩建教堂，清真寺的遗迹越来越少。1523年的改动最大，国王卡洛斯一世不顾反对，执意修建两个文艺复兴风格的小礼拜堂。竣工时，他一边视察一边感慨自语：“你让人建了在任何地方都能建的礼拜堂，却毁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
如今，清真寺成了历史遗迹，这里的神职人员和祈祷者都是基督徒。偶尔，也有远道而来的穆斯林虔诚地拜一拜。伊斯兰帝国的昔日宏伟，残存在树林般的石柱和红白相间的拱券上。也许，同一院落里的清真寺和主教堂，正在用这种特有的方式提醒世界，两种宗教、不同文明，何必冲突？
Ⅳ说说身边事
日本人的善意和敌意
来自京都大学的6000册书藏书，是爱书。赠书，也是爱书。与他人分享学问的传承，其中的善意历久弥香。
2008年3月，清华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特意清理出一个房间，里面码放了44个一米多高的铁皮书柜。不久，从日本运来225个纸箱子，里面装着6000多册日文图书。后来，225箱日文书摆满了44个铁皮书柜。
2008年4月的一天，历史系副教授刘晓峰博士带我走进了这间资料室。他一边翻看这些书，一边说：“这是一个学者在40年的学术生涯中，一本一本地买，积累起来的藏书。现在一本没剩，全拿来了。”我和刘老师相识于一个研讨会，他得知我是记者，便告诉我清华大学刚收到6000多册个人捐赠的图书。他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值得报道。
藏书的学者是已故日本京都大学教授镰田元一先生——刘晓峰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京都大学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大学，其文、史、哲研究代表了国家的最高水平。镰田元一教授生前任历史系主任，是日本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2007年因癌症病故后，148个研究日本史的学者为他联合出版了一本纪念论文集，其学术威望可见一斑。
刘晓峰2001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回清华大学教日本历史。2005年他去日本拜访自己的导师时，感慨在中国研究日本史之不易，缺乏日文资料是主要障碍。当时镰田元一教授表示，学者最忌讳的事情是死后藏书散了，因为这些书都是按照一定的研究思路慢慢配齐的。如果能有一个学术机构完整保存这些藏书，供后人研究使用，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不久，镰田教授身患癌症，病逝时才过花甲之年。
镰田教授的6000多册藏书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45万元，一家日本企业捐助了从日本到北京的20万元运费。用钱来衡量，这些书的价值有限；但是明码标价并不能体现书的学术价值，镰田元一的藏书包括了日本历史文化的经典图书，一些重要的基础性藏书是日本学术界横跨几十年累积整理出版的重要资料，具有永久的保存和利用价值。在日本史方面，镰田的书涵盖了战后日本古代史研究方向的几乎所有主要研究成就。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虽然镰田教授生前有意将图书捐献，但是并没有留下明文遗嘱。他过世后，妻子镰田百合和他的学术同行共同决定将书捐给中国的清华大学，因此捐书是一些日本学者的集体行为，体现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友好。
想想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日本，10多年来没少闹别扭。捐书是民间善意的表达，而运书过程中，恶意也不时露头。这批书运到天津港后，被海关扣了半个月，因为书单上有不少“支那”和“日清战争”的字眼。刘晓峰为了把书完整地运回清华，特意跑了一趟天津海关。跟海关的接触中，他感觉中国人脑子里有一根弦绷得太紧了。“日清战争”是日本人对甲午中日战争的称呼，用“支那”称呼中国，我们现在当然看着不舒服，但那是历史。“我们因为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才要把他们的东西拿过来，目的是了解未知，把握对方。历史就是历史，不能按照今天的需要全改过来，改过来就不是历史了。原来的史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批判是另一回事。”
中国人忘不了历史留下的恨，对日本的敌意难以清除。但是敌意不是单向的，毒饺子事件，就表现出日本民间对中国的敌意。2008年1月底，日本共同社率先播发快讯——“千叶县一家人食用中国产冷冻饺子后中毒”。此后一个多月，日本主流媒体不但对“毒饺子”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而且指责中国出口日本的其他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并对北京奥运会期间的食品安全提出质疑。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机构可以出具中国食品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结果，毒饺子事件最后不了了之。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日本媒体凭借猜测大加炒作的做法又一次惹恼了中国老百姓，令人心存不悦。
当时，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原定于4月初访问日本，后来推迟了一个月。尽管官方表态不是因为毒饺子事件，但是舆论的负面影响很难排除。那次胡锦涛的日本之行，人们称为“暖春之旅”，因为中国国家元首已经有10年没访问日本。这么近的邻居，居然10年不去串门，亲疏程度可见一斑。邻里关系没处好，主要原因不是老一辈的旧账。中国人朝前看，但日本当家的折腾。2001到2006年，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任期间，小泉每年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日关系降到冰点，冻上了。
靖国神社中的“靖国”二字取自《春秋左氏传》中“吾以靖国”一句，意思是让国家安定。靖国神社以前叫“东京招魂社”，产生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叫神道教，在神道教的教义中，万物皆可为神，但是战死的人不能成为神，只能成为“怨灵”，给人间增添麻烦。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发生内战，许多人为天皇战死。于是问题就产生了，如果不给这些军人以适当的名分，谁还去为皇权效忠呢？于是乎，“东京招魂社”就产生了。天皇自命为神的后代，所有以天皇名义发动的战争都是“圣战”。这样一来，只要参与“圣战”，无论以前的行为是善是恶，一旦战死，都是保卫国家的神，即“靖国之神”，也叫“英灵”。
由此不难看出，靖国神社从诞生那天起，就是天皇忽悠老百姓卖命的工具。截至21世纪初，靖国神社祭祀的“英灵”有246万之多，其中的88%战死于“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和“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后，美军将领麦克阿瑟曾经想一把火烧了靖国神社，彻底铲除军国主义滋生的土壤。后来，日本天皇发表“人间宣言”，称自己是人不是神。战后的最初几年，靖国神社地位急剧下降，几乎到了自身难保的边缘。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逐渐转向扶植日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抬头。1978年，靖国神社把以东条英机为首的14名甲级战犯和2000多名乙、丙级战犯秘密合祀。这样一来，参拜靖国神社更加政治化、敏感化了。每次日本领导人参拜，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