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作的几年中，埃德温感受到了中国新闻界的许多变化。比如CCTV9的《对话》节目经常直播。他觉得这有利于表达不同观点。另外，敏感事件的报道也更加平衡，比如2006年国民党罢免陈水扁的努力失败后，CCTV9同样报道了结果。再有，听众通过电话越来越频繁地参与直播的广播节目。埃德温认为这些变化是“显著的”。不过，埃德温聊起这些事情时笑着对我说：“你写文章要用这些话可以，但是文章可别翻译成英文。不然，我可就又有麻烦了。”
后来的事情证明，找麻烦的是美国记者，我的文章帮了他的忙。《洛杉矶时报》的文章出来后，我加入了声援埃德温的行列，在《中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埃德温的英文报道。这篇报道和《洛杉矶时报》的文章被并列贴在一些英文论坛网站上。这件事情过去一年后，一位路透社退休记者得知此事，他又将两篇文章转载到路透基金会的网站上，还写了一个几百字的背景介绍。2008年年底，路透社在清华大学举办了全球记者培训班，邀请各国资深记者畅谈新闻之道，埃德温应邀参加。现在看《洛杉矶时报》文章引起的种种反响，也许不全是坏事。它让更多人通过埃德温知道了中国人办的英文电视，知道了变化中的中国。
2010年4月底，CCTV9再次改版，称号改为CCTVNEWS。这次改版后，更多的洋面孔出现在CCTV英语新闻频道的屏幕上。改版后的一天，埃德温跟我闲聊。他说，为CCTV工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了，还有好多美联社的记者，《洛杉矶时报》怎么不再写一篇文章？
从入乡随俗到四海一家
埃德温在中国这些年获得了许多令人羡慕的荣誉，他是唯一受到国家领导人6次接见的CCTV英语频道员工，光温家宝总理就见了3次。他还出版了一本书，名曰《找不着北——CCTV洋主播的中国故事》，十分畅销。再加上境外媒体对他的不断报道，埃德温当之无愧地成为CCTV英语频道的风云人物。
我本以为埃德温在国外主流媒体干了一辈子，对领导人接见这样的事，不会太放在心上。没想到，他相当重视。温家宝总理接见友谊奖获奖者的仪式上，外专局请埃德温发言。为了不负众望，他把演讲稿发给我，征求意见。这篇稿子前后改了好几次，由于时间限制，最后的定稿不到800字，以轻松活泼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热爱。文中蜻蜓点水地描述了埃德温的异国生活，虽然一笔带过，却不失生动幽默：“当我告诉理发师‘一点儿’，意思是让他剪掉一点儿，但是他理解成只留一点儿。理完发以后，当我看到镜中的我，形象很糟糕。”外国人举重若轻，再大的场面也要透出几分幽默，这在中国同胞的演讲中并不常见。
其实，说客套话的场合，轻松活泼最符合气氛，四平八稳的长篇阔论只能驱赶听众的注意力。2007年的国庆前夜，我和我的同事在新闻里看到温总理接见埃德温的镜头。几个礼拜以后，我问他感想如何，埃德温仍然激动不已。他说，去大会堂的路上，专家们坐的大车有警车开路，这种礼遇是以前从没享受过的。等到了大会堂，温总理走到他面前，用英语说“祝贺你，很高兴见到你”。埃德温说，我很喜欢您的笑容。所有这些细节，埃德温都用手机发给澳大利亚的儿女，与家人在同一时刻分享。埃德温播报新闻时，经常看到温家宝的形象。他觉得温总理具有许多领袖气质和魅力。那次接见后，埃德温说，温家宝是一个很自然而友好的人，那一天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亮点。
埃德温是一个善于在生活中发现亮点的人。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在这个老外眼中都那么有趣。他把自己的异国经历和感受结集出版，名曰《找不着北——CCTV洋主播的中国故事》。这本英汉对照的书不但在国内多次重印，还招来澳大利亚出版商的青睐。澳大利亚人卖书的方式特别有意思，他们从中国进口印好的书，在书的封面加个英文“腰带”，直接在澳大利亚市场销售。为什么埃德温的书这么好卖？书的译者张黎新有个解释。她对这个“说不了几句中国话，却独自漫游四方”的“老顽童”颇为感慨，因为埃德温观察北京、体验中国的异域视角让她“重新开始热爱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寻找生活中被忽视的乐趣”。下面举三个例子。
一、中国首都发展建设之快令埃德温叹为观止。随着城市环路像蜘蛛网一样铺开，埃德温给北京起了个外号——土星城，那些环路不正像包围土星的光环吗？二、澳大利亚法律规定，骑自行车必须佩戴头盔。埃德温到中国后发现，中国虽然向世界各地出口头盔，商店里却不容易买到，而且大街上几乎没人戴。不仅如此，埃德温在北京骑车历险的最大收获是，“不用问医生就知道，自己的反应能力和以前一样好”。三、尽管擤鼻涕时发出的动静经常引来好奇者的目光，他还是习惯用手帕。当他去超市买手帕时，却一无所获。中国同事告诉他：“我们过去用手帕，现在都用纸巾了。”埃德温只好让女儿在澳大利亚买了寄到中国，收到的手帕上印着“中国制造”。
深入了解身边人的所思所想，是埃德温最大的兴趣。街上问路让他认识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后来他走进这个学生的家庭，成了全家人的朋友。埃德温说：“他们领养了我。”四季温和的大洋洲让埃德温对北京的冬天毫无准备。他本指望靠全球变暖挨过北京的寒冬腊月，当幻想破灭的时候，北京的新家给他准备了冬衣。这份朴素的温暖让一个异乡人备感亲切。跟中国人接触多了，埃德温有了四海一家的感受：“尽管语言、传统、文化、音乐不同，但是你对中国人了解越多，他们和你的相同点就越多。他们和你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学习和工作上的成功、房子、汽车、成家。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向往舒适的生活和幸福。”
北京四季分明，埃德温一时无法适应季节变化，经常感冒。他决定走进健身房，强身健体。但是，健身房里那些闪闪发亮的器械却让他想起了墨尔本附近一座仿英式中世纪古堡里的刑讯室。刑讯室通过对游客毫无伤害的方式再现当年的酷刑，其中最大看点的刑具可以将“犯人”肢体无限拉伸，直到他们说实话为止。埃德温觉得健身房里的器械不过是打着健身名义的现代刑具。因此，他改变了锻炼方式，利用工作间隙爬楼梯。CCTV的蓝色大楼一共有23层，他在大汗淋漓中乐此不疲。
客居他乡的人大多有上当受骗的经历，埃德温也不例外。遇到这类事情，他大多以自嘲态度将愤怒和烦恼一一化解。生气伤身啊，何必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呢？一次，他心血来潮，想去工人体育馆看亚洲杯中日决赛，结果在体育馆外买了假票，被检票人员拒之门外。在回家的路上，埃德温决定将过错归结于自己经验不足，并安慰自己，体育馆外的赛前盛况也值得一看。还有，机场停止出售建设费后，他在机场遇到了专门欺诈不知情者的骗子。对这类人，埃德温认为哪个国家都有捣乱的骗子。在电视台，埃德温是热心肠，乐于助人，因此深受尊敬。他每周都为年轻同事一对一地辅导配音。这件事看似简单，但是需要极大耐心。前文说过，他在澳大利亚开了一个媒体公司，专门做播音辅导。
尽管埃德温已经离开澳大利亚，但这个公司的网站至今还在，因此他隔三差五地收到业务咨询。我问他，你辅导人家配音一小时收费多少？埃德温答，大概两千块吧。天哪，我的同事太幸运了！埃德温并不把钱看得太重。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电视台上上下下都在捐款。这种事一般是机关党委组织，外国人在电视台没有这样的组织，他们的组织是外国专家局。埃德温提笔给局长写了封信，把抽屉里的工资都拿了出来，点都没点就捐了。收钱的人对他说，你要写上捐多少啊。事后我问他，你怎么不点点呢？他说，大概一万多吧，放在那里没什么用。这件事情后来被中国人知道了，因为外专局的局长回了信。局长是正部级干部，埃德温的义举受到表彰。对此，他感到有些不安。他对我说，没想到，我只不过尽点力，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作秀。
我曾经问埃德温，来中国之前对中国有什么印象？他的坦率出乎意料：“来中国前，我对中国没有印象，也没有了解中国的兴趣。来中国是个意外。”1996年，埃德温的妻子和岳母来中国香港和北京旅行，出发前问他是否一起去。“那时候，我真的没什么兴趣。”埃德温一边回忆一边说，“现在倒有点后悔了。那次她们回来后说：‘天哪，真没有见过那么多自行车！’如果五六年前，你跟我说去中国工作、主持中国电视新闻、和中国人聊天，还能拿友谊奖，我一定以为是玩笑话。现在，中国是我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它成为我媒体生涯的亮点。”
仔细想想这番话，还真有几分韵味。这些年来，埃德温的中国印象是在一张没有成见的白纸上勾画的，这正是他和许多西方人的不同之处。最近几年，世界关注中国，国人开始享受大国心态。但是中国到底赢得了多少世人的瞩目？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多少？埃德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答案。正因为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才来到中国，成为代表中国的洋面孔。换个角度考虑问题，虽然埃德温在帮助世界了解中国，但是并非所有西方人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也并不是所有洋人都渴望了解变化的中国。
在电视台，有的年轻同事称埃德温“老爷爷”。而他的年龄，谁都说不清楚。对这个问题，埃德温要么回避，要么说：“55到65之间，你猜吧。”在中国这几年，埃德温的第三个孙子出生，而岳母的身体越来越不如脑子好使了，因此埃德温特别关注中国老人问题。当他看到一些年过八旬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四处讲学时，更加坚定了保持活力和独立性的决心。他拒绝退休脱离社会，他觉得老人应该保持思维活跃和身体健康，继续工作。这样一来，周围的人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中受益，自己则益寿延年。
2008年年底，埃德温被国家外国专家局评选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最有影响的外国专家”之一。获奖后，他向我打听怎么办中国绿卡。我说中国好像没这东西，只有永久居留证。他说：“不对，都有，不是一回事。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呢。”看来，这个老外打算在中国长待了。
中国领导世界的时候到了？
最近几年，中国站上了国际舞台的中心，备受瞩目。特别是2008年和2009年，一边是西欧北美深陷金融危机，一边是中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连外国人都写书，讨论“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模样。中国真的一下子强大了？中国真的能够引领世界吗？其实，多跟老外打打交道就不难发现，人家虽然嘴上夸你两句，眼神和语气中流露出的羡慕和尊敬却不多。尤其是外国老百姓，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中国制造”上。这样的标签以前缝在衣服和鞋上，现在贴在家用电器、电脑和手机上，还有的“中国制造”干脆印上了外国牌子。中国货走遍世界各地，它们有个共同特点——便宜。有了中国货，外国人过日子省了不少钱。所以外国政府一动贸易战的念头，会过日子的老外就跳出来：不行，没了中国货，生活成本太高。但是，不念中国好的外国老百姓也不少。道理很简单，人家也是能工巧匠，中国人能生产的人家也会做。“中国制造”那么便宜卖，人家干吗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