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司令官李渊的生活变得更加放浪形骸，赌钱、酗酒、耍女人、收贿赂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他这是故意做给杨广看的，以表明自己最大的爱好是吃喝嫖赌，没什么造反起义的远大志向，让他放心，别再惦记自己了。因为一个臣属，如果你总是不能让皇帝把心放下，那么迟早有一天，皇帝会让你把脑袋放下。李渊想借此告诉皇上，我是一只没有理想的小小小小鸟，从来没想过要飞很高，你就别在我身上押宝了。李渊真是个表演天才，那时候要是有奥斯卡，桂冠肯定每年都会卡在他的头上。看来李渊和杨广一样，都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不但会娶老婆会杀功臣，当个电影学院表演系博导也绰绰有余。当然，要是真比起来，杨广的表演水平更胜一筹，特别是他在“不正经装正经”这一领域是绝对的学科带头人，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可谓空前绝后。
总之一句话：表演起作用了，杨广相信了，李渊成功了，生活又恢复平静了。
事实再一次证明：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环境和任何对象面前，表演都不失为一种最有效的无形武器，放之四海而皆准。终于理解电影院校为什么总是那么火暴了。
当李渊在弘化郡不正经或装不正经的时候，隋朝在皇帝杨广最不正经的指挥领导下，正经人已经无法正经地生活了，人民都开始变得“不正经”起来：造反。
生活在每一个王朝末年的人民都是痛苦和不幸的。隋朝末年，因为有了杨广这样一个近乎偏执变态的君王，民众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朝廷滥用民力，大兴土木，穷兵黩武，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恶化到沸腾临界点。
人民没有吃，没有穿，一不小心就没了命。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条件下，造反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不造反的风险比造反的风险更大、活命的概率更低。《资治通鉴》中记述的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时的社会生活片段便是此说的最好注脚：“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诞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老实正经不造反就得冻死饿死，不老实不正经地造反才有一丝活路，这个幽默也太冷了点儿。
在杨广当政的末年，造反似乎成了一种潮流和时尚，你要不是造反派，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稍微有点儿势力的人，见面问候语不是“你吃了吗”，而是“你反了吗”。有一个成语叫如火如荼，用来形容那时的农民起义（“起义”是学名，小名儿就叫造反，本人用“造反”而不用“起义”，是因为造反这词侃味儿浓一些，和立场无关）最恰如其分。
据台湾作家柏杨统计，隋朝最后的十八年间，共发生了一百三十六次兵变民变，到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的时候，全隋三分之二的郡县都被造反的军队占领、控制。当时全隋共有一百九十个郡，也就是说，至少有一百三十个郡都不承认杨广是他们的国家元首了。这时候的隋，出现了以北周“随国公”起家的开国皇帝杨坚最忌讳最担心的情况。当年定国名时，他变“随”为“隋”，特意去掉了的“随”字里的“走之”又回来了。“隋”字长了腿，一去不回头。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颠扑不破的铁律。隋朝民众反抗的集结号在公元611年正式吹响。
这一年的正月初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春节。这天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洛阳建国门附近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几十个壮男清一色头戴白帽，身穿白衣，而且手里焚着香，拿着花，人人自称是弥勒佛。他们经过建国门的时候，看门的警卫以为是佛祖显身，都忙不迭地跪下磕头，这些人趁卫士磕头下拜时一拥而上，夺下了他们的兵器砍杀起来。也算是“白衣军”倒霉，他们闹事时正好碰到了杨广的那个“颇涉经史，尤工骑射”的聪明儿子——齐王杨暕，杨暕率兵很快将这些人全部杀死。
一身白衣在幽暗的夜色中忽上忽下飘动，这情景确实有点瘆人，和现在的恐怖灵异片不相上下，怪不得那些没有经过唯物主义思想洗礼的大隋警卫磕头如捣蒜，搁谁看见了都会吓得小腿抽筋的。
这不足百人的“白衣军”其实是打响了反抗隋朝的第一枪，但由于规模太小，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这次“暴动”不被后世重视，史学家都把“隋朝第一反”的桂冠封给了山东人王薄。我推测，这些人如果不是“敢死队”成员，就是属于不叫人用正常思维思考问题的邪教组织，不然怎么会几十个人就敢去冲击戒备森严的宫城呢？
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刁民聚众斗殴性质的暴动根本没有对自我感觉超级良好的杨广产生任何触动，这年的正月十五，他将各番部落的酋长都邀请到洛阳，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百戏表演。
虚幻的歌舞升平终究压不住真实的烽火连天。不久，山东邹平的一个叫王薄的铁匠甩掉铁锤，拿起刀叉，在长白山（不是吉林的长白山，是山东的长白山）树起了造反大旗。
这个王薄虽然是个铁匠，但水平一点儿不比漆匠差，有两把刷子。他造反有纲有领，先是神话自己，自称“知事郎”，意思是能未卜先知，预识天下局势，拉来了一大批崇拜者。然后他又向全国流离失所的人民发出了一封倡议书，这封倡议书很新颖特别，不是侃侃而谈的长篇大论，而是一首他自己作词谱曲的流行歌曲《无向辽东浪死歌》，歌词颇具山海经风格：“长白山前知事郎，身著红罗锦背裆。长槊侵天半，抡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这首歌儿号召人民不要去辽东高丽替朝廷无谓送死，勇敢站出来反抗。尤其是最后一句极有煽动性，和当年陈胜在大泽乡起义时说出的“等死，死国可乎”一样经典，看来，王铁匠不是一般的铁匠，而是个学者型铁匠。
喜欢读史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历史上有两种职业是造反密度很大的“高危职业”：铁匠和盐贩。像由和尚转业为皇帝的朱元璋以及由二流子直升为龙头的刘邦那样的“特殊工种”绝无仅有。
盐贩由于财大气粗，个个生猛如虎。“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黄巢盐贩的身份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还有黄巢的老上司王仙芝，南宋的晏梦彪，元末的张士诚、方国珍等，这些骁将都是倒买倒卖盐巴的，清朝捻军的初期重要成员也大多是盐贩。包括五代时期创建前蜀国的王建和吴越国的钱谬，别看他们贵为帝王，要是登记履历，“出身成分”一栏都得老老实实填写三个字：盐贩子。
由铁匠领头造反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各个朝代都不乏其人。清末造反的彭铁匠还被毛泽东赞为英雄。建立大顺政权的李自成的入门职业就是铁匠，还有同一时期的张献忠、刘宗敏都是货真价实的铁匠出身。连李世民（其夺嫡行为也应该划归造反一类）麾下的首席猛将尉迟恭也系出铁匠门。在山东铁匠王薄谱写《无向辽东浪死歌》那会儿，当地还流传着一首《王铁匠歌》：“要抗兵，要抗选（抵抗皇帝选妃），家家要把铁器敛，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赃官杀个光。”可见，对于当政者来说，铁匠一生气，后果确实很严重。怪不得隋文帝杨坚在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专门下诏，禁止民间私造兵器，连打把菜刀都要行政审批。十四年后，杨广又规定，民间连铁叉、搭钩都不允许拥有。
王薄铁匠的首义之举虽然具有不平常的意义，但遗憾的是，他只是铁匠中歌儿写得最好的词作家，词作家中兵器造得最好的铁匠，跟疆场拼杀、决战千里的军人角色相去甚远，充其量只算个创作型军官，不是一个战斗型军官，所以造反成绩不及格，被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急先锋张须陀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最后实在没办法，他只好跑到山里和张须陀的政府军玩儿起了“躲猫猫”。客观地说，其实也不能讲王薄不优秀，实在是张须陀太优秀了，这是个不带一点儿水分的名将，《隋书》专门为其撰《张须陀传》。他打败的农民军多得数不胜数：左才相、郭方预、郝孝德、孙宣雅、吕明星、翟让……那时候，很多农民军一听到张须陀三个字就头皮发麻，特别是瓦岗寨老大翟让，硬是被张须陀打成了“翟躲躲”，只要遇到张须陀，翟让基本上是“礼让三先”，不敢交战，这点倒和他的“让”名相映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