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们等待的这段时间内里，许弘仁、张恺这两个破产推手横空而出，他们打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报告到宇文化及那里。这两人好像是专门贩卖内部消息的职业线人，上次江都兵变的时候，散布“毒酒论”的也是这两人。不过那一次是炮制出来的“路边社”子虚乌有的小道消息，而这次发布的却是有真凭实据的“内参消息”，对司马德戡来说，不知道这能否算“成也许张，败也许张”。
宇文化及得到这个重要情报后，不动声色地派三弟宇文士及以打猎为幌子，装着毫不知情的样子来到司马德戡的后军。司马德戡不知是计，也装着热情的样子出营迎接，结果被宇文士及并不热情地当做猎物就地擒拿，最后，参与密谋的十几个将领全部被宇文化及处决。
从这一未遂政变可以看出，司马德戡也只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头兵而已。他想找孟海公作为靠山，纯粹是病急乱投医。孟海公只有区区三四万山寨草头兵，和宇文化及的十数万正规骁果相比，这点军队根本起不到任何实质性作用，精明的孟海公不可能拿鸡蛋往石疙瘩上砸。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推理是成立的。当宇文化及的大军经过孟海公的地盘时，孟海公“畏化及之强，帅众具牛酒迎之”。一个俯首哈腰、箪食壶浆的小集团军司令怎么敢对一个大军区司令动手呢？除非他想把自己从司令变成“尸令”。
隋炀帝杨广死亡后，本来就四分五裂的隋朝进入更加混乱的状态。各地割据势力纷起，开始了又一轮称王称帝的热潮。这些地方诸侯中，以当年四月份称帝、定都江陵的萧铣的势力和影响最大。
当杨广的死讯传至洛阳时，留守东都的隋朝官员立即拥戴隋越王杨侗即皇帝位，改年号为皇泰。皇泰主升级了，他的老部下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杨侗一口气封了四个国公：段达为陈国公、王世充为郑国公、元文都为鲁国公、皇甫无逸为杞国公。可惜这四个国公一点儿不以国为重，不久就把洛阳弄得一团糟。真是亏了杨侗这个可爱的孩子，史书上说他“眉目如画，温厚仁爱，风格俨然”。这样一个英俊懂事的好少年，因为爷爷的荒诞昏聩而不得不承受本不应该属于他的痛苦了。
同样是孙子，境遇各不相同。洛阳的这个杨家孙子暂时还没有成为别人的“孙子”，但那个远在长安的孙子杨侑可就惨了，他连孙子都算不上，因为李渊根本就不屑于拿他当“孙子”。对于大权在握的李渊，即使年纪和李渊一样大，甚至比他年长的人也愿意给他当孙子。你问为什么？因为权力就是爷爷。
其实李渊早就是长安城的大爷了。在杨广死前的两个月，隋恭帝杨侑又下诏给李渊提高政治待遇，诏唐王李渊“剑履上殿”。“剑履上殿”中的“剑履”有两层意思，就是上朝觐见皇帝时可以佩带宝剑、穿着鞋子。带剑上朝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中国历史上因不断有刺客刺杀君主的事件发生，所以自战国后，不少国家就规定任何人面见君王时都不准佩带刀剑，到秦统一六国之后，这一规定得以正式定型。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秦始皇才在殿廷上被荆轲一把短短的匕首逼得围着廷柱和小荆同志玩了好长时间的“躲猫猫”。杨侑赐李渊带剑上朝，表明自己对唐王特别放心，不怕李渊变成“李轲”。
“剑”好理解，“履”大家也许有点儿迷惑。允许李渊上殿穿着鞋子，难道其他人上朝都不穿鞋子吗？嗨，还真是这么回事呢！进门先脱鞋是我国秦汉以来形成的风俗礼仪，大臣上朝都是脱鞋穿袜而行，如果有臣下以自己有脚臭或足癣而拒不脱鞋，那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是要被双规法办的。这种“脱规”直到唐宋以后才逐渐废除。现在的日本和韩国还保留的进门脱鞋的风俗习惯就是中国“脱规”的延续。
拥有了这些超级待遇，在朝堂上，除了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其他地方已经和皇帝没什么差别了。在杨广被杀十几天后，李渊又得到了更大的权力。隋恭帝下诏将十个郡增封给唐王，允许唐王设置丞相以下的官吏。这时的李渊光明正大的官方身份相当于秦汉以前封建制下的诸侯王了。在他唐王所属的郡县内，一切都是老李家说了算，小杨家在边上只有立正稍息的份儿。也许是想讨好李渊，也许是本着“好事做到底”的心理，小皇帝还主动要为李渊“加九锡”。
九锡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等有特殊功勋者的九种礼器。包括车马、衣服、乐器等，是皇帝能拿得出的最高奖励。作为人臣，得到九锡就等于得到了最高尊荣，再要奖励的话，就只剩下皇位了。然而李渊这次没有见荣誉就上，而是主动推掉了这个超豪华的赏赐。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不接受九锡是明智之举。
九锡之制始于王莽，其后，九锡这两个字就基本上成了篡逆的代名词，因为凡是受加九锡者大多数都有篡位之实，即使自己没篡，子孙们也还是篡了。王莽、曹操、司马昭、刘裕、萧道成……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无一不怀揣“九锡证书”。可见，在封建政坛上，九锡是恶名远扬的，一贯讲求实惠的李渊当然不愿去做那些包子还没蒸熟就猛揭锅盖、猛放气的傻事。他已经有了皇帝之实，还要那授人以柄的九锡虚名做什么呢？同样是虚名，同样是这种摆谱的仪式，后来操控洛阳的王世充却厚着脸皮主动向皇泰主杨侗索要九锡。同样是反王，两人的眼光、思维和远见高下立辨。
李渊在长安稳坐钓鱼台的时候，他的“本家”李密也没闲着，不过，他不像李渊那样闲庭信步地抓着钓竿，他和李渊这个渔民不同，他不是钓鱼，而是撒网捕鱼——一张经纬交错的兵网将洛阳城里三层外三层地裹得“密”不透风，他的目标是竭泽而渔，而不是李渊的那种换鱼不换水。
这时候的李密风头正劲，他根本不屑于一条一条地从水里捞鱼，他干的都是天字号工程，直接把水库抽干，将里面所有的红鲤金鲤一锅烹。当时的李密确实比红鲤还红，他以为坐拥天下是迟早的事，所以心态变得越来越骄，即使对李渊这样的西北重将，他也是傲气十足。
早在起兵伊始，李渊就给李密写过一封信，信中希望李密这把“小李飞刀”和他这把“老李飞刀”双刀联手，共同合作开发大隋各项业务，高举双李旗帜，共创美好未来。李密接到这个并不陌生的老男人的来信后，不太想搭理这个“阿婆面”国公，他觉得李渊是看见自己天天吃肉，想跟着自己喝点儿肉汤。人的心理都是一样的，当一个小老板向一个跨国公司董事长套近乎时，董事长当然觉得他企图可疑。小李董事长叫自己的秘书祖君彦给老李小老板回了一封信，回信的口气礼貌中淌着骄横。他说他自认为自己势单力薄，但却被天下的英雄共推为盟主，实在不敢当。这话拐着弯地把自己夸得骨头上就盖着一层薄皮了，不需要露出来，是人都知道是咋回事。那意思很明了：我已经是全国老大了，合作不可能，加盟有机会。他还在信中亲热地称李渊为兄，并要求李渊亲自率领几千人到河内郡，和他当面缔结盟约。
这封信确实透出了李密那不可一世的骄狂。其时，他围困洛阳，认为“炀帝不来，翟让已死，坐对敖仓，便有自矜之志”，所以给李渊的回信“屡有大言”。李密在信中称呼李渊为兄，在当时是出乎李渊和其他人的意料的。因为从任何方面看，李密和李渊都不在“兄弟”这个段级内。从年龄上看，李密比李渊的儿子李建成大不了几岁；从爵位上看，两人虽都是公爵，但级别差得远呢。李渊是国公，而李密的蒲山公爵位只是郡公，郡公只能在县公面前显摆显摆，在国公面前那就像老公和老公公，字面儿差不多，层级差太多；从资历上看，李密在牛背上啃书的时候，李渊已成为主政一方的政治新星了；李密在山林间“锻炼野外生存能力”的时候，李渊已经是手握重兵的西北王了。这种条件下，在李渊没有主动称李密为弟的情况下，李密一口一个大哥显然是“倚小卖老”，目中无人，有失礼节的。
李渊收到李密这封回信的时候正被大雨困在霍邑城下，他拿到信的时候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异常。倒不是他的脑袋出毛病了，而是他通过这封信看出李密的脑袋出毛病了。他认为李密“妄自矜大”“夸诞不达天命”。根据李密的“症状”，李渊这次客串了一回“赤脚医生”，他无证行医，对症下药，给李密开了一张致命的处方：捧杀。
本着送佛送上天的心理，李渊把所有的口水都集中在夸奖吹捧李密的回信中。他的用意很明确，就是“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小李飞刀还是嫩了点儿，他手上虽然捏着一把屠龙刀，可李渊的手却捏着他的胳膊，到头来被李渊指哪打哪还没讨到李渊说声好。
狐狸总是狡猾的，但它想吃到乌鸦嘴里叼着的那块鲜肉时，即使乌鸦的K歌水平比哀乐还难听，它也会“口水直下三千尺”地大夸特夸乌鸦的歌喉堪比天王天后，因为它想忽悠乌鸦把嘴张开。此时的李渊的嘴里也有长安这块大肥肉，他怕中原的狐狸也来抢肉，所以拼命吹捧狐狸，让狐狸打消到北方出差吃肉的打算。
李渊给李密的这封回信很长，翻译成现代文恐怕超过两千字，看这篇文章之前最好先跑半个马拉松热热身，让自己的全身肌肉松弛下来，如果不具备跑步条件，建议最好带个按摩医生一起阅读，不然很有可能让人肉麻到浑身痉挛，危及生命健康。因为通篇都是歌颂赞扬吹捧李密的言辞，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把李密夸得价值连城，就差没把李密小时候在幼儿园得过几朵小红花的“丰功伟绩”给亮出来了。信中，李渊很高兴地叫李密为“大弟”，全信的大致意思就是告诉李密，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自己和李密同住大隋村，彼此心连心，而且自己一直都很佩服李密，是李密的忠实粉丝——“密唐”。还夸李密是“宗盟之长”，以后位登大统的时候，将他“复封于唐”，让他继续管理太原这个小地级市，他就心满意足了……信的结尾，李渊表示，自己十分想去河内结盟，但“汾晋左右，尚须安辑”，所以“盟津之会”暂时还不能确定日期。
这番忽悠吹捧，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山呼海啸，不具备十二级大风吹不倒的超级定力的人看了，百分百会激动得当场休克。
李密收到这封夸人夸得比讣告还过分的回信，怎一个高兴了得！他恨不得把这封信复印三十万份，让自己的官兵人手一份！他志得意满地拿着信对手下将佐说：“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那情形，比向人炫耀天王巨星的亲笔签名还要有快感和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