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究竟应不应该出版本书，事到如今我仍旧犹豫不决。出版方文春新书编辑部的向坊健先生给我戴了不少“高帽”，一不小心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但现如今仔细一想，不禁迷惑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让我如此犹豫的最大缘由，是我并没有资格出版一部“新书”[1]。“新书”原本是怀有向大众传授知识、技术的热情的人，从学术角度编纂的书籍。而我并不属于这一范围。说得简单一点，我完全没有任何类似的出书热情。
不仅如此，我的访谈连载虽然勉强得以维持，但采访的本领、技巧尚在摸索学习之中。1993年5月，我开始在《周刊文春》[2]上连载访谈专栏《想要和那个人见面》，至今已连载超过九百期，按照年头来算，到今年春天已经是第二十年了。我自己虽然也感叹能够坚持这么久有许多不易，但如果有人问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访谈，访谈水平有没有提高？”我本人几乎没有任何的心得。本书正文当中也会提及，直到如今，在出门做采访之前我还是会提心吊胆、紧张万分。类似于“哎呀，不就是个采访吗？随随便便就能搞定啦”这样的从容，我是一点儿也没有的。
更何况，最近我还开始主持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今后不仅我的文字，连我采访时的言行举止都要暴露在大家的面前。虽说如果感到不快，不接受这份工作就可以了，但正所谓“胆小鬼戴了高帽也敢上树”，人是有弱点的。总而言之，我正处于钻研采访技巧的过渡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什么“倾听的秘诀”之类的书籍，仿佛是打自己的脸一般。
“哎呀，阿川只做这么点儿准备就去采访呀。”
“嘿，阿川原来是这样伪装自己的无知、若无其事地提问的啊。”
“原来如此，阿川提问的方法原来只是权宜之计呀。”
我的秘密一旦被读者和采访对象知晓，很难不对今后的访谈工作产生影响。果然还是不应该写出来……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也是一个倾听自己心声的机会。
阿川啊阿川，你在害怕什么？没有人指望着你能写出什么学术巨著。大家也都明白，你还在访谈的领域中摸索前行。不过，读者如果能通过你那并不怎么高明的访谈经历，以及无数次的失败经验重新对“倾听”这种行为进行思考，并从中学会一点儿经验，不也已经足够了吗？
去年[3]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我和许多非受灾者一样，在一段时间之内感到万分空虚，什么也做不下去。
我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呢？难道真的什么忙都帮不上吗？我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焦虑、烦闷，甚至觉得当时自己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全都是毫无意义的。然而时间却还是一分一秒地流逝，我的生活也逐渐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总之，我得赶紧把快要截稿的稿件完成，出门参加广播和电视节目，同时还要做好《周刊文春》的访谈连载。就这样，时间回到了去年五月，我和糸井重里先生相遇了。
糸井先生正在尝试新型媒体的创作，面对这次大地震，他有着怎样的感触？在他看来，日本人今后该如何生存下去？我为了获得启发而动身前往糸井事务所。在那里，糸井先生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一直在心里自问自答。一方面觉得，虽然自己找不出前往灾区的理由，但是也必须要去；另一方面又觉得，毫无目的地前往灾区和旅游没什么区别。”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地震发生后，糸井先生的内心也曾出现过徘徊不决。就在那时，他在网上结识了一名受灾的女性。
“我在推特上认识了一位二十二岁的姑娘。她在地震中经历了海啸，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前阵子，我刚和她在这里见了面。”
糸井先生很坦诚地向她吐露了心声。他说自己虽然非常希望能够探望灾区，但是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又能够做些什么。听完他的话，那位女性这样回答道：
“如果您要去灾区，有几个地方我希望您能去看看。”
其中之一是避难所。避难所里的灾民，希望能有人陪他们说说话。因为，哪怕他们向别人倾诉自己的房子被毁、无家可归，但因为周围的人都有着同样的遭遇，所以谁也不会因此而感到震惊。
即便是倾诉自己失去了家人，在地震中九死一生的经历，别人也不过是回应一句：“是吗？我还经历过更可怕的事情。”没有人会像家人一样耐心地倾听。
“所以，我希望您能去避难所陪大家聊聊天。哪怕您只是去看一看，大家就会明白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就会明白自己并没有被社会遗忘。”她这样对糸井先生说。
此外，她还希望糸井先生能去“遗体安置所”及“墓地”看一看。前者是身份不明遗体的安置地，后者则被海啸淹没了。
“听了她的话，我心中涌起了一种想法：‘我要去灾区！虽然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但是我要去！’”
听了糸井先生的讲述，我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下决心“去灾区”，却明白了“原来仅仅是‘倾听’就能够帮助他人”，胸中的郁结之情仿佛瞬间消散了。
再稍微跑一跑题，我大概从十年前开始，就在进行一项由农林水产省主办的名为“倾听记录甲子园”的工作。这个工作需要从全国上下选出一百名高中生，独自造访在山林中工作的百位行家中的一位，去“倾听、记录”，最终整理出一份报告。所谓在山里工作的行家，指的就是伐木工人、造林工人、烧炭工人、剪枝工人、香菇种植农等。行家的范围从前年开始扩大，从事河流、海洋相关工作的匠人们也被纳入访问对象之中。
那么，我在其中究竟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请您向马上要去采访山中行家的高中生们，传授一些采访上的心得体会。”
我受到委托，要向学生们做一个简单的演讲。实际上，这项活动给学生们下达的指标还是颇为严苛的，说不定比我所从事的访谈工作还要困难。首先，他们要打电话联系素不相识的行家（几乎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并确定采访的日期。采访当天要搭乘电车转公交车，再独自一人前往森林深处。在见面后开口问好的那一瞬间，就要打开录音设备，开始采访。过程中不会有任何成年人为他们提供帮助。有时候，采访对象口音会很重，甚至让人听不懂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但即便如此，这些学生们依旧不会放弃，满怀真诚地去倾听人生及工作的宝贵经验。
采访结束，回到家里后，要整理采访录音（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几乎每个学生都为此掉过眼泪），提取重点，将报告整理成行家们独自陈述的形式。
半年后，一百份作品收齐时，我再次和这些高中生们见面了。当时，我选出了几篇优秀作品，并将其中的采访对象及身为采访者的学生请到了舞台上，询问了他们在采访过程中的辛苦经历。
“感想如何呢？”
我把话筒转向整理报告的学生。
“一开始，行家带着我到森林里去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老爷爷难道是猴子吗？居然仅凭着一根绳子，就能飞速爬上高高的树梢。”
学生用略带羞愧的声音这样回答道。接着，行家开口了。
“哎呀，他说要来采访我，结果紧张得不行，啥也问不出来。我还替他担心，聊这聊那聊了半天，对吧？”
行家看向采访自己的高中生，眼神始终是那样的温柔，就像在注视着自己的亲孙子一样。
我看到之后，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企划原本就是希望能够让高中生了解森林中那些愈加后继无人、逐渐绝迹的工作。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没想到，独自去采访的高中生们说：“虽然很辛苦，但是也非常有趣。”年长的行家听完这番话，不禁面露喜悦之情。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高中学生跟我孙子差不多大，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对他能有什么用。不过在见面之后，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心里不由得高兴起来。毕竟亲朋好友都对我的工作完全不感兴趣。我也从来没有讲自己的事情讲过这么久。”
事到如今，行家们已经放话：“我才不需要什么继承人！这门手艺就绝在我手上吧！”话虽这么说，他们最后却对学生们道谢说：“感谢你们愿意倾听我的声音。”看着这幅景象，我不禁落泪了。
“倾听”这个行为，哪怕不像我这样把它当作生计，是每个人在每一天当中多多少少都会发出的动作，就像呼吸一样，是自然而然的行为。问路、问价钱、听课、与人聊天、听人抱怨、听人吹牛、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听得兴致盎然、听得满面茫然……倾听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哪怕在同一个场合听同样的故事，但在不同的人脑海中留下的内容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之前那个人是不是这么说的来着？”
“哎？是吗？我倒是对那句话印象比较深。”
“什么？我完全不记得这句话。”
究竟是哪一句话会被记录进大脑中，根据人的不同，是有着极大的差别的，我们往往会因此感到震惊。但这也正是“倾听”的迷人之处，因此人才会不断地去倾听。
同样的话题、新鲜的消息、可笑的故事、感人的事迹，倾听他人的故事，能让我们心潮澎湃。怀着单纯的好奇心，倾听别人诉说的事情，听者将自己的记忆、情感与之对应，一定能从中感受到某些东西。而倾诉者在诉说的过程中能够重新整理思绪，打开快被自己遗忘的抽屉，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
“说起来，那个领导每次发言总会讲很长时间，平时我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地听，明天就稍微忍一忍，认真听一次吧。”或者是：“奶奶每次回忆往事，我都是嘴上说着‘哎呀，这个故事早就听过了’，总是捂上耳朵很不耐烦，偶尔也还是应该耐心地听她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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