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当他得知楚国公杨素生病后，表现得超乎寻常地热情和关心，多次到其病榻前看望慰问，还经常派御医前去诊治，不停地派人去杨府打听病情。明里是关怀备至，实质的潜台词则是：“可死了啊？老家伙怎么还没死啊？”杨素多精啊，属于能“捉鬼卖钱”的角色，当然知道这哑谜中的别别窍。“飞鸟尽，良弓藏”的例子，他见得太多了。于是他拒绝一切医治活动，躺在床上等死。杨玄感和叔叔杨约劝杨素接受治疗，杨素哀伤地说：“这种情况下我还能活吗？”结果，功高震主的杨素“如约”死亡。
除去了一个心病，杨广很高兴。他亲自撰写悼词，假惺惺地为杨素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年后又敕杨玄感袭爵楚国公，任礼部尚书。
杨素不愧为一棵政坛老姜，他自觉自愿“革命”，用一人死换来全家宁。对杨家来说，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全家的人。以政治斗争的眼光看，他的死亡是明智的上策，尽管这上策过于残酷。当帝王的瞄准仪锁定你的时候，最聪明的选择就是在帝王按下发射钮之前，自己主动选择自爆。在烈火中焚身的士大夫好孬还算是王朝的“烈士”。而杨素的儿子杨玄感显然没有他的老子精明，他头脑一热，朝帝王一头撞去，他以为自己会成为“壮士”，但最后发现自己只是“撞士”。结果可想而知，“烈士”是不可能的了，只能“裂尸”了。
喜读历史的人也许会发现，每个朝代起来造反的人有很多都是被皇帝本人“御逼”——亲自逼反的。杨广也不例外，他的本家杨玄感就是“造反御逼症”的直接受害者。
本来杨素死了，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事情该画上句号了。可杨广不知道哪根筋又反了，某天突然咬牙切齿地说：“使素不死，终当夷族。”那意思是说，假使杨素没死的话，总有一天我会把他的九族全部杀光。
皇帝说出了这种话，被说的人自然是天天生活在惊恐之中，他们不知道哪一天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作为家族的领头人，杨玄感更是愁肠百结。他了解喜怒无常的杨广，一三五他还夸你是人才，二四六他就可能给你送棺材了。
一句话逼反了一个人，坏了好事一箩筐。看来，作为领导同志，“祸从口出”这四字箴言一定要牢记啊。
杨玄感造反的准确日期是公元613年六月初三。这时候，隋境内造反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两年前，山东人王薄就第一个揭竿而起，而后，孙安祖、高士达、窦建德、翟让等“刺儿头”都各自占地为王和朝廷对抗。但这些造反先驱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全是饥寒交迫的贫下中农。作为贵族阶层，杨玄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杨玄感的造反很有特点，他充分利用了职务之便。老板杨广派他督运军粮，他可好，故意扣压漕运船只，不按时递发，“欲令帝所军众饥馁”。粮草总是供应不上，杨广急了，多次派人催促他提高工作效率，又好又快完成运粮大任。杨玄感装着很负责很委屈的样子说：“现在水路盗贼太多，不能先后按时发放。”其实他心里乐着呢：杨老板，你丫也有今天啊，小样儿，饿不死你！
为了给造反放一颗烟幕弹，他还特地找来几个“五毛党”，自编自导了一出双簧戏。
当时，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着他的海军陆战队即将从海上进攻平壤，杨玄感派家奴化装成东方来的使者，谎称来护儿谋反，给向来对隋朝忠贞不贰的来同志扣了一个大大的屎盆子。
六月初三，杨玄感以讨伐来护儿为借口，和另一个运粮将军王仲伯、汲郡赞治（郡长助理）赵怀义等人将自己押运的粮草全部搬入黎阳城，下令关闭城门，禁止人员随意出入。然后，他做了四件事：
一、将城内所有的男人集中起来，强令他们全部从军；
二、制造“头盔铠甲”。当然，金属是没有的，所谓的“头盔铠甲”全是用帆布缝制的，跟现在企业的生产工人穿的劳动工作服差不多（不知道史书上为什么说是制造“盔甲”）；
三、恢复隋文帝开皇年间的旧制。这条儿是明显地跟杨广叫板。传递出的信号很明确，那就是当今皇帝的皇位是非法抢来的，不符合法律程序，我起兵是护法匡正；
四、以运粮的名义将附近郡县的官吏中有才干的人诱骗过来，任命赵怀义为卫州刺史，东光县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祎为怀州刺史。
杨玄感的造反真的是很盲目的，他的造反和他的名字一样，很玄很感性。他没有任何造反者应该具备的任何一项优势：兵权，没有；威望，没有；目标，没有；智商，没有。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还梦想拥有天下，当然只能是梦了。
劣势在一开始就显现出来。
杨玄感手上没有一个哪怕是退伍复员的军人。没有退伍的不要紧，他决定找人入伍。于是，他从运送军粮的民工中挑选出了五千多个身强力壮者，又拉扯来了三千多个船夫，就这样组成了一支联合武工队。在誓师大会上，杨玄感打出了自己的起兵宗旨：拯救百姓于水火。这个崇高的宗旨很有煽动性，台下一万人欢声雷动，高呼口号，有的说：“誓死支持杨领导！”有的喊：“杨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
这边台上台下互动热烈，人人都喊得几近上呼吸道感染。那边，刚被杨玄感任命为怀州刺史的唐祎趁乱偷偷跑回了自己的治所河内郡。事实证明，从这个人成功逃走的那一刻起，杨玄感的这次造反速败已经是铁板钉钉了。因为唐祎一回到河内，立即加强防御，给杨玄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同时他还将造反的消息报告到东都洛阳，使洛阳做好了各项守城的充分准备，堵死了杨玄感靠出其不意可能攻下洛阳的唯一机会。
当然，这只是我的分析，杨玄感可不这么认为。此时，他踌躇满志地向刚刚从长安潜入军中的李密（此人事迹后文详述）询问用兵大计。李密给他提了上、中、下三条合理化建议：
上：率兵长驱入蓟（今北京），凭险据守临渝关（今山海关），切断征伐高丽的隋军归路，使其不战自乱。
中：挥师直取长安，依托潼关，守住长安，然后再从长计议。
下：挑选精锐士兵，昼夜兼程，袭取洛阳，以号令四方。
杨玄感和李密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李密的下策才是真正的上策。他的理解是：当今文武百官的家属大部分都在洛阳，如果攻下东都，就可以瓦解、扰乱百官们的心。他还认为，如果部队经过城池却不攻取，那怎能显示出自己军队的威风呢？
唉，这样一个不想着全局，时刻都想着面子的人怎么可能走出很远。如果这样鼠目寸光的人都能造反成功，那造反就跟造假的技术含量差不多了。
后人都说杨玄感之所以兵败，是因为他没有采纳李密的上策和中策。我觉得根本无关策略，而是双方人才、武器、军队等硬件实力悬殊太大。
下面来仔细分析一下杨玄感鄙弃的前两个选项。第一项直插北京。思路不错。当时杨广的军队正在辽东和高丽人拼刺刀，南面是一望无际的渤海，北方是虎视眈眈的胡骑，只有西向是安全畅通的。如果杨玄感拿下临渝关，就等于把在全线作战的隋军的回家之路完全堵死。这种情况如果让高丽人知道了，他们肯定会纵兵西进，对隋军进行夹击，果真如此的话，杨广铁定惨败。
问题是做的总比想的难。大家可以翻下地图，从黎阳到临渝关（今秦皇岛山海关）必须纵穿河北和北京全境，期间郡县密布，且不说以当时杨玄感一万杂牌军的战斗力能否到达临渝关，即便是侥幸到了目的地，易守难攻的临渝关就那么不堪一击吗？
第二项挥师直取长安。这条儿看上去很美，但太没谱了。长安是隋的大本营，城坚墙厚粮多，当时驻守的是杨广的孙子代王杨侑和刑部尚书卫文升。卫文升这个人虽然带兵打仗和打麻将的水平一样臭，但长安城里有好几万军队，如果和攻城者打不需要高智商的消耗战，那情形就不一样了，一个连河内小郡都撼不动的装备简陋的队伍，怎么可能打得下一个大国的首都？虽说蛇能吞象，但前提一定是千年老蛇，一定是百日小象，而彼时情形则正好倒了个儿。
杨玄感的军事冒险生涯开始了。
他将八千人的武装分成三队。弟弟杨玄挺率领一千精兵为前锋，向西攻取河内郡（今河南沁阳）。他率领三千余人紧随其后。另一个弟弟杨积善率兵三千从偃师沿洛水向西推进。三支队伍的目标高度统一，那就是要直捣东都洛阳。
要命的是先前跑回去的那个唐祎就是河内郡的主簿（太守手下的六品小官）。这里早已是守备森严，杨玄挺无法攻下城池，只好绕开河内，越过邙山向南，迂回向洛阳移动。攻不下城是正常的，要攻下来反而不正常了。因为这支军队太穷了，穷得简直就剩一屁股带俩胯，没有杀伤弓箭，没有护身甲胄，没有攻城器械，有的只是一人捏着一把破单刀。仅靠单刀怎么去攻城，难不成一千人都撅着屁股去吭哧吭哧地挖人家的城墙角儿？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这些造反派虽然没有霸气，但好歹有点儿运气。没有枪，没有刀，有人帮他们造。帮他们造好武器又免费快递过来的“活雷锋”来了。
